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虽然我从小就手执毛笔练习写字，但直至对顾二娘产生兴趣之后，才开始去了解砚。许多人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引导我进入石砚制作和鉴赏的领域。在广东肇庆，我有幸能从刘演良老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黎铿先生及其女徒弟关红惠那里，学习到琢制端砚及鉴别真伪的精妙之处。在婺源，胡中泰老师向我展示了歙砚的魅力，虽然我未能将它们纳入本书。在天津，蔡鸿茹老师扩展了我艺术鉴定的眼光；她的学养、风度及幽默尤其令人敬佩。在北京，2012年最后一趟考察行程中，我约见了杰出的琢砚家、学者兼藏家吴笠谷先生，其研究对我颇有启发。我与他的观点一拍即合，只为自己未能与他本人和妻子梁婧更早见面而感到遗憾。

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相关人员在申请提件和开拓研究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我谨此衷心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嵇若昕、蔡玫芬、廖宝秀和陈慧霞女士；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丽红、吴春燕女士；天津博物馆的臧天杰先生。若无他们协助，我将无法完成此书。友人徐艺乙、郭福祥、黄海妍这些工艺和物质文化领域的大师级学者，帮助我在中国的考察得以成行并顺利开展。连同梅玫（Mei Mei Rado）在内，他们都大力协助我从中国的多家机构取得图版的使用权。

随着自己年龄渐长，我反而更着眼于未来。在写作本书的漫长过程中，导师及年长同事逐渐退休，自己的主要对话者转为青年一辈。在早期构建融合物质文化和性别的理论框架时，我在罗格斯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本科学生成为重要的灵感来源。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我开设的“视觉与物质文化”研讨课的研究生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尤其是许曼在墓葬器物、陈步云在丝绸、林星廷在药具、陈恺俊和梅寒（Meha Priyadarshini）在瓷器、裴景珍（Kyoungjin Bae）在家具、王懿君在金属器方面的相关研究，都堪称典范。他们更像是我的同事，而非学生。

我的好友乔迅（Jonathan Hay）教导我去仔细观察、深入思考，他对书稿的建设性校阅别具意义，更不必说其多年来的讲座和交流使我受益良多。白馥兰（Francesca Bray）、薛凤（Dagmar Schäfer）、艾约博（Jacob Eyferth）、傅玛瑞（Mareile Flitsch）、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的前沿研究、睿智建议和体贴陪伴，在我迷失方向时鞭策我前行。白谦慎则提供了书法和碑帖的专业知识帮助。其他好友中，我还须感谢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梁其姿（Angela Leung）、蔡九迪（Judith Zeitlin）、韩书瑞（Susan Naquin）、袁书菲（Sophie Volpp）、刘禾（Lydia Liu）、柯瑞佳（Rebecca Karl）、赖惠敏、贺云翱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女性主义研读小组，他们都使我觉得从不孤单。金滋炫（JaHyun Kim Haboush）、泰利·米尔霍普特（Terry Milhaupt）、约翰·佩罗（John Perreault）原会放下手头一切来与我庆祝，可惜他们在生前未能看到本书完成。

我的丈夫马文·特拉亨伯格（Marvin Trachtenberg）与我携手度过了这十数年，虽然他自然属于本书献给的老师和学生之中的一员，但在此仍需要单独致谢。

感谢约翰·赛门·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慷慨提供的研究经费。感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使我得以短暂脱离教学，在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合适的研究环境。感谢美国高校艺术协会（College Art Association）提供的出版经费（The Millard Meiss Publication Fund）、巴纳德学院教务长办事处（Office of the Provost of Barnard College）以及蒋经国基金会（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为出版提供必要的补贴资助。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的中国研究馆员王承志博士，则持之以恒地协助购藏中国善本古籍。得益于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洛瑞·哈格曼（Lorri Hagman）及其同事，以及设计公司Jennifer Shontz of Red Shoe Design的细心高效，我与他们合作无间。对于上述机构及其友好的工作人员，一并谨致谢忱。

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帮助，虽然未能记下他们的姓名，我却从中获得重大意外收获：肇庆的好心店员用摩托车载我去渡口，乘坐渡轮前往对岸的老坑；修复福州三坊七巷黄任故居的施工包工头，允许我拍摄建筑图则。最后，我的普拉提老师梅根·福鲁默（Megan Frummer）提醒我写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儿。她不断强调一个道理：孟子将劳心者和劳力者区分开，为人类的腰、背、手腕带来无穷后患。希望我们都有像她这样的贤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