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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活动可以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3年到1914年在南非，第二个时期从1914年到1922年在印度。
甘地在南非引领了二十多年的群众运动，欧洲世界并没有给予任何特别的关注与评论，这也足以证明了我们的政坛领袖、历史学家、思想家与信仰家们的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因为甘地所谱写的灵魂史诗，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它不单蕴含了恒久而极致的牺牲精神，而且胜利的凯歌最终必将为它而奏响。
在1890年至1891年之间，有十五万印度移民侨居在南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家安在了纳塔尔城（Natal）。白种人仇恨他们的到来，政府也鼓吹排外主义，颁布了一系列压迫性的措施，限制亚洲移民迁入的同时，又绝不允许已经定居在南非的移民离开。印籍移民饱受迫害，税赋奇高，生活也难以为继，他们忍受着最歧视人的警察条令与层出不穷的掠夺，他们的商店和产业不仅受到侵害和损毁，他们的身体也常常经受私刑的拷问，凡此种种，却都披着“白种人”文明的外衣。
1893年，甘地受委托，到比勒陀利亚（Pretoria）去处理一件要案。他尚不熟稔南非的情况，但他到达伊始的经历让他大跌眼镜。他在印度也算是不低的种姓，在英国和欧洲还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他也一直把白种人当成自己想当然的朋友。可是在南非，却突然遭受最为粗暴的冒犯与侮辱。在纳塔尔，他被人从旅馆和火车里拖拽出来，辱骂、击打与踢踹。要不是有一年法律约定的困缚，他恨不得马上就返回到印度去。他每一个月都得练习自我控制之术，他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自己的合同快点到期，这样就可以启程回国了。
但就在要离开的最后关头，他得知南非政府正在酝酿一份议案，以褫夺印度移民的选举权。在南非的印度移民绝望而无助，无法自我保护，完全陷入了组织涣散、士气低落的境地。他们缺乏领袖，也无人指引。甘地觉得自己必须责无旁贷地为他们辩护，离开他们是错误的、是懦弱的。失去权利的印度侨民的事业，就这样成为他自己的事业，他将自己委身于此，长留南非。
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方具有精神力量，而另一方政府的强权却要粗暴地凌驾于他们之上。作为一名律师，甘地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证明“驱亚法案”是非法的，尽管对手强大，并充满恶意，最终却是他赢得了诉讼。
他请人联名签署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请愿书，在纳塔尔成立了印度人联合大会，并组织一个有关印度教育的社团。随后他还创办了一份报纸《印度舆论》（ India Opinion ），用英语和三种不同的印度语言发行。事情发展到了最后，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他在南非的同胞，他决定居留下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本来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开设了一家利润可观的事务所（戈卡尔教授说过，甘地那时的年收入有五六千英镑）。他与圣弗朗西斯一样，舍弃了资财，与贫困为伴。他摒绝了一切牵绊，过着与印度移民一样窘迫的生活，共同品尝他们的患难。他教导印度人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他们觉得光荣，更有尊严。1904年，他在德班（Durban）附近的凤凰城（Phoenix）定居点，依循托尔斯泰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农庄。
他召集自己的同胞，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庄严地立下安贫的誓言。他自己也承担着最卑微的体力劳作。
年复一年，这个农庄静默地抗衡着政府。它从城市里吸引了很多人归向它，国家的工业慢慢瘫痪，它也像一次宗教意义上的罢工，让暴力——让所有的暴力，都归为乌有，就像罗马帝国的暴政要摧毁初期的基督徒信仰时一样的无能为力。然而第一代基督徒很少会秉持爱和恕道去帮助危难中的逼迫者，而甘地却更加精进，以其善道而行之。一旦南非国家政府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甘地就会取消印度移民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禁令，以提供援助。1899年布尔战争期间，他组织了一个印度红十字医疗队，在战火中表现颇为英勇，两次受到了提名嘉奖。1904年，约翰内斯堡瘟疫横行，甘地又组建了一个临时医院。1906年，纳塔尔的祖鲁人（Zulus）爆发了起义，甘地又组织起担架队，并亲自在队伍的最前头来服役，纳塔尔政府以官方的名义向他致谢。
但是，这些纯洁无私的帮助并没有消除白种人的傲慢与仇恨。甘地经常被捕、被囚禁，
官方刚刚表彰他在战时的贡献和服务，他随后就被判处入监狱，做了苦役，他被暴徒鞭打，以至于别人以为他死了才离开。
但是没有任何凌辱和迫害，能让甘地放弃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此相反，他的信仰，因着这些试炼而愈加坚定。他对在南非所受的暴力给出的唯一回应，便是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印度自治》，此一册子于1909年发表。这本关于印度自治的小册子不啻为宣扬英雄主义大爱的福音书。
这场斗争持续了二十年，1907年到1914年是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1906年，南非政府不顾那些最睿智、最开明的英国人的反对，轻率地通过一项新的排亚法案。这直接促使甘地组织一场更大规模的不抵抗运动。
1906年9月，约翰内斯堡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集结起来的印度人都庄严地立下誓言，将不抵抗运动进行到底，当地的中国移民也加入到了印度人的队伍当中，所有的亚籍移民，不分种族、信仰、种姓和贫富，都以同样的热忱和克制精神，投身到这场运动当中。数以千计的人身陷囹圄，由于监狱的牢房不足以容下这么多人，以至于很多人不得已被囚入了矿坑当中。好像监牢对他们有着魔幻般的吸引力，他们的压迫者史莫茨将军（Smuts）也称他们为“一批有良知的反对者”。甘地三次被捕，在这期间也有人像勇士一样地壮烈牺牲。
不抵抗运动，就这样蓬勃发展起来，1913年，席卷了德兰士瓦（Transvaal）和纳塔尔全地。大规模的罢工潮和群众集会屡屡爆发，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展开了全境游行，亚非两洲的公共舆论深受鼓动和感染。全印度的人民群情激奋，时任印度总督的哈定伯爵（Lord Hardinge）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向南非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
甘地那坚韧不屈的“伟大的灵魂”散发出奇迹般的魅力，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暴力不得不向英雄式的美德屈服。
那位最仇视印度人的史莫茨将军曾在1909年说过永不取消歧视印度人的法令，然而在五年之后的1914年，他不得不收回，承认要废除它。大英帝国的一个委员会支持了甘地的所有主张。1914年，南非政府颁布法令，取消了每人三英镑的人头税，同时又批准纳塔尔向所有愿意来定居的印度人开放，并且赋予工作的自由。历经二十年的牺牲、忍耐，不抵抗运动终获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