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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学术史，每个时代，大抵都有新旧之争，然皆未若清民之际为烈。似乎可以说，“新旧之争”四个字成为民国学术史的关键词。然何人为新，何人为旧，既难截然一划而分，而旧中蕴新，新又返旧，更趋复杂。本文截取片段，不过尝鼎一脔，窥豹一斑，大旨不在于在新旧之间强分轩轾，而在于考索其间新旧变迁之轨迹，从而揭示在这“新旧之间”有值得我们反复琢磨寻味者在。
杨树达先生《积微翁回忆录》如一部学记，每日读何书、作何文必做记录，尤为珍贵者是细述其思考过程，故其学术价值较高。就其行文而言，亦极易拉近与读者之距离，使读者追随作者逐渐沉浸于其所营造的学术世界中，而丝毫不觉两者间因岁月相隔而形成的距离，斯为好书。
虽名为“回忆录”，实是删去日常枝节的日记之精编，故精细而不觉琐碎，有岁月之痕迹，却又鲜活。杨遇夫先生是笃厚之人，读《积微翁回忆录》数页即可知之。然书中诋诃之言，亦复不少。尤诋其乡人黎锦熙，直斥为“妄人”。又如“1938年2月1日”条记对陈垣的批评：“陈援庵寄所著《薛氏五代史辑本发覆》来。其书取四库馆臣辑佚时讳改诸文为虏、夷等字。举例罗列，事颇寻常，而名为‘发覆’，似不免于张惶矣。”（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对于其批评之直言不讳，杨伯峻言“无论是否完全恰如其分，但皆为肺腑之言”。此书“整理后记”云：“其斥为‘妄人’者，则未尝书其名氏，亦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之于赵之谦，细心人不难踪迹其人。学界是非，自古多有。明朝归有光与王世贞互相指责，亦是一例。然而归王、李赵，各有千秋。是非留待后人评定，不必为贤者讳。且为儒林留佳话，亦可以使后学者见各人之长短。”（同前，第415—416页）然时光流转，并非每个隐去名氏者，后人都能踪迹其人，故其书亦颇为学林留遗案。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曾记载他对隐去名氏者产生兴趣，专程探访此书责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剑雄先生，然探访之结果所记不详。
《积微翁回忆录》较多条目写及黄侃，因黄季刚向有“小学第一人”之称，而杨遇夫后来亦被陈寅恪先后两次称作“当今小学训诂第一人”，故前后两位“第一人”相评价令人颇感兴趣。
章太炎黄季刚师弟矜心好诋几成公论，然于杨遇夫先生似皆不薄。《黄侃日记》颇记往还，而无恶语。且杨遇夫侄杨伯峻亦由积微翁作介从黄侃学，而黄季刚于门弟子中对杨伯峻有赞语，其中一条即言其“有家学”。
但是虽“无恶语”，亦需注意。钱锺书《石语》记陈衍的话：“季刚不知在何处曾从学于江叔海，尝谓余曰：‘叔海无所不知，亦一无所知。’”（钱锺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而《黄侃日记》屡言叔海师如何如何，言辞间极尊敬。《黄侃日记》将自己矜心好诋之痕迹大多隐去。故《黄侃日记》较之于《积微翁回忆录》颇显琐碎而有意隐去自我，故我们于《黄侃日记》中所看到的杨树达，未必代表黄侃真见。
杨树达对于章太炎极为感念，于黄季刚则分两段，1935年前较为尊敬，1935年以后《积微翁回忆录》于黄季刚颇多微词。
黄侃年纪略少于积微翁，恃才使气，执螯饮酒，五十而亡。陈寅恪1940年之际称杨树达为“当今小学训诂第一人”，陈赞杨时，黄侃已逝五载，自不必生卢前王后之争。然两位“第一人”相评价，不知能否“出自肺腑”，又“恰如其分”？
《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0月10日”条云：“余乡人某著一《连绵词典》，手稿百数十册。季刚见之，惊其夥颐，赞许不容口。而竟不知其书之芜秽凌杂，绝无可取也。某曾以其书求序于章先生，先生以其太劣，拒之。此吴检斋亲闻于先生而告余者。先生识力，季刚愧之远矣。”怀疑黄侃识力。
“1947年11月24日”条云：“张舜徽自兰州归，来访。赠哈密瓜脯一枚，甚甘。徐行可告舜徽，言黄季刚日记于抗战中失去云。”但黄氏日记失而复得，今日由中华书局刊行。两相比照，此处之“余乡人某”，有幸能于《黄侃日记》中获得确解。
黄侃《避寇日记》“1932年3月7日”条云：“宇澄来久谈，留其联绵字典稿于此，索古今声类表稿去，约后日九时诣之。”
则“余乡人某”为符宇澄。符定一，字宇澄，湖南衡山县人。为毛泽东中学时代的老师。1949年受毛之邀任新中国第一代文史馆馆长。其《联绵字典》于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重版。1953年间符定一请毛泽东题词，毛复信说：“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毛泽东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但仍由毛泽东题写书名。毛亲笔题写的书名并不多。
中华书局1954年2月第2版《联绵字典》附有作者“后叙”，其云：“方余书之将成也，适章炳麟、黄侃至北平，世之言小学者称章黄，而《说文略说》视《小学答问》为优矣。故余携例挈稿，往视黄君，并语之曰：‘君见正焉，余其隐哉。’”是舍太炎而取季刚。又言：“阅十余日，黄君驱车造庐，入室后，正立向余打躬三，从容言曰：‘今日论学，君为吾兄，即本师章氏，著作未若君之巨也。吾初以湘人著书，不过尔耳。今君书体例精详，六经皆注脚，邹汉勋后，突出此作。魏王皮叶，瞠若乎后矣。’”（符定一：《联绵字典》，中华书局，1983年，“后叙”第36页）符氏稿有四百万言，故曰“十余日”。
然黄氏《避寇日记》“1932年3月9日”条云：“诣符宇澄饭，还其连绵字典样稿，留其序例。”所记符氏书稿乃隔日而还。
“3月28日”条云：“得旭初快书，又藻荪书，又宇澄催作序书。”
“5月5日”条云：“宇澄书来，趣作其书序。”时间已过去月余，序尚未成。
“5月12日”条云：“宇澄又趣作序。”
“5月21日”条云：“得宇澄书，嘱审其书例，又促作序。”
《寄勤室日记》“1932年6月11日”条云：“奉太炎师十号发书，知以二号还于上海。先我行而后至也。令侃代作符宇澄书叙，容审思之。”太炎促其作序。
“6月13日”条云：“得符宇澄书，示以新增其书凡例一条，又催作序”。已是第五次来书催促。
“6月19日”条云：“与宇澄书，寄以联绵字典序。”“难产”之后，终于交差。
“6月25日”条云：“得宇澄书，内附润笔六十元。”
拖延四个半月，中又接师命。黄季刚为《联绵字典》作序之情状可以想见。整个春天都给拖过去了，黄侃并不是要反复酝酿把这篇序写成有学术分量的评述文字。观黄序，亦不过周旋应付之词，大抵“既誓为此书，曾无辍业，涉历屯夷，不离铅椠，检书属草，未假于人”云云。（《联绵字典》黄侃序）黄侃勤于读书而懒于著述，然其《日记》所载为人作文，事亦时有，未见如此拖延者。反观《积微翁回忆录》，可见杨树达此处于黄侃识力，判断不实。且《积微翁回忆录》中详记吴承仕与黄侃失和经过，此处全信吴检斋一家之言，故有此失。
积微翁之少黄季刚，笔者相信并非为“小学第一”之争。其分歧在于学术取向之异，此于《积微翁回忆录》亦可寻见。“1935年10月10日”条云：“阅报知黄季刚病逝。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孳乳先后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其“1935年11月1日”条又云：
黄季刚家人致讣来。按先母逝时余讣告季刚，季不答。余致书，又不报。故余只得置之。《哀启》云：“季将没，自伤垂老无成。”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据《哀启》似季亦自知之矣。按清儒学问本分两派：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创见。惠弟子为江声、余萧客辈，抱残守缺而已。俞荫甫私淑高邮，太炎师荫甫，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而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读《诗》必守毛、郑，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学必守许氏。……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
其关键处，是责黄侃“墨守”，不能“解放”，并纳入吴派皖派中言清代学术流变，然其所谓“解放”，实质即是“趋新”。
杨树达虽年少时入长沙实务学堂为梁启超门下士，一生服膺新政，后又留学日本，但杨树达学问更趋近旧学，作风近旧派。
然新旧之争却正在杨黄之间。在“五四”学人“新文化运动”胜利以后所构建的民国学术史里面，新旧之争被单一化为胡适新派和黄侃旧派之争，杨树达和黄侃一般都被视为旧派学人，但在他们那里，显然存在“新旧之争”。胡适新派的胜利，恐怕并非全是出自胡适新派的力量。
观《积微翁回忆录》可知其所谓“解放”主要是两条，其一为使用新材料，其二为融通中西。但是杨树达先生上面吴派皖派的话，颇可怪也。吴派只说红豆山庄惠氏，而未及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这些人，尤其钱大昕，才是乾嘉之巨子。避而不言钱晓徵，而言红豆惠氏，是有意削弱吴派。若以钱大昕代表吴派，戴震代表皖派，亦可作一比较。戴震平生最著者为以一布衣而入四库馆，名震一时。戴震名辈较钱大昕、纪晓岚稍晚（而钱纪二人是乾隆十九年进士同年），且曾得钱大昕提携。即以四库总纂修纪晓岚与钱大昕较，虽并称“南钱北纪”，后人余嘉锡称“实则纪不足望其项背”，本一当入文苑传，一当入儒林传。钱、戴二人虽同入儒林，然试读《潜研堂集》，较《戴震集》宏富多矣。纪、戴诸人主四库馆，名震一时，又名垂一世。而钱大昕乾隆四十年告老还乡隐于钟山、娄东、紫阳诸书院二十余年，当时名声稍晦，然以后观前，越迈二人则无疑义。
杨树达言及吴派皖派而不及钱大昕，是因为钱氏亦死守《说文》，使用新材料有条件。《潜研堂集》卷二十四《小学考序》云：“求古文者，求诸《说文》足矣。后人求胜于许氏，拾钟鼎之坠文，既真赝参半；逞乡壁之小慧，又诞妄难凭，名为尊古而实戾于古者也。”（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4页）卷二十七《跋春秋繁露》云：“后之人乃舍《说文》而别求古文，且诋《说文》为秦篆，甚矣其惑也。”（同前，第458页）这使得杨树达有避重就轻之嫌，结论大打折扣。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中极尊章太炎，因章氏于其有提拔奖掖之恩，而攻黄侃者，皆其师章太炎所共有，杨遇夫先生亦避章而攻黄。余杭章先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一节文字最具代表性，其言：“以器物雠正史”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主张“史传不全，以器物补之”则可，反对“器物有则可证其必有，器物无则无从证其有无”的倾向。对于甲骨，很难确定其年代；至于钟鼎文，则很难确定其真假。（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107页）以此证史，时有穿凿。黄侃严守师说，最重《说文》而轻视甲骨文研究。
杨树达两次都避重就轻，令人怀疑其结论。但陈寅恪之前就有说，大张旗鼓，与此后先呼应。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为王国维学术作出三项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概括而言，亦是“使用新材料”与“融通中西”两点，尤其强调第一点，认为将开启一世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文章很讲究修辞，其为人十分刚毅，提意见往往却很委婉。但1930年所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反常态，辞气较苛峻。其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原注：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几句话无异于新旧之间的宣战。
敢于轻视乾嘉，留学十数年东归的陈寅恪先生，似有其法门，寻绎其文字，亦能找到线索。1923年尚未归国的陈寅恪写《与妹书》，希望代购商务印书馆所重印日本刻《大藏经》，云：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甚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页）
“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云云，值得注意。
《积微翁回忆录》“1936年8月9日”条对于这种比较语言学的效能也有记载，其云：“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笔证》（按：“笔”字误，当为笺证），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校勘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
至此可知，陈寅恪先生有足以轻乾嘉之具，钱大昕固已不足惧。那么陈先生所说“未入流”者，当有之前（1928年）就被傅斯年称作“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的章炳麟、黄季刚师弟。所谓“人尸学问”即死学问。
而与“窄而深”的新史学取向不同的吕思勉，似乎也会被同行陈寅恪先生归入“未入流”的行列。
由于吕先生过世至于今已逾五十年，故吕氏著述进入出版的公共领域，吕氏作品大量刊行。吕氏著述数量之大令人吃惊，而只要略微深入地读其作品，就会发现，在这数量极大的著述中，有一极显著的特点不同于同时代陈垣、陈寅恪者，即是其作品中不特别强调新材料的使用。这与民国学术流变中曾经出现的那种“努力寻找新材料而不读二十四史”的趋向不同，亦与史语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号召相悖。
吕思勉1925年所作《说文解字文考序》中赞许章说，云：“最近二十年间，又有所谓骨甲文者，欲据以考见斯籀以前之文字者亦多矣。然其事不可深信，近人余杭章氏已极论之（《国故论衡·理惑篇》）。其言深有理数。”（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七年之后，又作《说文解字文考·序二》，七年之间意见未变，依然再申章说，云：“章氏谓必发之何地，得之何时，起自何役，获自谁手，事状皆详；又为众所周见，乃为可信，诚不诬也。”（同前，第187页）借他人之口，再提“无文之骨，亦不知何往；盖一变而为有文矣”的疑问。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造假三奇人》载所识巧匠汤临泽收罗无款识的古金彝器，又参照名器物，东集西凑，假填文字，再略减篆意，而其所造文字混入容庚所辑《金文编》中（《万象》杂志，2004年4月号，第144—147页）。学者以此辨识古字、证古史，形同儿戏。
黄侃《阅严辑全文日记二》“1928年6月18日”条云：“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于王静安，责其根底不稳。
但当时王国维实际上已成众望所归。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41年2月16日”条云：“阅王静安《殷先王先公考》。读书之密如此，可谓入化境矣。”“1941年3月22日”条云：“阅王静安《顾命礼征》，精湛绝伦，清代诸师所未有也。”“1941年5月1日”条云：“阅《观堂集林》。胜义纷披，令人惊倒。前次曾读之，不及今日感觉之深也，静安长处在能于平板无味事实罗列之中得其条理，故说来躁释矜平，毫不着力。前儒高邮王氏有此气象，他人无有也。”“1944年1月19日”条云：“读王静安《〈尔雅〉草木虫鱼释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黄侃不能到也。”于静安学术佩服之至。“千百黄侃不能到也”，在新旧之间显有取舍。
《胡适的日记》云：“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最赞王静安。自称是“半新半旧”的学者，在当时的语境下，实际上是混淆了新旧之分。黄侃提都没提，仿佛“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这半句话足以打发掉一个黄侃似的。
新旧之间的变化，也真有意思。王国维去世后七八年间，陈寅恪、杨树达等人逐渐发生转向，由“趋新”转向“守旧”。
失去王静安那样旧学精湛，又在新材料新方法的使用上非常审慎的学者，新派人物渐露空疏之病。据蒋天枢所记，陈寅恪1935年讲授“晋至唐史”时说道：“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原注：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警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段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更熟。”（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97页）于太炎之说，已有所取。
陈氏在为他人著述所作的几篇序文中，对当日学风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其1939年所作《刘叔雅庄子补正序》将新派学者比作金圣叹注水浒，“改窜旧文，多任己意”。而刘文典著《庄子补正》“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则不之正”，“可谓天下之至慎”，盛赞刘氏“能守旧义”。1942年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追忆十年前门人朱君此书草成，一方面本身有待商补，另一方面更为了“痛矫时人轻易刊书之弊”，陈寅恪劝其推迟十年刊布（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4页），朱氏从之。1940年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借支愍度事，诋諆时人乱树新意，以负如来，表示要“守伧僧之旧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页）。
而黄侃对学术研究中新材料的使用，看法逐渐转变。其《寄勤闲室日记》“1933年11月12日”条记：“安阳谢刚主同来，谈及罗叔言新印《殷墟书契续编》，彼可代购。”“1934年1月19日”条记：“政和初，陕西发地得木竹简一瓮，皆得汉时讨羌戎驰檄文书，皆章草书，然断续不缀属，惟邓骘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量守庐日记》“1934年5月7日”条记：“颖民寄来大本《敦煌掇琐》中辑。”“1934年5月26日”条记：“得来熏阁书，即覆，令寄《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并求《续补》）、《甲骨文字研究》。”“1934年6月16日”条记：“与海文书，嘱订《善斋吉金录》后五编。与来熏书，嘱买《双剑簃吉金图录》。”海文、来熏，皆书估。“1934年12月27日”条记：“董仲良来，送罗布淖尔出土汉简影片二张，留饭。”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6年12月27日”条亦记：“林景尹来，告余云：黄季刚于没前大买龟甲书读之。尝告渠云：‘汝等少年人尽可研究甲骨，惟我则不能变，变则人家诋讥我也。’”黄侃《量守庐日记》“1934年5月27日”条记：“看甲骨学，有谓
（古文王）象斧形者，且援黼扆绘斧为说。予谓不如言似海船铁锚尤为酷肖也。”虽免不了语带讥刺，但毕竟认识到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
上面所述的不深湛于《说文》就研讨甲骨，一味寻找新材料而不读二十四史，都是民国学术流变中出现的现象。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积微翁回忆录》“1939年7月12日”条云：“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两相对照，陈寅恪“不古”即“不黄侃”，“不今”即“不胡适”。（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认为“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即陈氏治中古史一段之意，从之者众。这个意见自有陈氏自家语作为佐证，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了。但清儒早已论及，“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者有时不尽属实。陈先生《下册审查报告》最有微意，汪氏之解实脱离语境。《下册审查报考》最重“设身处地”四字，汪氏之解似未能来世相知、解其心曲。《读书》2001年11月期刊出葛兆光《“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一文，解“不古不今”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增字作解，推衍稍过。同年桑兵出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认为“不古不今”即“不新不旧”，是。《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刊出罗志田《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胪列各家，未下己意。笔者草成此文时未见桑书，后于罗志田文中得知，今附骥尾，略作申述。近虞云国于《文汇报》、高嵩松于《上海书评》著文中，仍持汪氏中古之说，故附注及之。）新旧之间的变迁，意味深长。或由新转旧，或由旧变新，都呈现出当日学术流变的轨迹。
陈寅恪两次称杨树达为“当今小学训诂第一人”，是友朋客套之言，还是推心置腹的称许，这引起后人的怀疑。
前引陈寅恪《与妹书》，说明陈寅恪引入汉藏比较语言学，认为将胜过乾嘉学派，是“小学”发展的方向。而《积微翁回忆录》“1936年8月9日”条所举张孟劬改订《蒙古源流笔证》所用陈寅恪说确超越乾嘉旧法。
陈、杨二位都反对《马氏文通》，有不少共同之处。但杨树达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和《积微居金文说》为代表的小学研究方向，与陈寅恪当初所祈向的语言学发展方向相差甚远。上文所言“非孟劬所能”者，自然亦非杨氏所能。
那么如何理解陈寅恪对杨树达的赞许之言呢？1940年8月2日陈寅恪致杨树达信云：“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杨逢彬编：《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3页）1942年12月25日陈寅恪作《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言：“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页）
1935年，随着钢和泰的西归，陈寅恪停止了坚持数年的梵文学习。不久，由于抗战全面爆发，陈氏随校南迁，漂泊于“西南天地之间”，其所祈望的可以超越乾嘉的藏缅语系比较研究最终停止，心目中“真正的中国语文文法”最终未能建立。1940年在桂林别墅所草《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云：“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议论于其间。”（《寒柳堂集》，第144页）连带放弃的还有“塞表殊族”之法。晚年“颂红妆”之作更纯是文史考据之法。（陈氏去世，唐长孺评价云“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王钱作后尘”。陈垣去世，邵循正挽词云：“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史家二陈，一从旧一从新。不过这一对“新旧”，已越出民国，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了。）
故杨树达所为，虽与其祈望不合，终究“不坠乾嘉家法”，与时人“乱立新意，以负如来”迥异，颇获识者所赏。《积微翁回忆录》1937年二三月间诸条记载了张尔田、余嘉锡、孙蜀丞、劳幹等人的赞赏之词。可见陈寅恪“公论”“尝闻”云云，并非临文虚语，俱有所本。而其本人的赞扬虽有三四分客套，却也是六七分真心了。
严耕望在《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尊陈垣、陈寅恪、钱穆、吕思勉为“史学前辈四大家”。“四大家”再分，二陈是一派，皆强调新材料之使用；钱穆与吕思勉蹊径虽不同，趋旧则略似，况钱早年曾师从于吕。严耕望弃了胡适、顾颉刚等人，列吕氏入“四家”，新旧正相平衡。（若细读严耕望氏《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可知其于吕思勉先生评价其实并不怎么高。吕诚之、钱宾四师弟，在他看来，后者一定青出于蓝而智过于师了。故忖其此为，似不免有列一类型之考虑。）秉持了杨树达“温故知新”、陈寅恪“不古不今”之义，似是细审新旧之间学术流变之后的一种理性的思考和选择。
而今，举世率重义理而轻考据，成今日之“新旧之间”矣，回溯历史，能不深长叹息哉！
（原载于《中国文化》2010年春季号，总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