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心概念一辨：城市叙事的内涵与文体特征

城市叙事是本书中的核心概念，下面我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相关问题做一简要辨析，在探讨城市叙事的内涵与文体特征之前，我们简要了解“城市”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

城市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存在，《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解释：“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当然是一个从当代眼光出发的解释。就城市的起源来说，更多着眼其早期的功能，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建立最早的城市，其目的是用来满足居民们的基本需要：拜神祭祖、获得安全感、在共同体中寻找安慰，等等” 。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一个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大型神庙建筑、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集市等要素” 。

根据考古新发现与学术界的不断探索，对于“中国最早城市何时出现”一直有不同说法。有研究者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就出现在中国，时间是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其区域包括河南登封王城岗，山东章丘城子崖，内蒙古包头阿善等地）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后期到夏代末期。 其后又不断有新说提出，1991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发现的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遗址，被称为“城头山古城遗址”，据测定其建成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不久，考古工作者又在郑州市西山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其建成年代距今4800—5300年，大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时期。 又据《光明日报》2002年7月21日报道，当时正在发掘中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这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从而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凌家滩遗址位于长江、淮河之间的巢湖流域。据考古工作者描绘，尽管现在的凌家滩只是一片广袤的庄稼地，而在远古时期则是一座人口集聚较多，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已经初步形成规模的城市。

就这样，古老的城市在社会发展演进中逐渐建立起来。“由于城市的需要，三种原始的机构产生了：寺庙、城堡和集市” ，一般认为，从词义组合来看“城市”，应该是城在先，然后才有了市。因此，典籍中多有部落首领筑城的记载，比如《世本·作篇》：“鲧作城郭”；《中州杂俎·郡邑》引《轩辕本纪》：“黄帝筑城，造五邑”；《淮南子·原道训》：“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汉书·食货志》：“神农之教曰：有城十仞，汤池百步”；《史记·五帝本纪》则记载了虞舜时代城市之兴建，所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城市的功能首先在于保护民众的安全，所以，《说文》：“城以盛民也”；《墨子·七患》：“城，所以守也”；《左传》：“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至于“市”的经济功能的产生，在年代上要迟一些。《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周礼·地官·司市》：“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更著名的是《易·系辞》中的记载：“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谓“列廛于国”中的“国”也即是城，廛是市场的邸舍，这说明城市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市场。就现有资料看，到了商代，商都称为“大邑商”，城市经济活动已颇为可观，《帝王世纪》乃有“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之说。

应该说在有了城市之后，也就有了关于城市的种种叙述。我们将“城市叙事”定义为发生在城市空间中的、带有城市属性的故事情节的叙事内容或段落。正如前文对此的说明，它既不同于“城市书写”，也不同于“城市文学”，目的在于整合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将多种与城市有关的文学叙述纳入其中。概括而言，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城市叙事如果从文体演进形态来划分，应该包括四种形态：城市志、城市志文学描写、城市文学叙述、城市文学。这是一个从地志到地志文学，再到较为成熟样态的城市文学的过程。城市志是地方志的一种，尽管其中往往汇集胪列城市吟咏，由于作者秉史笔直书，且体例自有序列，其描述文学意味往往有限，城市志文学描写则指文学性较强、内容生动的城市笔记，如果说《武林坊巷志》属于城市志，那么《武林旧事》就属于城市志文学描写，这两者大都以散文体的面目示人，因此，有时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晰。相比而言，城市文学叙述可谓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叙事，其文体一般也是叙事范畴的文学文体，比如古代小说与戏曲中的城市叙事。至于城市文学则是现代性城市出现之后的产物，具有较为鲜明的工业文明的特征，属于城市叙事的高级阶段。

探讨了城市叙事的基本概念，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城市叙事加以认定？城市叙事是城市与叙事的叠加？城市与叙事的关系如何？城市属性与叙事意义如何平衡？换言之，城市叙事的第一特征为何？城市叙事是关于城市的叙事，因此城市属性是其第一要义，这个城市属性主要指的是城市的空间感，首先是城市的物质空间，也就是作为实体的各类建筑，包括衙门、寺庙、街道、商铺、宅院等，其次便是城市的人文空间，其内容既可能是历史的、民俗的，也可能是商业的、贸易的。对发生在这些城市空间中的故事的叙述就属于城市叙事。在一些古代笔记和小说中，如果只是简单介绍某城某人某事，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城市空间不作为故事情节构成的要素，空间感颇为模糊，也就不能认定为城市叙事。

要对城市叙事有个完整的理解，我们需要对其历史演进做个简要梳理。正如后来许多类型的文学叙事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源头，城市叙事同样如此。尽管我们的城市叙事主要着眼于叙事性作品，但在我们的探讨中，《诗经》中的城市叙事也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比如《大雅·绵》中关于城邑建造的描写的诗句，记载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到岐山下，开始建造城邑的过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再如《卫风·氓》中的城内贸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再如《邶风·静女》中的城郭情事：“静女其姝，俟我与城隅”；等等。客观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但相关叙事并不少见，可谓题材多样，这在后文还有详细的论述。

相比于《诗经》，先秦城市叙事更为集中地出现在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中，因而也更具叙述意味。对于先秦散文中的城市叙事大致有两种认识方式，一是词语溯源，即“城市是什么”，即通过“城市”概念的使用来梳理其历史轨迹。《韩非子·爱臣》中的“城市”被认为可能是早期典籍中最早出现的相关概念，其文曰：“大臣之禄虽大，不得籍威城市。”其实，在战国至于西汉这一时期，“城市”概念尚处于整合的状态中，因而出现了多种相关却并不一致的说法，比如《战国策·齐策五》中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这里用了“有市之邑”的说法；《战国策·赵策》中韩国上党守冯亭遣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这里用的是“城市之邑”的说法；《战国策·赵策一》：“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则说“城市邑”。大致到了汉代之后，“城市”概念才逐渐稳定下来，比如《后汉书·廖扶传》“扶绝志世外，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等。

二是早期的城市景观叙事，也即“城市有什么”。有写城市营建过程的，如《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太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有写城市贸易活动的，如《礼记·月令》写到中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有写城市娱乐盛况的，如《战国策·齐策一》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可以说，在战国以后，城市作为“城”与“市”相结合的产物，其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城市规模也获得不断拓展，如《战国策·赵策三》所言：“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由此可见出一个时代的变化。概括而言，先“城”后“市”，“城”“市”相合也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叙事的最重要特征。

城市叙事在汉魏六朝时迎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作为国都或者郡府治所的城市，其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与之相伴的是，在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散体赋中，出现了“京都赋”，这是一种以描绘歌颂都城为主的赋体城市叙事，常在宫宇楼阁、风土人情的夸饰和铺陈中充分展示城市的雄伟壮观与繁华富丽。最早的京都赋一般认为是西汉辞赋大家扬雄的《蜀都赋》，该赋描绘了蜀都高耸的城市建筑，纵横交错的街道，稠密的人群，所谓“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隐轸轸”。城中集聚着富贵之家，生活奢靡，“百金之家，千金之公……置酒于荥川之闲宅，设坐于华度之高堂”。而班固的《两都赋》则以其规模之宏大、特色之鲜明、流传之广远成为“京都赋”中的典范之作。比如《西都赋》描绘了长安城宏伟富丽之景观，极尽渲染之能事，写街衢通达：“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写宫室壮美：“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 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 其后则有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和左思的《三都赋》（《蜀都赋》《吴都赋》和《魏都赋》），皆将散体大赋长于铺陈的固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汉魏时期写都城之盛，除了赋体文，还有一种散文笔法。如《西京杂记》不仅写楼阁宏伟，如“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也写宫廷礼仪：“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做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亦有宫闱秘史：“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 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 这些写法均为后来之都城笔记所继承与仿效。

在唐代小说中，出现了笔记体与传奇体，前者是旨在记载历史故事的城市叙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大唐新语》等，描述了唐代的君王、将相以及名士在长安的生活状态和奇闻逸事，如《隋唐嘉话》卷二：“中书令马周，始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记载的是长安的城市宵禁与出行制度；《明皇杂录》卷上：“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写的是京城的歌舞娱乐活动。就笔法而言，其与前代笔记相类，大都粗陈梗概而已。后者则属于文学性更强的传奇小说，注重城市生活的细节描摹与场景铺陈，比如《李娃传》《霍小玉传》《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传奇名篇都有对长安宫廷街市等建筑的许多叙述，长安构成了人物活动、故事敷衍的极为生动的文学空间。如《李娃传》对于长安城市空间着墨颇多，从开篇处的平康里遇艳，“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到荥阳生沦落后参与的长安凶肆大会，可谓盛况空前，“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 ，等等，这个发生在长安城的奇情故事展示出极为典型的地理空间特征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上两方面可以窥见唐代城市叙事的基本样貌。

宋代是城市空间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期，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开始全面走向市井空间，市民文学成为文学的主体。因此，宋元以来至于明清时期成为城市叙事的繁荣期，除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陶庵梦忆》《西湖游览志》《板桥杂记》《帝京景物略》等城市笔记、小品文继续沿袭着历史性城市叙事的传统路径之外，“三言二拍”、《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桃花扇》、《歧路灯》等小说戏曲更将文学性城市叙事推向高潮。这股城市叙事的热潮一直持续至晚清，从而涌现了如《风月梦》、《海上花列传》、陆士谔系列小说等晚清小说的重要作品，至现代以后，则是以包括新感觉派在内的海派小说、老舍小说、茅盾小说等代表了城市叙事的主要方向。后文对此有详尽的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城市叙事有一个大致的认定，就属性而言，它包括了历史性城市叙事与文学性城市叙事；就文体而言，城市叙事主要形态包括赋体文、小说、笔记、戏曲、评书、小品文等，这几种文体之间的彼此呼应和配合，形成了中国城市叙事的立体构架。相比而言，小说与笔记乃是城市叙事之主要形式，有时候，城市笔记会向完整小说意义上的城市故事转化，比如一些唐代关于长安的城市笔记就会敷衍成为内容丰富的唐传奇小说。赋体文除了场景叙述，也会有故事情节的展演，总体上叙事特征并不典型，但是汉魏时期的城市赋作为城市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阶段，其文体意义极为突出，因此也作为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

另外，尽管诗词中毫无疑问包含了城市叙事的内容，由于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有着不同的形式特点和美学原则，为了避免造成探讨语境的错置与混乱，诗词不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为了说明城市叙事的某些特点，诗词材料会不时被引用，参与讨论和印证。

在空间功能方面，城市叙事的内涵又容纳了诸多功能有别的空间板块，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叙事，如宫廷叙事、寺观叙事、市井叙事、宅第叙事、庭园叙事、山水名胜叙事等，皆属于城市叙事的不同空间类型。就城市叙事的空间类型而言，至少有三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其一，一个城市会兼容多种城市空间叙事的类型，比如在唐代的长安，除宫廷叙事外，有都城特征的寺观叙事、庭园叙事和山水名胜叙事也很突出；其二，在特定的时代，一般会出现主流的城市空间叙事，比如在宋元以后，市井叙事就逐渐成为城市叙事的主流；其三，城市空间叙事往往服从于某种城市文化传统之下，但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明清时期的杭州城市文化，整体上具有包容性、世俗性、商业性等特点，而当时的西湖叙事则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诗意与理性共舞的文学传统。

就城市在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城市叙事”的内涵显然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就古代、近代小说的实际而言，“城市叙事”的含义至少应该具有三种维度：一是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城市乃是故事的发生地，比如《李娃传》等唐传奇中的长安叙事；二是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城市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比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杭州叙事，城市与故事彼此缠绕，相互映照；三是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城市在这样的文本中已经超乎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表象，而成为象征性的能指，比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叙事。

城市叙事的本质是一种空间叙事，它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客观地说，中国城市叙事之形态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传统所决定，故事情节描述往往注重时间流程的、线性的描述，这种线性故事流程最终与中国小说阅读者的接受心理相互影响，形成了阅读接受的“情节崇拜”，即只关注情节的发生发展，跌宕起伏，人物的最终命运，而不甚关注人物心理变化，尤其是空间场景。与西方文学相比，小说中叙事的空间横断面并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主观上不甚注重空间叙事，是古代叙事文学的普遍状态，这个空间既包括城市空间，同样也包括乡土空间。经笔者阅读查验，发现作为农业文明大国的中国，其古代小说中对于乡土空间的描绘比之城市，竟然更少，这在明清小说中，就表现得颇为明显。尽管缺乏主观上的自觉意识，许多小说中有意无意的空间描写，形态多样，别有意味，尤其是城市空间的叙述，却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时间范围。本书研究的时段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城市叙事的古典时期为先秦时代到1840年，从1840年至20世纪30年代，则是中国城市叙事的现代转型时期，我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当时一批富有现代都市情调的上海小说的问世，代表了中国城市叙事之现代转型的最后完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具体论述中，会涉及40年代的海派作家如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但不把它们作为讨论的重点。 CRCW2I8XnusHaVCs5UB5AcqiuLPMD1ZuM6Iz5HpyUcYYmWateaH/eiCmi6X/5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