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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者认为：“城市中的建筑物是一个城市的最基本构成，它是城市的标志。而这些城市构成与标志，都是由城居者所建，其中蕴涵着城居者的思想理念，价值判断，时尚追求，审美情趣，等等，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它代表的是凝聚的物化文明，是一个时代人文文化的集中表现。”
可以说，宋代城市出现的勾栏瓦子作为城市发展史上极具标志意义的城市娱乐空间，正是时代文化的集中表现。勾栏瓦子具体兴起于何时，没有确切资料记载，但据廖奔考证：“汴京的瓦舍勾栏兴起于北宋仁宗（1023—1063）中期到神宗（1068—1085）前期的十几年间”
，可以确定，勾栏瓦子兴起于北宋仁宗和神宗时期。在城市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宋代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市民文化娱乐场所，也即是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耐得翁《都城纪胜》有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有云：“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城市娱乐活动发展成特色服务型行业，并且在城市中连缀成规模很大、具有集聚效应的娱乐消费空间，比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泼皮赵正“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官差拿贼，“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市井民众在此地往往流连忘返。
关于瓦舍的设立，我们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据康保成考证，瓦舍原指寺院、僧房，勾栏又名“构栏”“栏杆”。在唐代时，寺院经常演出百戏伎艺，如唐长安的慈恩寺、荐福寺、青龙寺、安国寺等，都是最早的戏场，演出节目多为佛经有关的节目。
唐代有时会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楼，进行各种曲艺活动的比试，比如《李娃传》描写了东西两市之凶肆的一场表演性比试，《乐府杂录》亦有琵琶能手之间比试的记载，但其曲艺表演场所往往不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规模化的特征。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城内的瓦子共有八座，分别是桑家瓦子、新门瓦子、朱家瓦子、里瓦、中瓦、州北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这应该是不完全统计。卷二《东角楼街巷》：“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著名艺人在此开设固定演出，内容极丰富，“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卷五）。再如《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元散曲《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有一段用来说明当时勾栏设置的记载，其文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峦坐座，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个人旋窝”
，大体可以让人想象勾栏的内部设置，观众席设在戏台对面的叫“神楼”，设在两侧的叫“腰棚”。所谓“钟楼模样”指的应是“神楼”，“人旋窝”则是腰棚，“入得门上个木坡”指的是进入神楼或腰棚都要通过的楼梯，说明座位是按照阶梯方式设计，上下票价似乎并无差异，“要了二百钱”就可自由寻找座位。
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瓦舍勾栏的整体发展态势是从北向南推进，日渐繁荣。北宋时，瓦舍勾栏主要是在中原及长江以北地区出现，尤以汴京为多。随着金兵入侵，宋室南迁，这种以瓦舍勾栏为代表的商业娱乐文化也随之向南方传播，据《咸淳临安志》《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临安城内外有瓦舍多达25处，从数量上已远远超过汴京，它们分别是：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便门瓦、钱塘门瓦、菜市瓦、新门瓦、艮山门瓦、羊坊桥瓦、王家瓦等，其中仅北瓦之中，就包含了勾栏十三座。再就是表演形态也变得较为多样，表演空间亦有拓展之势。据《都城纪胜》中的“市井”条记载：“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闲地段，多有作场之人。”所谓“路歧人”，乃是沿路展开的、无固定演出场所的临时表演者。《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称：“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阔之处做场，谓之‘打野呵（泊）’，此又艺之次者。”概括而言，瓦舍勾栏中的演出活动，以固定性的瓦舍勾栏演艺为主体，以半固定性的茶楼酒肆演艺、经常性的节庆庙会演艺、临时性的街衢闹市演艺等为必要补充，充分表明一种面向广大民众的通俗性娱乐空间在宋代正式形成。
就城市节日习俗而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以元宵节最为时人所重，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的元宵节制度比之前代显得更为宽松。宋太宗时规定，三元节取消夜禁，百姓可以通宵游观。《曲洧旧闻》卷七《上元张灯》载：“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观游之盛，冠于前代矣。”
《默记·燕翼诒谋录》卷三：“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
特定时段中的城市空间得以完全开放。
皇祐四年（1052）梅尧臣曾与宋敏修等相互唱和，《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赋诗得闲字》诗云：“金舆在阊阖，箫吹满人寰。九陌行如昼，千门夜不关。星通河汉上，珠乱里闾间。谁与联轻骑，宵长月正闲。”
万俟咏的《醉蓬莱》则以词的形式形象展示了东京元宵佳节的气象：“正波泛银汉，漏滴铜壶，上元佳致。绛烛银灯，若繁星连缀。明月逐人，暗尘随马，尽五陵豪贵。鬓惹乌云，裙拖湘水，谁家姝丽。金阙南边，彩山北面，接地罗绮，沸天歌吹。六曲屏开，拥三千珠翠。帝乐方深，凤炉烟喷，望舜颜瞻礼。太平无事，君臣晏乐，黎民欢醉。”
到了宣和年间，为了充分展示太平气象，灯市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就已开始，称为“预赏”。到了临安之后，更是将其提前到了前一年九月菊灯开始之时。上元的五夜灯市最为繁盛，皇帝与民同乐，主要项目就是扎鳌山、赐御酒、撒金钱等。所谓“鳌山”，也就是彩山，指的是人工搭建的灯山。《宣和遗事》前集描绘了京城大内建造鳌山的景象，“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
。灯的品类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然后是皇帝出行，与百姓同乐。“至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擎辇者皆倒行，以便观赏。金炉脑麝如祥云，五色荧煌炫转，照耀天地。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大字。”（《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话本对此亦有相关描写，比如《戒指儿记》：“不觉时值正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
再就是赐御酒，“那看灯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有教坊使曹元宠口号一词，唤作《脱银袍》：‘济楚风光，升平时世，端门支散碗，遂逐旋温来吃得过，那堪更使金器？……’”
还有就是“撒金钱”习俗，元宵之夜皇上莅临，有黄门侍者自宣德楼城门上往下撒金币，供百姓争抢，宋教坊使袁綯《撒金钱》云：“频瞻礼。喜升平，又逢元宵佳致。鳌山高耸翠。对端门，珠玑交制。似嫦娥降仙宫，乍临凡世。恩露匀施，凭御栏，圣颜垂视。撒金钱，乱抛坠。万姓推抢没理会。告官里：这失仪，且与免罪。”
在元宵节的独特时空中，上演了不少男欢女爱的风月故事。有多种古籍记载了东京元宵节发生的一场男女情事：“崇宁间，上元极盛。太学生江致和，在宣德门观灯。会车舆上遇一妇人，姿质极美，恍然似有所失。归运毫楮，遂得小词一首。明日妄意复游故地，至晚车又来，致和以词投之。自后屡有所遇，其妇笑谓致和曰：‘今日喜得到蓬官矣。’词名五福降中天。”
话本《张生彩鸾灯记》所写的亦是男女主人公在东京元宵夜相遇相爱的故事。
就市民游览主要空间而言，北宋东京主要是金明池，南宋临安则主要是西湖。金明池乃是东京著名的皇家园林，又名西池、教池，位于宋代东京顺天门外。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记载，金明池原本为宋太宗检阅“神卫虎翼水军”的军事操练场，后来逐渐改为与民同乐、观赏龙舟夺标“水嬉”的娱乐场。金明池每年三月定期开放，允许百姓来参观，称为“开池”。到农历三月三上巳节，这时“水嬉”夺标开始，声势浩大的皇帝仪仗车驾莅临，当“水嬉”活动结束时金明池也将关闭，开放持续一个月左右。对面琼林苑同时开放，所有园囿都可以入内参观。每当“水嬉”开池之时，百姓倾城而出游览，行人如织，四周摆摊商贩如云，更有杂耍百戏表演并作，喧阗热闹。梅尧臣的《金明池游》极写金明池游人之多、游赏之乐，其诗曰：“三月天池上，都人袨服多，水明摇碧玉，岸响集灵鼍。画舸龙延尾，长桥霓饮波，苑光花粲粲，女齿笑瑳瑳。行袂相朋接，游肩与贱摩，津楼金间采，幄殿锦文窠。挈榼车傍缀，归郎马上歌，川鱼应望幸，几日翠华过。”
再如柳永的《破阵乐》亦多渲染铺叙之辞，上阕云：“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可见当时天下承平的京都气象。
到了南宋，西湖游赏则成为临安士庶的共同选择。宋陈造撰《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二《游山后记》云：“杭人喜遨，盖自缓缓归曲始盛而极于今。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梦粱录》卷四《观潮》记载：“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清平山堂话本》卷一《西湖三塔记》中写道：“说不尽的西湖好处，吟有一词云：‘江左昔时雄胜，钱塘自古荣华。不惟往日风光，且看西湖景物：有一千顷碧澄澄波漾琉璃，有三十里青娜娜峰峦翡翠。春风郊野，浅桃深杏如妆；夏日湖中，绿盖红蕖似画；秋光老后，篱边嫩菊堆金；腊雪消时，岭畔疏梅破玉。花坞相连酒市，旗亭萦绕渔村。柳洲岸口，画舡停棹唤游人；丰乐楼前，青布高悬沽酒帘。九里乔松青挺挺，六桥流水绿粼粼。’”
《武林旧事》卷三《祭扫》：“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
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清明时节的西湖边。“正是清明时节，少不得天公应时，催花雨下，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正是这场雨，然后有了许宣
与白娘子的西湖相遇，也就有了后来借伞、还伞的情节。《警世通言·乐小舍拚生觅偶》写一对男女多年未能谋面，在祭扫之后游览西湖时相见，“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便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座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
。绵延的西湖同样提供了重要的故事场景，预伏了人生邂逅的多种可能。
由西湖周围的风物演绎出传闻传说，这是临安所独有的，也是极具城市特色的。比如西湖三塔故事，时人由此杜撰了话本《西湖三塔记》，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孤山三堤胜迹》记曰：“三塔，俱在外湖，三坻鼎立。……相传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测，西湖十景所谓三潭印月者是也，故建三塔以镇之。”
再如《喻世明言》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记载了“三生石”之来历，此故事早在唐代传奇集《甘泽谣》中就已出现，宋人就其地写其事，写圆泽与李源缘定前生，使得感受更为深沉。有诗云：“处世分明一梦魂，身前身后孰能论？夕阳山下三生石，遗得荒唐迹尚存”，睹物思人，西湖的风物给了后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综前所述，宋元时代城市空间得以不断拓展，文学叙事中的空间属性也被不断强化。空间与叙事的结合往往幻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场景，政治的、历史的、商业的、娱乐的、情爱的场景彼此融汇交织，呈现多元交错的态势，前所未有地丰富了城市空间的维度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