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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先创造的华夏文化，是在远离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与古巴比伦等古代文明的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华夏先民活动的范围，又处于相对独立、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难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先进文明进行双向的文化信息交流。华夏文化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
农耕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东方地理环境与西方世界的远距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和内向性，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配合，导致华夏文明具有早熟性的特点。这种文化早熟性，对于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与思维方法，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
由于华夏先民是在与其他先进古代文明相隔绝的特殊条件下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的，那么，古代先民就不可能具有世界各种异质文化多元并存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华夏先民们在主观上从来未曾意识到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古代先进文明，作为与华夏文明不同的异源的文化实体的存在。
他们自然只能把自己的华夏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没有分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多元并存的国际观念，而只有天下观念，在华夏人看来，天下是九州以内的华夏人与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既然先民们享有的文明，也即后来儒家所称的“礼乐教化”的价值规范，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所独有的，那么，他们自然处于天下的中心，相对于四周的“蛮夷”来说，他们便是“中国”。《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之人也”，正是华夏先人自我中心意识的明确阐释。而根据中国的方位关系，周边的民族则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与“西戎”。这些用语正是华夏人由于不能与其他先进文明相邻而产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优越意识的自然流露。
除了上述观念外，华夏人还具有另外一种文化观念，即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传播的唯一形式的观念。这种观念集中表现在孟子所概括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古代中国，先民确实没有文明彼此可以互鉴与多元文明可以相互交融的观念。
古代华夏人的中心辐射型的文化传播模式，具有两重性。就积极方面而言，它成功地同化和融合了僻远落后的“四夷”部族，并不断地强化了古代华夏人的文化优越意识心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文化优越感与自信，有助于华夏民族的内部凝聚，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从未间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
另一方面，从消极方面而言，应看到，这种中心辐射型的文化传播观念，把九州以外的其他民族仅视为华夏文化的单方面的受赐者，从而也易于导致形成自我中心意识，以及对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信息的漠视态度，而且会进一步助长“以尊临卑”的文化定见。这些文化心理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后的发展，尤其是传统文化在遭受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之后的历史命运，无疑具有消极影响。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封建王朝自秦汉建立以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央朝廷与藩邦各国之间，便以华夷等级观念为基础，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即“华夷”等级秩序。儒家的天下观念，把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与价值态度投射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领域，从而形成这种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以尊临卑的华夷等级秩序。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君臣等级关系”。根据这种华夷等级秩序，中国的历朝皇帝与士大夫，把向四夷藩邦属国传播高度繁荣的儒家文化，视为儒家“加惠四海、视民同仁”的道义上的责任。而“夷狄”诸国不远万里，万邦来朝的兴隆场面，也足以宣扬中国王朝的统治威力。这种状况和精神气氛，反过来自然也有利于帝国的统治者巩固自己在百姓中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慕尚儒家礼乐教化的藩邦属国的统治者，也乐于充当恭谦臣仆的角色，并以向中央王朝进贡礼品的代价，获得与中原王朝互通贸易的机会，并在这种华夷君臣等级秩序下，获得汲取儒家先进文化的机会。中华帝国与周边民族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以华夷秩序为基础的互动关系。中原王朝与四邻诸国及部族的这种等级秩序，是华夏文化传播方式、传统文化心理、儒家正统纲常观念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等诸多文化因素、经济与社会因素复杂的结合物。
为了维持这种关系的等级性和稳定性，中央王朝为周边藩邦规定的朝贡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根据规定，后者必须定期地或不定期地派遣贡使，向作为“天下共主”的中原皇帝献上该地出产的各种珍奇礼物，恭行“以臣事君”之礼，以此表示向心归顺的诚意。
另一方面，中国各代皇帝则按相应规格，赐予对方相当优厚的赏赐，作为“天下共主”对异邦的酬赏与鼓励。这一礼仪随着时代推移不断严格，从唐宋至明清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皇权在不断强化，各国贡使觐见中国天子的仪礼规定，从明代的一跪三叩首，演变到清代觐见规定的礼仪次数增加为三跪九叩。
千百年来，无论是中国皇帝、朝野士大夫与庶民百姓，还是外邦酋长或国君，都把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秩序，视为天经地义。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的国际观念，以及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盛行的外交关系与外交规则，是古代中国人所从来不曾想象的。
传统的华夷等级秩序体现的文化自满与文化尊严，到了近代，就开始遇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文明此前对于这种挑战是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由，来华请求扩大通商事宜，然而，这位英国特使入京以后，拒绝在觐见乾隆皇帝时行三跪九叩之礼，他认为，按照欧洲通行的国际规则，英国与中国是国际上平等的两个国家，他只愿意行欧洲通行的屈膝礼，来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入殿时，他就采取了这一做法。
乾隆皇帝当时极为恼怒，降旨令其早日出境，而英方提出的全部要求，按闭关自守的传统惯例，本来也是要全盘拒绝的。
直到很久以后，一位正统士大夫对这一交涉事件耿耿于怀，他以极为鄙夷的口吻来回顾这位“野蛮的”英国使节拒绝跪拜的行为：“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进贡，皇心喜其远夷之效顺，爱而畜之，隆以恩宠，而奸夷志满意溢，不思答报，反潜滋其骄悛。”
而皇帝则发表了一通那段著名的大言高论：“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外洋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乾隆皇帝与中国士大夫官僚的上述这些言论充分表明，他们的文化优越感，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等级秩序与国际知识极度贫乏、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的文化定见的基础上的。
在大清王朝的精英们看来，中外关系，只能以居高临下的天下中心观念为基础，他们总是以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念来判断这种关系，他们首先要把对方纳入到夷狄的范畴内来理解，并要求对方以华夷等级秩序的“以卑临尊”的规矩来“安分敬制”，而这种观念如此深入到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使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种观念来看待西方新兴的文明大国。
又过了23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处于重商主义发展阶段的英国的国王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并希望中国能改善通商环境，又派出了一位新的使节阿美士德前来北京，这位特使与其副使马礼逊仍然坚决不肯入殿下跪。
嘉庆皇帝于是下达逐客令，凡该使臣带来的“贡礼”一概不收，派人伴押这个“桀骜不驯”的“贡使团”立即出境，并附上了一封给英国国王的上谕，这份上谕的大意是：皇上对远隔重洋的英吉利国王“笃于恭顺”，遣派贡使来天朝效忠之事，“深为愉悦”。但对贡使在即将觐见的庄严时刻拒绝入殿下跪的无礼行为加以谴责，皇帝考虑到不能因使臣失礼，而抹杀该国王在数万里外奉表纳诚的好心，决定赐给白如意、大朝珠、大荷包，以表怀柔远夷之意。
该上谕中更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话：“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也不视为珍异，只要尔国国君能使尔国百姓和睦安泰、护好尔国疆土，朕就予以嘉许。以后尔国也不必时时派遣使臣不远万里前来朝贡，以免长途跋涉之苦。”皇帝还在上谕中称，“只须尔等倾心效顺天朝”，就是向心王化。
以文化史角度来看，清朝君臣与英国使节之间觐见礼仪的冲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等级秩序和文化优越感，以及与现代国际外交观念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这种文化观念冲突发生在一个庞大封闭的古老帝国与一个由资本主义新文明武装起来的殖民帝国之间，从而预兆着一个沉湎在以尊临卑的自我感觉中的古老民族，在被迫进入国际化的竞争的时代，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阿美士德来华事件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前24年，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农耕帝国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碰撞的悲剧必将来临。
是什么原因，使清王朝的皇帝、百官和士大夫们，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幼稚到如此地步？为什么他们无法分辨出近代英国与传统夷狄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而根本的区别？这是因为自乾隆中叶以来，原来的四口通商改为只有广州一口通商。清代法令规定，不准中国人出洋，不准“夷商”在广州住冬，不准“夷商”购置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甚至有人因教授洋商学习汉文而于乾隆二十四年被处于斩首的案例。
后来又增加了不允许夷人进入广州城的规定。19世纪中期以前的大清中国的社会风气的闭塞，是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的孤陋寡闻，对国际信息的极度贫乏，与传统华夷秩序的妄自尊大相结合，使当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处于幼稚荒谬的阶段。
综上所述，在西方挑战即将来临的时代，清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满，是由以下这些因素相互结合而固结起来的，这些因素是：以尊临卑的华夷秩序，居高临下的朝贡体系，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极度贫乏，自我中心的民族文化心理，再加上专制皇权的崇拜又进一步桎梏了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望。清中叶大兴文字狱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普遍麻木进一步助长了知识贫乏产生的自我中心幻觉。这种封闭时代的文化优越意识注定将给近代中国带来沉痛的悲剧。
一个民族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定见，必然影响这个民族的决策精英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做出的历史性选择。所谓的文化定见，就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成员，在历史中约定俗成地形成的、支配或影响他们对外部事物进行判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众所周知，人类在面对环境压力与挑战而做出行动选择时，他的头脑中并非一张白纸，而是有一套由既定的文化观念、价值系统与知识构成的“软件”系统，人们正是经由这一文化的“软件”系统，对外部事物的相关信息做出判断与选择的，本节试图从文化定见这一角度，来考察二次鸦片战争时代的清朝决策精英们，是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来应对西方挑战的。
1839年6月，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后，鸦片战争暂时并没有爆发，英国议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对华开展战争的议案。1840年4月，英国财政大臣弗朗西斯·巴尔宁在议会表示英国政府已经答应给对华贸易商人提供250万英镑的赔偿。
而在中国方面，林则徐因禁烟有功，道光已经下旨将其提升为比两广总督地位更显赫的两江总督。林则徐不久后即将走马上任。
按理说，鸦片战争并没有因禁烟事件而爆发。然而，在虎门销烟以后一个多月，发生了一件很小的林维喜事件，使中英矛盾突然激化，此事也成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引线。分析这一大事件的小原因，对于理解当时中国人的文化思维对于历史的影响很有意义。
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1839年7月12日，一个名叫林维喜的香港当地农民，被一群醉酒闹事的英国水手打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代办义律交出凶手，英国商务代办一则无法查证出谁是凶手，二则即使查出，也不愿意将该犯交给中国。这是因为，按当时的清朝律法，被引渡的英人将以“杀人偿命”的习惯法，被判处斩首，此前，一位英国水手放炮庆祝时，就因炸死一名中国当地百姓而被广东官府处死，而按当时欧洲人公认的国际刑法，没有谋杀动机的因伤致死罪，不应剥夺生命。
由于英方始终没有交出人犯，林则徐为了对英方施加压力，下令把所有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统统驱赶出广州与澳门，8月26日，英人全部被驱逐于香港九龙一带的海船上
，任其在海上漂泊，并下令断其饮水与食物，且在岸上所有水泉中放入毒药。当时正是广东夏天最炎热的时候，船上的英人为了获得淡水不得不上岸取水，却发现水里已经施放了毒药而无法饮用。
三天后，林则徐下令派兵对海船进行火烧。晚间运载英国商民的船舶受到凌厉火力攻击。由此而烧死的西班牙、英国商民十人左右
，由此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的首次军事冲突。几个月以后，得知此消息的英国议会，也以多数票决定与中国开战。
林则徐为什么这样做？林则徐在1839年9月上旬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陈述了他以这种强硬方式对英人施压的八个理由，这些理由如下：
一、该夷兵船笨重，只能取胜外洋，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该夷兵船）至口内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
二、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三、贸易者，彼国所以为命。英人如不能与中国贸易，则无以生存。
四、该国从伦敦来至中华，路途遥远，须历海程七万里。故该夷决不至与中国开仗。
五、该国现系女主，在位四载，年仅二十岁。其叔父恒有觊觎之心。内顾不遑，窥边何暇。
六、安南人曾诱其巷战，乘夜火攻，七船俱成灰烬，知彼万不敢以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七、中国禁烟，英国商人即将二万余箱，和盘托出。
八、英人无中国提供的茶叶大黄，就无以为生，故无力与中国抗争。
这段记载于清朝官方文献《筹办夷务始末》第八卷中的史料，极为重要珍贵，这是被后人视为“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本人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其所列举的八大理由，没有一件是真实客观的。
林则徐在当时是最有卓识的中国官员，也是近代以来受人尊敬与令后人景仰的伟大爱国者。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当时最为杰出的精英人士，对西方的认识也竟然如此浅陋贫乏，与明代徐光启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传统文化定见的无形支配力是何等强烈。他在字里行间表达的“以尊临卑”的文化优越感与文化优越意识，与自有清以来的官僚士绅如出一辙，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道光皇帝阅读了这份奏折后，批了六个字：“众口一词，信然。”可见他早就听到过臣僚们众口一词的议论，如今在他所信任的林则徐的奏折中，再次得到确证，于是道光皇帝因此下谕，对英商予以严惩，以示天威。
1839年12月6日起，林则徐宣布永远停止与英国的商业贸易
，从此以后闭关绝市，断绝与英国一切的贸易往来。
几个月以后，林则徐下令在香港水池里施放毒药，以禁止英国船上难民饮水的消息在英国引起巨大轰动。此前，反对派认为英国方面错误在先，不能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受鸦片毒害这件事无动于衷，反对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但林维喜事件及林则徐强硬的处理方式在英国引起的“极端憎恶”，却使议会中的主战派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主战派幸灾乐祸地找到了对中国开战的机会。
1840年4月初，英国议会对是否应对中国进行战争进行辩论，主战派称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虽然他们也声称自己是“强烈反对鸦片贸易的”，然而，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有理由的，它逮捕了我们的商人，把我们的侨民驱逐出了澳门，把毒药放在水里，这些所证实的暴行，英国是有理由向中国要求赔偿的，如果这种赔偿不能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就不妨诉诸武力”。
于是英国议会关于对华对战争表决的天平，向对主战派有利的方向决定性地倾斜了过去。经过三天辩论，才以271对262票的9票微弱多数通过政府提案。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以多数票决定与中国开战。1840年6月28日起，英军总司令宣布封锁广州所有河道，在发布的开战公告下面，还以附件方式，列举了林维喜事件中，林则徐强行驱逐在华的全部英国臣民于海上，并引火焚烧的情况。
中英鸦片战争从此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林则徐与道光为什么会这样做？人们对外部事物做出反应时，头脑中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先有一种固有的观念，外部事物的信息则必须通过这个认知框架来处理，大清帝国的统治精英所做的判断与选择，是深受长期支配他们的文化定见的影响的。
这种认知框架构成的这种文化定见，无形中影响支配并制约着皇帝、达官贵人、知识精英与百姓大众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与判断事物的能力。它们相互结合，妨碍着人们用常识与理性来正常判断。林则徐这位历史伟人，也显然并没有从固有的文化观念中摆脱出来。这样的态度，并非林则徐个人所有，它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国精英判断问题的普遍具有的固有态度。
其实，只要我们把他放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文化背景中，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林则徐以他的忠诚与热情来尽职时，他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是通过他对西方事物的文化三棱镜来体现的，这就使他不能不受特定的文化定见与思维方式的支配。
必须指出的是，中英之间在实战中军事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虎门战役第一仗的沙角、大角之战，中国军队表现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82人，伤462人，而英军伤38人，无死亡。
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鸦片战争的失败本应是中国在战后痛定思痛的新起点，却被中国人泛道德主义地理解为邪恶压抑了正大光明。秉持着这种在受到屈辱挫折与失败之后产生的悲情与逆反心理，在原有文化定见的支配下，不可能产生自觉学习西方文明的意愿。皇帝在深宫里依然故我，战后的统治精英与社会大众，都没有对战争失败原因进行认真反思。
这就决定了文明冲突势必在新的条件下再次重复出现。中西文明冲突将在此后使中国付出更大的代价。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不得不妥协，《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从此可以按西方的国际关系惯例来处理中外贸易关系，并为在中国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找到了立足点。然而，中国关于停止鸦片贸易的要求，却由于战争失败国的弱势地位，而没有能在《南京条约》中提出来，也无法在双边协议中解决。到了英法联军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列强作为胜利方，则又得寸进尺地将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中国。
鸦片战争以前，曾经自以为是强者的大清统治者，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要求取缔鸦片贸易。清廷取缔鸦片，这本来是正当要求，然而，却被用强大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英国，以战争暴力予以压制。从此以后，中国作为失败的弱者，对于强者的先进的近代工业文明，就怀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厌恶、排拒与逆反心理，而难以认识西方文明的正面意义。“仇人之学不可学”，就成为中国正统士大夫阶层内心共识。中国的正统派士绅几乎都成为反对西学的保守派，原因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鸦片通过战争强加于中国的反道德性，更加强了人们“夷夏大防”的心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排外主义定式，而向西方学习的趋势则受到这种正义的排外观的阻挠。
处于强势地位的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乘战争胜利之东风，在中国长驱直入。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士大夫与民间人士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保守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中，中国没有在学习西方方面有所进步。这种保守逆反心理也成为长期阻碍中国通过变革开放而走向现代化的巨大观念与心理障碍。清帝国从皇帝到士绅官僚都不服输，战后的反入城斗争更加强了这种定式。鸦片战争没有成为中国反思文化落后、开启文化自觉的起点，中国仍然如过去一样基本上不变。要克服传统、保守的文化定见，中国还需要走很长的道路，还要经历许多磨难与挫折。
直到二十年以后的英法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人们仍然能看到华夷等级秩序与对外部世界知识与信息的极度贫乏相结合所形成的文化定见，仍然支配着清王朝统治精英的思维与价值取向。
当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的压力下，被迫接受56项通商条款，在各项所议条款已经谈妥，即将在通州谈判的最终阶段，1860年9月17日，在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最后时刻，联军总司令额尔金向中国代表提出，英法联军的大部军队可以不进北京城，留在通州，但要求中国同意由英法联军的一支一千人组成的护卫军进城，伴随英法代表签署协议。他还要求，在仪式结束后，由他本人将英国女王的信亲自交给中国大清皇帝。
可以肯定，志得意满的联军总司令绝不会按中国人要求的行大礼的方式觐见中国皇上的。额尔金的这一要求，遭到中国谈判代表的强烈反对。
因为，这将挑战华夷等级秩序，按这一古老的规矩，洋人觐见中国皇帝时，是必须下跪，并恭行三跪九叩大礼的。
咸丰无法接受英法代表对华夷等级秩序的挑战，勃然大怒。他还认定，英法联军要求让一千士兵作为仪仗队进京，就是重演中国古代的“鸿门宴”的阴谋。于是下令立刻将英法谈判代表与卫队共计39人，全部作为人质抓捕起来。
当僧格林沁抓捕英法方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时，愤怒地问：“为什么你昨天谈判时不解决向中国皇帝参拜的问题？现在是教会外国人如何对中国大臣与贵族讲礼貌的时候了。”
39个英法谈判代表与卫队作为人质被抓，其中有2人当场被僧格林沁下令斩首示众，18人在狱中受到虐待致死，另外活着的19人在后来被迫交给联军时，绝大多数都受到严重的身心虐待。英法联军认为清廷把英法谈判代表作为人质杀害，是违背国际公法的，于是在1860年10月18日，由英法联军总司令额尔金决定，采取了火烧圆明园的野蛮报复行径。用他本人在日记中的话来说，这是对中国皇帝的惩罚。
清廷在失败之后不得不妥协，签订《北京条约》与《天津条约》。此后英法联军撤军回国，而咸丰在逃到热河之后再也不愿意回到北京，其原因是担心一旦回到京城，万一英法联军从天津再过来，又要面临是否接受英法公使要求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的难题。顺便一提的是，咸丰的这一决定，又恰恰是让他的妃子，后来的慈禧通过“祺祥政变”在中国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连续体，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在传统时代，这种文化优越感是建立在以尊临卑的华夷等级秩序与朝贡体系的基础上的，由于地理环境远离其他古代文明，由于专制传统政治对等级尊严的高度需要，华夷等级秩序具有彰显这种文化自我意识与帝国尊严的政治功能，封闭自守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上尊下卑、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
自19世纪中期中国面对西方挑战以来，以这种文化优越意识为基础的对外交涉，就陷入困难，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处理涉及案件的方式，以及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之役决策中的文化定见，充分说明华夷秩序与知识贫乏造成的决策错误，是引发中国近代以来对外交涉不断陷入挫折、失败与屈辱境地的主观原因。
在近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史中，有一种特殊的思潮值得注意，那就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即从同治到光绪中期，在中国士绅官僚阶层与百姓中，出现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泛教化论”的思潮，其特点就是，将西方文明通过武力来压迫中国，看作是洋人自愿向中国投诚的特殊方式。
“泛教化论”的提倡者是当时著名的大学者俞樾，他把西方人的“心计之奇巧，器械之精良”曲解为“天实启之”，“使之自通于中国”，然后预言“中国有大圣人，将合大九州（包括欧洲与美洲）而君之，以复神农以上之旧”。
同样的曲解，还表现在李元度的论断中，他把西方近代文明的“舟车、器械、天文、算学”曲解为“天殆使（洋人）染于尧舜孔孟之教”的工具，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当此中天景运，圣教被干绝域，必自今日始矣。”
西方侵略中国的种种信息的意义，经过“泛教化论”者的曲解作用的过滤，统统变成了与正统儒家观念体系中的“华夷等级秩序”“天下中心论”“礼教普世论”“用夏变夷论”相一致的东西。洋人的轮船大炮，统统变成了实现“圣人之学”在全世界普及的工具与“上天诱导洋人渐染孔孟之教”的媒介物。提倡者以此来证明“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
。
这批包括乾嘉学派大师俞樾在内的知识界精英人物，这些被当时中国人尊崇为“士林华选”的儒家的学者，居然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抱有如此颠倒的认识，这令后人难以理解这种心态是怎么发生的。
人们在现实中产生的屈辱和挫折感无法经由正常、合理的方式疏导宣泄时，为了摆脱这种焦躁心理对人的精神身体的不良刺激，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导致心理挫折的客观现实，重新加以主观的、一厢情愿的“理解”和改变，以减轻精神上的焦虑与痛苦，以此来维系心理上的平衡。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是近代受挫折与充满文化焦虑的士大夫，以曲解的手段，来形成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形成对已经失效的文化优越感与儒家文化意识的维护。然而，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是以抵制对现实的客观认知的方式来实现的，当人们越是在下意识中将心理防御机制作为摆脱精神刺激的手段时，人们的思想行动对客观现实不自觉的背离和歪曲也就越为严重。通过不自觉地背离客观现实来寻求心理安慰和平衡的心理畸变，正是理解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中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排外心理的钥匙。
在冷峻现实中屡遭屈辱和碰壁之后，中国正统派知识精英并没有改弦更张，相反，挫折和屈辱在他们心目中，却不断激发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盲目的、非理性的自我补偿心理，以此来保持正统士绅知识阶层的文化优越感不受到挑战，直至达到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这样一种畸形的反抗形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中外日报》一篇时论曾对正统士大夫在义和团运动前夕的一般社会心理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其时），通国臣民上下，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报怨……然不究己之所以弱，而恶人之强；不求人之所以胜，而讳己之败；力有未逮，则务为大言以快之，愤无所泄，则多作丑辞以诋之。又亲见争战之事，利钝立见，耻相师法，则颇冀神怪，积非为是，一倡百和。而所谓清议者，实起于斯时矣。其势一成，莫之能改。同是谓之君子，反是谓之小人。恶直丑正者，以为公评，矫情动众者，坐致时誉，虽以疆吏达识，辅臣运谟，无益补救。
庚子事变中，非理性的排外思潮与义和团的民间朴素爱国主义运动奇妙地结合交融在一起，中国儒家正统派走向了极端保守主义。当一个古老伟大的民族处于迅猛变化的时代，由于落后和作茧自缚而遭到种种欺凌、蒙受侵略的苦难的时候，当这个民族的社会精英们，以幻想中的国粹主义的胜利和“精神胜利法”作为摆脱灾难的基本手段的时候，这就必然导致这个古老民族的悲剧。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经历的这场巨大灾难，最终摧毁了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优越感，非理性的、保守派的排外主义从此寿终。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被一种文化自卑心态所取代。
众所周知，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思潮，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宣称“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这种话语在当时占有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激进的全盘传统主义的强烈程度，在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的著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吴稚晖喊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的著名口号，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在他看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初学童子则终身受害不可救药”。
他还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在他看来，为废孔学而废汉文之后，可用世界语取而代之。陈独秀则对钱玄同的激进反传统思想予以坚决支持。他认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
毫无疑问，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文化现象，钱玄同的极端反传统主义，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的近乎自虐的严厉批判。
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一个最具有文明优越意识的民族，在20世纪初期，却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激进、全盘性的自我否定思潮。人们在咒骂祖先创造的文明的过程中，似乎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快感。“五四”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带有文化自虐心理的反传统主义，确实是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都曾不约而同地诉之于本民族的古老传统，以此来强化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来推进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日本是如此，以“复兴传统的土耳其”为号召的土耳其基马尔是如此，以“印加帝国”作为民族共识的来源的秘鲁现代化精英也是如此，而中国的知识界主流，却选择了与传统文化公然决裂的方式来批判传统，来唤起民众，来启动本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这是人类精神史上奇特的吊诡景象。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26种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然而在20世纪初期，这个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却出现了一代最激烈、最彻底地誓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决裂的新人。
历史证明，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以及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消解。严复对这种激进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当人们把旧价值完全抛弃，“方其汹汹，往往俱去”，“设其（传统）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他还认为只有“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
综上所分析，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复杂多变的不同阶段：从鸦片战争以前以天下自我中心观为基础的儒家文化优越感，到19世纪同治光绪时代的心理防御式的泛教化论，再到1900年庚子事变时极端的国粹保守主义的恶性膨胀，此后，崇洋媚外与文化自卑心态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在国人中蔓延。到了新文化运动，又产生了激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波三折，从极度自信到极度反传统，这种思潮的钟摆过程，就这样展示在我们后人面前。
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人在痛定思痛以后，把握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从此，中国通过文化互鉴，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科技、经济、文化成果，与世界各国一起，共享全球分工与文化互动的巨大利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人均300美元，到21世纪20年代超过10000美元，从孔夫子至今的中国，已经经历了80代人，而在这一代人的30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实现的现代化业绩，震撼了世界。
近些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从极端反传统到重新恢复文化自信，可以说，40年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通过文化互鉴走向文化自信的历史过程。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互鉴的历史结果。
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鲜活的生命力，但这些优点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考察与反思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过的历史教训，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二百年的近代历史表明，一个拒绝文化交流的民族，是无法发展的，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在进入现代化之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以坚实的现代化基础作为保障。
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指出：“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而一个民族的国性，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护与自信，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每个民族都必须对自身的文化优劣之处，具有理性清醒的自我认识。
由于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定见具有的强大历史惯性，我们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在国力强大的同时，要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防止文化自大心理随着国力发展而膨胀。
第二，要防止在发展过程中，虚骄的民族主义心理膨胀。华夏大地幅员广大，文化悠久，近代却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发抒的群体潜意识心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
第三，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保持对本民族文化消极因素的批判精神，要防止无原则地把传统文化符号图腾化。从中国两千年传统帝制历史来看，儒学被赋予了准宗教化的、信仰主义的功能，用以支撑封建国家权威。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与旧的专制结构是如此同构，中国儒学为体现其维系传统政治系统的功能，又是发展到如此宗教化的程度，以致“存天理、灭人欲”“重道抑器”“重体轻用”“厚古薄今”。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来看，由于这种儒学文化与旧专制结构的同构性和非世俗理性化，这就使用心良苦的对传统价值的回归，转而变成对专制主义政治权威的回归。儒学对人心的钳制作用，是以牺牲其向世俗理性的转化来实现的。
美国著名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说：“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民族久经磨难，而又能奇迹般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主要靠的就是一种对伟大文化传统的记忆，那就是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
最近的40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也是200年来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拥有了4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这一代中国人，应该比过去几代的中国人，有更强的反思精神与历史眼界，来重新审视鸦片战争的历史过程。
一个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雍容大度、坦然从容的。在我们民族陷于困境与危机中时，我们不能沉湎于悲情民族主义，用感情代替理性；当我们民族走向强盛时，我们也不能受虚骄、高调、张扬心态的支配。一个成熟民族的真正自信表现在理性内敛，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有足够的气度与胸襟，来迎接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