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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导语】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就是增进民生福祉。民生就是人民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动员全体人民为自己的生活奋斗，鼓励和帮助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增进民生福祉，建设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社会。迈入新发展阶段，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民生福祉思想的新发展，将成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民生”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最早表述，后来民生这一概念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用，赋予了时代内涵。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提问时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此表达了治理国家者必须把百姓生活摆在重要位置，使其衣食无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关注民生，也充满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各种文学作品、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描述。《论语·子路》讲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这里，孔子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分为：庶、富、教。庶，要有一定人口规模方能形成发展规模，尤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大量耕地开垦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发展要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富，要使人民逐步富裕起来，富民是治国之要；教，教育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基础，既是重要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发展问题，所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诗经·大雅·民劳》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说，这是中国文化中首次提出“小康”这一说法，尽管“小康”在各个历史时期承载的内容不一样，但它成为中国文化中表达民生和美好社会的重要词汇。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
孙中山先生把民生作为其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后，人们常说的“劳动致富”就是对先人智慧的现实表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时首次用“小康”来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同时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非常明确、非常务实：首先解决贫困问题、温饱问题，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看到民生的阶段性特征问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
这是对中国人民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理想的高度概括。
民生概念的提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智慧。民生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容，人们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关注温饱和小康问题，小康解决之后就有精神领域的问题，民生永远是进行时，是人们无法回避的话题，是制定政策的中心。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际交流，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福祉”（well-being）、“福利”（social welfare）、“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等概念相继进入中国，慢慢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科学碰撞、融合，交叉使用。历史上，国际上没有民生这一概念，只有福利、福祉
。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随着我国一些地区生活品质、生活质量的改善，学界又引入、学习和研究一些国际组织、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生活质量”（或生活品质）问题，出现了客观社会品质和主观社会品质之说。客观社会品质和主观社会品质之说的提出实质是在探索如何使人们获得更多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精神上也能够得到满足。
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况。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进一步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立足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发展经济、扩大贸易、推动科技进步和开展国际交流。历史上的西班牙、葡萄牙，特别是近代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依靠的是经济发展、扩大贸易和科技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及欧洲内部所发生的事件，加之1979年以来英国的政治进展，大大改变了英国人20世纪末的生活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国际环境、技术进步形成的世界格局，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它不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于同一个时期开始，而是缓慢地跨越欧洲和北美，除了日本之外，直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在非欧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地区发生”
。20世纪50年代人们采取出口替代战略，20世纪70年代，劳动密集型技术、出口、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个过程伴随着劳动力转移和在城市集中，形成了城市化过程，与之相适应的各类社会政策，诸如社会保障、社会保护、人口、户籍制度、公共卫生、住房、反贫困等，都摆上日程。
近代以来，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凌辱和外国资本技术的洗劫，从一个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一度处于危难之中，民不聊生。“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国家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加以灾荒连年，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外国大机器产品的倾销给中国农民的生活带来深重灾难，这些灾难可以从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江村经济》一书中看到：“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面对外敌入侵和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工人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勾画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八大正式把现代化写入党章，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指导思想。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在不懈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增进民生福祉的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五”和“二五”时期，主要是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工业化建设，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经济调整，“三五”计划开始强调要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但“四五”和“五五”计划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加强“大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为主要任务。前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虽有所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六五”计划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转变，提出在研究和安排计划顺序时，首先考虑人民生活改善；“七五”和“八五”将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实行环境保护等有关人的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列入发展计划。在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注重于社会建设，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的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愈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人类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协调，强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将保护和改善人的发展环境，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千方百计处理当时的主要问题与民生福祉的关系。社会政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试图在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人均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综合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和各地的社会政策首先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作为社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883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这始终提醒社会政策研究者要把发展作为社会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综合考虑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改善民生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指南。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摆在重要位置。即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都不忘记发展经济，1933年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同时他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1959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工业情况汇报时指出：“我看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饭吃饱，有油、菜、肉，生产起来劲头就大了。”
这句话非常质朴，但说明了深刻的道理：人们必须解决好生计问题，才能有生产活动和自身的再生产。2021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民生的意义：一是民生决定社会秩序，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二是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三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更加关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只有把人民群众生活搞好了，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生存，事关社会秩序，是江山社稷的基础。党的领袖们深刻认识到了民生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把民生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经济和民生的关系非常清晰地梳理出来了：人民群众只有解决好生活问题，才能有精力、体力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才能稳定，才会有秩序和活力，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久久为功的事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难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这一中心不动摇，努力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一庄严承诺，领导国家稳步前进，实现了国民经济稳步健康增长，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波澜不惊，谨慎从容，使利益格局逐步调整，高质量就业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成型，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教育公平得到落实，全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应对老龄化取得新进展，互联网使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更加便捷，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019年11月份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阐述了民生的客观性质和主观品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也给实际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把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物质匮乏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记忆犹新。这不是说那个年代没有社会生活，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有人们自己的社会生活。不同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需要考虑的工作重点不同，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5元人民币，整个国家的近10亿人口中，有两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当时确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之一。在这样的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这里的“好”就是讲生活品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一思想。
21世纪初，面对“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一系列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党及时提出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思想，并将其转化为五年重点专项规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步入发展快车道。“十二五”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丰富多彩，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扎实落实，保障能力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稳步推进，国民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多，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不断加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进展顺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新发展阶段，要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提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就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升到了经济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基本民生到品质民生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短短40多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世界排名第11位，上升到第二位（参见表1）。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会期间所说的，“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
表1 中国GDP居世界位次和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2020年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控制疫情，使我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经济呈正增长态势的大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面对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妥善处理疫情冲击，稳步推进经济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新发展格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智慧大党，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及时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出发，提出了不断满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思想，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极大丰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2021年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开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的历史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
把高质量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到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想，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与时俱进，孜孜追求，着实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2021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的梦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定新发展阶段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确定了社会政策制定、社会政策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紧紧围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设计社会政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建议所作的说明中指出的，“建议稿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社会建设目标，并将其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这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指明了目标和方向：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政策研究要立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不断改善全体人民生活品质，在评估人民群众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实现客观标准和主观要求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要在坚持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必须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观念”为基本遵循，深入研究社会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政策。
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这中间最为关键的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如何分配，人们怎样去占有和分享，尤其是如何使全体人民都能在公平正义和公平保障基本原则下，分享发展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按照格兰诺维特的理解，“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
。人们在交易、分配、生产等环节与交易对象、参与分配的利益相关者、生产中的同事，发生社会性的交往交流，进而形成心与心的交融。
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关系源自利益和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尤其表现为阶级关系。现实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受经济水平、收入水平的制约，还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从表2可以看出，决定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并非是经济水平，美国的人均GDP最高，但基尼系数也不低，简单的解释就是：收入和资产分配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甚至一些人均GDP很高的国家，偏离的程度更高。总体看，“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总体上比过去大多数人富裕，最不发达国家中处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们的祖先活得更长”
。要进一步研究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主观感受、主观生活品质。就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全体人民民生质量不仅取决于经济水平，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整个利益格局和社会体制。例如，历史上的印度，在种姓制度下，一些职业、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参与受制于社会等级，一些行业禁止低种姓人群进入。近代美国，新兴的商业基层是被排斥在某些社会圈子之外的，他们不被允许参与到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社会组织中，新兴商业基层后来不得不自己组织社会团体，如俱乐部等，这也是新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和新社会体制的形成过程。
表2 2018年主要国家人均GDP与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者，要为全社会提供公共品，如国防、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是作为购买者出现的，这要求我们对公共服务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有一定认识，它不完全是公共品，政府也是市场主体之一；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又必须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在此，它又扮演着再分配角色。由此可以理解各类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的角色在一个社会体系中是多么复杂和多元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体制决定了我们可以生产多少产品，经济总量需要或可能达到什么程度；具体和微观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则决定了谁在这个总量分配中能够得到多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等。经济和社会运行是极其复杂的体制机制组成的机体的活动，不了解这个机体的内部机理，就难以理解发展与民生的关系。社会的整体福祉状况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但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差别，以及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与社会歧视，则是由建立在财富的占有和财富的使用基础上的社会体制的具体特征决定的。经济发展可以带来全体人民福祉的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可能带来不平等的加剧，甚至造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的恶化。在全球化体系中，围绕着新冠肺炎疫苗在不同国家的分配，已经和正在展示不同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如何决定着疫苗成为公共品，需要怎样的全球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在社会体制中，核心是利益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人要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要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真正要紧的不是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而是与他人比较时他所处的位置。也许平均水平一点也不重要，要紧的是你是比别人强，还是比别人差，也就是你所处的社会层次”
。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幸福指数不是取决于收入和生活状况的绝对水平，而是相互比较中的感受。2020年美国出现的问题，包括种族之间的冲突不是由于美国不富裕，而是由于人口和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差距。纵观美国历史，社会公平不是直线趋势，而是曲曲折折。就拿20世纪至今来说，20世纪初，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成为导致1929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罗斯福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美国社会差距开始缩小；20世纪70年代，里根推动公共领域的改革和公共领域私有化，自那时起至今，美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呈拉大趋势。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必定会产生社会不平等。总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发展会让大多数人的生活绝对水平得到提升和改善；有时候，经济发展并不总是让每个人都受益；很多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却被剥夺，有时候剥夺状况非常悲惨，使他们处于生活平均线以下，不能得到体面生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各个国家的横向视角和人类历史的纵向视角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现实中有，历史中也有。现代世界，很多发达国家总体经济水平非常高，人均GDP和富裕群体的规模非常庞大，但贫穷人口规模也不小，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快，目前人均GDP接近6万美元，但贫困的低收入群体规模也非常大。像英国等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快速发展，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甚至出现不创造就业岗位的现象。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大流行使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传染速度之快，传染人数之多，死亡人数之多，出乎预料——经济强国并非无所不能，并非比经济水平低的国家更能处理民生问题——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用经济单一要素可以全面解释的。中国在2020年抗击疫情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决策指挥，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高效协调，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协调一致。
被联合国用来测量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人类发展指数——是由经济、教育、卫生等指标组成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参见表3）。
表3 2018年主要国家人均GDP与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新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社会结构、利益关系会越来越复杂，21世纪以来，人们看到财富向新兴产业，包括互联网等领域集中，出现了一批因此暴富的群体，暴富速度之快超出历史上的传统产业。关于这类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讲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见得比没有发展起来少，特别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做大蛋糕和如何分好蛋糕，如何调整利益关系等问题都会凸显出来；物质领域的问题反映到经济层面，表现在社会领域，体现为人们关注的民生问题，甚至反映到精神领域，精神卫生问题会成为民生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开始迈入“十四五”时期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发展阶段，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新课题。例如，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参见表4），如何提高健康年龄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在衣食住行得到保障和不断提升的基础上，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丰富精神世界，使老年人活得更久，健康得更久，既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又减轻了家庭的生活压力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是一个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民生概念。敬畏生命、终身锻炼、健康起居、积极心态、美感培养、欣赏卓越、注重细节、提高品位、愉悦他人，等等，都应当成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
人类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增长经济学盛行一时的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了经济学家们的“第一等优先经济议题”。当时，人们片面地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并试图以人均GDP的水平和增长率来衡量发展。这个时期，各国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学被乐观地认为是解决人民福祉问题最核心的办法，因为个人或社会福祉都与收入直接相关。经济学家把生活水平定义为人均GDP，这就意味着生活水平测量就是一种对食物、衣服等基本需求满意度的测量。人均GDP和人均GNP被广泛用于测量世界各国的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均GDP却经常被批评，因为它“忽视了收入的分配，忽视了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如尊敬他人、隐私保护、道德评价等等” [1]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世界发展也留给人们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科技日新月异和消费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的人民福祉却依然遭受着环境破坏、收入不平等、医疗保健和教育卫生等基本人权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效、城市衰败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威胁？是不是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出现了什么偏差？使用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等为核心的经济指标体系来反映人民福祉的传统做法，显然对人感知和情绪的测量效果不尽如人意，只有生活的感知度和个人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反映出在不同标准下对人民福祉作出的主观评判。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指标来测量民生福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指标、人民福祉指标、生活品质测量、基本需求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产生，这种现象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唤醒了重视人民福祉的强烈意识，使人们从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转向关注民生福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高的消费能力，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表4 中国平均预期寿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失败，发展中国家“有增长无发展”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的现象十分突出，人们的福利、个人的安全、自由和权利、生存和安全得不到保障，以及认同普遍恶化，世界发展形势日趋严峻，人们对增长即是发展的理论，对增长的可能性、必要性进行反思，开始关注社会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从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发展的概念内涵外延进行重新界定。从发展概念的演变看出，已经由注重物质发展转变为注重人的发展。战略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并以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来安排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一些民生政策在其制定之日可能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可能不适应新的情况，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社会保障体制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创立的，实行按费用发生拨款制。退休者的账单，由在职劳动者缴纳的工薪税（payroll tax）支付。在1935年这种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当时每40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费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下降，人口比例逐渐变化，生活成本则不断攀升。结果，到2005年的时候，社会保障体制要求每3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生活费用。对于在21世纪头10年里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比例将会变成2∶1。”
每一社会政策都是适应一定的制度环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旦它们发生变化，政策要么废除，要么改革。改革就是使政策适应新的体制机制，适应新的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心工作，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正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说过的：“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
现代医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人们的很多机体疾病是从社会关系、心理问题开始积累的，“病由心生”是对这种境况的生动表述。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会出现一种新情况：一部分人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出现抑郁、精神分裂、精神状况恶化等精神问题，进而带来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平时经常看到的社会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心态等原因，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必须在关注客观生活品质的同时，关注主观生活品质，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关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对主观生活品质的改善作为衡量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的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一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巨大精神压力，这都是民生问题，只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精神卫生、精神健康问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源自社会结构、公平正义、平等与不平等、家庭结构、家庭教育，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一个人可能比较富裕，但并不健康；他（或她）也可能很健康，但并不能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他（或她）可能过上了你想过的日子，但并不很幸福；他（或她）也可能过得很幸福，但没有多少自由；当然他（或她）也可能有很多自由，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就。这就使我们看到了经济与民生的关系是何等复杂，涉及经济水平、个人健康、个人欲望、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成功与否等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因素。经济发展通过复杂的社会体制、社会关系、个体因素对民生产生影响，它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面临复杂的政策选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做出了描述，为开启“十四五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思想的基本框架逐步成熟和定型。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以系统观念合理设计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包括：确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持续不断地提高居民收入，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富裕不是看富人和精英的富贵，而是看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发展观决定发展道路，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必须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坚持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位置，以脱贫攻坚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号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把社会政策的重心放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广大人民在发展中不断享受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要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引领，进一步完善利益格局，推进各项法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人民不分城乡、不分性别地都有机会接近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公平保障原则。要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参与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良好环境。发挥各类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作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推动民生事业发展。人民幸福的改善是个体、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让每个个体获得更多幸福，需要党和政府与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获得久久为功的原动力。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系统观念，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系统观念要求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刻、系统认识经济与民生问题，包括新发展阶段上民生问题的新课题——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问题，跳出传统意义上的民生问题去拓展新认识。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给从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人们提出了新任务，就是深入研究通过什么样的社会体制、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模式设计，使社会成员能够友爱和谐，友好相处，舒心生活。要把社会政策制定、设计和实施放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格局中通盘考虑，避免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社会政策，在系统观念指导下，制定和实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新发展阶段，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始终把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立足点、落脚点、着力点放在满足全体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不断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制，实现人民群众在发展过程中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让每个人，不分男女，不分城乡，不分地区地都能够享受到发展改革的成果，能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同步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展开体系构建、学科构建和话语构建，特别是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原则推进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来确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策的逻辑起点。“十四五”时期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社会政策的重点，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的基本制度上下功夫。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坚持量入为出，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既要不断加大保障民生力度，又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确保特定人群和特殊困难地区优先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项民生工作。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要关注农村地区，聚焦基层生活，助力欠发达地区，关心困难群体，要适应宏观环境变化，党实施的扶贫攻坚和抗击疫情政策就是范例，面对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攻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取得了扶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社会政策必须在坚持公平保障体制基础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使发展成为高质量的发展。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在普遍提高全体人民收益的基础上，减少不平等的程度，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此，要处理好不公平问题，关注那些在发展中由于教育机会、家庭背景、生长环境不同而处于不公平、不公正境况的群体，使他们能够在发展中享受发展成果，在发展中受益，这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价值问题，也是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问题。
2021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宏观政策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已经成熟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形势的判断和疫情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定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速，因为那时人们对疫情不是特别熟悉，也不特别了解其不确定性。经过一年的实践，人们对疫情管控机制、治疗技术以及疫情监控监管都有很好的办法，能够在科学精准基础上，甚至可以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环境下使宏观政策调控更加科学精准，社会政策也是如此。
在抗击疫情中清晰地看到，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特别是维护社会秩序，为居民服务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基层组织面临着巨大压力，“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基层工作人员不堪重负。从各地反映的问题来看，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修改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使基层建设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区。
基层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也不是单纯的社会政策，是综合经济社会政策，需要相关部门建立综合决策机制，在考虑各方利弊基础上，在有居民参与的前提下，共同解决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最优方案。要对各项政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效果做出评估，使政策能够短期解决问题，群众满意，长期不留后遗症。当然，绝对不留后遗症的社会政策是不可能有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实施环境的变化，政策总会暴露出问题，这就有了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最佳、最长效政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要综合考虑各项政策、各个部门之间的衔接，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态度之间的衔接，使政策的长效性和短期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政策要聚焦社会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在补齐民生短板上下功夫：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努力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问题、核心价值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必然要讲效率，要讲产出，要讲GDP增长，使经济在科技支撑下，在结构调整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经济总体水平和人均水平都有所提高。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走向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关系，尤其是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消费进一步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社会政策的基本手段应包括全面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财政政策积极作用，实施相关社会影响评估，建立完善综合决策机制，在科技创新中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触及人们的最核心利益关系、利益格局问题。2021年两会期间，人们热烈讨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投入问题，这是一个事关千百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从现代化和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和视角看，20世纪80年代建设的老旧小区不仅面貌差，其地下管道、地上地下电缆等都已经老化，改造工程极其艰难，极其复杂，不仅涉及有没有钱的问题，更涉及各种利益关系问题，涉及不同房主及其使用权，不同住户的使用期限、使用方式等问题，各自的心态、关注度有巨大差异。这类房子，有的是私人产权、有的是公共产权，有的房主在居住，有的租借给别人，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推进改造工程，每个人的想法、诉求都不一样，要达成一致意见困难多多。民生改善，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财力，个人有没有能力等，还涉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利益关系、关心程度、迫切程度等。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资金如何出，各地情况不一样，要深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增进民生福祉关键是怎么去协调各种关系。要尽快出台根据不同年限、不同利益关系、不同态度等内容在内的一揽子政策。
总之，中国共产党肩负中国历史上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等优秀文化传统，从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仍然必须坚定不移在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最大限度地在发展中享受发展成果、收入结构更加合理、社会公平正义程度不断提高，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W. R. Shea,“Introduction: The Quest for a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W. R. Shea and J. King-Farlow(eds.), Value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6, pp.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