二

古老的印度文明深沟巨壑，偏又宗教林立、智慧奥藏，几千年下来，一直以其高昂而雄峻的灵性精神在启示、教育着整个世界。但是，它近代以来的命运，却凶险异常，最后，国家的治理权几乎全然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手中，成了大英帝国的一个庞大的行省，加尔各答也成为亚洲的伦敦。于是，出现了斯瓦米·辨喜、提拉克、阿罗频多与甘地等英雄人物，唤醒国民之意志，呼吁印度之独立。后来的历史之发展，更是把甘地和甘地的追随者，与印度的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他们也被誉为“圣雄”，圣雄者，弘扬真理、传播真道之使徒也。

然亦不免遭受各种批评，甚至无数的误解与非议。譬如当代的著名作家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有过分析，他以为造成印度落后局面的原因，甘地主义就是其一：

一方面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印度宗教那种强调心灵解脱而安于生命现状的指导，让印度大量低种姓的平民能耽于苦难而不求现状的改变；

一方面则是作为国父的甘地，虽然反对不可接触贱民（Pariahs）的陋习，但没有打破种姓制度，并且，要命的正是“甘地主义”，让印度形成农村自然自治的政治生态，回归于古老的传统，“这在殖民时期，印度地广，组织落后，而要采取非暴力（Ahimsa）不合作以对抗英国是上好的方案，但是，一旦印度独立，这种政治生态却无法有效地将民族国家的意识真正树立，并形成全国上下一条心的合力”。

而奉甘地如神明、复如父亲的尼赫鲁，在其自传中如是云：

从本质上说，甘地的态度是苦行者的态度，他不正视尘世，否定人生，并视人生为邪恶。对苦行者而言，这种态度是自然的，但如果要一般珍爱人生、努力使人产生极大意义的世间男女也接受这种态度，似乎勉为其难了。甘地为了避免一种邪恶，容忍了许多更严重的邪恶。

就印度的历史与现状而论，甘地的许多政治与哲学理念确实会有一些叫人难以认同处，这看似是一个与时代错位的圣者，披着鹿皮，拄着拐杖，走出了森林，而无意当中走进了后工业的机器文明里面，面面相觑，彼此错愕。

因为甘地的主张，印度开始了反对工业化，反对机器，反对铁路，反对英国人带来的一切现代性的工业成果。他主张恢复传统乡村的手工劳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手工纺织业，所以才有了那些他自己手摇纺车的照片，而且到处宣传。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他对科技文明存有许多层面的恐惧，此中亦不无洞见。不过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有时不切实际，有时则必定有害。社会不公，或过度发展，显然不应以借着拒绝文明之公器而守着贫穷来解决。

著名诗人泰戈尔是甘地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印度第一个奉甘地为“圣雄”者，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也是甘地的严厉批评者，是一位伟大的诤友，彼此存有若干歧见，或公开或私下，皆展开过激烈的论辩。这一点在罗曼·罗兰这一部书中有着详细的分析。

相比甘地而言，泰戈尔显然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具有新时代的开明与雍容，他敬重甘地的崇高人格，然亦抨击甘地的某些政治见解，例如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西方文明，及焚毁外国衣服与一切舶来品。泰戈尔说：“我宁可将这些衣服送给那些赤身裸体的人，而不是拒绝。”

然而，这些歧见并未严重到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赏识。或许，我们应该谨记的是，真正的诗人们通常比较能够明辨是非，我们对某些圣人却不能如此论断。不过，话要说回来，我们也不应评断甘地，因为圣人不是供人们评断的，而是让人敬仰的。这是墨西哥诗人帕斯在他的《印度札记》里面专门提醒过我们的。一个开明的诗人与一个保守的圣人之间的对话，显然是困难的。因为一个诗人在说话前，先聆听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所使用的语言，既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诗歌是一种秘密的信仰，话语中的信息却偏偏是普世的，但一个圣人则不然，他或与神对谈，或与自己交谈，所属的语言却都是渊默之音。

当然，甘地的保守不无理由，他有各种各样对时代日益趋于堕落的警惕，他曾说过毁灭人类的七种事：1．没有劳动的财富；2．没有良知的快乐；3．没有是非的知识；4．没有道德的商业；5．没有人性的科学；6．没有牺牲的崇拜；7．没有原则的政治。

如今思来，甘地的那一次向全球化以来的印度第一先知辨喜尊者的晚年朝圣，未能兑为现实，对印度社会的现代化与文明化，真可谓是失之交臂，而跌入谷底，令人沉痛扼腕。我们要知道，辨喜所呼吁的，其实正是普世主义，是全球化的理想与真精神，那也是克利希纳霹雳一般的声音：“阿周那，请站起来，准备战斗吧！” hP9UQ0OW1JOhhy8Bd+pTIfPhToxSgKcPhD/VHvZCj5aNh9ERTBwgrBqQe6WMaA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