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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有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以下简称《上册审查报告》），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其中“了解之同情”一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亦引起讨论，甚至招来质疑，至今不曾停歇。
在陈先生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也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文字与情怀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尽相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词句，谓之“换骨”；词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要么意思与你相同，用词却大异；要么用词与你相同，意思却大异。决不会如今人鹦鹉学舌，领袖说“砥砺前行”，人人便说“砥砺前行”，似不会说其他话。其心之独立，亦表现为语之独立。
2008年冬，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作演讲，题为“‘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概括地说，桑先生认为：“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
学者创新，闻之惊诧。“了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故可知“了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而两次提到“了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比附江西派诗法，算是“夺胎”。其意思既非“了解”，也非“同情”，也不是钱宾四先生所谓“温情”与“敬意”。其用词常见，意思却大新。
陈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侮食自矜”四字颇不易解。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云：“侮食来王，左言入侍。”“侮食”与“左言”对言，都指外国。《文选》注引《汉书·匈奴传》渐行渐远，不得其义。则此处“侮食自矜”，换句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夜郎自大”。（此条承史良昭先生见告。）作为陈先生修辞之一例，此为“换骨”。
关于“设身处地”，似乎不待举例。但有一个事情让人印象很深。蒋秉南（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先生五十二岁”条录陈寅恪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于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丁巳岁不尽四日青园翁寅恪题。”这种代入感，颇能让今天的读者看到陈先生留在书页间的旧影。
再加，陈先生不止一处谈及支愍度。《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和《支愍度学说考》两篇最集中。前一篇微讽，后一篇研究其学说，于支愍度怀有同情。《世说新语·德行》云：“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着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同是“过江”故事，可并读而知当日之境。
至此，可断言“了解之同情”正是陈先生治史之态度；虽然实在称不上是什么“方法”，但这态度必然会辐射到方法上去。我们看到，陈氏治史素重研究“环境之熏习，家世之遗传”，即“论其世而知其人、设其身而处其地”之法。古人厌恶“才接耳目，便下唇吻”，刚刚看到什么，就下判断作评论。这种态度就是要求深入进去，反对见风就是雨，主张筹烂谋深。
然而供其“筹烂谋深”的资料有限，《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日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要想把这些断片“联贯综合”，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细节了解不多的情况下，要做到“设身处地”，他提出的办法是“神游冥想”，用以重建历史场景。这里有两点。第一，“神游冥想”是一种能力，即另一处所提到的：“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即要培养这种能力。第二，这种“神游冥想”同时也带来了危险。陈先生很清醒而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这是带来的问题。本来欲以今人之身入古人之境，搞不好，以今入古不能，变成了以今律古，“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谈墨学而极矣”。本欲重建现场，探古人著述之初心，不意今古混淆，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
陈先生所谓“同情”，不同于今人恒言之“同情”，而略似古人所言“趋利避害，古今同情”之“同情”，即“同样之情形”。
《上册审查报告》认为冯友兰此作，取材、持论皆能做到设身处地，能“神游冥想”，与古人“同情”；但同时带来危险。陈先生似乎认为其危险大于其优点。
为冯友兰先生此书作审查的，陈先生之外还有金岳霖先生。而将其两篇《审查报告》同读，颇有意思。金先生的《审查报告》说：“但我的意见似乎趋于极端，我以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哲学一定要有所‘见’，这个道理冯先生已经说过，但何以又要成见呢？哲学中的见，其理论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严格说起来，大都是永远或暂时不能证明或反证的思想。如果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等这一部分的思想证明之后，才承认它成立，他就不能有哲学。”也就是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金先生的意见，一切“见”皆“成见”，没有完全真知。其意见和陈先生的“设身处地”针锋相对，两篇《审查报告》好像是在打架似的。
那么，它们两篇孰前孰后呢？陈先生的《上册审查报告》收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里，只说发表于1931 年3月的《学衡》，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中华书局1961年版《中国哲学史》所附陈先生《上册审查报告》署“六月十一日”；金先生的《审查报告》署“十九，六，二十六”。时间应同在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且金先生《审查报告》里引了陈先生《上册审查报告》里的一句话，说：“因其如此，他（冯友兰）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情于一种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件事。”是金针对陈非陈针对金明矣，可是金先生于陈氏真义并未领会。
《上海书评》（2010年1月10日）学者访谈栏目刊出《施奈德谈民国非主流史观》，施奈德说：“陈寅恪对当时的欧洲史学以及理论，到底理解到什么地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他用的几个术语，比如‘同情之了解’，很可能是来自德语‘Mitgefühl’，‘mitfühlen und verstehen’就是‘同情和了解’。”我不懂德语，不知究竟如何。
（原载于《读书》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