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温和深邃的眼睛,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子,他面容清癯,眉骨突起,头戴白色小帽,身着粗布白衣,跣足而行。他饥食饭蔬,渴饮清泉。他席地而卧,睡眠极少而工作不歇。他的身体似乎对一切都不以为意。世上的一切,皆不足以燃亮他——除了要全心全意地表达“无限的忍耐和无尽的慈爱”外,彼时,W.皮尔森(W. Pearson)在南非一见到他时,就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阿西西城的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他有着近乎孩童一般的纯真。 他举止文雅,温良而谦让,即使面对敌人也是如此, 他诚心正意,无有瑕疵,不染俗习。 他谦逊克制,以至于有时候好像是怯弱迟疑于去做决断。
然而,你分明又可以感受到他内在的百折不挠、坚定强毅的精神。他不绥靖妥协,也从未文过饰非。他不惧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不懂外交辞令,避免各种各样的夸夸其谈,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如此行事。他下意识地回避专为歌颂他而组织的那些民众集会。直接一点来说,就是“厌烦崇拜他的普罗大众。” 他不信任多数派,害怕“暴民统治”和大众肆无忌惮而没有约束的激情。他只在少数人前才觉得自在,孤独的冥想带给了他最高的快乐,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在“安静而细微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鼓舞起了三亿人民起来革命,撼动了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基石,把过去两千年来最强劲的宗教之原动力带进了人类的政治生涯当中。
他的原名叫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于博尔本德尔(Porbandar),阿曼海滨的“白色之城”,这是一座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半独立的小城邦。他出生于一个热情洋溢且积极进取的种姓,时至今日,该邦的种姓内部仍是分立、割裂,甘地所属的种姓则讲求实际,且深谙经商之道,创建了从亚丁(Aden)到桑给巴尔(Zanzibar)所有的贸易通道。甘地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人的商业领袖,他们因追求城邦独立而被迫远走他乡,生活经常动荡不安。甘地的家族经济富足,是属于有教养的社会阶层,但不算是高级种姓。
他的双亲都是印度的耆那教支派的信徒,信奉“不杀害”——亚希米萨(Ahimsha) 为他们的基本教义之一。这也是甘地将要向全世界夸胜的教义。耆那教相信,通向神的道路是爱而非智慧。甘地的父亲视钱财和物质为身外之物,几乎倾其所有乐善捐助,却没有给自己的家庭留下多少财富。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敬虔的妇人,经常斋戒,周济穷人并看护病患,如同印度的圣伊丽莎白(Saint Elizabeth) 。甘地一家也经常诵读印度教的圣典《罗摩衍那》( Ramayana )。他的启蒙老师则是一位婆罗门,教他诵读毗湿奴(Vishnu)神的训章。在后来的岁月,甘地也曾后悔自己未能成为一名更好的梵文学者,他对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教育制度有诸多不满,其中之一,就是使印度人遗失了自己语言中最独特隽永的宝藏。虽然《吠陀本集》( Veda-samhita )与《奥义书》( Upanishads )等,他读的是译文,但他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印度的神圣经典。
甘地在孩提时代,曾经历过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好几次被印度人拜偶像时的种种仪规所震骇,以至于他变成——或者说他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为了证明宗教对自己毫无益处,他甚至和几个朋友去食肉,印度教认为吃肉是对神可怕的亵渎和不敬。为此,他因呕吐和坏疽几乎丧了性命。 甘地八岁订婚,十三岁结婚。 十九岁时,他又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学院完成他的学业。在他离开印度之前,他的母亲为他订立了三条耆那教的戒律:戒酒、戒荤和戒色。
甘地于1888年9月抵达伦敦,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月的漂游不定和光怪陆离的生活之后,他自己也说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试着成为一个英国人,他开始专心致志,努力做事,严格地规律化自己的整个生活。一些朋友送给他影印本的《圣经》,但是领悟它的时日还未到来。也就是在羁留伦敦期间,他第一次领略到了《薄伽梵歌》( Bhagavad Gita )的美。他被深深地感染了。这是漂泊在外的印度旅人一直在追寻的精神的亮光,于是,他重新拾起了信仰。他意识到自己只有在印度教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1891年,甘地回到了印度,这是一次相当悲伤的归家之旅,因为他的母亲刚刚离世,母亲的死讯一直隐瞒到他回来。没有多久,他在孟买的最高法院当上了律师。几年以后,由于看到其中的种种不义与堕落,他放弃了这里大好的律师生涯。但即使在他的执业过程中,他也常常明确地说,如果他自己认定了所辩护的案子是不公正的,他会保留放弃为这个案子辩护的权利。
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职业生涯中,他也隐隐预感到了自己未来的使命。彼时,有两位人物对他影响至深:一位是当时“孟买的无冕之王”帕西人达达巴伊先生(Parsi Dadabhai);另一位则是戈卡尔教授(Gokhale)。戈卡尔教授是印度著名的政治人物,是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的第一人;而达达巴伊先生,据甘地说,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的创始人。这两人都身具最高层次的智慧与学识,同时又是绝顶的质朴与和蔼。 [1]
正是达达巴伊先生,他尽力磨炼甘地年轻的锐气,在1892年教导他“亚希米萨”的第一真义:英雄式的,加上非暴力的忍耐——假使这两个词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要想在政治生活中打败邪恶,不是以暴制暴,而是用爱来降服。后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神奇的词汇“亚希米萨”,这应该也是印度带给全世界至高无上的福音了。
[1] 这两位先行者,已被后来的一代青年遗忘。他们的政治理想已被超越,甚至他们充当铺路石的努力也被否定。然而,甘地却常常念及他们的贡献,敬仰他们,特别是对戈卡尔教授,怀抱着深切的、近乎宗教般的热爱。他常常说,戈卡尔教授和达达巴伊先生应该受到所有印度青年的敬仰。参见《印度自治》( Hind Swaraj )、《致帕塞斯的信》,《青年印度》,1921年3月23日;另见《信仰的忏悔》,1921年7月13日。
甘地的活动可以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3年到1914年在南非,第二个时期从1914年到1922年在印度。
甘地在南非引领了二十多年的群众运动,欧洲世界并没有给予任何特别的关注与评论,这也足以证明了我们的政坛领袖、历史学家、思想家与信仰家们的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因为甘地所谱写的灵魂史诗,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它不单蕴含了恒久而极致的牺牲精神,而且胜利的凯歌最终必将为它而奏响。
在1890年至1891年之间,有十五万印度移民侨居在南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家安在了纳塔尔城(Natal)。白种人仇恨他们的到来,政府也鼓吹排外主义,颁布了一系列压迫性的措施,限制亚洲移民迁入的同时,又绝不允许已经定居在南非的移民离开。印籍移民饱受迫害,税赋奇高,生活也难以为继,他们忍受着最歧视人的警察条令与层出不穷的掠夺,他们的商店和产业不仅受到侵害和损毁,他们的身体也常常经受私刑的拷问,凡此种种,却都披着“白种人”文明的外衣。
1893年,甘地受委托,到比勒陀利亚(Pretoria)去处理一件要案。他尚不熟稔南非的情况,但他到达伊始的经历让他大跌眼镜。他在印度也算是不低的种姓,在英国和欧洲还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他也一直把白种人当成自己想当然的朋友。可是在南非,却突然遭受最为粗暴的冒犯与侮辱。在纳塔尔,他被人从旅馆和火车里拖拽出来,辱骂、击打与踢踹。要不是有一年法律约定的困缚,他恨不得马上就返回到印度去。他每一个月都得练习自我控制之术,他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自己的合同快点到期,这样就可以启程回国了。
但就在要离开的最后关头,他得知南非政府正在酝酿一份议案,以褫夺印度移民的选举权。在南非的印度移民绝望而无助,无法自我保护,完全陷入了组织涣散、士气低落的境地。他们缺乏领袖,也无人指引。甘地觉得自己必须责无旁贷地为他们辩护,离开他们是错误的、是懦弱的。失去权利的印度侨民的事业,就这样成为他自己的事业,他将自己委身于此,长留南非。
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方具有精神力量,而另一方政府的强权却要粗暴地凌驾于他们之上。作为一名律师,甘地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证明“驱亚法案”是非法的,尽管对手强大,并充满恶意,最终却是他赢得了诉讼。
他请人联名签署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请愿书,在纳塔尔成立了印度人联合大会,并组织一个有关印度教育的社团。随后他还创办了一份报纸《印度舆论》( India Opinion ),用英语和三种不同的印度语言发行。事情发展到了最后,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他在南非的同胞,他决定居留下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本来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开设了一家利润可观的事务所(戈卡尔教授说过,甘地那时的年收入有五六千英镑)。他与圣弗朗西斯一样,舍弃了资财,与贫困为伴。他摒绝了一切牵绊,过着与印度移民一样窘迫的生活,共同品尝他们的患难。他教导印度人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他们觉得光荣,更有尊严。1904年,他在德班(Durban)附近的凤凰城(Phoenix)定居点,依循托尔斯泰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农庄。 他召集自己的同胞,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庄严地立下安贫的誓言。他自己也承担着最卑微的体力劳作。
年复一年,这个农庄静默地抗衡着政府。它从城市里吸引了很多人归向它,国家的工业慢慢瘫痪,它也像一次宗教意义上的罢工,让暴力——让所有的暴力,都归为乌有,就像罗马帝国的暴政要摧毁初期的基督徒信仰时一样的无能为力。然而第一代基督徒很少会秉持爱和恕道去帮助危难中的逼迫者,而甘地却更加精进,以其善道而行之。一旦南非国家政府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甘地就会取消印度移民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禁令,以提供援助。1899年布尔战争期间,他组织了一个印度红十字医疗队,在战火中表现颇为英勇,两次受到了提名嘉奖。1904年,约翰内斯堡瘟疫横行,甘地又组建了一个临时医院。1906年,纳塔尔的祖鲁人(Zulus)爆发了起义,甘地又组织起担架队,并亲自在队伍的最前头来服役,纳塔尔政府以官方的名义向他致谢。
但是,这些纯洁无私的帮助并没有消除白种人的傲慢与仇恨。甘地经常被捕、被囚禁, 官方刚刚表彰他在战时的贡献和服务,他随后就被判处入监狱,做了苦役,他被暴徒鞭打,以至于别人以为他死了才离开。 但是没有任何凌辱和迫害,能让甘地放弃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此相反,他的信仰,因着这些试炼而愈加坚定。他对在南非所受的暴力给出的唯一回应,便是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印度自治》,此一册子于1909年发表。这本关于印度自治的小册子不啻为宣扬英雄主义大爱的福音书。
这场斗争持续了二十年,1907年到1914年是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1906年,南非政府不顾那些最睿智、最开明的英国人的反对,轻率地通过一项新的排亚法案。这直接促使甘地组织一场更大规模的不抵抗运动。
1906年9月,约翰内斯堡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集结起来的印度人都庄严地立下誓言,将不抵抗运动进行到底,当地的中国移民也加入到了印度人的队伍当中,所有的亚籍移民,不分种族、信仰、种姓和贫富,都以同样的热忱和克制精神,投身到这场运动当中。数以千计的人身陷囹圄,由于监狱的牢房不足以容下这么多人,以至于很多人不得已被囚入了矿坑当中。好像监牢对他们有着魔幻般的吸引力,他们的压迫者史莫茨将军(Smuts)也称他们为“一批有良知的反对者”。甘地三次被捕,在这期间也有人像勇士一样地壮烈牺牲。 不抵抗运动,就这样蓬勃发展起来,1913年,席卷了德兰士瓦(Transvaal)和纳塔尔全地。大规模的罢工潮和群众集会屡屡爆发,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展开了全境游行,亚非两洲的公共舆论深受鼓动和感染。全印度的人民群情激奋,时任印度总督的哈定伯爵(Lord Hardinge)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向南非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
甘地那坚韧不屈的“伟大的灵魂”散发出奇迹般的魅力,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暴力不得不向英雄式的美德屈服。 那位最仇视印度人的史莫茨将军曾在1909年说过永不取消歧视印度人的法令,然而在五年之后的1914年,他不得不收回,承认要废除它。大英帝国的一个委员会支持了甘地的所有主张。1914年,南非政府颁布法令,取消了每人三英镑的人头税,同时又批准纳塔尔向所有愿意来定居的印度人开放,并且赋予工作的自由。历经二十年的牺牲、忍耐,不抵抗运动终获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