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陈寅恪研究中，陈与傅斯年的关系总感觉有些疙疙瘩瘩、不太清楚的地方。之前我们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以及一些友朋回忆文章，还是感觉资料缺乏，解不开那些疙瘩。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三位先生主编的《傅斯年遗札》（以下简称《遗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中。《遗札》依托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从某个角度讲，呈现出一个“傅斯年的世界”，也为我们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这段“伟大而又曲折的友谊”提供了可能。
《遗札》的编辑整理非常有特色。以往我们见到的书信集，不管是单方面的，还是友朋往来的，编排上面是一水儿地以人头为单位，在每个人下面再以时间为序。这样做最方便。《遗札》的编排却是以时间为顺序，公牍、电报、私人信件，一律以时间顺序编排，你就会在时间的经度上看见史语所是怎样一步步建起来，看见友谊是如何逐渐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渐产生，看见傅斯年从他自己的历史里如何一步步走出来。看完之后，你会产生北京人说的“全须全尾（读若乙）儿”的感觉。这真是它编排上的成功之处。大陆出版界普遍地“趋易避难”，什么事都选择最方便的做法，不考虑这样做是不是“最好”。于是相形之下，出现了“上下床之别”，并且永远住在了床下。佛教里说“方便出下流”，“下流”就是“末流”，就是“睡在下床”。天天睡在下床就是现状。《遗札》的整理，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这些信件、电报、公牍原来的格式，提格、提行、空格、小字，尽可能地去保存书仪，加着重号的还加着重号，总之一句话，就是“不怕麻烦”。这四个字轻轻巧巧，但细思之，已足以令人产生敬意。吃惯了粗的突然吃了口精细的，见多识广的读者请原谅我这个吃了一口茄鲞的刘姥姥。
陈、傅二先生的友谊，简单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联系紧密；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出现裂痕；抗战胜利，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进一步疏远。以下就这三个阶段略加梳理。第一个阶段强强联手，产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故稍详，分上下。第二、第三两个阶段，都有疑点，本文试着就几个疑难问题略加分析，祛疑传信，是所追求；设身处地，是其方法。然陈寅恪曾跋俞樾《病中呓语》云：“天下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陈先生探究历史，时时若探究人事。其深赜相类，我们探究这段人事，认识这段历史，同样有无限障碍，不敢自必，读者鉴之。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柏林交好。1926年陈寅恪先行回国，至清华国学院任教，一归即成名。傅斯年亦打算回国，1926年五六月间，傅斯年从柏林给在巴黎的何思源、罗家伦写信说：“百年回我的信寄上……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其时陈大齐（字百年）掌北大哲学系，傅从这里出来，自然希望回去。但陈大齐备称系里的事这也难办那也难办，傅尚未开口，先闭了口。11月9日又给罗家伦写信说：“接到百年先生回信，仍是葫卢题。我真不能再忍了。”只好另做打算，信里说：“到清华本无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菴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遗札》第72页）
这里说的不想去清华，有两个原因，一是坦白承认怕王国维，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自陈，留学七年，“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参与其他事费了时间；又“懒得世上无比”，五六年不作一文（《遗札》第36页）。这种自陈，自是自谦简慢之例，但也有真实的成分。二是与陈寅恪关系不错，但怕陈不管这种闲事情。
作此信时，傅已回到祖国。11月14日再写信给罗家伦的时候，已是“上海寄南京”。1927年初，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到了广州，开始了他的“大干一场”。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忽然“易为校长制”，戴季陶为正，朱家骅副之，而朱家骅“全听傅孟真”。傅先生办事勇猛，准备与顾颉刚、杨振声筹备中山大学研究院，先竖起一面大旗来。中山大学里面也风雨飘摇，有人夺权，此事未成。（《遗札》第78页）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同意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4月，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史语所筹备员”。
但很快出现状况。先是顾颉刚与傅斯年闹翻，离开广州赴燕京大学任教。到了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的信中忽然说：“金甫（按，杨振声字）竟这样恼了吗？一去一字不来。”（《遗札》第111页）具体何事，不太清楚，但杨振声退出是事实。于是史语所在开张之初，就有成为一块空牌子的可能。傅先生不打无准备的仗，辞旧之同时，亦有迎新之准备。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云：“午间与适之先生及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此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遗札》第107页）事实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已着手争购。燕大图书馆财大，其收藏之丰，远近闻名。这封信是打选题报告，申请款项。
一直通过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与李盛铎周旋的人就是陈寅恪。9月20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钦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为此项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遗札》第109页）明知陈属清华，顺手便拉过来了。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二、五、七、八函，皆往来讨论购内阁档案事。最后商定二万元。王国维去世后，其藏书经陈寅恪联系，卖给图书馆，得价一万，以补贴王静安夫人家用。静安先生藏书无异本，与之相较，陈寅恪亦言二万元“不昂”。又，傅斯年1930年10月致杨杏佛函谓“史语所月费万五千元”（《遗札》第251页），则以两万元买一批档案不为价昂。历经数次反复后，第九函终于谓已购定，但一大堆麻袋又无处安放。傅斯年又托陈寅恪“觅屋”。不管闲事的陈氏于是奔走觅屋，其于史语所事不可谓不上心。时间在1929年3月间。陈实际上就任史语所“北平办事处主任”，觅屋之事亦管，远在广州的史语所本部得以在北平站在学术的前沿，并且增其声光。
清华方面，王、梁二导师逝世后，事故屡出，国学研究院风雨飘摇。《吴宓日记》记陈先生此刻之态度为“悲观而消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121页），陈先生的精力投入史语所为多。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撤销。陈先生改就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历史学系合聘教授。购买内阁档案事，虽客观上是陈帮了史语所，但也从内心上给了陈一些安慰。清华旧恩随着国学研究院的解散，自然淡薄了。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办法》里拟订了一些工作计划，如沿粤汉路沿西江进行古物调查、广州回教及阿拉伯人遗址调查、民俗材料征集、《广东通志》重修、《经籍纂诂》扩充等等（《遗札》第89页），从傅先生“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角度看，这些计划自然都没有内阁档案几千麻袋来得激动人心。
陈寅恪认为，从这七千袋或八千袋档案里，可以析出清代的一些实录，“可推定为第一等重要材料”。还有就是“司法之口供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情状之记载”，也很有价值。并认为“此项实录非将其历次改涂增删之原状全部发表，无以见其伪造之实状及演变之历程”，“似不可不急发表”，“可供给与东洋史学界，而表现史语所成绩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5页）。“表现史语所成绩”在傅先生最为重要。
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与于道泉一道调查满文老档，进行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人事方面，帮助傅斯年挽留钢和泰，推荐陈垣任敦煌组组长，展开敦煌学的系统积累与研究。这一切，非常符合傅斯年回国之初要和世界汉学“接轨”，与法国汉学争高低的初衷，符合史语所与老师宿儒乾嘉学派走一条不同路的蓝图设计，现代感十足。
我们以往读陈寅恪先生的《书信集》，感觉陈对傅依赖特甚，现在钩稽排比，看到在史语所建立之初，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依赖，这才是硬币的另外一面。陈、傅二先生的来往信函，为我们提供了用材料还原真实的可能。
1928年和1929年，对于傅斯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年份。正如他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说，建立史语所是他最重要的“理想之奋斗”。从遗留下来的信札看，最初他想依靠的对象是他的老师胡适。从傅斯年遗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胡适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实际的支撑，最初来自陈寅恪，然后来自小屯村。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空白处附加一句：“弟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弟以与中央研究院有著书之约辞之矣。闻胡适之先生亦被邀，闻亦不去，不知确否？”可以约略想到1929年顷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状态，哈佛之聘都不为所动。傅斯年也处于兴奋状态，史语所终于在筹备委员三位走了两位之后，在学界立稳了脚跟。
陈先生与清华的内心疏离及与史语所的逐步认同，发生在史语所远在广州之际，陈受傅遥领；当史语所迁京的时候，反倒是蜜月期结束的时刻。事情往往如此。
事情要从徐中舒身上说起。傅斯年最恨“拆台主义”，1930年夏秋之际，浙江大学拉徐中舒，聘书已发，而傅斯年又坚决不放，教育部来电命“马上放人”，傅先生不买账，由此大闹。徐中舒之尴尬可以想见。
蒋梦麟、刘大白联名发电给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难”。傅斯年不能对蒋梦麟发火，转怒刘大白。1930年8月23日致刘大白函云：“现奉‘速予放行，勿再留难’之令，不胜感其不通之至！此电虽同列孟邻先生名，然就称谓及语气论，为大作无疑。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吾公不是反对文言文的吗？这样官场中的臭调文言，竟出之吾公之口，加之不佞之身，也是罪过！现请吾公收回成语，以维持《白屋文话》作者之文格词品，不胜荣幸之至！”（《遗札》第248页）
此事当作两面论。一方面徐中舒书生抹不开面子，两面模棱。浙大与史语所如两军相遇勇者胜，傅斯年自然霸道，但也不能说他全错。另一方面，中国人官本位，当了“领导”如同黄袍加身，无形中居高临下顺昌逆亡，傅斯年顶着干本身也得人心。“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傅先生真是霸才，即使如项羽乱杀，也颇能得江东子弟之人心。
徐中舒的离开会影响到内阁档案的整理。8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此札三联版只标“十五日”，无月份，我觉得当在8月）云：
顷与中舒先生电话中略谈（因未见着），弟意此次档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独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难觅。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办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致有精神上之影响。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旧担任第一组主任之虚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实无所事事），但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华要全薪。……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故全薪由清华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华卖力者，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人之恒情只顾其近处，非厚于清华而薄于史语所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9页）
以前单看此信不能读出感觉，现在放到语境里去，就能知其来龙去脉。这封信可以标志蜜月期的结束，虽然用词极其委婉，主任还当，事照做，关键是“不领薪”，向清华领全薪。完全退回清华，逐步脱离史语所（当然这“脱离”还留有余地）。信末在留白处又附：“此函不是拆台主义，乞勿误会。”
此时的傅斯年一定压力山大，但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有足够的信心留住陈、徐，继续开拓。但陈之离去之思，已经种下根苗，将来依然可能破土而出。
陈致傅第二十四函（按王汎森推测此信写于1933年）云：“孟真兄：前函奉到后，又晤彦老（按董作宾），弟意仍拟如前函所云办理。因弟一时既贪得清华休假之权利，势不能南行，又遥领干薪，此则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虽有古人雅例，但决不可行之于今日，故期期以为不可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5页）所及“南行”一事，指邀请陈赴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之事。“如前函所云”，指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名，即虚名亦要辞去，脱离之决心更甚。“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指宋代在玉局观、武夷观设祠禄官，以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兼之，不必赴任，遥领干薪，王安石曾以此安置反对派。
到了1936年4月，傅斯年又反复来信敦请陈寅恪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陈拒绝。这种会陈是去评议他人，而不是为人所评议，今人最喜参加此类资格评议会，因高高在上也。这也是“人之恒情”。人啊，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不料陈先生违背这种“人之恒情”，屡请不动。4月8日，陈复信说“决计不南行”，理由是要备课。一个大佬聚会的机会，年年要人催，不过是评议别人而已。川资已经寄来，正是不由人辞。却偏偏再寄回去。陈函又说：“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邀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8页）初读此函，真信其与“纲纪精神”相关，今日再读，知其不然。“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云云，则宣布真正脱离史语所。
总之，陈寅恪对待史语所之态度，一两年之后已与1928、1929年之态度迥异。1930年已提出“挂虚名”，1933年不愿参加评议会，1936年提出全部脱离。至于其中细节，仍然缺乏具体文献，但其当是由傅斯年办事之风格而引起。
史语所在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于1936年决定迁往南京。傅斯年极其希望陈寅恪能随所南迁，那样的话，陈就是史语所的人，于清华为客宾。而陈先生的意思却要与清华共命运。我的理解，并不是清华对陈多好，而是在清华还自由些。傅斯年后来反专制呈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能量，但他身上又不免有专制的胚胎和雏形。早期认为“所有有汽车的人都该判死刑”，可见其性格。
有一点不易理解，这一阶段，陈寅恪与史语所逐渐脱离，先留第一组主任之名，后连名亦要去掉，但同时却向傅斯年荐人，致傅第二十四函荐戴家祥、赵万里，第二十五函荐张荫麟，第三十三函荐陈乐素。是要表示人虽脱离，感情关系还在，还是干脆觉得举荐人才是公事不是私事？陈先生不会那么单纯吧？
在陈寅恪拒绝傅斯年随史语所南迁的一年以后，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10月，梅贻琦校长电命清华诸教授均赴长沙。早知今日，还不如随史语所南迁。陈寅恪如今的状况是，一方面，父亲散园老人绝食废药而死，父亲如此，儿子势不能居留北平于刺刀下苟活。另一方面，小女儿美延5月23日出生，南迁令发布时不足五个月，仍然不便播迁。陈寅恪料理丧事之后，毅然随清华南迁。
清华无可托之人，这一点在将来的日子里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书信集》里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写于此一阶段。
11月13日，陈寅恪夫妇带三个孩子携两位佣人，夹杂在难民中间，奔赴长沙。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因清华又迁云南，陈氏一家转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节前夕（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春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作元旦，今取前者）抵达香港。4月22日陈先生独自赴蒙自，陈师母心脏病发，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团聚）。西南联大又迁昆明，陈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先生为汉学教授，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6月1日陈寅恪致梅贻琦函分析“汉学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年谱长编》第193页）夫子自道比学者所归纳之“史学三变”更为直接明白。但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陈先生却哈佛之聘不能相提并论；那次却哈佛之聘的胡适之现在不也在美国当大使吗？夏，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傅斯年对陈先生赴英的态度没有文献的记载，是不是如他后来所说“对陈之去留与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详下），不得而知。陈先生运气不好，抵港后适值第二次欧战爆发，英国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关门。9月，陈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开办，地点设在青云街靛花巷内（按之前为中研院史语所租用，今转给文科研究所），所长为胡适，时出使美国，由傅斯年代理所长，北大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任副所长，陈寅恪为史学部导师。据邓广铭回忆，陈先生把这里称作“青园学社”，与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这里的时候，买到一颗红豆，引发了后来笺证钱诗、撰写《柳传》。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届评议会选举新院长，选出候选人三名：翁文灏、朱家骅、胡适。最后胡适落选，朱家骅当选。傅斯年最怕翁文灏当选，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评议会除学术人物外，亦多高官，为陈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为投胡适一票”。7月，再度离开西南联大，准备赴牛津之聘。结果形势恶化，再度滞留。8月15日香港大学拟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协会杭立武先生替陈先生致信清华，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许陈暂客座港大俟机赴牛津，而这期间清华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贻琦8月24日复电云：“贵会借聘陈先生一节，本校可予同意，即作为陈先生请假一年。但关于薪金一节，敝校因经济不裕，且格于定章，碍难照支。”（《年谱长编》第202页）居港生活窘迫。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初有《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乞米至今馀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乞米”是这时段的主旋律。陈寅恪《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三十一函至四十八函皆往来讨论“钱”事，傅氏可谓极富耐心，助陈最多，艰难时刻往往由史语所出面相助。
5月5日终于经由广州湾离港，6月末抵桂林，应广西大学之聘。因陈夫人原籍广西，桂林各方面又较宜居，故留桂，引起傅斯年强烈不满。8月14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
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然弟知兄之情况，故此等事只有凭兄自定之耳。其实当年兄之在港大教书，及今兹之举，弟皆觉非最妥之办法。然知兄所以如此办之故，朋友不便多做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此战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间成为战地，紧张之机会故远在桂之下，至少此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牵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遗札》第988页）
责陈贪图舒服，太听夫人话。
同时，傅斯年复函广西大学校长张颐，劝其莫留陈在桂云：
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让”者，然历年来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决定。因寅恪身体、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主张。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既接受广西大学之聘，恐迁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来书，节略抄奉一阅。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绝不肯“主持”也。弟所见如此，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遗札》第991页）
由此函可知：一，陈氏不来李庄因其夫人，夫人不来因天气、物质因素也。二，“节略抄奉”以示他人，不知妥还是不妥。三，桂林与李庄两地，天气、物质是否“无甚分别”，我未至其地，不敢置评；耳食所得，李庄甚苦。四，傅氏做人做事，无人敢不信其真，然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信末“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云云，如何“节略”既未可知，是否“抄寄”亦难对证。五，至于“不指导研究生”云云，已近于毁人令誉，其所言是否属实，下详。
8月31日，傅斯年致叶企孙函云：“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又说：“目下恐须依旧发彼一聘书，其格式如下……”（《遗札》第996页）“依旧”二字加着重号，与前“目下恐须”四字连读，其意似谓发其聘书，彼亦不来，然虽白发，面子上亦须做也。陈虽不来，又事事依靠傅某，若依傅先生实意，此聘书必不发矣。对陈之不满已明显表露。
关于陈的“不肯指导人”，所涉却大，不能置之不理。如前所言，傅先生直言直语，不由人不信。但与其他人记述有所不同，陈在清华、在云南，皆有大量弟子门人、同事友生之记述，皆未言陈高傲不指导人，但傅氏何等人，其言不容轻轻放过，因其少数而不理，因其他人众而信之，必须加以分析。
第一，周一良记1935年秋与余逊、劳幹到清华第一次旁听陈先生上课，“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我们都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王永兴回忆陈先生上课：“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按王所回忆在1938年，此指右眼），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们。”（王永兴《怀念陈寅恪先生》）犹如画出了当时之景象，仅就“写满一黑板再讲”而言，怎么说都不是敷衍应付不负责任之态度，其所描述，陈先生也不是高傲不理人，只顾自己读书的类型，而是“高度负责”，上课认真。联系1930年陈寅恪欲逐步退出史语所时致傅函中所云，“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致傅第十八函），和1936年屡辞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理由为要认真备课（致傅第二十七函），其言并非客套虚语。
第二，应该指出，上面所言是上课，傅先生所言是个人指导，略有不同，一为公开，一为私下。个人指导或是私下交谈，情况就略微复杂，一般来说高水平之人不愿与低水平多纠缠，此事常有，亦在理中。而傅先生此说并非此意，而是责陈自私，不肯指导人，只顾自己念书。这要分清楚所谓“指导人”，是指研究生或研究所助理分在陈先生名下，而他不指导；还是并非分在其门下，泛泛而言“不肯指导”。若是前者，责任在陈；若是后者，责任不在陈。
就前者而言，不轻易接受研究生或助理归于自己名下，也是慎重之意，老师对学生有要求，有选择，这应当是老师的权利；一旦归于名下，倾心相授，助其成才，相信这一点陈先生必能做到而毫无疑义。就后者而言，陈寅恪对很多并非归于自己名下，没有“师生责任”的后起之秀，也都奖掖推荐，不遗余力。靛花巷三号时期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按部相当于系）王明（按当时哲学部有王明、任继愈两位研究生，王氏后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回忆：“陈先生通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年谱长编》第197页）陈寅恪后来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作文还自署“青园翁寅恪题”（如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语），这个“青园”不指清华，而指靛花巷，可见对陈先生言，这也是一段好的回忆。与周一良、张荫麟、罗尔纲等人之交，已成常谈，不一一引述。
第三，傅斯年提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不能轻易否定。人是复杂的，陈先生负绝学，能识别英才而奖掖之，也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为人不很苛刻，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老好人，随和的不得了。同样是靛花巷时期的周法高（按属于语言学部）回忆：“寅恪先生为史学组导师，先后指导汪篯、王永兴。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楼二大间，先生亦住三楼，出入皆不交谈。余返南后，得悉余姑丈王伯沆翁为先生之业师。”（《年谱长编》第197页）周法高即与陈寅恪先生缘浅，对面亦不交谈，这虽不能说明指导与否事，但可知亦有不理人时。西南联大翁同文之回忆，涉及研究生论文指导（按时在1938年）：“由于徐高阮、季平与我三人都是即将毕业，照规章仍该写论文一篇。当时教国史，也可指导论文的张荫麟先生应召去重庆，就都与寅恪师议定一个范围有限的题目，开始进行。寅恪师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就不愿评阅。”（《年谱长编》第191页）这是唯一涉及“不愿评阅”的字眼，但也合情合理。
总之，以傅先生之资历、人品，其言必有所据，虽与其他大量记载不符，但我相信傅先生所言当有其事，不过究其实，当非陈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导人，而是其他事由。傅先生如此说，当非无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词。
果如傅斯年所料，陈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然后离桂赴成都，据《竺可桢日记》，12月18日到达，任教成都燕京大学（按私立）。与时当任教华西大学的顾颉刚有了交集。
半年之后，到了1944年7月，明知傅斯年最恨别人从史语所拉人，不知怎的，陈寅恪忽然写了封信去问董作宾能否赴华西大学教书，14日，傅斯年冷冷地回信：
寅恪兄：手书奉悉。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手写文稿付印，岂肯中辍？至于援方桂办法一说，方桂之办法不适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学校，便乞华西或其他学校无以此为言。一切乞告前途为荷。专此敬颂道安。（《遗札》第1139页）
陈寅恪得信不知作何感想。
蒋秉南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量讨论书本中事，故学术气氛浓厚；第二情感充沛真挚，字字史评。其不足之处，事迹不备。故托师弟卞僧慧撰《年谱长编》补其不足。
陈寅恪入滇岁月，其同人、友生所记颇多，尤其昆明靛花巷一段，然入蜀岁月却几乎无所记载。不仅《编年事辑》无所书，即《年谱长编》亦几乎空白。今借顾颉刚先生日记（共七处），零星补缀，虽或许无关大体，然于其1944年蜀中生活（成都燕京大学时期）有较直观之记录，吉光片羽，堪可珍惜。
1944年11月17日星期五云：“与静秋同到四五六吃点。予至华西坝齐鲁村访厚宣，并晤其夫人。出，遇沈镜如。与之同到陈寅恪先生家，并晤沈祖芬。”
11月19日星期日云：“午，与静秋赴蔡乐生家宴，到骆园。同席为陈寅恪夫妇，宾四，陈耀真医师，黄觉民，主为乐生夫妇及其子女三人。出，到宾四处，并晤黄淑兰女士。”
11月20日星期一云：“夜，忠恕来，同到子杰家吃饭，同席为于主教，朱孟实，向传义，张大千，钱宾四，黄季陆，陈寅恪，罗忠恕，主为郭子杰。”
11月22日星期三云：“与静秋同到商务书馆，应黄觉民之宴，同座为蔡乐生夫妇，汤逸人夫妇，寅恪，宾四，孟实，黄淑芬女士，翁培雍。”
11月23日星期四云：“张克宽夫妇来。肖甫，大沂来。郑德坤夫妇来。王锺翰来。马松龄来。有警报，买包子当饭。与静秋到陈寅恪家。又到小天竺吃抄手。”
11月30日星期四云：“与静秋到四五六赴宴，主为斠玄，大沂，厚宣，镜如，定宇，永庆；客为予夫妇及寅恪，方桂，吴雨僧。出，同大沂到新世界吃茶。”
12月25日星期一云：“校静秋所钞《李石岑演讲集》序。与静秋同出，到后坝访高长寿，找不到。遇怒潮，至其家。出，雇车到存仁医院，视寅恪病。遇锺翰，希纯。”
所记凡七处，几日日赴宴，与蒋秉南《编年事辑》所抒无限之愁苦艰难不甚合。
所引最后一则日记云“视寅恪病”，寅恪何处不适，病况如何？其实这次住院即是眼疾。左眼，卒失明。陈寅恪先生《书信集》致傅斯年第六十三函云“12月18日动手术”，顾氏夫妇探视正在一周之后（即25日星期一），手术不成功，视网膜皱于一处，后赴英治疗，谓视网膜完全脱落，无术治之。从此，“读书种子”陷入黑暗世界，无书可读了。（其右眼于1937年散原去世时痛哭，视网膜脱离渐趋失明，七年之后，左眼亦归同一命运，惜哉。曾闻穆俦先生言，尝有友引荐一位高人，谓前知百年，后知百载，可无偿提一问题，穆俦老无所问者。临别，忽问“我的眼睛今生不知可免失明否”，通灵者踌躇数秒，慰曰“不致失明”。穆俦欣然归。其实无疑而问，深恐失目无乐趣耳。今述及寅恪先生事，涉笔及之。）
席中数人，略可追踪。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云：“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陈寅恪《书信集》致傅第六十二函）则11月13日即发病。而《顾颉刚日记》11月19日所记宴中有陈耀真医师，当在咨询眼疾事。而最终决定手术。又，1945年1月18日致傅斯年函空白处陈夫人附语云：“陈医生人很好，极直爽。”（《书信集》致傅第六十四函）此所谓“陈医生”当是一人，则为陈寅恪于成都存仁医院开刀之医生或为陈耀真先生。
《顾颉刚日记》11月23、30日皆提到名“大沂”者，此先生姓蒋。陈寅恪致傅斯年第六十二函谓：“兹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联络医师不知是否出于蒋氏。后蒋先生未为傅斯年所用。
《顾颉刚日记》所记11月20日宴，“同到子杰家吃饭”。子杰即郭有守（1901—1977），字子杰，四川资中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赴法国留学。为张大千表弟，故席中有大千。1944年1月21日陈先生撰《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年谱长编》第218页），知中人亦子杰。《傅斯年遗札》有三札致子杰，总第七百七十八函抬头云“成都省政府教育厅，郭厅长子杰兄”云云，知郭为成都教育厅厅长。此函所讨论者，即傅斯年与郭子杰商量史语所初到李庄，欲借住张家大院事。
《编年事辑》说《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九篇作于该年，可谓极勤，用眼之过度可以想见。《顾颉刚日记》轻松之笔调丝毫不能改变1944年为陈先生噩梦之开始。
据以上所述，知南下以后颠沛流离，陈寅恪不能听傅斯年之安排，又不能自了其局，往往需傅帮助，滋生不满，产生裂痕。
目盲之后，陈寅恪不仅陷入深深的恐惧中，经济困难更成为现实。1945年1月26日，陈寅恪致傅斯年略云：
寅恪自前年（三十二年）暑假离开广西大学，来燕大授课，除领教育部所发正薪外（每月薪水陆佰元，研究费肆佰元），至如其他教授应得之种种生活津贴、食米及薪水加倍等（如其他部聘教授每月之所应得者），分文未领过。换言之，以往一年半以来，已替国家（即教育部行政院）省下将近贰拾万矣，此点望能使当局明了及注意。（陈寅恪《书信集》致傅第六十六函）
我对民国时期大学转聘及由此产生之薪金问题全不在行，稳妥做法为仅提供材料而不判其是非，然此处所谓“部聘教授每月所应得者”，因其应聘私立大学而不得享受，若无明文规定，在陈先生个人遇此奇难而又物价高涨之时段，不当弃宽而从严。
但这种判断会因人而异。从陈寅恪《书信集》判断，李庄到香港通信只需七天，而将近一个月以后，傅斯年才给朱家骅写信，有所延宕，其原因大概傅氏于此问题从严，认为既应聘私立大学，便不宜再向学部提要求。但傅斯年还是写了这封信，1945年2月22日致朱家骅云：“陈寅恪兄病中蒙兄一再汇款接济，友朋均感。彼自去年年底来三信，言及其部聘教授之待遇事。彼自前年离广西大学后，三学期中（在燕大时）仅领到部中之月薪（月六百）、研究费（月四百，此部聘教授特有者），其他如米贴、生活补助费解未领到，即以燕大兼课之待遇为生。彼今既生重病，且常依燕大不是办法……”（《遗札》第1195页）
傅氏以自己节俭知名，不乱用公费，号称“为公家吝”（《遗札》第596页）。他对陈寅恪不与史语所相始终，而移驾成都燕京大学，本来不满，这次乞米讨薪，必不以为然。但情况确实特殊，延宕之后，伸出援手。信中又点明这是陈立夫任部长时事，陈立夫与朱家骅不合，陈氏事情没办好，望朱勿践其失。但看得出来，傅斯年这种帮忙，如同1942年继续发放史语所聘书一样，已颇不耐烦了。
接着抗战胜利。1945年底，傅斯年忙着西南联大和史语所回迁的事，人虽在昆明，心已飞回北平。冬天来了，傅斯年缺件皮袍子，俞大把料子寄给他，孰料傅先生还是太胖，料子不够用。11月30日，傅斯年致俞大云：“有一件怪事，前因料子未到，在你老太太处问，九姊立刻说，你老太爷给大维的一个狐皮袍，大维不能穿，要送我，我立辞，他拿出来，强我试之，简直尺寸正合适，必欲送我！我大吃惊，只好暂时拿回，后来还他。他对昭抡说，我为寅恪办了些事，故他如此。我以为必有下文，已而果然。寅恪家眷走的问题，要交给我。”（《遗札》第1249页）九姊，即陈寅恪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作继妻。大维妹大嫁给傅。该叫嫂子的，家里人叫九姊。俞明震留给俞大维的一个皮袍子，大维不能穿，九姊强给了傅。这虽是亲戚间礼尚往来的家事，但这中间流露出傅斯年对帮陈寅恪忙的不耐烦。
按理说，俞大维和陈关系更近，俞已是高官，但陈事事靠傅。傅斯年1946年1月20日致妻子俞大云：“大维返此，大快活，无人管他，每日有女人在座，便兴高采烈，不管何种女人，大有毛子水之风！毛亦在此，昨晚同在一处，惜你不在也。”（《遗札》第1258页）这样说起来，虽有牢骚，但傅不负陈。陈使唤不动亲妹夫，只能用表妹夫。而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大嘲妻兄，而能不触其怒，倒也有趣。以前看过一本传记，说陈寅恪和俞大维在留学生当中，是贾府门前的那两只石狮子。不知是谁胡说！
1945年陈寅恪独自赴英就医，无功而返，归来已是1946年，回到南京，家属已先至南京。《编年事辑》引小彭笔记云：“四六年父亲从英国回国时，妈妈和我们姐妹三人分两批从四川坐飞机先到南京。父亲回国到南京后，我和流求留在南京读书，美延随家回北京。”忽略了后面出力的胖子。
1946年冬10月，陈自南京转沪，由海道返清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此后，傅先生更忙，陈先生转闲。在陈傅二位的书信集里已经很少找到二人书信往来之痕迹。1948年败走台湾，尚有一次联系，陈终究未从傅走。从此两地阻隔，直到傅先生1950年底辞世。
从后往前看，易于比较。史语所之前的清华国学院是最令人瞩目的学术阵地，但吴宓基于个人原因，尤其是个人性格，没有能成为后来史语所之傅斯年，清华国学院也水流云散成为过往。陈寅恪于吴、于傅皆为挚友，可谓佳因缘；而这两个机构对于陈先生来说，一前一后，同样重要。吴宓若能和清华国学院得到上面支持，绑在一起，跑完全程，那将成为陈寅恪可以倚靠的大树。这个任务吴宓没有完成，要傅斯年和史语所来承担。但基于性格原因，陈寅恪不能完全扑向后者的怀抱，与它相始终。无权无队伍的吴宓保持了对陈寅恪之敬，而敬陈的傅孟真先生转而变为令陈畏。陈傅这段友谊，催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并不辜负那段岁月、那段因缘。从代表国家学术机构这一角度说，傅先生虽不无怨言，但基本做到了“为了他的思想，原谅他其他的一切”，为学术存此种子。傅先生所做，后来者将报以无限的感谢。
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难。
（原载于《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0日、27日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