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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十五年前开始，我便打算写一本书，把性别研究带进当时刚起步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在构思上一部书，也就是后来以“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为题的缠足史（英文原著2005年出版；中译本2007年出版）的时候，便意识到绣花鞋，甚或是缠脚带等织品文物，能和文献对照，互补不足，加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维度，更帮助我们接近不识字的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身体感觉。虽然对文物学是外行，但我还是有些心动。中、西的汉学界，一直秉承“重道轻器”的传统，以文献史料为证史的凭据和立论的基础。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物质文化的，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鉴赏学界。把这些方法和议题带进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遑论添加性别视角了。
北京大学邓小南先生多年前偶尔说的一句话，成了我治学的目标：“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要不重复自己，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当学生。于是我大胆地走回教室，旁听考古学、艺术史和鉴赏方法等课程，同时积极在历史档案中找研究对象。唐宋墓出土的陶瓷粉盒和化妆品、清末民初刺绣家沈寿的仿真绣，都曾成为考虑对象，努力试图相知相交，但结果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最后成了我的“真命天子”。研究起步后，碰到的难关很多，包括鉴定顾砚的真伪和如何以图证史。不少论点，说服得了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也许这跟科学客观主义依然主导中国史学界有关。
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影响下所发展出来的史学方法，以客观主义为依归。所谓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客观的视角，有人称为“全知神的眼睛”（god’s seeing eyes）。要锻炼这双神眼，需要摒弃个人的直觉、主观经验和想象，刻意经营“知者”和“被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才能站在更高点看得更远，并且进一步把收在眼底的丛生万象，一一比较、归类、分析。我们在研究院所受的史学训练，说穿了不外就是对这客观距离的培养。支撑我们作为专业学者、史学家的权威性的，正是这不自然、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以神人自居的视点。
科学客观性在19世纪作为崭新认知价值的兴起，是和当时日新月异的制图和图像复制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吊诡地说，科学客观性本身，是透过主观的视觉经验和判断，才成为可能的。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所长罗瑞·达丝顿（Lorraine Daston）就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力臣（Peter Galison），合著了一本题为《客观》的书，描述了科学客观主义在欧洲逐渐取代其他视点和认证标准的漫长过程。 [1] 他们指出，在追求客观的同时，19世纪的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主观认知、观察和判断的重要。
19世纪出现的科学客观方法，是可贵的，在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但它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如何恰当地引进主观判断去达致更顺应这个时代的客观，是当今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起探索。我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时，一直遇到一个困惑：我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无论是“族群”“阶层”或是“性别”，都是现代概念，我们凭什么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我们今天所想当然的呢？尤其是说到“社会身份”和“等级”，现代社会的认识可能和明清社会有较大的落差。现代科学话语，讲究精准明确。出身进士、曾为康熙抄御书的林佶，应该毫无疑问被看成是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对维护自己学者或“士”这身份的极度焦虑，便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单凭主观意愿便能定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穿戴打扮、身体感觉、家中有没有田产可供消费、被谁邀请参加文酒会等。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我在写本书时，做了一些不成熟的尝试。我首先认定，清初学者的身段和视点，不只一种，而是千姿百态，匠人、女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先不预设我们已经了解“文人”“工匠”长什么样，从研究开始先不把这些标签套在当事人头上，我们会不会能用较新的视角，去认识清初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是我坚持在书的前数章，不用标签，只用众多的人名去述事的理由。一直写到最后“结语”的时候，才具体引入“学者型工匠”以及“工匠型学者”两个标签，把前述的现象略做解说。我采用寓分析于描述的写作策略，虽然难免议论繁杂，为读者带来困扰，但很庆幸还是达到了目的。
曾在豆瓣为本书作评的侯冬琛问得好：“作为学者，在不自觉地被文人知识结构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致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我想“寓分析于描述”也许是可尝试的策略之一。描述越具体，就越能建构一块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行文时游移在主、客之间而不致流于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小时候喜欢哲学的我，个性比较倾向抽象思维，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轻视“形而下”的具体叙述。读艺术史时才充分认识到，要准确地把一块手掌大小、漆黑哑亮的石砚上的凹凸形诸文字，比读通十本高深理论著作更难。
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最大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在研究采石、琢砚工艺的过程当中，我有幸地认识了多位手工艺人，或是“学者型工匠”，他们钻研技艺的认真、精益求精的干劲、处事的干练周到、待人的坦率热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专注一刀一凿，在具体而微的小方块上把大事化小的重要。学者追求概括性的抽象思维，从归纳陈述中，找普遍性的定理，恰好和工匠的具体思维相反。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议论五花八门，都是值得关注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讨论。只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亲历过香港纺织、成衣和电子业的繁荣，对机械文明所服膺的高速、效率并不陌生。最近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起飞，工业发展屡创高峰，更使人体会到速度和效率对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也许是有过这些经历，我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理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炼，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另一位豆瓣书评人陈妍蓉把这种精神描述为“匠心”，最为贴切不过，她对书的综合评论，尤其敏锐，她说：“正是因为作者一片匠心在书中，这本书也给读者带来挑战。书中技术性词汇也不少，加之论点不集中、没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结构、同一人物或史料在全书所有地方高频率分散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不太适合以浏览方式快速阅读，而是要求慢读，要求读者的匠心。”感谢译者、书评人和读者，为这本不合时宜的慢书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注。您们的匠心和宽容，是对作者最大的鼓舞。
译者詹镇鹏博士，把握力度恰到好处，确是高手。他的译文我基本没有改动，只对个别章节为顺应中文读者做了或大或小的删补或改写。
高彦颐
2019年8月20日
于纽约长岛钟港游鱼庄
[1]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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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无为（Harold L. K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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