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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遗室诗话》卷一末云：“都下诗人，十余年来颇复萧寂，自余丁未入都，广雅相国入枢廷，樊山、实甫、芸子俱至，继而弢庵、右衡、病山、梅庵、确士、子言先后至。”其中有“确士”者。
同书卷四又曰：“俞确士学使明震庚戌入都，访余于秀野草堂，云有近诗一册在弢庵处，请余商定。”
俞明震字恪士，而石遗呼为“确士”，此并非音近而讹，亦非手民之误。晚清民国之际有一现象，即行文当中呼人字号时，往往音同字不同，音定字不定。以陈衍《石遗室诗话》为例，以李莼客为纯客，朱古微为古薇，江翊云为逸云，王兰生为阑生，梁众异为仲毅，梁茝林为茝邻；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以王廉生为莲生，文道希为道溪，易实甫为石甫；《积微翁回忆录》以吴雨僧为宇僧；陈寅恪1953年致杨树达函称余季豫为季玉，皆属此类。而缪筱珊又作筱山、小山、小珊、筱衫，不一而足。则据此亦可知潘景郑《寄沤剩稿》中《跋蒋香生致叶鞠常手札》，“常”字不误（叶昌炽字鞠裳）。前数日，听金文明先生讲座，他发现《鲁迅书信集》当中有四十五处将许寿裳的字“季茀”写作“季弗”，认为是误写，其实乃迅翁袭此故习。
了解这一现象有什么用呢？就是如留声机般记录了读音，可以据此推定“恪”之念“确”不从义宁陈寅恪氏始，山阴俞恪士已如此。明震为伯严继妻俞氏长兄，以行辈论，长寅恪一辈。幸存此法，可破“为一人而设一音”之妄责。可以断定“恪”之读“确”亦不自俞觚庵始。1915年商务印书馆《辞源》“恪”字即有“确”之读音，1937年商务版《国语辞典》亦如是。
很多人认为“确”的读音来自方言。2007年顷，我的同名兄占旭东君读了黄延复先生刊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6日）题为《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的文章，深服其说，并现身说法，举自己名字为例。占君是安徽太湖县人，他说：你要到我们那里找占旭东是找不到的，只有“占秀东”，方言里“旭”读作“秀”。并问我的名字在我老家的方言里如何读。我籍贯是山西省介休市，9岁随父母迁太原前，那里还是介休县，在家乡的方言里，我的名字被称作“张雪东”，家父乡音未改，平时叫我小名，他每生气时便以此呼我，故所记尤清晰。
我们看到“旭”字在方言里固有“秀”与“雪”之异读，但从未影响到字典上对此字之注音。事实上，几乎每个汉字在方言里都多多少少存在异读。但长辈和家人是不会强调让身边的友朋都照方言读音来读的。除非是“有根底”的家庭他们认为这种异读保留了古音，方舍此而就彼。
故说《辞源》中“恪旧读确”是方言掺入，影响到普通话（当年叫“国语”）之纯洁，我是不相信的。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大人物以行政手段来影响字典的编纂，但1915年商务印书馆《辞源》出版，俞明震并无飞腾之势坼地之名，《辞源》缘何会为他的方言异读设一音！陈寅恪先生当时25岁，缘他而“为一人而设一音”更属无谓。我们看到“介”字犹未变为“盖”音。
昔见有人撰文题为《勿以一人之尊而失一国之范》，尤为无根之游谈，不能稍作考据，却喜上纲上线，窃为不取。“恪”之读“确”必有其文字训诂上之渊源，方言掺入之说，不免草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先生（前清华国学院李济先生的哲嗣）在给黄延复先生的信中说：“‘恪’字的正音，按规范汉语自应读作k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但陈寅恪先生的尊讳，就我记忆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亲（如俞大维、曾昭抡、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称‘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带的读音），这是事实。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错。”
又有文章指出：“‘恪’字确实是被读成‘què’音，这个现象的存在，赵元任先生曾有记录，并指其为‘误读’，但没有深入解释。”
“指其为误读”又不能“深入解释”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乾嘉诸老之后，音韵学渐成绝学，遗风流韵或存于余杭章氏及其弟子中，而赵先生是“新式”语言学家，“没有深入解释”自己又读作“寅què”可为旁证。赵先生精研方言，故将这个问题往方言上靠。专家考辨未果，故公案又传疑。
后来仍然有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介入，王继如先生《“恪”字究竟怎么读》（《光明日报·国学》2007年7月26日）：“‘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这个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音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规律。”又说：“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確’的简体字，而‘確’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所以‘确’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ɑ’（均为入声），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而曹先擢先生《也谈“恪”字的音读问题》（《光明日报》2007年8月16日）说：“我认为应该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着眼去分析恪kè/què的音读。”得出的结论是读“确”。二人方法略同，结论正反。
吴小如先生《从“恪”字读音谈起》（《文汇报·笔会》2006年12月31日）说：
读过好几篇文章，作者们都在争议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恪”为什么不少人读“què”而不读成“kè”，而这些作者又大都认为读“què”是错的。我则认为读“què”不能算错。一字有多种读法在全国各地方言中并不奇怪。“恪”是入声字，最早的写法是“愙”。我从小听父师老辈们读吴大澂的著作《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几乎没听见过读“kè斋”的。寅恪先生的哥哥衡恪先生（字师曾）是有名的画家、诗人，曾与鲁迅同事，我也只听人们称他为“衡què”。
吴先生此文指出吴愙斋之“愙”亦读“确”，虽从老辈口耳相传而来，并无书证，但仍给人启发。
这个愙字果真老辈读作“确”的话，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字，就是他叔父问他志向，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那个宗悫的“悫”。这两个字有个特点，就是在古人谥号中最为常见，所以我试图找到二字混用的情况。但没有找到。
黄延复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一文中说道：
如果上述种种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作为现代人，在口头上或日常生活中，你尽可以用方音或习惯音读字。但在正式场合，在要求用规范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时，就应该按规范汉语（普通话）行事。特别不应该用自己的习惯以至错误去“纠正”他人。事实上，我接触过许多青年人曾告诉我，他（她）们原本是根据辞书读陈先生的名字的。但受到了老师或长辈的“纠正”而改变了读法。2.学校的启蒙老师，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解说员、广播员，应是正确使用普通话的模范，万不可根据别人的偏颇之见对自己的听众作错误引导。而事实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闻媒体，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电视片的讲解员，都有意无意地误导了自己的观众或听众。我相信，他们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点”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应该根据规范汉语办事，而不应盲目听信他人，因为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黄先生是从“现代人”“用规范语言进行交际”应该“按规范汉语行事”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如果从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曹操曹操到”这句俗语，用“规范的汉语”说，其中的“操”字读平声是没错的，字典上便如此注；但是你以此“知识”阅读古籍，便会出问题，会产生疑惑。
蔡京的儿子蔡絛《上乌程李明府》七律云：“直操已为松柏许，贞心不逐岁时移。”上句的平仄应当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操”在第二字，必须为仄声。《全辽文》卷六《广济寺佛殿记》：“律仪修而白玉无瑕，戒行止而青松有操。”下句末字当为仄声。华岳《闷成》诗云：“勿忧李广不封侯，广不封侯未足忧。汉鼎不烹曹操肉，吴钩空断伍员头。鸿门自昔推屠狗，虎帐于今愧沐猴。千万南阳遇徐庶，为言豪杰尚缧囚。”第三句当为“仄仄平平平仄仄”，“操”正为仄声。易顺鼎《答樊山》诗云：“阳春自赏便如何，季绪休劳诋与诃。天下英雄使君操，蛮夷大长老臣佗。青梅酒醋原同浸，黄屋箕椎且自多。诗法转从官里误，一时笑骂总由他。”“操”在第三句末，我们都知道，律诗的第三、第五、第七句的最后一个字，肯定是仄声，怎么可能用平声呢？另外东坡《送刘道原归觐南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箠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亦是此类。
《说文》：“操，把持也。”段注：“把者，握也。操重读之曰节操、曰琴操。皆去声。”“操”字为“品德，操守”义项时，读第四声。曹操字孟德，名与字正相应。又《经典释文》于《礼记·曲礼上》“不讳嫌名”条下曰：“按汉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诗云‘修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避嫌名，是指回避同尊者姓名音声相近的字。“曹操”的“操”若读第一声，则与“造”字之音相差甚远，读第四声方差近，则阿瞒之“操”在古读为仄声无疑。
当然如果强迫每个“现代人”都读第四声，把此字都念得像骂人，似乎也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不按仄声读，读古诗必不合律。黄延复先生在大文末尾强调“名从古人”的古训，我非常赞成，这是《公羊传》留下的传统，其道当从。但不知主张“名从古人”又主张“按规范汉语行事”的黄先生于“曹操”二字当如何读。
不必强行推广“操”的仄声读法，而依“旧读”读作仄声的，当然不能诟病，因为“主人”如此，且疆域有别。这种宽松的态度似乎可以用来解释陈寅恪先生自己的看法。
旧读之“确”音，绝非仅仅出现在清华和西南联大陈氏故友中，陈三立身边友朋也如此称呼，上举陈石遗呼俞明震即是一例。可以推知，暂不论出于何因，陈三立是坚持旧读的。后黄延复先生《关于陈寅恪名字读音的几点新悉》引王永兴回忆：1947年到1948年间他做陈寅恪助手时，常到老师家，称老师为“寅kè”先生，师母纠正说应念“què”。中山大学的一些老人还亲眼见过当年有人念陈先生名字为“kè”时，陈夫人纠正说要念“què”。陈夫人的坚持很可能来自家庭中上一辈之熏染。这是旧读的一派。陈宝箴制定了“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的字派，陈氏恪字辈除了我们熟悉的衡恪、隆恪、方恪、登恪以外，还有宗兄弟儒恪、储恪、伊恪、荣恪等，分别散于武汉、长沙、南昌、北京等地任职，伊恪、荣恪还留学日本。由于家风熏染渐远，他们皆读若“kè”，却是新读一派了。
黄延复《关于陈寅恪名字读音的几点新悉》中概括刘经富先生的话说：“荣恪在修水长大，自会讲客家话。儒恪、储恪、伊恪为亲兄弟，其父陈三略服官湖南，儒恪兄弟虽在湖南生长，却能讲纯正的客家话。这两支出自陈氏故里的人才，在二三十年代前常有联系。儒恪、储恪、伊恪、荣恪不会将自己名字读成‘què’，同理，共曾祖的寅恪兄弟也不会将自己的名字读成‘què’。陈寅恪也不会标新立异，脱离亲兄弟和宗兄弟们自幼形成的读音习惯。”其观点笔者在此不论，但这里很显然可以看到“恪”之读“确”并非方言掺入，而是家风熏染，由于儒恪、储恪、伊恪等人没有散原老人与唐筼女士在一边督促，便很快亦很易弃旧就新了。
前文提到《公羊传》“名从主人”的传统，所以这个问题最该注意的似乎是陈先生自己的读法。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一文引赵元任1924年8月20日日记：“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为‘Yinko Tschen’。”《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的一封陈先生写于1940年致牛津大学的亲笔英文信作“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koh”。这些成为读“客”一派很硬性的证据。
我后来对这种罗马字母签名也比较留意。我在编辑《中华大典·教育典》时，碰到了“官费留美幼童名单”（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将一些留美幼童之名及其译名录于下：
蔡绍基（Tsai Shou Kee）广东香山人，蔡锦章（Tsai Gum Shang）广东香山人，程大器（Ching Ta Hee）广东香山人，欧阳庚（Auyang King）广东香山人，陈钜镛（Chun Kee Yaung）广东新会人，曹吉福（Tso Ki Foo）江苏川沙人，潘铭铨（Paun Min Chung）广东南海人，以上为第一批，1872年到达美国。容尚勤（Yung Shang Kun）广东香山人，王风阶（Wang Fung Kai）浙江慈溪人，容揆（Yung Kwai）广东新宁人，以上为第二批，1873年到达美国。其中容尚勤（Yung Shang Kun）最值得注意。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一文又说：“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记忆可靠，陈寅恪先生自己则在新旧杂存的情形下采取了新旧皆可的态度。如果他欲禁止别人呼他“寅què”，难道他这个主人还做不到吗？这种两可的态度是一种宽松的态度。他这种宽松的态度在偏执于《说文》的学者那里，可能并不以为然。
黄文说：“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辞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
其实《说文》就不收“恪”字。《说文》收字有限，很多字都未收，实不足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愙”字下注曰：“今字作恪。”《中华大字典》注明“恪”字与宗悫之“悫”同属“药韵”，注音为“乞约切”。“悫”字在《说文解字》中注音为“苦角切”。从“乞约切”到“苦角切”，声母由q到k，这种变化值得注意。
清人钱坫，字献之，《光绪嘉定县志》曰“一字秋篆”，号十兰，赵之谦《国学师承记》批本曰“又号篆秋”，钱大昕之侄，《国学师承记》有传。撰有《说文解字斠诠》，涉及“恪”字。黄侃撰有《说文解字斠诠笺识》收入《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根据抄本影印出版。黄侃《说文解字斠诠笺识》卷十心部悫条下云：
悫，谨也。从心，壳声。今作恪。〇恪乃愙之别字。（黄侃：《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
悫同恪。抄本说明云：“本书各条次序，系先录《说文解字》原文，空一格录钱氏斠诠，再加圈录季刚笺识。”季刚同意钱说而无补充者加连圈，不再笺识。其笺识之言分为两类，一为同意而加以补充的，一为不同意而加以辩驳的，如“此说无据”“其说谬”之言正不少。此处钱坫认为“悫”“恪”二字为古今字。黄侃同意，并补充说“愙”“恪”二字为本别字。
黄侃能够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并列称为“章黄学派”，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对于《说文》的精研。而这一点颇为新派的学术家诟病，大家只要看一下《积微翁回忆录》里的黄侃是如何的不堪就可知道。杨树达说起来已是相当的老派，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外来学风的熏陶，对于黄侃一味“死守”《说文》已相当不满。《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1月1日”条云：“乃其治学力主保守，（中略）治小学必守许氏。（中略）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其黄季刚挽词云：“平上义相违，朝闻夕死君何恨；艰辛期自得，人亡响寂世同悲。”“人亡响寂”云云，显是微词。
杨氏态度多少可以代表义宁陈氏之想法。陈义宁治学之法融合中西，又专治史，十分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对于小学不如黄侃那样重视。这也就可以解释他自己那句“有那必要吗”的话了。
注重新材料发掘的治学倾向比较容易理解，写《通鉴胡注》的胡三省的生平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清楚，钱大昕也说不大清，直到抗战时期有人从《宁海县志》中找到胡三省儿子写的一篇墓志，方才对他的历史有个眉目。从这个例子很容易理解大家走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路子上的缘由。但以这几十年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同时带来了问题。我们无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吴从周先生《口戕口》（《文汇报》2009年1月24日）一文提到：“对于古典的态度，已有不少人提倡从疑古、信古走向考古或释古。然而古典的研究者就仅仅满足于此吗？难道不能进而‘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于万一吗？事实上古典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早已到了‘不绝如缕’（此词今多被误为“绵延不绝”之意了）、‘千钧一发’的危险境地，令人不得不再次发出‘何处千秋翰墨林’之叹了。”吴文还有一段与我们所论有关：“随着研究的深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勘和古书年代真伪的判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由于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给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少空间，有时甚至的确是‘好让想象力得以自由游戏’（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ässt，Laokoon）的。如果各人按照借用的字词来立说，文本本来的含义就会弄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望文生义（au 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释往往是歧义纷呈的根源之一。有学者曾说过，所谓‘今古文’的问题，最初很大程度上由通假字解释的分歧而逐渐造成学说及立场的不同，鄙见以为是探本之论。”可见“上天入地”寻找新材料之余，尚须细读，单词只义又不得不死抠。
关于《说文解字》不收“恪”字以及各辞典、字典注音不一致的情况，亦当作简略说明。
各个辞典、字典所收读音不统一，也是常事。当代学者傅璇琮名字中的“琮”字在字典中只有“从”一个读音，检《说文解字》《辞源》《辞海》及《汉语大词典》皆如此。但我听李学颖、赵昌平二先生呼“傅璇琮”都为“傅璇综”，我一直以此为“名从主人”的一个案例。直到后来在资料室，《中华文史论丛》的蒋维崧先生说，你查完各种辞典再下结论。最后在《中华大字典》里面查到了“综”的读音（“子宋切，音综，宋韵”）。说明傅先生的读法还是渊源有自的。
所以我的意见：浑言之，“恪”“愙”“悫”三字同源；切言之，“悫”“恪”二字为古今字，“愙”“恪”二字为本别字。“确”确系旧读，在人名中时，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应当给以尊重，一刀切式地改读“客”，似有不妥。
黄延复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产生很大影响，有登高一呼之势。我所钦佩的师友当中有不少从“确”改读“客”，听诸人闲谈，每及义宁陈氏此字，各读各音，各感尴尬。故为此小文，略陈鄙见。引及陈衍《诗话》及黄侃《笺识》两条书证，自认为较有力量；亦提到一代枭雄曹操与当代学者傅璇琮，尤其是拿傅先生的名讳做文章实在感到失礼。琐屑之处，主人犹且不辩，笔者拉杂言之。此文草成，不敢自是，若有谬讹，当待来者再考。
（原载于《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总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