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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都城的发展繁荣，汉代出现了以描绘歌颂都城为主的“京都赋”，文人总是以一种颂赞的方式对都城的宫宇楼阁、风土人情进行夸饰和铺陈，以展示和渲染都城乃至帝国的雄伟壮观与繁华富丽。
最早的京都赋是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蜀都赋》描绘成都的地理特色和风土人情，其中既有对成都城市格局的描绘，比如“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还有不少对城市生活的描写：“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吉日嘉会，朝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垒杨。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众器雕琢，早刻将星。朱绿之画，邠盼丽光。”
扬雄的《蜀都赋》虽在当时影响不彰，却为京都赋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东汉初年杜笃撰有《论都赋》，引发了赋体文中关于都城的讨论，之后则有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直至西晋左思的《三都赋》等，从而汇成京都赋创作这一潮流。其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东汉以来，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东汉初年杜笃的《论都赋》假主客问答以论都洛只是权宜之计，唯长安乃是“帝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主张返都长安。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在此背景下，班固撰写了《两都赋》。《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据其自序，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希仍以长安为首都，因作此赋以驳之。
《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当然，班固也体现出自身的特色。《两都赋》则学习了《子虚》《上林》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在《两都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
其后，张衡创作了《二京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几乎完全模仿《两都赋》。《后汉书·张衡列传》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二京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就如同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人物命名，《西京赋》所借助的乃是“凭虚公子”的人物视角，表达对于长安宏伟巨丽的倾情赞美。首先描绘了长安险要的地形，充分肯定高祖在此奠定基业的远见卓识，然后细细叙述宫殿楼阁之雄奇壮美，宫室护卫之森严，后宫装饰之华贵，别殿苑囿之壮丽。其间又穿插描写了生活在长安街市的各种人物如商贾之经营、游侠之竞雄、艺人之展演，尤其是利用较长篇幅描绘了京城典型的音乐文化活动场面及艺术表现形式，比如“扛鼎”“缘竿”“钻圈”“跳丸剑”“走索”“鱼龙变化”“吞刀吐火”“画地成川”等许多杂技、幻术活动都在赋中获得精彩的呈现。《西京赋》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表达出作者对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之社会现实的讽喻之意。《东京赋》中的安处先生针对凭虚公子所言进行否定和批判，进而对东都洛阳城市构筑、宫殿营建、祭祀礼乐的盛况进行了一番描绘，称颂东汉君主仁爱为怀，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有度的礼治成就。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思的《三都赋》，《三都赋》包括了《蜀都赋》《吴都赋》和《魏都赋》，左思以十年心力结撰而成，一时风靡，以致“洛阳纸贵”。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可见出作者的时代命意。就历史的承续与创新而言，左思有感于此前京都赋作品的“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在总序中表达了“贵依其本”“宜本其实”的写作主张，“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
。为此，左思曾访蜀事于张载，访吴事于陆机，又求为秘书郎，得以遍览方志群书，多方求证的结果使得左思在赋中基本做到有本可依、有实可考，从而创作出有别于传统的以东西二京为题材的赋作。
左思对于蜀都、吴都、魏都的描写都是先点明地理位置再进而展开名物的铺陈叙说。比如写蜀都就是以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州县郡属来点明其位置，如：“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灵关山像是蜀都的大门，玉垒山如同蜀都的边墙，岷江于南郊流淌，峨眉山重峦叠嶂，作者通过四组标志性的事物勾勒出蜀都的大体方位。其后作者又通过“于前则”“于后则”“于东则”“于西则”四段的铺写，具体地介绍了蜀都南北东西四个方位所包含的郡县、山脉、河流，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既有整体的宏观定位，又有具体的微观叙写，这样使得蜀都的位置极为清晰明确，读者打开地图似乎瞬间便可寻得蜀都的所在。
《三都赋》对于魏蜀吴三国的地理形貌、历史沿革和风土民情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尤其是赋中对于蜀都宫殿的描写，几乎成为研究三国时期蜀地建筑的唯一史料。有学者就指出：“刘备、刘禅在成都，怎样建成一个国都的规模，史书已经完全失载了，仅仅依靠左思这篇赋才可以知道一点大概。”
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时期的京都赋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后来《昭明文选》就收录了不少关于“京都”的赋，包括了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等重要作品。从其中代表性的叙写内容中大致可以窥见汉魏六朝时期的城市景观，比如班固《西都赋》写城池：“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再如张衡的《东京赋》写宫苑：“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
再如左思的《魏都赋》写街市：“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侈所眺之博大。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筭。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
幏积滞，琛币充牣。”
无论是《两都赋》《二京赋》还是《三都赋》，都以颂赞为出发点，文字形式重在铺陈，当时的都城景观大体得以呈现。这些铺张扬厉的文字所重点描绘的主要是以下方面：一是城楼之高大坚固，二是宫苑之雄伟壮美，三是街市之喧阗繁华。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城市建筑被突出外，如《西都赋》中“九市开场，货别隧分”，《魏都赋》中“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等说法还表明，大城市中的集市在行业细化后，正在逐步走向繁荣。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在宫殿的描写方面展现特色的则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王延寿从小聪俊过人，文采出众，其在游历途中路经鲁地，游览灵光殿，此殿为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楼阁高峻，气势非凡，更奇异的是，在经历西汉末的大动乱之后，其他宫宇楼阁大多损毁严重，甚至空余遗迹而已，而此殿依然傲立。此种惊诧与感慨之情感促成其精巧而细腻之艺术构思，并且灌注于对宫殿外观、栋宇结构、殿内装饰的精细刻画和渲染之中。尤为生动的是对于内殿精美装饰之描摹，显示出王延寿卓异的文学才能。其文曰：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汉魏六朝时期还出现了多种影响很大的都城笔记，其中以《西京杂记》与《洛阳伽蓝记》为代表。《西京杂记》原为两卷，首载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至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著录有六卷本。现在通行的《西京杂记》亦为六卷，共一百余则，两万余言。在六卷本之后附有葛洪的一则跋文，跋文言“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由此可见，此书的原作者似为刘歆，但为葛洪家族所传，葛洪所作只是以此书为底本，重新加以整理编订，“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
葛洪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大家公认，或以为此乃是葛洪“依托古人以取自重耳”。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西京杂记》即出自葛洪之手。但书中故事也并非全是葛洪杜撰，有些条目可能是他从当时所存典籍中摘取而来。对于《西京杂记》的作者，魏徵等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不著撰人，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采取折中说法，谓《西京杂记》书中事皆刘歆所说，葛洪采之。后晋刘昫等人编纂的《旧唐书·经籍志》则题名葛洪撰。
《西京杂记》此书为叙汉代杂史之书，对于长安之传闻逸事多有记载，在汉代可谓开京都赋之外的都城叙事之别体。在该书中，除了人物方面的宫掖旧闻、公卿逸事、文人掌故，还有典章礼仪、都城好尚、宫殿珍玩、苑林异物等种种时代风尚、风俗人情方面的记载，诸如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刘邦为迎太公营新丰、南越王献宝于汉朝、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昭君与宫廷画师毛延寿事等长安故事，虽然多与历史记载有出入，因为内容曲折生动，往往被后人引为故实，对后世之诗词、戏曲、小说创作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生卒年不详，时期北平（今河北满城）人。该书是记述北魏时期洛阳佛寺兴衰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就体例而言，一直有不同说法，《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地理古迹之属，而刘知幾在《史通·书志》则将其与当时的都城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并，所谓“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
。《洛阳伽蓝记》比一般地志或都城记更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其写作之渊源可追溯至京都赋，但其所用散文笔法更为灵动自由，同时汲取了京都赋长于铺叙的特点，可谓是京都赋与地志两相结合的产物。
西晋后，佛教在北方日炽，社会遂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仅都城，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权更迭，洛阳陷于兵燹，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杨衒之因事路过洛阳，面对昔日繁华名都在现实中却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洛阳伽蓝记》书名中“伽蓝”一词，即“僧伽蓝摩”之略称，意为“众园”或“僧院”，是佛寺的统称。《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余处。明毛晋跋曰：“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
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该书记载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逸闻，内容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