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砚台是近代以前东亚每张书桌上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可惜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欧美各国，仍长期不为人所知。我们与“他”相见恨晚。砚如人一样，分砚面、砚背，也有砚唇、砚额、砚足（图I.1）。除被称为砚台外，“他”甚至有人名般的雅称——陶泓君。在墨水笔被发明之前，更别说打字机、键盘或触屏了，东亚的作家和画家要亲自在案头调制墨汁，而非直接从墨水瓶中汲取。这需要亲手将用松烟和胶汁混制的一小块墨饼，滴水濡湿后，在砚堂作圆周方向研磨。透过掌控研磨力度和加水多少，个人可控制墨的黏性，运笔在纸上呈现一系列不同浓淡深浅的颜色。

砚可由筛细的澄泥陶土、漆木、旧砖、瓦当、玻璃或半宝石等材质加工而成，但通常是采石开凿出特定砚材，经设计、雕琢和抛光后，对外销售定制，用于研墨书写、馈赠交谊；因种种机缘巧合，后来或被刻铭品鉴，或流传散佚，不一而足。就如一个人，一方砚由诞生到消逝，从被铭记到被遗忘，有一个生命历程。人也好，物也好，生命中都免不了有情、有文，这些物、人、情、文，都值得关注，也都是本书的主题。

作为本书主角，砚台的大小通常不超过一个人直伸的手掌，但千万不要小看“他”。除了磨墨，砚的功能多种多样，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转中扮演过或大或小的角色。一方砚可以是家藏珍品，是慈父赠送行将入学儿子的常礼，是朋友或国际间交换的信物，并可供人在面、背镌字刻铭，名传后世。如此一来，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成为男性文人精英的有形身份表征。“他”也因此而成为活跃于清朝早期（1644−1730年代）历史舞台的角色之一。

砚台在清初的政治工程中不可或缺。其重要性部分源自中华帝国官僚统治的性质：所谓“文治”，最基本的要求是，上至皇帝，下至太监、内廷成员、书吏，乃至地方县令，都需要在日复一日的政令文牍、升迁报告等方面消耗大量文墨；再下至升斗小民，如果要与官府有任何交接，打官司要延状师，写字人更是少不了的。从中产生诸如奏折、章表等大量文书，更别说是维持宫廷日常运作而流通的单据、票函等。在物质意义上，用“挥笔治天下”一词去形容“文治”亦不为过。 ^[1] 面对这个历朝历代都无法回避的要务，满族统治者的少数族群身份，为塑造一种新的物质文化去宣示清朝之正统性，提供了特殊的挑战和机遇。作为一种象征汉族精英文化的书写工具，砚台尺寸小巧，便于制作和赏赐翰林学士，故特别适合清帝笼络汉人的统治之需。

为了重现砚台在清初社会的发展轨迹，我们需涉足紫禁城和水下端坑，从不通文墨的砚工的心手眼去认识他们的世界，并结识一群职涯非同寻常的士人。透过这段旅途，除可加深对清代开国初期的政治、艺术和手工业情况的认识外，还会增进对知识文化、文字与物品的纠葛，以及认知性别和身体性技能等抽象议题的理解。

引导我通向这一方天地的是一名身世莫名的女子，身为当时最有造诣的琢砚家之一，关于她虽留有不少记载，但后世仍知之甚少。顾二娘（活跃于1700−1722年）既是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内成功打拼的杰出女性，也是一位典型寡妇，在苏州专诸巷中因丈夫早逝而继承家业，在艺品市场享有盛名，却失载于男性父系为主轴的家谱。透过顾氏及其男性赞助人和主顾，我们会发现一个几乎全由福建侯官或福清人构成的男性琢砚艺人群体。虽然他们同样技艺精湛，也与顾氏相识，名气却远逊于她。顾氏等琢砚家虽只出现在三个章节中，但他们的活跃时期却贯穿了全书的时间轴，约从1680至1730年代（康熙中期至雍正朝）。

我在书中交替使用“工匠、匠人”（craftsmen）和“手工艺人、艺人”（artisan）等词。 ^[2] 鉴于帝制中国的普通匠人的性别预设为男性，我唯有在论及顾氏时，才会使用“女工匠”这个词。我对砚台以及开采、雕琢砚材的人群的研究兴趣，源于希望推翻长久以来中国“重道轻器”的倾向。 ^[3] 这种“头脑”高于“四肢”的等级制度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学校课程到人民精神气质，从身份位阶到性别界定。在传统社会，各阶层的妇女都要从事手工活，不能靠读书考试出头，这便是男尊女卑制度的体现。

对于这个等级制度，我们在《孟子》这部经典中可找到最直白的背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最初有可能是针对怀有政治抱负者的圣王谏言：运用谋略服众，而非仰赖武力。 ^[4] 它后来演变成关于现实社会优先次序的准确描述，甚至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秩序的想象。这套优先次序在帝制时期和现代的社会结构中均有所体现。在常被描述为“四民”的制度中，一个理想社会由士人（劳心者）统治，随之依次为农民、工匠（两类都是劳力者），即便其经济收益或逊于商人，但道德层面上仍高于后者。

对工匠的贬低十分普遍且根深蒂固，以至于偶有学者有意考察工艺技能，将发现诉诸文字时，也会将工艺收编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除了理学家宋应星在17世纪撰写的《天工开物》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外，今天不少以中、英文撰写的学术著作中仍可看到相同的取径。那么，错误绝不仅仅是文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工匠（不管是否识字），因而享受话语优越权，更根本地在于学术知识及其判断标准的结构本身。学术判断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个别学术群体内不断商讨、妥协的结果，随时空差异而不断变动；不单英美学者和中文学者对史料取舍的要求有异，不同世代的学者对学术规范也各有自身的判断标准，这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课题。当今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众多学者与宋、明或清代文人产生共鸣，甚至以之为自我认同对象，导致文人的品味和价值长期主导着研究趋势和理论方法。我在本书以砚台作为主角，以工匠技艺视作其推动力，尝试去省思这个知识结构，提出不同以往的判断标准。 ^[5]

我尝试将工匠制作的物品作为切入点，进入他们的世界。与其用抽象的理论主张为前提，我会避免涉及自己未曾动手体验过的事，也不会花过多篇幅描述不曾亲自目验的物品。考虑到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一小方暗紫色（时是绿色或黄色）石砚，带精细雕工且非装饰品，学者的自身体验尤其重要。即便是高像素照片，仍难以捕捉到工匠或鉴藏家所讲究的石质−不仅仅是砚的形态或设计，更指它如小儿肌肤般的柔润质感、细纹石品等矿物特征以及用食指轻扣发出的木质回声。

对石砚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会忽视文献记载。与此相反，我在研究砚石的早期，曾天真地试图单靠实物，摒弃一切文献，结果得到深刻教训，充分意识到文献的重要性。若无《砚史》这部顾二娘的主顾们凭题赋砚铭来记叙他们人生点滴的文本，本书恐将无法完成，更遑论在书中表达前贤们在此领域已发表的专著、论文对自己的启发。文献是穿越时空的有力信息源。通过对照文献和传世器物，可以意识到前者的话语性局限，借此去更好地理解它们。《砚史》字里行间的微妙、多重意涵以及它的遗漏，由此逐渐展现开来。研究刻在砚面的铭文及其墨拓，即砚铭、木刻版画、碑刻，作为刻本和钞稿本的补充材料，亦有所助益（图I.4）。

本书的主旨是消除盛行的“重道轻器”等级观念，重建工匠在历史中的本真面貌，故在此需解释为何书名会出现“士人”。一旦我们抛弃对社会秩序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士人”的理想化想象，会逐步发现成为士人，即是一套精心经营的社会性展演，更别说背后庞大的经济开销。士人并非生来即是，而是后天习得的。在清初，尤其当清朝皇室对汉族文士的忠诚度不乏疑心时，更令后者苦恼不已。鼓励性政策的实行下，科举生源和官职名额会优先考虑三类享有特权的人群：满族人、蒙古族人、汉军旗人，严重降低了汉族士人以科举入仕的成功率。 ^[6] 众多士人遂急流勇退，操持起一些要求识字辨文的行当，其中以医学、绘画、刻章、古董交易最为常见。

出于此及其他种种原因，致力于观念性工艺的工匠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性提高，由此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物质文化中最富革新的时代之一。反过来，即使士人的社会标签已变得模糊了，他们反而对实用技能投以更多关注；而士人标签，实有助其书画作品在市场取得高价。对于他们而言，成为士人与其说是一种营生手段，毋宁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本书主体会展示实用技能之地位提升，其背后的“其他种种原因”究竟为何。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士人”和“工匠”在清初不是两个固定或分明的范畴。他们的重叠关系导致我出于分析目的，将两类人群称为“工匠型学者”（scholar-artisans）和“学者型工匠”（artisan-scholars）（其区别会在本书末章变得明晰），这是18世纪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

在伊戈·科皮托夫（Igor Kopytoff）一篇发表数十年后仍切题的论文中，他设想一件物品经历制造、消费、收藏、修复至散佚或再利用的一系列社会生命历程，从单一属性转变为富有多重意涵。 ^[7] 这个理论无疑适用于砚台，对清初的个人亦不例外。顾二娘出身为平民家庭的女儿，先后转化为一名妻子、一名寡妇、一位女工匠、一个品牌及一段传奇。她的同业谢汝奇曾受过科举教育，以刻印、琢砚为生，却热衷于写诗。谢汝奇的儿子也是位进取文士、篆刻家，并最终筹措到足够资金和赞助支持，得以刊刻父亲的诗集。另一位同业杨洞一受过科举教育，后放弃此理想，因刻砚而扬名。这种流动性让英美社会史学家界定的“阶层”（或灵活界定为“地位”）难以在本书谈及相关议题时发挥作用。至于同样受主观影响的“性别”范畴，在下面分析顾氏与这些男性的巧手工艺之后，其关联性会逐步明晰。

本书由一系列本土化的局部个案组成，只以最小限度去呈现一个概括性的整体论点。我努力地聚焦于细致的物质性描述上，学着用工匠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在本书研究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认识到概括“工艺”或“工匠”的困难：不同行业之间的规矩千差万别；同一名匠人，从不同的赞助者身上获得的待遇亦存在差异。无论是使用何种语言，其面对的分析对象为何，概括和抽象化反倒是学者的专长。

语言和文字之所以有效，说穿了不外是其概括和抽象的力量：学者得以借助它们去收集并整合支离破碎的资料，抽象成集合体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格局或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我是以学者身份去写作此书，而非制作石砚的工匠。但是，我尝试作为一个另类的学者，从工匠的立场去观察，并在解读文献时，不视之为一成不变的真理。我的目标不在于贬损中国士人——他们一直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是要了解他们在展现学者身段时不得不攀交高官名士、经营文酒会、吟诗应酬等活动背后的焦虑感。唯有改变把文士价值和生活方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唯一标准，我们方可能从新路径去建构并踏入那片时空。

本书共分五章，每章都聚焦于一个特定地点：紫禁城的造办活计处，位于广东肇庆山区黄岗村群旁的端坑，苏州及其他地区的商业制砚作坊（两个章节），福建的藏砚家书斋。在每一处，工匠和文人学者之间的互动，是根据不同的地方逻辑和权力消长而展开的。敏锐的读者会意识到，造办处的匠人和身处黄岗的砚工是完全不同的，即便二者都属工匠身份。与此同理，那些放弃科举功名而执笔谋生的人，与汲汲于功名和官场者，也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二者都自称是士人。我的策略是在不设任何预设的前提下，展示这些标签在不同情境中的流动性及相互矛盾。

对于有耐心去追随砚台和砚匠在清帝国大小角落流通的读者而言，他们最突出的发现可能是：在清初社会，一个人的身份往往是模糊和多重的。若本书存在一个主题论点的话，那就是手工艺人和士人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团体，在帝国东南一角，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文化相互重叠。从这种“文−匠”交集中，我们或能观察到始于晚明的商业革命以及清初满人的统治对社会、技术和知识转型的深远影响。

下文将展开的砚史，也就是砚台的社会生命史，发生在特定的清初。作为兴起于中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满族在入关前，缺乏象征性与物质性层面上治理广袤帝国所必需的技术生产传统，如丝织品、纸和瓷等。当强烈意识到这点不足之时，清朝皇帝对手工艺和艺术知识不断进行获取、转化和系统化，重视程度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他们而言，技术力量——掌握物质加工、物品设计和制作，连同相关的知识文化——是与政治力量并驾齐驱的。

然而，清朝对技术知识的崇敬，不应与当代社会的“科学”原则和专家混为一谈。技术并没有脱离于政治、艺术或文化而独立分支。手艺人也没有被视为天才型的产品作者。相反，清代皇帝是透过小心监控内廷作坊每一件器物之制作，具体而微地展示其对艺术和科技的高度关注的。 从这点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清前期是一个物质帝国，它对物质生产的掌控不仅关乎宫廷运作，更在于管理普天之下的资源和臣民，涵盖现代社会的科技、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场域。这个帝国的天子犹如一位总管领头，物质学识广博，并且崇敬手工技艺。他们的知识文化用“技术官僚”（technocratic）来形容，更贴近希腊文原义：手工技艺（ techne ）之力量（ kratos ）。 鲜有如此少数人的文化会影响到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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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用“挥笔治天下”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研究的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进行比较。拉图在那里观察到输入精密仪器的数据是实物材料，输出结果则不外是大量文本，如实验报告、会议论文，见Bruno Latou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这种从物质到文本的蜕变，点出了中国帝制−官僚政府的运作。

[2] 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形容早期希腊的手工艺人：“文化程度高的手工艺人不仅仅是技师那么简单，他们用这些工具（刀、轮和织布机）做出大量贡献……”，并以此“将人们连结在一起”，从而形成社区，使“共和国”成为可能。见 Richard Sennett, The Craftsma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1-22。关于“工匠”的中文内涵，见Anthony J. Barbieri-Low (李安敦),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24-45。

[3] 这个表述是后人对《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的提炼。英文翻译见Richard John Lynn(林理彰), The Classic of Chang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7。这种二元对立在刘勰（465−522）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的阐述中变得十分明显。

[4] 《孟子·滕文公上》，3A. 4。英文翻译见Derk Bodde（卜德），引自Anthony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 pp. 38-39。

[5] 我在本书倾向使用“技能”（skills）而非“技术”（technology），是由于后者在中文的语境和中国历史中的意涵，学者仍然议论纷纷。例如，蒂姆·英格尔（Tim Ingold）和白馥兰（Francesca Bray）对“技术”的诠释就有分歧，见Tim Ingold, Percep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2011); Francesca Bray, “Toward a Critical History of Non-Western Technology,”in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pp. 158-209。“技能”（skills）在工匠身上展现并植根于社会，是历史研究中更具体的范畴。见François Sigaut, “Technology,”in Tim Ingold ed.,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Oxford: Taylor & Francis, 1994), pp. 420-459; Jacob Eyferth(艾约博),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 A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Lissa Roberts, Simon Schaffer, and Peter Dear eds., The Mindful Hand: Inquiry and Invention from the Late Renaissance to Early Industrialism (Amsterdam: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sterschappen, 2007)。

[6] 汉军是指1644年清兵入关前，在满洲地区归顺满族人的汉族人后裔的一种特殊身份。他们同时浸淫汉、满二族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巩固清初的统治。关于汉军旗人的早期历史，见Pamela Kyle Crossley (柯娇燕), The Translucent Mirrors: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89-128。另见第一章对整体八旗制度的解释。

[7] 科氏称这段历史过程为一件物品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与其“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同义。见Igor Kopytoff,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in Arjun Appar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4-91。 +7nE1fb/gj9uH10f7dXw+S1Nrv7aXlox3ojbBYTXM8mcTe5scTGddqzgVwgPcR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