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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古代城市叙事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叙事形态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古代城市叙事在篇幅上有多有少，在写法上或浓或淡，文本形态颇有不确定性。因为边界漫漶，其叙事的独立性不够显著，如何对其具体形态进行恰当的评判，还需要讨论。要对古代城市叙事形态有个初步判断，古与今的时间维度和中与外的空间维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探索的方向。古代城市叙事自具特点，一是不同于现代城市叙事。在古典小说逐渐向现代小说过渡中，尤其是五四以来，城市文学逐渐趋于成熟，这一成熟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之进入，从而改造了城市空间，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改变，多元的城市空间为现代城市品格奠定了基础。传统城市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之不同，也铸就了传统城市叙事与现代城市叙事的不同风貌。二是不同于西方城市叙事。这种不同就更为明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文明属性而言，两类城市空间之文明属性有着明显的差异，城市文明的发展进程有别，西方城市较早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而中国城市长期处于前工业文明状态；其二就空间布局而言，西方城市空间有着与中国城市不同的文化景观，如歌剧院、酒吧、议会大厦、墓地，构成了大异其趣的城市系统；其三就空间叙事而言，西方城市叙事有较为悠久的文学传统，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还是象征主义，都比较关注空间感，对于空间描写注重细节化，相比而言，古典城市叙事对空间形态的文学表现不甚典型。
从故事情节来说，城市叙事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作为小说主要框架和作为分脉旁枝的城市叙事。前者如《长恨歌传》中的长安叙事，《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杭州叙事，《金瓶梅》中的清河叙事，《歧路灯》中的开封叙事，《风月梦》中的扬州叙事，等等。故事的发生、发展基本上以该城市为中心而辗转起伏，城市贯穿始终，始终是故事上演的舞台，世情描摹与城市空间叙事相得益彰。如《金瓶梅》对于清河县城的精细绘写已为人所熟知，再如《歧路灯》的故事背景就设置在河南开封城，主人公谭绍闻的生养、成长、堕落、觉悟都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作者对于城市街巷、风土人情极为熟悉，几乎写出了一部18世纪开封的世俗风情志。还有《风月梦》则以19世纪扬州城市生活为描写中心，其中穿插了大量的扬州地理风物习俗，跟随着小说主人公的行走路线，场景不断转换，扬州的主要城市地标依次出现，映射出作品的地志结构。同时，小说以闲散笔法白描生活细节，铺陈种种风俗礼仪，体现出扬州特性的城市生活情调，几乎就是一部扬州生活风俗史。相比于主要框架，作为分脉旁枝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比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涉及多个城市的叙事内容，《水浒传》写到城市繁多，主要有东京、大名府、东平府、渭州、孟州、江州、济州、蓟州、登州、华州、沧州、高唐州、沂水县、华阴县、郓城、阳谷县等，大部分城市的叙述，或构成多条故事支脉，或构成小说中的重要段落，乃是情节推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就内容篇幅而言，关于城市的叙事是零星的、碎片化的，还是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这种划分其实与故事情节密切相关。当城市叙事成为作品的主干，它自然会显得系统和完整，反之，则会变得零碎。由此而论，最为明显的城市叙事当属于一个城市的历史风物传说，也就是说小说之主题和城市传说之主题两者是完全叠合的，不是由人物而及城市，而是由城市而及人物。就古代通俗小说而言，杭州叙事显得颇为典型，以《西湖二集》《西湖佳话》为代表的一批通俗小说集，就是因杭州而写人物，而不是因人物而写杭州，其中的《西湖佳话》就有《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灵隐诗迹》《孤山隐迹》《西泠韵迹》《岳坟忠迹》《虎溪笑迹》《钱塘霸迹》《梅屿恨迹》《雷峰怪迹》《放生善迹》十六个情节生动、富有趣味的城市故事，人物传奇与城市传说相伴相生，所谓“西湖得人而题，人亦因西湖而传”，表现出清晰的杭州地域特色。
城市叙事的浓淡显隐是其形态的一方面，而内外里表则是另外一方面。城市叙事的由表及里，在于指示叙事与主题的关系，在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由城市叙事而及文本之整体主题；二是由城市叙事而及城市文化之内在精神。换言之，既关注“叙事”，亦关注“城市”，在一些杰出作品中，两者往往彼此贯通，融为一体。
以主题角度来划分，城市叙事可分为与主题内涵有关的和作为映衬背景的。一般情况下，描写篇幅往往与叙事的重要性成正比，深入细致的刻画体现作者的良苦用心，反之，寥寥数笔，语焉不详，显然表明作者意不在此。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却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反例，有时候城市叙事的意义不是以篇幅多少来论定，甚至是用潜隐的内容来表达深刻的主题。我们说，小说对城市的描写，有些是面对具体的景观物象或者是街巷间发生的故事，因而其城市描绘是明确而清晰的；而有些描写却不是从正面落笔，直接的文字描述并不多，但读者通过细心寻绎可以发现，城市乃成为文本中一种潜隐的精神意象。换言之，正如本书开头我们对于城市叙事之内涵的描述，城市叙事有时是一种情节背景的存在，有时是一种叙事结构的存在，而在特定的情形下，它会成为一种文化想象的存在。
比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有金陵（南京）描写，如果说《儒林外史》属于明写，刻画南京风土人情、名士风流，比如第二十四回、二十五回、二十九回、三十回、三十三回、四十一回、四十八回等都有对南京风物的正面描写。比如第三十回写名士高会莫愁湖，“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飘渺，直入云霄。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搭了凉篷，挂了灯，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采。”第三十三回几乎全篇写泰伯祠公祭，浓墨重彩，极尽渲染；第四十一回写秦淮河的佛教盛会：“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
，可谓细笔描摹南京的声色繁华，足以令人感受一个城市的肌理纹路和气息脉动。
《红楼梦》则属于暗写。《红楼梦》中对于南京之描绘如同草蛇灰线，时隐时现，若即若离，表现出作者特别的艺术构思与主题意蕴。《红楼梦》中第一次出现“金陵”是在第一回中，“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具有总领的意义。第二回提到南京的密度明显加大，有四处：“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即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雨村道：‘不用远说，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么？’”；“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第四、五回提到的频次为全书之最，两回共有九处，显示了这两回不同寻常之处。比如第四回：“那原告道：‘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问道：‘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第五回：“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等等。此后提到金陵的还有第六、七、十三、十六、三十三、四十六、五十六、七十四、九十三、九十七、九十九、一百零一、一百零六、一百零七、一百零八、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回，在小说行将结束的部分，“金陵”描写的照应意味已较为分明。如第一百一十四回：“门上的进来回道：‘江南甄老爷到来了’。……那甄老爷即是甄宝玉之父，名叫甄应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第一百一十六回：“宝玉……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册上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一面叹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册’看，……”；第一百二十回：“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等等。总结小说中出现的对于金陵（南京）有意无意的种种描写，大致包含了几层含义，首先是贾府旧籍故家，其次是贾母老祖宗的娘家，再就是与贾府联姻的王薛旧籍，再就是时时作为贾府影子存在的甄家所在地，就地名指称而言还是“金陵十二钗”的归属地。在小说中，真实的南京景观显然面目模糊，但是南京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意象，却令人印象深刻，正如梅新林所指出：“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于《红楼梦》的现实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它就像一个不动声色，却又巍然存在的精神地标，暗嵌在《红楼梦》迷离的小说地图中，它不是主要人物行走的必经路线，却被主要人物不断地回望和凝视，甚至魂牵梦绕，成为不朽的精神寄托与归宿。
在四大名著当中，还可看到这样的个案，《三国演义》对于城市内容着墨不多，却凸显出“城”文学的主题内涵，正可谓是用潜隐的城市内容来表达较为深刻的主题。
《三国演义》几乎写及了三国时期所有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徐州、许昌、下邳、襄阳、荆州、冀州、益州、武昌、建业等无不出现在小说中，但是小说在写到这些城市时，并不关注城市景观与民众生活，而着意于描绘城池的攻伐争夺。我们认为《三国演义》以其艺术的描绘总结性地建构了一种人城关系模式。
《三国演义》
的核心情节都是围绕城池的争夺而展开，小说几乎就是一部城池征战史。无论是后方谋士运筹帷幄、精心布局，还是前线将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都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汉末群雄并起，都以夺城、守城作为兵家立身之本。在小说中，几乎没有哪一回不涉及城的争夺攻伐，以前十回为例，第一回青州之战；第二回阳城之战、宛城之战、渔阳之战；第三、四、五回是各方诸侯攻洛阳，包括汜水关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第六回荥阳之战；第七回冀州之争、樊城之战、襄阳之战；第八、九回王允使美人计杀董卓，李傕、郭汜攻陷长安；第十回马腾攻长安，曹操战青州。以此管中窥豹，可见书中所写，无论是武将力敌，还是谋士智取，其重点皆在于城市的攻守。即使许多战争并不是发生在城市附近，甚至远离中心城市，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城池。典型如第三十回官渡之战，袁绍南下与曹操会战于许昌之北、黄河之南的官渡，正是欲由河北进军河南，剑指汉献帝所在的许昌。
城与城的对抗，乃指人城合一，与城市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别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进行对抗，其内涵既包括个体对城市安全的依赖，更强调以城池为目标的利益争夺。作为最为古老的一种人城关系模式，战争时代的个体对于城市有着较为强烈的依附心理。《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刘、关、张失散，关、张寻兄，关公劝张飞先据古城静候，“张飞便欲同至河北。关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处，未可轻弃。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处，寻见兄长，来此相会。贤弟可坚守此城。’”再如小说第八十二回：“孙桓引败军逃走，问部将曰：‘前去何处城坚粮广？’部将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败军急望彝陵而走。”都凸显出战乱时代“城”的意义。城与城在战争中的拉锯与相持，其最终目的无疑都是以此作为政治筹码，以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在割据势力烽烟四起的三国时代尤其如此。《三国演义》中的城市描绘始终处于淡写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小说对中国传统社会战争时代人城关系进行完整呈现与深刻总结。
以上对《红楼梦》与《三国演义》中相关城市叙事的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两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是叙事笔法上的浓淡并不必然对应叙事主题的显隐，二是引入城市空间与个体生存的关系主题可以为我们读解文学作品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
当然，就整体趋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从汉魏到明清，中国古典城市叙事在形态上经历一个由隐而显，由表而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发育程度及其形态不断发生改变，城市认知以及由外而内的城市心理结构因此发生改变，对于城市的审美和更为丰富的文学性表达也逐渐萌发，这个过程也就是城市叙事逐步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这是城市空间拓展至于巨变、叙事主体意识觉醒至于张扬的历史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