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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至于唐，都城叙事的主要题材是宫廷叙事，围绕皇帝与百官的故事展开，这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体现得颇为充分，《开元天宝遗事》共2卷，146条，为五代王仁裕撰，王曾为五代蜀之翰林学士，有才名。该书记载的大多数内容都发生在长安的宫廷里。据统计，在146条中，直接写唐玄宗以及诸王宫廷逸事的就有74条，带有较为明显的宫闱气息，篇幅皆不长，如《世说新语》笔法。
《大宋宣和遗事》则为讲史话本，宋代无名氏作，元人或有增益，是成书于元代的笔记小说辑录，结合了多个类型的笔记小说并以说书的方式连贯而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成书方式有评价：“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认为小说中既有诗词内容，亦有说话的痕迹，可见它既不是纯粹的文人创作，又不是艺人说话时的原始底本，而是编订者收集了典籍中的相关片段与诗词内容，又补充以野史传闻，加以连缀整合而成。《大宋宣和遗事》这一文本形态对于都城叙事而言有特别之意义，它正展示了宫廷叙事向民间叙事转向的一种趋势。
《开元天宝遗事》是一种都城叙事，朝堂宫廷故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有写宫廷欢爱，如《随蝶所幸》：“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妃嫔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有写忠臣逸事，如《步辇召学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论时务。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时元崇为翰林学士，中外荣之。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还有《赐箸表直》：“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莫知其由，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当然，在长安叙事中，花团锦簇、名马貂裘的城市场景也不可或缺，比如《看花马》：“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
，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时驻马而饮。”再如《裙幄》：“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再如《风流薮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以上正面写长安的虽只寥寥数则，其中街巷郊野之景观却颇具特色，也大致连缀出一幅盛世的长安行乐图。
相比而言，《大宋宣和遗事》出现了对于城市空间的较为完整而细致的描绘，尤其是“私会李师师”和“元宵与民同乐”两个大的故事段落，情节跌宕起伏，环境描绘细腻生动，引人入胜。
关于李师师事，多见记载，如《青泥莲花记》称：“东京角妓李师师，住金线巷，色艺冠绝。徽宗自政和后，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往来师师家。”而《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相关描写则更为具体生动，写宋徽宗“引高俅、杨戬私离禁阙，出后载门，留勘合与监门将军郭建等，向汴京城里，穿长街，蓦短槛，只是些歌台舞榭、酒市花楼，极是繁华花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环巷，那风范更别：但见门安塑像，户列名花；帘儿底笑语喧呼，门儿里箫韶盈耳”，遂遇李师师，一见倾心。此后在此街巷里便有：徽宗夸口，李师师娘报官捉拿，高俅斥退巡兵，徽宗夜宿娼家，与巡警贾奕争风吃醋等一系列谐趣情节上演。
故事情节抑扬之间，对白极富俚俗色彩。旧好贾奕因被师师冷落发怒而质问师师，文中写道：“师师道：‘恰去的那个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抚，也不是御史与平章。那人眉势教大！’贾奕道：‘止不过王公驸马。’师师道：‘也不是。’贾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当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肯慕一匪人？’师师道：‘怕你不信！’……师师道：‘我交你信。’不多时，取过那绞绡直系来，交贾奕看。贾奕觑了，认的是天子衣，一声长叹，忽然倒在地。”故事充满了市井趣味。段落的最后似乎是要给这一段市井传奇留下痕迹，文中写道：“徽宗悉听诸奸簸弄，册李师师做李明妃，改金线巷唤做小御街”，一段风月故事因而在城市街巷之间立此存照了。
再如“与民同乐”段落。宣和六年，元宵之夜，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文中写东京大内前，有五座门，“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有贵官撒金钱，此后是人人赐御酒一杯。其间有故事颇具趣味，一妇人饮御酒后窃取金杯被捉，面见徽宗，作《鹧鸪天》词以自解，教坊大使曹元宠以为其词乃宿构，妇人再作《念奴娇》词，徽宗大喜，赐以金杯。此一东京元宵故事，一见升平之气象，二亦可见时代文化浸染市井之深厚。
除了城市空间展示的广度有别，两书城市叙事的情态趣味也有很大不同。《开元天宝遗事》有多则内容写宫中情事。如《眼色媚人》：“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销恨花》：“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帝曰：‘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助情花》：“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汉之慎恤胶也。’”尤其是后面二则，事涉男女欢爱，语近香艳而不亵，可见文人之含蓄。
如果说《开元天宝遗事》表现的是文人之含蓄婉转，到了《大宋宣和遗事》，很多段落则表现出说话艺术之曲尽其致。“李师师故事”即充满了市民趣味，我们来看徽宗与李师师晨别一段：“徽宗伴师师共寝，杨戬、高俅别一处眠睡。不觉铜壶催漏尽，画角报更残，惊觉高俅、杨戬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师师卧房前款窗下，高俅低低的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来朝不见，文武察知，相我王不好。’天子闻之，急起穿了衣服。师师亦起，系了衣服。天子洗漱了，吃了些汤药，辞师师欲去。师师紧留。天子见师师意坚，官家道：‘卿休要烦恼。寡人今夜再来与你同欢。’师师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了龙凤绞绡直系，与了师师道：‘朕语下为敕，岂有浪舌天子脱空佛？’师师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门。”其中的情态语调模拟天子口吻，同时充满了民间文人的风趣与谐谑。
更值得品味的是两书不同的主题倾向和文化立场。安史之乱与靖康之难，堪称唐宋二世之最大劫难，通过都城叙事正可梳理政事之失、殃祸之始，败乱之作，以为后世殷鉴。正统士人以史家自居，雍容端正，气象平和，民间文士则凸显市井立场，悲叹疾呼，嬉笑怒骂，两书风格迥然有别。
《开元天宝遗事》站在士大夫的立场歌咏贤君，微讽失政，《大宋宣和遗事》则是为市民立言，声讨无道，唾骂奸佞。两书的开篇就奠定了基调之不同。比如前书开篇的《玉有太平字》：“开元元年，内中因雨过，地润微裂，至夜有光。宿卫者记其处所，晓乃奏之。上令凿其地，得宝玉一片，如拍板样，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称贺，收之内库。”其后连续三则写的都是唐玄宗赏识著名贤臣姚崇、宋璟的故事，以见其知人善任。所谓开元天宝遗事，以祥和升平为其主调，即使说到乱臣祸国、奸臣误国，也不过是语带微讽而已，如《金牌断酒》：“安禄山受帝眷爱，常与妃子同食，无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禄山即以牌示之，云准敕断酒”，可见当时宠爱之甚，终取其辱当可想见。即便是已成定论的奸臣贼子如李林甫，文曰：“李林甫为性狼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协群议，而面无和气。国人谓林甫精神刚戾，常如索斗鸡”（《索斗鸡》），这已是最严厉的指责了。而《枯松再生》条所写更有曲终奏雅、曲意回护之意，所谓：“明皇遭禄山之乱，銮舆西幸，禁中枯松复生枝叶，葱蒨，宛若新植者。后肃宗平内难，重兴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诬矣”，其实，安史乱后，弊政丛生，唐世之沉沦下坠已成不可逆之势。
《大宋宣和遗事》则充分展示了民间说书人的立场，开篇就是：“茫茫往古，继继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衣冠文物之时少，干戈征战之时多。”话本中充满了说书人的义愤，酣畅淋漓，“今日话说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文中更是历数徽宗之无道，极逞说书人口舌之快，句句剑拔弩张，“哲宗崩，徽宗即位。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绘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话本在检讨北宋灭亡原因时，指责了包括王安石在内一班臣子的所为，“话说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检之史实，其所做判断未必准确，尤其是对王安石的评价，但这种来自民间的沉痛疾呼折射出底层民众的诉求，其情感深沉动人，其影响力亦不可小觑。也可以说，传统都城叙事系统获得了极大拓展，在庄重舒缓之外亦有来自民间的凄厉之声。
概括而言，比之《开元天宝遗事》，《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都城叙事与时代的城市变革彼此呼应，叙事内容重心下移，从宫闱走向民间，在城市空间景观、市民心态、市井趣味等方面展现出自身特色。这似乎也预示着，在宋元以后，以宫廷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叙事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再成为都城叙事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