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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叙事的内容属性主要探讨的是城市叙事所写内容的属性问题。叙事的内容属性其实与城市空间特征密切相关，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叙事本质上属于空间叙事，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叙事的内容与形式。许多题材内容进入城市叙事的话题范畴中，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侧重，其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属性特征，就主要属性之差异而言，可分为三种类型四个阶段：先秦至唐代可称为“单质型空间叙事”，整体来说，空间属性比较单一，缺乏空间的延伸感，空间属性基本从属于叙事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具体而言，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为第一阶段，叙事以城市的军事性、国家性为中心，单质性非常明显，一个叙事单元里基本只有一重空间属性，空间叙事往往是静态与孤立的；唐代为第二阶段，空间的延伸感略有加强，一个叙事单元里出现两重或以上的空间属性，但还未形成突破，叙事以城市的政治性、历史性为中心；宋代至清中期可称为“交互型空间叙事”，也就是第三阶段，城市空间呈现多层次、复合性、彼此交错的特点，空间意识开始在文本中凸显出来，有了较为明显的空间视角，进而逐渐形成了立体化的城市叙事格局，在这其中，以城市的世俗性（含民俗）、商业性、地域性为中心；清晚期至近现代为第四阶段，可称为“感悟型空间叙事”，空间层次丰富，出现了较为自如的空间转换甚至跳跃，以城市的现代性为中心，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古与今、城与乡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凸显，城市生活反思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范畴，这一阶段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不作为本书的探讨重点。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为第一阶段，作为“单质型空间叙事”的初步阶段，以城市的军事性、国家性为中心，空间叙事维度单一，往往呈现静态与孤立的特点。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发展和私人财富积累，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或是血亲复仇的战争，抵御侵害因而成为早期城市建立的第一需要，所以《墨子·七患》曰：“城，所以自守也”
，这种情况到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十分明显，在先秦典籍中，许多关于城市修筑的记载即主要强调其抵御功能。例如《国语·齐语》：“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翟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吕氏春秋·似顺》：“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
；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甚至出现了如《墨子》那样专门研究城池攻防的著作，《墨子》共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在“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杂守”
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墨子提出了“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顽强坚守，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同时也要适时出击，争取扩大战果。在这些典籍关于城市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城市的军事功能被极大地凸显出来，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
比及秦汉，针对“城”之抵御功能，秦始皇一方面毁六国之要塞，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这次毁城甚至铭石为辞，因颂其功。秦始皇这一政策诚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言，乃是“堕名城，杀豪俊……以弱黔首之民”。秦始皇另一方面则是积极修筑城池，以建坚固之城防，“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并“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代修筑城墙盖极为频繁，甚至出现了专以此为役的刑罚，名曰：“城旦”，日守边防寇，夜筑长城，刑期四年。《史记》记载，丞相李斯下“焚书令”，“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结合秦汉时诸多典籍可知，在这些记载中，城市作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其他综合性功能经常被淡化，而往往强调城墙的保民御敌功能，更多地凸显出“城”的含义。
汉魏六朝时的城市叙事则凸显为一种国家叙事，这在《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二京赋》等汉赋中表现充分。在笔记中亦如是，如《西京杂记》对帝后公卿的奢侈好尚，宫殿苑林，珍玩异物，以及舆服典章，文人逸事，民风民俗等都多有记述，其中对于宫廷之雄阔壮观多有渲染，如卷一：“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摽奇丽者”，“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
这些记载大都意在展示一种君临天下、四方来朝的国家力量和时代气象。《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余处，其主旨亦在于以都写国，将都之兴衰视为一国之兴衰的晴雨表。在北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时任抚军司马的杨衒之因行役重游洛阳，所见之城市一如废墟，“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抚今追昔，不由追记遭受战争劫难前城内外佛寺之盛，由衷感叹国家之盛衰变迁，国力之强弱消长。《洛阳伽蓝记》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数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以点带面，加以敷衍，描绘了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反映了北魏时期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城市叙事尽管气势宏大，在空间叙事的维度上并无大的拓展。
唐代为第二阶段，也是“单质型空间叙事”的推进阶段，空间的延伸感略有加强，空间叙事的政治性、历史性较为典型。正如前文所述，唐之城市叙事包括了唐人传奇与笔记两类，受汉魏时期的影响，两类城市叙事所写长安、洛阳故事，前者如《任氏传》《柳氏传》《霍小玉传》《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李娃传》等中的都城传奇，与直写长安的《北里志》《乐府杂录》《教坊记》等，多写长安、洛阳的《隋唐嘉话》《开天传信记》《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的都城笔记在撰述心态与文本格调上基本相通，其一方面所表现的政治文化色彩较为明显，所写内容大都与都城之政治制度与文化风尚相关；另一方面，则历史意识浓郁，多有偏于纪实、有补正史的故实记载，呈现为检视历史的撰述姿态。
传奇写长安故事，典型则有：《东城老父传》中写到长安斗鸡习俗，“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长恨歌传》中的李杨爱情以及七夕习俗，“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李娃传》写到长安的街鼓制度，“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等等。这些对于城市制度史、风俗史之研究皆有特别意义。
这种撰史意识在几部描写长安的都城笔记中表现尤为充分。《北里志》序言首先介绍了长安平康里诸妓的生活状态，“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文人与妓之间的交流酬答庶几作为长安城的一道文化景观，作者拟记录其事，为历史存照，然唐后期时局不稳，离乱相续，所谓“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山林，前志。静思，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
。《北里志》首篇为《海论三曲中事》，次记“天水仙哥”“楚儿”“郑举举”等居平康里者十二人生平事迹，附记文士武人狎游妓馆五事等，其书乃为长安平康里之风情志。
《教坊记》主要记述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逸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教坊记》始记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等大曲46个，一般曲目278个，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曰：“然其后记一篇，谆谆于声色之亡国，虽礼为尊讳，无一语显斥玄宗，而历引汉成帝、高纬、陈叔宝、慕容熙，其言剀切而著明。乃知令钦此书，本以示戒，非以示劝。”
在唐人并非专写城市的如《朝野佥载》《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隋唐嘉话》《开天传信记》等笔记中，视野更为开阔，尽管其中城市掌故采自民间逸闻，不尽可信，但是所表达的补正史之阙，反思政治得失的观念则为后世所认可，如刘餗《隋唐嘉话》序曾言：“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其实意在为正史大典之补。再如郑綮在《开天传信记》序言中就直言对于开元天宝之盛世的追慕：“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通过历史回顾，希望有鉴于当下，“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薄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此种意识在当时笔记中颇为通行。
概言之，一方面，唐代的城市叙事在叙事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逐步形成了深情绵邈的叙事风格，较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汉魏以来的都城书写的路径和模式。另一方面，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城市叙事，继承了“都国同构”的写作心理和思维方式，尽管也出现了零星的关于坊巷民间的人物故事，帝王将相、贵族名士依然是叙事的绝对主角，因而展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历史意识。就城市叙事内容属性的总体而言，空间叙事依然受制于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空间维度，尽管一个叙事单元里出现两重或以上的空间属性，但是空间因素仍然从属于政治因素或历史因素，城市的空间特性基本淹没在对于国家机器或者国家典仪的公共叙述背景之中，城市空间叙事在文本中未有独立之地位，叙事格局尚未形成大的突破。
宋代至清中期为第三阶段。这种“交互型空间叙事”以空间的流动与相互联系为主要特征，呈现为空间的多层次、复合性和彼此交错，进而逐渐形成了立体化的城市叙事格局。因为有了较为明显的空间视角，空间意识开始在文本中凸显出来。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城市空间的世俗性（含民俗）、商业性和地域性。
自宋以来至于明清，世俗性是城市的主要属性，更是城市叙事的主要特征。随着宋代出现的“中世纪城市革命”
，城市的主体人群发生巨大改变，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城市而生，与城市彼此呼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城市空间的变革造就了他们，他们的生活日常包括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亦塑造着城市的气质和内涵，进而影响着城市叙事的内容和形式。从宋元话本中的《碾玉观音》《错斩崔宁》《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到“三言二拍”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再到明清长篇小说代表作《金瓶梅》《儒林外史》等，“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生活空间体验成为城市叙事的主要表现方向。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曾指出：“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金瓶梅》写官、商、霸一体的西门庆之一生浮沉，以及西门府之盛衰史，运笔写来，事无巨细，琐碎之间有着无限烟波，其中城市活动空间层次之丰富，人物位移互动之频繁，展现了16世纪中国发生在运河城市中生动的现实生活画卷，在明清小说中罕有其匹，堪称城市世俗叙事之最杰出作品。
其次是商业性。城市的商业不断发展繁荣，宋代先后出现了两个特大型城市，北宋都城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尤其是到了南宋，临安的繁荣又超越了东京，到了公元1200年（宋宁宗庆元六年），临安人口超百万，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城市更是密布全国各地，至15世纪初，全国以工商业发达著名的大中城市就达到30多个，主要有南京、北京、苏州、松江、镇江、扬州、杭州、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明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外市场扩大，在主要的水陆交通线上兴起了一大批中等城市，其中较著名的有：淮安、九江、芜湖、天津、廉州、沙市、西安、东昌、保定、大同等。清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则有北京、苏州、杭州、南京、广州、佛山、汉口、成都等。
宋元以来的许多作品就是围绕上述城市展开商业叙事。除了前文提到的宋元话本，如明代拟话本集“三言二拍”中就出现了大量典型的城市商业叙事，较有代表性的有“三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杨八老越国奇逢》《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刘小官雌雄兄弟》《徐老仆义愤成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二拍”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等。在这些作品中，商业活动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商人或与工匠结合，制作而兼贩卖，或为坐贾，或开展长途贩运，既遵循传统商业伦理，又能“任时而知物”，以冒险精神与精明之经营手段相互协调，不断发展富有时代特色的城市商业新风尚。在商业空间中不断转换的城市叙事已成为明清城市叙事的主要内容。
还有就是地域性。在宋元明清漫长时段出现的城市叙事中，尤其是南方与北方之城市，体现出地域文化之鲜明差异，不同之城市空间就有不同的文化品性。在明清小说里，江南乃是人文渊薮、文献名邦，而其中的苏州更是极为著名的才子之乡。正如《红楼梦》文首所写：“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在明清小说中，苏州几乎成为文采风流的代名词。比如《醒世恒言》卷七：“却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钱名青，字万选。此人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
再如《型世言》第十一回：“话说弘治间有一士子，姓陆名容，字仲含，本贯苏州府昆山县人。……他生得仪容俊逸，举止端详，飘飘若神仙中人，却又勤学好问，故此胸中极其该博，诸子百家，无不贯通。”苏州籍贯的才子如此，才女亦不遑多让。明末清初的小说集《女才子传》主要写了12位佳人，多为苏州籍贯，都是色艺双绝的才女，不仅长于诗词歌赋，亦擅琴棋书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甚至出现了如《女开科传》一类的作品，《女开科传》又名《虎丘花案逸史》，讲述的是苏州文人余丽卿与一班诗文朋友纵游青楼，与倚妆等多位颇有文采的女子相识相交，于是决定在苏州城内开设女科，招集众妓女模仿科举进行考试以定高下的故事。苏州才子才女的故事突出展示了江南地区崇文尚学的文化传统。
而到了北方的北京，则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精神。一方面作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许多北京人从旗人那里学到了一套更繁复的礼仪规矩；另一方面，尚武同样也是北京较有特色的一种风习。北京位于旧时燕赵之地，既多豪侠之士，同时也承袭了《燕丹子》以来的尚勇不惜身的精神。满族作家文康所著的《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富有京味的长篇侠义小说，在文康塑造的旗人形象中，侠女十三妹集中展示出满族骁勇尚武的精神。在小说前半部分，出身武官家庭的十三妹性格果敢，路见不平，行侠仗义，既能抱起二百余斤的石头，又凭借高强武艺在能仁寺瞬间就撂倒了十个凶徒，而且杀完后还大喝一声“杀得爽快”，这正是满族文化之尚武传统影响下的人物塑造。再如《永庆升平全传》是清代评书名家姜振明、哈辅源等所作的一部长篇短打侠义评书，在《康熙私访》《马成龙救驾》《张广泰还家》等中篇评书的基础上，结合康熙年间镇压天地会八卦教起义的事件，由贪梦道人整理而成。其中主要人物为手持大瓦刀的马成龙。单口相声中所说的“八大棍”指的就是其中的“马寿出世”“宋金刚押宝”“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等著名段落，此故事在清末民初之北京极为风行，小说所宣扬侠义之气，正是北京传统尚武尚勇习俗深刻影响下的产物。
清晚期至近代为第四阶段，以城市的现代性为中心，“感悟型空间叙事”开始确立起来。这种现代性包含几方面的内容，如工业文明下的城市景观、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叙事内容之现代性。这一时期城市叙事最主要的代表乃是早期海派小说。高楼林立、光怪陆离的洋场背景是海派小说之发端的物质基础与精神背景，自上海设立租界以来，就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城市景观发生巨大改变，城市地标的崛起不断改造着大都市的建筑格局，四马路消费文化的兴起则标志着上海大众文化空间的形成，在衣、食、住、行等诸方面的都市物质生活不断引领新的时代风尚。这种城市生活具有鲜明的中西交融的特点，既有世俗人生的沉溺，又有商业逐利的活力，世故与精明，保守与开放等多种传统与现代属性相互交织，彼此纠结，难解难分，都生动地投射在早期的海派小说中。这批以十里洋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主要有《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海上花列传》显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作者们遂有感悟和反思。这种感悟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来自与城市属性无关的传统叙述惯性，展示风月故事之后的道德劝诫，表达对于纵欲亡身与败家的反思。这种叙述尽管超越于城市属性之上，其中却不免隐含着乡土中国背景下城乡对峙的思维方式；二是对于新型城市生活以及相应生活方式对于人的内在改造的惶惑，工业文明输入的背后是强势西方文化的侵入，城市生活从物质景观到精神内涵皆发生重大变化，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所难免。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王德威曾给予《海上花列传》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作品开始深入到城市精神的纵深处，“试图以一种真正对话方式，进行一场美德与诱惑的辨证”，它对于城市生活的反思指示着海派小说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预言上海行将崛起的都市风貌”。
当然，由于城市自身发展程度以及作家思想观念的局限，整体而言，这些小说还只是海派小说的滥觞之作，它们更多的是关注叙事内容层面的现代性，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盛行之时，思想意识和艺术技巧层面的现代意识才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到了那时，城市叙事多个维度的现代性才算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