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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有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以下简称《上册审查报告》),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其中“了解之同情”一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亦引起讨论,甚至招来质疑,至今不曾停歇。

在陈先生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也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文字与情怀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尽相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词句,谓之“换骨”;词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要么意思与你相同,用词却大异;要么用词与你相同,意思却大异。决不会如今人鹦鹉学舌,领袖说“砥砺前行”,人人便说“砥砺前行”,似不会说其他话。其心之独立,亦表现为语之独立。

2008年冬,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作演讲,题为“‘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概括地说,桑先生认为:“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

学者创新,闻之惊诧。“了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故可知“了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而两次提到“了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比附江西派诗法,算是“夺胎”。其意思既非“了解”,也非“同情”,也不是钱宾四先生所谓“温情”与“敬意”。其用词常见,意思却大新。

陈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侮食自矜”四字颇不易解。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云:“侮食来王,左言入侍。”“侮食”与“左言”对言,都指外国。《文选》注引《汉书·匈奴传》渐行渐远,不得其义。则此处“侮食自矜”,换句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夜郎自大”。(此条承史良昭先生见告。)作为陈先生修辞之一例,此为“换骨”。

关于“设身处地”,似乎不待举例。但有一个事情让人印象很深。蒋秉南(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先生五十二岁”条录陈寅恪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于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丁巳岁不尽四日青园翁寅恪题。”这种代入感,颇能让今天的读者看到陈先生留在书页间的旧影。

再加,陈先生不止一处谈及支愍度。《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和《支愍度学说考》两篇最集中。前一篇微讽,后一篇研究其学说,于支愍度怀有同情。《世说新语·德行》云:“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着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同是“过江”故事,可并读而知当日之境。

至此,可断言“了解之同情”正是陈先生治史之态度;虽然实在称不上是什么“方法”,但这态度必然会辐射到方法上去。我们看到,陈氏治史素重研究“环境之熏习,家世之遗传”,即“论其世而知其人、设其身而处其地”之法。古人厌恶“才接耳目,便下唇吻”,刚刚看到什么,就下判断作评论。这种态度就是要求深入进去,反对见风就是雨,主张筹烂谋深。

然而供其“筹烂谋深”的资料有限,《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日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要想把这些断片“联贯综合”,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细节了解不多的情况下,要做到“设身处地”,他提出的办法是“神游冥想”,用以重建历史场景。这里有两点。第一,“神游冥想”是一种能力,即另一处所提到的:“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即要培养这种能力。第二,这种“神游冥想”同时也带来了危险。陈先生很清醒而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这是带来的问题。本来欲以今人之身入古人之境,搞不好,以今入古不能,变成了以今律古,“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谈墨学而极矣”。本欲重建现场,探古人著述之初心,不意今古混淆,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

陈先生所谓“同情”,不同于今人恒言之“同情”,而略似古人所言“趋利避害,古今同情”之“同情”,即“同样之情形”。

《上册审查报告》认为冯友兰此作,取材、持论皆能做到设身处地,能“神游冥想”,与古人“同情”;但同时带来危险。陈先生似乎认为其危险大于其优点。

为冯友兰先生此书作审查的,陈先生之外还有金岳霖先生。而将其两篇《审查报告》同读,颇有意思。金先生的《审查报告》说:“但我的意见似乎趋于极端,我以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这个道理冯先生已经说过,但何以又要成见呢?哲学中的见,其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暂时不能证明或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它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也就是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金先生的意见,一切“见”皆“成见”,没有完全真知。其意见和陈先生的“设身处地”针锋相对,两篇《审查报告》好像是在打架似的。

那么,它们两篇孰前孰后呢?陈先生的《上册审查报告》收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里,只说发表于1931 年3月的《学衡》,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中华书局1961年版《中国哲学史》所附陈先生《上册审查报告》署“六月十一日”;金先生的《审查报告》署“十九,六,二十六”。时间应同在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且金先生《审查报告》里引了陈先生《上册审查报告》里的一句话,说:“因其如此,他(冯友兰)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情于一种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件事。”是金针对陈非陈针对金明矣,可是金先生于陈氏真义并未领会。

《上海书评》(2010年1月10日)学者访谈栏目刊出《施奈德谈民国非主流史观》,施奈德说:“陈寅恪对当时的欧洲史学以及理论,到底理解到什么地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他用的几个术语,比如‘同情之了解’,很可能是来自德语‘Mitgefühl’,‘mitfühlen und verstehen’就是‘同情和了解’。”我不懂德语,不知究竟如何。

(原载于《读书》2010年第8期) IqxiLxdQyzrnEXobBsdq28YyFuFT6p75ItQnTytC9jZe19l36+1/1Juj91gjH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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