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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气势宏大的京都赋，还是笔法灵动的都城笔记，共同汇成了汉魏六朝抒写和吟咏都城的热潮，尽管我们将之称为“单质型空间叙事”，空间因素在强大的政治观念与历史意识中湮没不彰，但是时代的气象、士人的才情共同铸就了这个中国城市叙事史上的激情时代，在此京都叙写的潮流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与独特的艺术表达对中国的城市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先秦与两汉的经典叙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是以时间叙事为主要形态，先秦与两汉的史传成就都极为突出，而汉大赋尤其是京都大赋，则历史性地转向了以空间为特色的叙事方式。这里的空间叙事包含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寰宇中的空间秩序，二是都城的空间布局，三是时空相互交错的表现方式。
从寰宇中的空间秩序到都城的空间布局，楼阁叙事之所以成为汉赋中京都叙事的重点，因为巍峨的楼阁在汉人笔下成为宇宙空间的具体象征与投射。人们对宇宙的感知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观点，早期中国人的宇宙概念应该与房屋有密切联系，所谓的“宇”就是屋宇，而所谓的“宙”就是在屋宇中能够自由出入，由此，他们就在屋舍中建构了他们的“宇宙”。“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
这说的是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经济所给予人的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两汉时期国力鼎盛，从开拓与征服外部世界之中逐步生成了自身的宇宙意识。在宏大壮阔的京都之中，多可见威严之宫殿，高耸之楼台，以及场域广阔的苑囿池沼，这些触目可见的城市景观也就必然成为汉人宇宙意识的具体象征物。
汉代的京都叙事中多有时空交错的表现方式：《西都赋》侧重于空间并列对峙物象的观照，《东都赋》则侧重于时间绵延呈现的物象描写。前者为“宇”（楼台殿阁），后者为“宙”（古今事件历程），空间与时间不可分割，彼此依存渗透，“宇”和“宙”融合贯通。
《西都赋》写未央宫云：“徇以离宫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重重殿阁像列宿环绕紫宫一样，以未央宫为范围，有机组合平面展开。游历于其中则可感受到“增盘崔嵬，登降照烂，殊形危制，每各异观”。这种平铺组合的殿阁序列，在人的观览漫游之中就转化为一种时间进程。所谓“乘茵步辇，惟所息宴”，说明赋家正是按时间进程展现未央宫的空间形态。描写后妃之宫同样是依平铺组合的方式，“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惠草，鸳鸯、飞翔之列”。而其内部空间同样是通过时间的进程加以展示的。这里重点描写著名的昭阳殿以概括其他：“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裹以藻绣，络以纶连；隋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美；悬黎垂棘，夜光在焉。”
这些梁栋墙壁及其金玉之饰，当然是平列组合，依次呈现的。其中可居可行，可游可观，令人有置身其间平易亲切的实用之感。
相比而言，《东都赋》写到更多按时序推进的历史大事，以时间来带空间，作者热情地歌咏光武帝，并颂扬其继承人明帝，尤其赞美其重视礼仪，包括制定各种典礼、仪式、法令，祭先帝光武，改革音乐，巡游四疆，等等。其文曰：“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敷鸿藻，信景烁，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班固在《东都赋》中特别提到明帝礼仪中的“三雍”，此仪礼之殿由“明堂”“辟雍”“灵台”构成，乃是光武帝于公元56年命令所建造。这三部分在洛阳南门外组成了一组礼仪建筑物，其中心即为明堂。所谓“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
。对于班固及其他重礼仪的儒者来说，这些建筑是东汉早期无可比拟的标志性空间，正是这些规模宏大的礼仪建筑，帮助国家取得了教化天下、四方来朝的重大成果。据《白虎通》卷二《辟雍》所载，如灵台一般的建筑空间，其意义即在于“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
概而论之，《两都赋》《二京赋》等完整而统一地表征出两汉大帝国的宇宙思维与空间观念，尤其是地理空间意识获得了空前的彰显。时间与空间，西与东，讽与劝，否定与肯定，这种形式上的框架显然与汉代人把自然与社会一切都纳入固定不变的阴阳五行思维范式彼此呼应，保持一致。
我们认为，城市叙事自问世之日始即受到城市所承载之功能的深刻影响，正如笔者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就功能而言，中国的城市演进大致经历了一个“三步走”的发展历程，也就是由“城”到“都”再到“市”，城市的文学表现亦如此。
具体来说，“城”的原始意义就是指以军事抵御功能为主的城堡，此后，逐步变为可以施行行政功能的政治中心，再变为开展商品贸易的经济集散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与此基本同步，展示了这种城市功能的历史演进：由先秦文学关注城池修筑攻防的内容，展示城市军事角力的历史画面，到汉魏的都城叙事和唐代都城诗，突出城市的政治文化内涵，再到宋以后由于城市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市”的形态和功能得以强化，宋元话本和明清通俗小说开始深刻表现“市”的新面貌和新变化。
汉魏的都城叙事恰恰处于这个序列中的由“城”到“都”的阶段，因此，一方面，它还带有对城市军事功能的关注与推崇；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中心以及相关行政体制的描绘成为其重要的内容。在此阶段，发育尚不完善的“市”以及相关景观则往往被忽略或淡化。汉魏京都叙写在叙事姿态上表现为由圣而凡、由上至下的整体趋势。
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是京都赋的代表作。这两篇作品从总体上看，既有朝政官仪的展示，又有世俗民情的再现。李炳海研究发现，如果把作品的西京部分和东京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会发现政治和世俗景观的分布情况很不均衡。就城市叙事的内容而言，在西京部分，既写朝政，又写民俗；而在东京部分，只有朝政，没有民俗。班固《两都赋》所展示的朝政事象有巡狩讲武、游览宫馆两项，都被浓墨重彩地渲染，同时，对西京民俗亦有充分的表现，如“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再如“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驰骛乎其中”。这些内容皆是班固《两都赋》中的精彩片段，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京都的民俗风情。其中既有城市景观的整体性概述，又有各色人等生活画面的细致描摹，景象颇为生动。然而，到了《东都赋》中，却是只写各项朝政，见不到民俗事象。
对《两都赋》中朝政和民俗的消长，李炳海曾有这样的概括：班固采取提纯朝政事象而贬抑民俗事象的做法，民俗事象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虽然民俗事象在《西都赋》中也占较多篇幅，那不过是为了突出东都文明所做的反面铺垫。把西都民俗充分展现出来，为的是最终超越它、贬低它。而班固在《东都赋》所描绘的理想画面，则拒绝民俗事象进入，出现的都是朝政官仪。班固认为西都的朝政民俗都有违于礼乐法度，而在读者看来，他笔下的东都也是一个有着明显缺失的社会空间，并非理想的生活乐土。
何以出现这样叙述的场景，可以从客观、主观两方面来分析。就客观而言，这当与汉代社会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作为城市世俗生活重要载体的街市并不繁荣，城市人口以聚居的贵族世家为主；就主观而言，这显然与班固的价值取向有关，这可以从东都主人的表述中看出其倾向性：“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西都游侠以战国四公子为楷模，呼朋聚众，任侠使气，乃是长安街头引人瞩目的景象。不同于司马迁的关注与认可，在班固看来，游侠以武犯禁并不可取。因此，尽管东都洛阳的游侠也不在少数，但《东都赋》未予以呈现和展示。《西都赋》的民俗书写聚焦市场繁荣景象以及士女争相娱乐之画面，《东都赋》则反其道而行之，反复强调的是朝廷抑商止奢的政策：“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最终的价值追求就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两相对比，写作者的命意一目了然。班固在《东都赋》中有意剔除民俗事象，是基于儒家礼乐观和道家禁欲主张相结合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东都赋》作为正面颂扬朝廷的作品，即主要选择朝政事象以统摄全篇。
班固的《两都赋》对张衡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张衡的《二京赋》在处理朝政与民俗事象的关系时，也是按照《两都赋》的原则进行取舍，只是在具体事象的描写方面更加铺张，渲染得更为充分。张衡《东京赋》展示的也是重朝政而弃民俗的倾向。
都城笔记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洛阳伽蓝记》等一方面乃是京都赋之余绪；另一方面，又是城市笔记小说之先声，开启了“城市故事”演述之帷幕。某种意义上说，以《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笔记，是中国古代城市叙事的真正开始。从特定角度看来，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这些城市笔记之文学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归结前代，而是更多地启发了唐代传奇以及之后的城市叙事。《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对于汉赋以来的城市叙事，一方面是公共叙事层面的题材袭用、精神承继、手法借鉴；另一方面则是私人叙事的萌发，私人的经验情感、观点立场在京都叙写中不断展现出来。
先来看公共叙事层面的继承。《西京杂记》所写内容多有宏大的政治视野，比如卷一：
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
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
与汉魏京都赋之精神意蕴相一致的是，两书中同样怀有“都”“国”同构的心理图式，都将轩阁高台视为都城以至于国家的具体象征。《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继承了汉赋中的楼阁叙述，并且对之加以精细化地演绎。这在后文将有专题讨论，这里不再展开。
从具体笔法来看，尽管由于文体迁变，从千篇一律的既定模式到散文笔法带来的个性化成分，为城市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洛阳伽蓝记》在改变的同时也不断地援附传统，对于京都叙写传统的继承具体到了语言层面，它大量袭用汉赋里的词汇与成句。
一种是语言上直接的继承。杨衒之对京都赋十分熟谙，或化用词汇，加以融会贯通。如“布护阶墀”（永宁寺）当来自“声教布护”（张衡《东京赋》），“博敞弘丽”（建中寺）当来自“丰丽博敞”（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并序》），“高门洞开”（秦太上君寺）当来自“重门洞开”（左思《蜀都赋》），“盘纡复直”（正始寺）当来自“溪壑错缪而盘纡”（张衡《南都赋》），“繁衍相倾”（景明寺）当来自“叛衍相倾”（左思《吴都赋》），“爽垲独美”（景明寺）当来自“体爽垲以闲敞”（张衡《南都赋》）。或多直引其成句，“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序）当来自“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张衡《西京赋》）；“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序）当来自“图以云气，画以仙灵”（左思《吴都赋》）；“吞刀吐火，腾骧一面”（长秋寺）当来自“吞刀吐火，云雾杳冥”（张衡《西京赋》）；“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永宁寺）当来自“树以青槐，亘以绿水”（左思《吴都赋》）；“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修梵寺）当来自“比屋连甍，千庑万屋”（左思《蜀都赋》）；“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高阳王寺）当来自“嘉木树庭，芳草如积”（张衡《西京赋》）；“林木扶疏，布叶垂阴”（大统寺）当来自“吐葩飏荣，布叶垂阴”（张衡《西京赋》）；等等。
汉代之散体大赋往往连篇铺陈，文字繁缛富丽，以同部首偏旁字组合连缀显其特色，如《洛阳伽蓝记》所记多为寺庙楼观，寺内多林木葱郁，间杂奇花异果，珍奇鸟兽，文笔游走之间既有汉赋之气象万千、齐整华丽，又有散笔勾勒、跳脱灵动之致。比如写永宁寺则“栝柏松椿，扶疏拂檐，藂竹香草，布护阶墀”；写永明寺则“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写修梵寺则“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写宝光寺则“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写瑶光寺则“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写建春门则“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写法云寺则“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等等。
当然，在公共叙事层面，我们也能依稀看到新的变化。散文化的笔法为作者创设了更大的审美空间，汉赋中关于朝政官制、天子威仪的叙写逐渐转变为笔记小说中对于帝王、贵族逸闻逸事的记录，这一转变从而奠定了城市笔记中关于帝王叙事题材的一个重要传统。由京都赋之帝王威仪叙述渐变为帝王起居叙述，与此相匹配的是，在破除了句式的格式化之后，两书的语言节奏显得疏密有致，而不需要整齐划一，为叙事提供了增加叙述密度的可能，从而可以展开故事的细节，帝王叙述杂以奇闻逸事的细致描绘，为叙事带来更多传奇色彩。
《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其审美上的更大变化在于私人叙事的萌发，这多少预示着从官方的公共叙事向民间的私人叙事的转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为情感抒发。笔记中展示出个人化的情感意识，比如怀旧和感伤。《洛阳伽蓝记》序就叙述了写作的主要缘起，是因为“余因行役”，得以“重览洛阳”。历史风云和个人经历交融在一起，凸显出一个鲜明的叙述主体和抒情主体。作者所见景象令人感到无比悲伤，所谓“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这些景观触动了作者深广的历史之思，仿佛使作者面对千年前曾经的历史现场，感受如同面对殷墟的麦秀之感，踏临周室的黍离之悲。
二为史实亲历。在对城市过往的叙述中往往掺入个人生活经历与体验，《西京杂记》中多次出现第一人称的“余”，意在表明对于历史往事的亲历与见证，比如卷三：“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过蛇；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又云：“余少时，闻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卷六：“广川王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余所知爰猛，说其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为余说十许事，今记之如左”，又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盖，照灼涯涘。余少时犹忆见之。”
再如《洛阳伽蓝记》卷一细致描绘永宁寺：“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作者也以自身实践予以验证：“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再如另一次作者参与的事件，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柰林南有石碑一所，为魏明帝所立，题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明英才，世称三祖。公幹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
三为故实评说。作者参与到历史现场中，展开对历史事件的交流与讨论。《西京杂记》卷五的一段关于作者与扬雄对话的记载颇值得玩味，在两人的彼此交流中穿插了三个小故事，一个是“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阳见卧虎射之”的故事，“余”因此而问扬子云，子云以为“至诚则金石为开”。“余”因此又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孤洲变大鱼”，一个是“陈缟斫石马而斧缺柯折”，加以反驳，认为“此二者亦至诚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结果是“子云无以应余”。尽管此对话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是作者与扬雄皆是历史上知名人物，揆之历史情境，两人对于特异精神力量、灵异故事等的态度颇值得重视。《洛阳伽蓝记》卷四由描述宣忠寺而及城阳王元徽旧事：前洛阳令寇祖仁忘恩负义，斩杀元徽。对于此一史实，作者径直具名加以评论。其文曰：“杨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
台湾学者林文月在《〈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论》中认为：杨衒之以冷笔写空间，故条理井然，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
此观点很具启发性，细细思之，所谓“冷笔”，乃言其客观冷峻，也就是本书所说“公共叙事”在宏大之外的另一面相，所谓“热笔”，乃指其主观情感之投入，亦即是“私人叙事”之固有品格，由此可知，冷热交织，亦是公共叙事与私人叙事之融合。
汉魏六朝京都叙写中公共叙事与私人叙事的融合，意义深远，这是中国城市叙事逐渐摆脱京都大赋叙事体制之始，也是中国城市叙事赢得审美意识、获得独立之审美地位的重要开端。
由《西京杂记》《洛阳伽蓝记》两书可知，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中的城市叙事以帝都叙事为主体，因而形成了帝都叙事的两条脉络，记帝都建制一脉和记帝王逸闻一脉。同时或稍后的城市叙事，比如《汉武故事》《汉武洞冥记》《汉武帝内传》《邺中记》等笔记小说中的城市叙事，大体可以归入这两种类型，尤其是魏晋时的邺都代表了中国城市营建史上的重大转折，而《邺中记》主要记录十六国后赵时的邺都形制、典章礼仪和人物故事，颇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