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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称钱穆、陈垣、陈寅恪与吕思勉为“史学前辈四大家”已广为人知，严氏在其《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又称许吕思勉“通贯”的特点亦为人广泛征引，吕氏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又为四人之冠，“通贯”二字当为定论已无疑义。而吕氏著述又与当时风气不合，亦是事实。由于机缘遇合，2008年顷，我有幸成为吕氏著作《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文集》之一种）的责任编辑，在细读《九种》之时，时时感叹他读得真细。吕氏“执微”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撰文略加评介，谨表晚辈景仰之情。
“四家”之中，“二陈”对新材料之使用最为重视。海宁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继而大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开风气之先。又言“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斩钉截铁，与先生平日语气不同，表示对治学要运用新材料这一点的强调。后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成一时名言，风气遂成。而其间新会陈援庵以其《元也里可温考》及《摩尼教入中国考》二文对敦煌材料之使用成为此风气有力支持者。日人桑原骘藏称“支那虽有柯劭忞氏老大家，及许多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殊未见也”（见《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可见其肯定。桑原有“最痛恨支那的支那研究者”之恶名，言辞至为苛刻。吕氏与陈垣年辈相仿佛，其著述不知桑原是否得见，如果已见，不知作何月旦评？
二陈以治史者的姿态开启新风，而吕思勉以写史者的姿态，“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完成了一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其他七八种专著及近千篇札记。陈寅恪尝自称“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吕思勉“论学”不用新材料，“论治”在民国之乱世，花大气力阐述“大同思想”（见《大同释义》及《中国政治发展史》），亦诚为“迥异时流”者。
在所谓“新史学”的潮流中，吕思勉为时代风气所裹挟，名声、著述为之所掩，当是事实。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包括《医籍知津》《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及《中国社会变迁史》等九种。其中《经子解题》最为著名，黄永年先生称自己正是在南京书摊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经子解题》开端即言“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可看作吕氏“执微”的方法论。至于其效果，兹举一例。
《吕氏春秋》有“去尤篇”，四库本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皆作“去尤”，而《经子解题》独作“去尩（音汪）”。初时以为吕先生偶误，从四库本改作“尤”，然终感二字字形差异较大，不像手民之误。后终查得“尤”的本字为“尢”，“尩”的本字为“”（参《康熙字典》寅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页），二字至为相近。“尩”为“曲胫也”，有偏曲之意。“尤”有责怪之意。读《吕氏春秋》此篇，其意在强调“平察”，平察则需“去偏”，“尩”字意合。“责怪”之意则扞格难通。陈奇猷为当代子学巨擘，其人亦意识到“与此处所用之意未合”，然不识字源，释“尤”为“疣”，越释越远。而吕思勉于此“单词只义”处颇能悟入，一字之择，至为精当，令人拍案叫绝，一纠通行本之讹。
《九种》当中类似“执微”之处甚多，如《先秦学术概论》第二章荀子“人性恶，其善者伪”一句，释“伪”作“为”，甚详。又第三章力辩“刑名”之为“形名”。篇幅所限，兹不多举。总之，吕氏“博通”之外，“执微”是一显著特点。这种“执微”说穿了就是文本细读，即“美国新批评”所言close reading，然吕氏“执微”掺和了校勘学与训诂学的元素，上例即是显证。
吕先生言：“天下本无截然不同之理；训诂名物，尤为百家所同。”此又是其“通贯”处。读先生“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云，哑然默坐；读先生“以先富带动后富，吾决不信也”云，真恍若隔世。
寅恪先生提倡使用新材料，认为大师巨子不仅在于继承，更在于“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然而今天能否“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亦成为一问题。为文必中英文摘要，煞有介事，其实无物焉。下笔必三数万言不止，心得仅两三句；前人札记之风不行。马茂元先生生前告赵昌平云“文成先斩去一半，方是为文之道”，今人不从。相互摘引，不作论证，是否堪以传信，绝不关心，无异剿袭。钱锺书《谈艺录》“道及时贤，仅此二处”之风渐替，自爱自尊自负之气消亡。自知其文资料尚有可补、观点或有可商，然急急刊布，欲猎取声名欤？为办得食，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人不在少。硕博士论文，动辄十数万、数十万，敷衍无精义，自己亦知不可珍，他人更弃之如敝屣。则其势日颓。
今日学人做到贯通自难，细读执微又不肯。故吕氏著述风云际会，又被唤醒。当日吕氏拔戟自成一队，颇为孤立，而今日足以矫一时风气、示来者轨则者转是吕氏。义宁陈先生“读史早知今日事”，不知预料得到否？
前人谓胡乱刊书为“灾梨祸枣”；若刊书而不能入著述之林，徒以覆瓿，亦是为梨枣减寿。今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吕思勉文集》，再传张耕华教授据吕氏手稿整理补缀，以存原貌，则梨枣之材借吕先生之言论将以增寿欤？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