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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宋代城市空间变迁对于城市叙事的重大影响，这种空间的流动性与相互联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典型的城市空间被极大地拓展开来，比如街衢市场、勾栏瓦舍等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空间景观；二是传统的城市空间如宫廷、酒楼、名园、佛寺、道观等得到了持续关注，并在相关描写上有所增进；三是城市空间呈现多元交错的态势，商业空间、娱乐空间、政治空间等彼此交织，城市空间被赋予了多种属性。
这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街巷在宋代城市结构中的地位逐渐浮现出来，成为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这正是对“交互型空间叙事”的最好注脚。“街”与“巷”虽然大小有别，其城市功能大体相同，两者相互交错，建构起城市主要交通网络，所谓“直为街，曲为巷；大者为街，小者为巷”。遍布全城、数量众多的各种街巷在各类记载中被反复提及，“街巷”显然走到了历史前台，成为城市空间变迁的象征，正如《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所云：“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有研究者统计，“街”字在《东京梦华录》中共出现139次，“巷”字69次，而“坊”字却只有55次。即使是这55次也不是官方早已明确的东京80多个“坊名”，与“坊”字一起被提到并形成组合的，往往是通用性质的表述，比如“坊巷”“街坊”“坊市”，或者就是“酒坊”“茶坊”“驼坊”一类商业作坊。另一种情况则是，《东京梦华录》中的街巷名开始被清晰地指称和确认，街名和巷名都超过了30条。这些街巷将两侧的各种建筑串联起来，从而成为标示方位的城市重要地标，这表明了北宋东京以街巷为主要骨架的建设布局理念。
由此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当坊里界标逐渐模糊，坊里作为城市地标的功能也就开始弱化，而街巷地标功能之突显也说明城市公共空间开始被重视而且已经有了独立的地位。
无论是北宋之东京，还是南宋之临安，城市空间不断获得拓展，宋代的城市布局完成了由封闭式里坊制向开放式街巷制的转变。《东京梦华录》在序言中有云：“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东京的繁荣主要体现为街市的繁荣，东京城的主要街道是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也被称为“御街”，为皇帝出入所经过，包括：从宣德门至南薰门；从宣德门外向东至土市子，再折向北经封丘门一直延伸到永泰门；从州桥向东经丽景门至阳门；从州桥向西经宜秋门至顺天门。曾有学者总结出了东京的九大商业街市，分别是南、西、北、东四条御街和宣德门前大街、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沿汴河大街等。
城市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对于主要的商业街区，《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记载颇详细：“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薑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
，再如：“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一种葫芦，嫩时可食）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就连御街这样号称皇帝出入的城市主干道，其两侧的御廊也曾被长期开辟为店铺，《东京梦华录》卷二《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东京的界身巷在很多记载中不断被关注，《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丰富齐全，令人赞叹。这在宋元话本里也多有提及，比如《志诚张主管》：“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
，生意极为兴隆。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也可发现街市中包含着众多的商业网点，主要表现为饮食业、旅店业、娱乐业、运输业等的繁荣。画面中出现了多家酒店，以其中的“孙羊正店”而言，它布局宏阔，顾客盈门，最为繁华，可见是酒楼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虹桥南岸也有一酒店，名为“十千脚店”，虽然规模不甚大，同样生意兴隆，顾客众多，可见东京城来往客流之大，反映出商业贸易之繁盛。
东京的有些街巷甚而直接以“市”为名，如《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近北街曰杨楼街，东曰庄楼，今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
可见这些街巷因市而生，因市而兴。这一特色也体现在一些街巷的命名上，一些巷名就具有鲜明的行业色彩，比如绣巷、油醋巷、大小货行巷、炭场巷、草场巷、袜豄巷、浴堂巷、卸盐巷等。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商品交易时间开始延长，早市与夜市都已出现。关于早市，《东京梦华录》亦有描述：“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夜市亦有发展，东京的夜市以两处最为繁华热闹，一是御街附近，二是马行街一带。《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卷二《酒楼》：“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综合以上，可以发现东京商业空间呈现下述特征：一是商业空间趋带状发展；二是点面结合的商业网络体系逐渐形成；三是商业的经营时间进一步延长。
到了南宋，城市商业更为繁荣，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序》曰：“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亦云：“杭为行都二（盖为一之误）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梦粱录》卷十三《团行》：“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市百行，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卷十三《铺席》亦云：“自大街（御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南宋定都后，随着临安城区的扩大与居民的倍增，以纵贯南北的御街为中心形成新的商业闹市区。有研究者指出：“南宋杭州沿着这条长达三四千米的御街已形成了三个商业中心：一是皇宫门外、鼓楼至清河坊；二是洋溺头至官巷口；三是棚桥至众安桥。这三个从城南而至城北的商业区又由御街把它们贯穿起来，相互沟通，相互补充。新的商业布点网的形成，对满足城区各处居民的需求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城区之外，府城郊区也出现了数以十计的居民聚居、商业繁荣的集镇。“城之南、西、北各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径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都城纪胜》坊院条）。由于城内外贸易繁荣，每天清晨在各大城门口都聚集着等待进出的大小商贩，如话本《任孝子烈性为神》所写：“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可见城内外的来往极为频繁。
比之东京，临安的商品体系更趋系统，流通更广泛，城市内外的商业贸易空间显得更为宽阔。据《梦粱录》记载：“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被称为“塌坊”的客栈遍布在水陆交通码头和闹市区，客旅称便，据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之“坊院”记载：“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
此外在码头与市集附近还设有众多的简易堆货栈，称为“廊”或“堆垛场”。除了店铺四处开设外，也形成了同行业店铺的集中地，也就是所谓“行业街市”，这种行业性街市主要追求规模效应，其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货物的集中批发交易场所，也就是中转集散之地；二是同行业零售店铺货摊集中在一起。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一《团市》记载，行业性街市主要有炭桥的药市、冠巷的花市、大瓦的肉市、候潮门外的鲜鱼行、南猪行、青果团、便门外横河头的布行、城南的花团、后市街的柑子团等，它们各有相对固定的集中交易地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业还有其独特的服饰装扮，据《梦粱录》卷十八记载：“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
，这些堪称当时的行业制服，可见行业规模化的程度之高。
相比而言，临安工商业体系显得更为成熟。根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的约略估计，“京都有四百十四行”，该笔记列出了丝绵市、金银市、珍珠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生帛市等一百四十多行，主要包括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其中在城市商业空间中最醒目的是酒家，临安大小酒家数以百计，街巷遍布，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据《都城纪胜》载，官营酒楼著名的有十家：太和楼（崇新门内）、西楼（三桥南惠仙桥侧）、和乐楼（清和坊）、春风楼（鹅鸭桥东）、和丰楼（睦亲坊北）、丰乐楼（涌金门外）、太平楼（清和坊内）、中和楼（众乐坊）、春融楼（湖墅左家桥北）。私营的著名酒家有：三元楼、五间楼、熙春楼、花月楼、嘉庆楼、聚景楼、风月楼、赏新楼、双凤楼、日新楼等，大都集中在御街两边的闹市区。大小酒店在宋元话本中多有描绘，《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二《西山一窟鬼》写吴秀才“一程走将来梅家桥下酒店里时，远远地王婆早接见了”。又，《京本通俗小说》记载净慈寺对门也开有酒店，主要面向平时寺庙的游人
；再如《错认尸》：“门首交赛儿开张酒店，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这些都是小酒店，大的则有丰乐楼等。东京本有丰乐楼，临安在丰豫门（即涌金门）外也开设名叫丰乐楼的酒楼：“曰丰豫门，外有酒楼，名丰乐，旧名耸翠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缙绅士人，乡饮团拜，多集于此。”
这在话本中也多有反映，如《西湖三塔记》就有描述：“柳洲岸口，画舡停棹唤游人；丰乐楼前，青步高悬沽酒帘。”再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写道：“（俞良）当下一径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见座高楼，上面一面大牌，朱红大书‘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
临安商业发达，而酒店最容易赚钱，所以时人有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