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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叙事研究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古代城市文学研究，因此，要探讨本论题的缘起与背景，离不开对于当下古代城市文学现状、趋势与方向的把握和理解。21世纪的古代城市文学研究无疑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一方面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迅疾的城市化进程的深度激发；另一方面在学理逻辑上，已然形成热潮的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城市文学研究开始寻找学术原点，这推动了城市文学的溯源研究。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产生首先与现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兴起密不可分。现代城市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大体以1983年北戴河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为标志，当时的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文学批评界提出“城市文学”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作了初步的界定。1986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召开城市文学研讨会，对城市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活动显然推动了城市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至80年代末期，城市文学研究的一批学术成果正式面世。1987年第4期《文艺争鸣》刊登了晓华、汪政的《一种文学两种文化——论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意识》，1988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刊登了蒋守谦的《城市文学：一个有意义的文学命题》，1989年第4期《当代》刊登了张炯的《〈大上海沉没〉与城市文学勃兴》，以上三文分别对城市文学的概念、意义和勃兴等方面展开了学理性讨论，这标示着城市文学作为具有活力的前沿性文学命题，已完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层面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表现为理论探讨更为深入，批评实践更具学术针对性，更加关注城市文学的个性与特征，尤其是地域性特征。
就城市叙事研究而言，总体来看，研究的对象大多集中在现当代时期，一是当代部分，它们的创作与研究几乎与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同步，产生了《城市与人——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社会文化学考察》《北京：城与人》《都市的迁徙》《城市像框——九十年代都市文学研究》《城市的想象与呈现》等专题著述。另一是现代部分，主要是针对20世纪前期“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的“都市传奇”等的研究，整体性观照较为突出，涌现出了如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杨义的《京派海派文学综论》、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黄献文的《论新感觉派》等一批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则数量众多，不胜枚举。
随着现代城市文学由今而古、向前追溯，古代文学中的城市文学研究由此产生，就其发展历程与趋势而言，最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90年代诸多因素的交融和积累，在21世纪以后逐渐走向繁荣。与现当代文学相比，古代的城市叙事研究专著总体较少，主要有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郑利华的《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周晓琳与刘玉平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史》等不多的数种专著，多侧重于历史层面的城市形态研究。其中，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明代市民文学的生存条件——城市与市民的特征和构成，揭示了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进程和影响这一进程的社会诸因素，进而探讨明代市民文学的不同类别的创作、传播、接受方式和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的社会身份及地域分布，对市民文学在明代社会中的影响予以较为深入的分析。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认为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古代小说所描写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乃是古代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该书侧重于后者的研究，主要以古代小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其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城市文化。其总体思路是将唐代至晚清的历代小说中的城市文化作一纵向、历时性的描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对历代小说中所反映的典型城市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在方法论上，该书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文献价值的层面来论证小说中城市描写的史料价值，同时指出这些城市描写所具有的小说个性和艺术价值；尽可能将研究的重点深入到城市的精神文化层面，从小说的角度揭示古代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
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则主要集中研究具体时代的具体作品。在先秦两汉至于唐代这一时期，首先较多集中于对《两都赋》《二京赋》等京都赋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有陈复兴的《〈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李炳海的《帝都中心论的文化承载——古代京都赋意蕴管窥》（《齐鲁学刊》2000年第2期）、王德华的《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等；对于《西京杂记》《洛阳伽蓝记》等城市笔记的研究，则有吴宏岐的《〈西京杂记〉所见长安的服饰风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王柳芳的《论〈洛阳伽蓝记〉对京都赋的接受》（《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薛瑞泽的《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等；对于《长恨歌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等唐传奇之长安叙事的研究，朱玉麒用力甚勤，著有《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代长安的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系列论文。
其中，李炳海在《帝都中心论的文化承载——古代京都赋意蕴管窥》中指出：帝王中心论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与此相应，帝都中心论也就成为古代京都赋的重要文化承载。在中原建都的许多王朝，其京都赋都宣称自己的帝都处于天下中心的地理优势。京都赋还把京都所在地域与天界的中心部位相勾连，通过把京都与北斗星相对应而证明京都所处的中心地位及对四方的统辖关系。还有的京都赋从战略上着眼，渲染帝都所在地区山川形势的险要，以及它在军事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此证明帝都是天下的中心。
朱玉麒的系列论文则致力于对文学作品尤其是传奇小说中隋唐长安城市空间的还原。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都城，既是上自皇帝、百官，下到庶民、僧道的生活空间，又是大唐帝国各类政令制度运行的舞台。历史研究者立足于文献考古、史地探讨，从城市空间、社会流动、文化艺术等多种角度来考察长安社会的发展演变，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长安城市空间中的流动变迁。《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以唐代的“小说类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地理空间观”为阅读方法，探讨文学人物在长安坊里空间的活动情况，认为长安作为重要的信息社会给小说场景描写带来了机遇，城市的公共场所给人物的冲突设置了合理的氛围，坊里空间的人物分布和市场结构为故事经营者提供了个性化特征。《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则主要探讨长安地理空间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注重从空间演变的视角来审视长安城市空间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和重要影响。
宋元以来，随着城市自身不断发育成长，城市叙事显得更为典型，逐渐形成以白话小说为主体，城市笔记为辅助的基本格局。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集聚，既有通论式成果，也有专题性成果。通论式研究往往着眼于古代城市文学的全局，将宋以后的白话文学作为研究重点，如周晓琳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系统建构刍议》（《光明日报》2007年5月15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孙逊、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许建平的《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周笑添、周建江的《中国古代城市笔记小说的源、流、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许建平在《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中指出，货币观念是影响人生存、发展观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也会波及作为情感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域。该文从货币观念入手，探讨不同货币观念的生成及其对人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学表现的影响，意在说明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间的联系。文章在探讨过程中发现，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中，出现了由农耕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农耕文学向商业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商业文学转型的趋向，其间产生的市井小说就是表现这一转型趋向的文学载体。市井小说体现出与以德礼为中心、以稳定平和为特质的农耕文学所不同的以财色表现为中心、以寻新求变为特质的商业文学精神。
专题式研究则主要包括对《碾玉观音》《西湖三塔记》等宋元话本之临安叙事的研究，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卖油郎独占花魁》等拟话本中西湖叙事的研究，以及对明清著名长篇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歧路灯》《红楼梦》《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中的城市叙事之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刘勇强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和《晚明“西湖小说”之源流与背景》（北京大学2000年主办“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梅新林的《〈红楼梦〉的“金陵情结”》（《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宋莉华的《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香港大学2001年主办“宋词与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慧禾的《古代杭州小说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杨子坚的《南京与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刘勇强在《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中指出，地域性是古代白话小说的重要特点，宋以后西湖小说层出不穷，自成系列，不但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古代小说的嬗变轨迹，也折射出杭州文化高雅与世俗兼容并存的城市个性。而西湖作为小说场景的运用，则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个生动体现。西湖小说所反映出的作家对城市生活认识的角度和程度，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过程中，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梅新林的《〈红楼梦〉的“金陵情结”》则认为，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后将初名《石头记》之小说改题为《金陵十二钗》，联想到“金陵”一词在《红楼梦》中的反复重现，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小说作者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个实在难以排遣的“金陵情结”。这一“金陵情结”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能量，无论对《红楼梦》的思想内核还是美感形态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晚清时期城市叙事的研究聚焦于城市文学古今演变问题，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热点。许多学者以近代上海文学为范本，着眼于从古代向现代城市文学转型的临界点，探索和分析现代城市文学产生的初期形态。这一方面的研究思路首先来自海外。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于2005年翻译、出版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该书导论部分也曾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题，于2003年收入作者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强烈冲击，也开始促使学界对于晚清文学进行重新认识，其中即包括城市小说的发生问题。美国韩南的《〈风月梦〉与青楼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将上述命题直接落实在城市小说的研究上，指出：“青楼小说《风月梦》堪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它植根于特定地域，以描写城市生活为内容，通过人物的活动和视角，展现了扬州的城市风貌，对之后的《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产生深刻影响。”这一论断对于晚清小说城市属性的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后的国内研究者大多循此思路，并有所发展。如袁进《韩邦庆的小说叙述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提出韩邦庆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开风气者，他是近代最早描写中国现代都市的小说家；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位为了探索这一描写还提出了相应叙述理论的小说家。这一叙述理论直至今日，还常常被作家们所运用。
施战军的《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指出：“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上，所谓‘城市文学’，更大程度上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地域展开文学叙事的都市小说。”“从19世纪90年代前期韩邦庆在《申报》代售的半月刊《海上奇书》专刊连载《海上花列传》开始，现代城市文学出现了生成的萌芽，此后通俗文学刊物难以计数、花样翻新，通俗文学写作行列涌现了从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到张恨水、程小青、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孙了红、王小逸等作家，这些专供市民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大都作为上海特产畅销于市。”杨剑龙在《论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中认为，上海开埠以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在上海文化的制约下，上海文学更增进和加深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素。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显然，这些都代表了以现代城市文学发生为本位立场的学理路径，与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理解和判断有所不同。
回顾过去三十余年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我们需要对当下的研究格局和发展趋势有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把握。就研究内容而言，当代开展的古代城市文学研究一方面关注传统形态的城市文学研究，尤其偏重于古典文学中的“城市主题”研究；另一方面则有所创新和发扬，产生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变化，逐渐超越以往城市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注重从城市化的背景中去探讨文学作品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意蕴。尤其在当代城市大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与城市密切相关的作品被自觉放置在城市化运动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和评析，学术视野由此得以深拓。
概括而言，当下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四种趋势和路向大体可辨：一是城市文学由今而古的回溯研究。持续高涨的城市化运动与持续兴盛的当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引发了系列联动效应，具体表现为古代文学与文化学者的以“今”鉴“古”，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学者的由“今”溯“古”，以及近代文学与文化学者的“古—今”贯通。21世纪以来，以上几种研究取向形成了以古代文学研究界为主导、后二者为辅助的基本态势，跨越时段，分向并进，尤其聚焦于古代城市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二是将早期形态之“城市主题”逐渐接轨城市文学研究。中国城市文学的主题表达有其早期形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文学作品往往被纳入到文体或是题旨的研究范畴，而未能拓展和接轨于城市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在21世纪以来渐有改变，比如历代文献中的京都赋，除了从传统视角研究其主题思想与文体意义，有研究者开始将之视为古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就其中国城市文学与文化的早期形态特征展开探讨。三是以城市文化审视城市文学研究。城市文学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城市文化土壤中的精神产物，因此，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城市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四是由文学地理切入城市文学研究。古代城市文学研究是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特定空间聚焦的结果，古代城市作为一种特定的地理空间对于文学的发展和作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彼此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乃至重合性。总的来看，21世纪城市文学研究的兴盛直接与文学地理学的有力推动密切相关，城市文学与文学地理研究的两相交融，也将成为21世纪城市文学研究的一大趋势。
21世纪以来，尽管古代城市文学研究者有了更多的现代意识与学术自觉，自觉将传统学术研究与城市化进程联系起来，自觉进行跨学科的整合和拓展，有关城市叙事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就城市文学中城市叙事的整体研究格局而言，不足亦较明显：一是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地带，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由于相关研究仍主要聚焦现当代而忽略古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使得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因缺少历史的纵向坐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资源而显得根基不实。当代研究者多局限于90年代的“新生代”都市小说，现代城市叙事研究则多集中于海派作品，至多到近代的《海上花列传》。这未能真正正本清源，因而不可能具有城市叙事的整体观、系统观和辩证观。二是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多借鉴西方现代城市理论，缺乏独立性。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与文学的关系，而中国城市的发展与西方世界并不同步，如果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模式，必然水土不服，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如阶级、种族、性别等，很多都无法成为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因此，需要尽快摆脱面对西方文化批评理论“削足适履”的不适感，找到适合自身的理论路径。概而言之，由于未能找到城市叙事发生的原点，未能建立中国城市叙事发展演变的完整概念，加之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又多集中于特定时代具体文本，缺乏本土化的理论建构，造成目前的城市叙事研究在整体上停留在阶段性文本分析阶段，未能进行有跨度、有深度的学理透视。当下不足和努力方向正如陈思和所说：“文学想象缺乏整体性和历史性……文学研究要弥合语词城市与现实城市之间的裂缝，就必须穿透各种虚荣和谎言设置起来的帷帐，直达城市精神本体。”
本书的研究动力一方面固然是相关研究尚存在不足之现状的外部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本人自身研究领域之质性提升和内在深化的需要。本人此前出版的专著《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纵向的小说文本梳理为主，其主要内容包括八章，分别是：“唐代小说中的城市文化”“东京—临安：宋元话本中的两宋双城记”“双城的追忆和重塑：明清小说中的开封和杭州”“运河边的城市：《金瓶梅》中的临清”“南京—北京：明清小说中抹不去的京都之恋”“‘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明清小说中的苏州”“淮左名都：明清小说中的扬州”“十里洋场：上海与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该书对于古代小说中的城市叙事做了较系统的历时性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历代小说文本中关于城市的各类典型叙事。而问题也由此而来：若超越某时某地，中国古代的城市叙事是否有规律可以总结？比如能否建立关于城市叙事的历史框架？在更开阔的历史时期中城市叙事如何发展演变？除了城市叙事的个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共性特征？城市叙事走到了晚清，它又如何发生转型？凡此种种的追问，其实希望在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互动的“发展史”之外，开辟一个关于“系统论”的场域，这也正是本书撰写的主要内在动因。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发展史”已经撰述在先，尤其是唐代传奇与笔记、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与长篇通俗小说等中的城市叙事已钩稽甚详，为避免重复累赘，本书采用“简史详论”的写法，对于已在《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中重点讨论的小说作品，除非有新的阐释角度，尽量不再重复征引细论，读者诸君可以对照参看。
本书研究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总结，一是时段上的拓展。有鉴于以上两个方面，本书研究聚焦于城市叙事之“历史演进论”“传统特征论”与“现代转型论”三个核心话题，目的在于以更融通的视角、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探讨中国文学对于城市的体悟与书写，以期揭示城市叙事古今演变的原理与规律。本书努力实现研究方向上的突破，具体而言，其主要创新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历史演进的分析。本书对于城市叙事的分期和演进提出自己的观点，将《诗经》时代到19世纪末发生转型的城市叙事历史视为汇聚着各种声部、交织着各种风格的恢宏交响，并划分为宋前、宋元、明清、近代四个阶段，即“都城圣咏”“市井俗调”“城镇和声”“都市变奏”四个时期。本书第一次系统梳理总结了中国城市叙事的演进脉络，并从一个全新角度探讨中国城市叙事的历史脉络。中国城市职能发展大致经历了城—都—市三大阶段，即从军事中心到政治中心，再到商业中心。中国古典城市叙事轨迹与此惊人吻合：从汉魏赋文中的军事堡垒，到唐传奇中的政治中心，再到宋元话本中的贸易集市和明清小说中的商业中心。这一规律此前未被充分关注过。
第二，古典传统的理论构建。本书着力于以系统性和跨学科思维构建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在研究视野上，本书拓展了研究的上限，从先秦时代开始论述，努力弥补以往明前城市叙事研究较为单薄的不足之处。不仅在于描述城市叙事的历史演进轨迹，更在于通过对演进过程的总结与反思，以探求城市叙事发生、发展的各种形态以及演变规律。本书努力以系统研究完善零散研究，以辩证研究弥合分解剖析，以宏观研究超越微观考察。在跨学科方面，本书横跨文学与城市学两大领域，文学之发展与城市之发展相伴相随，城市叙事研究对城市学原理的借鉴和运用，有利于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理论创新。就文学而言，本书尝试着从叙事形态、心理向度、空间意义等方面对古典城市叙事特征进行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第三，古今演变的实证。文学的古今演变是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倡导以来，相关的学术探索新见迭出。检视近年来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理路，取径大体有三：一曰贯通式，即指对文学的内容、形式、文学思潮、观念的发展流变以及作家作品传播接受进行纵向的梳理研究。二曰本位式，即章培恒多次强调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互为坐标”的研究，或以古代文学为本位，下析其流；或以现代文学为本位，上探其源。三曰临界式，即着眼于演变发生之临界点的研究，具体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
本书关于中国城市叙事的研究对以上三方面加以融通，既有历史演进分析的纵向探讨思维，又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互为坐标”，而最终的着力点则在于城市叙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临界时段考察。本书的一大意义在于从城市叙事这一不甚为论者所关注的视角出发，为古今演变研究提供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实证个案。
第四，古为今鉴的发明。城市叙事有其古典传统，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亦大放异彩，通过对中国城市叙事的演变规律与理论特征的历时探讨，追根溯本，其目的在于鉴古知今，比如当代城市民俗叙事乃与宋元市井民俗叙事一脉相承，它们如何接续；再如当代的城乡对立观念在明清小说亦已萌发，晚清小说中乡人游沪成为一时之主题，城乡内涵如何变异，又如何传承；等等。从而为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可能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本书重在综合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考证的方法。本书通过对古代城市题材小说笔记进行较全面的收集，掌握尽可能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加以罗列排比，以探索新的分析路径。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这将是本书运用最多的学术方法，主要分两类：一种是纵向比较，即作品的历时性比较，宏观方面是传统与现代作品比较，微观层面则是前后不同时代作品比较，比如唐代曲江叙事与宋代西湖叙事比较；另一种是横向比较，比如新感觉派三作家比较、茅盾与老舍的城市感知方式比较，本书还将对中西近代小说加以比较。通过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比较，得以更准确把握作家作品特征，得出更为中肯的结论。三是逻辑推绎的方法。在综合运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适当运用逻辑推绎的方法，完善整体研究思路与学术构架，力求提出一系列具有新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