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滨海客家”的理论基础及定义与范围

应该指出，“滨海客家”命题的提出，首先是以客家学创始者罗香林先生的理论为基础。罗香林先生把客家南迁时间定为五次大迁徙，据《客家研究导论》分述如下：

第一次大迁徙，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影响，北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内迁，相互攻伐并建立政权，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为了避乱，中原汉人南迁至江淮南北离中原尚近的地方，亦有一部分进入今江西鄱阳湖区域及赣江流域。这一迁徙运动一直延续到南朝时期。

第二次大迁徙，自唐末黄巢起义一直到契丹（辽）、女真（金）入侵中原，大批中原汉人随之南迁，赣南山区已住进大批客家先民，闽西南、粤东北一带山区也有客家先民大量迁入。

第三次大迁徙。自宋高宗南渡，受金人南下中原之影响，百万之众的汉人南移，赣南人口为之爆满，客家先民西向入闽。在宋元之际，客家民系在汀州一带逐渐形成。其后由于元军南下直迫赣闽，为避剑锋，大批客家人由闽迁粤，梅州日益成为客家人聚居中心。赣闽粤交界之赣江、汀江、梅江三江流域由此成为客家人聚居中心，人口以南下汉人为主体（约占90%），语言通用客家方言，盛行中原风俗。通称为“客家大本营”。

第四次大迁徙。自明末清初，满人南下入主中原，为对付郑成功海上反清武装力量，实施“迁海复界”，以致广东等沿海地区人口凋零，田园荒落。收复台湾后，清廷不得已乃下谕奖励招垦，其时“客家大本营”地少人多，客家人便从汀州、梅州、潮州等地迁往广东海滨地区。还有的迁往桂、川、湘，远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等地，从而形成客家分布全国的格局。

第五次大迁徙，始自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失败后，客家人受到株连，同时又受广东西路事件（即土族与客家人械斗）影响，导致客家人再次迁徙。一部分客家人向琼台等地及海外南洋各国迁徙，开始形成客家分布国内外的大势。

关于“滨海客家”形成的社会背景，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谈到客家第四次大迁徙时指出，“则一方基于内部人口的膨胀，一方基于满洲部族入主中国的影响”，“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朱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类属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于乃思为向外扩张。而满洲部族又于明末大举入侵，终以统一中国。当满洲的兵打至福建广东的时候，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徙众举义勤王。迨至义师失败，遂多被迫而散居各地。而清政府于统一中国后，以四川及广东沿海各地以及台湾等，或以兵灾荒废，或以迁界衰落，或以本来人稀，不得不招致农民前往垦启，于是客家人复构成为第四次的迁徙”。

关于“禁海迁界”引致的浩劫，罗香林先生有详细的描述：“……以清初迁海复界而引起的客家人士的向海迁移。先是，明遗臣郑成功尝占据台湾为反清复明的据点。顺治十七年，清廷以苏纳海为兵部尚书，定议以坚壁清野的办法以困灭郑氏，实行迁东南濒海的边界。始于福建濒海，而及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大抵以去海三十里或五十里为界，界外居民限日迁入界内，逾期不迁的，以军法处死。并尽焚界外庐舍，民间积聚器物笨重不能搬的，一律限期烧掉，凡私自出界的，捕获后一律处死。……于是而东起饶平西迄钦州防城，所有的沿海居民，都弄到少壮散之四方，老弱转死于沟壑了。沿海各县的界外地区，很快就成为荒地。”

自康熙四年（1665年）之后，面对“禁海迁界”引致的悲剧，福建、广东的巡抚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复界招垦”。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遂明令尽复闽粤濒海居民的旧业。哪知这时旧日的居民因颠沛过甚残存无几，复界后不能尽垦旧地，于是封疆大吏遂奏请招其他各地流民或山瘠居民与迁民一同垦殖。而广东东部、北部乃至福建西南部、江西南部的客家农民，与昔年抗清失败的义民，“遂寝假而盛向濒海地区迁移了”。同时，包括“今日香港九龙新界等沿海地区居住的客家人士，其最先成批移入的，也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至的。盖这些地带原为新安县属，正是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曾一次二次为清政府所迫迁的。而其地域又东与惠州的沿海相接，所以在康熙二十三年尽复旧界而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的时候，江西、福建和广东惠潮等地的客家便很多经由惠州淡水而至沙鱼涌、盐田、大梅沙、西乡、南头、梅林，或更至沙头角、大埔澳、沙田、西贡、九龙城、官富场、筲箕湾、荃湾、元朗等地从事垦辟的”。

应该指出的是，罗香林先生清楚地看到，清初的“迁海复界”是导致客家农民“盛向濒海地区迁移”的主要原因。而原为新安县属地的深圳与香港的客家人，“正是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曾一次二次为清政府所迫迁的”。包括迁移的路线也明确地列出：至深圳的盐田、大梅沙、西乡、南头、梅林，或更至沙头角、大埔澳、沙田、西贡、九龙城、官富场、筲箕湾、荃湾、元朗等地。这就是深圳、香港两地最早形成的“滨海客家”的诞生地。这些为研究以深圳、香港地区为代表的“滨海客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客家学”的一个新学术命题，“滨海客家”的概念和内涵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举办过多次理论研讨。杨宏海认为，所谓“滨海客家”，是指历史上从闽粤赣聚居地迁向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他们走出大山来到滨海，与当地原住民交融，过着渔农结合的生活方式，经济上亦农亦商，从“山客”变为“海客”。作为滨海客家人，“海客”将原乡客家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读传统和勤劳坚忍的精神，又吸纳海洋文化的开放、重商、包容、进取的元素，从而形成与山地客家有所不同的新质文化，即滨海客家文化。同时，客家人播迁四海，落地生根，广大客家侨胞身处异国他乡所形成的客侨文化，亦可列入滨海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港澳台等地，都有“海客”的存在。广东地区集中分布在深圳、惠州、汕尾等地，而深圳客家是滨海客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也是发展最好、影响最大的一支。可以说“滨海客家”是深圳客家的代名词，深圳成为“滨海客家”的代表区域。

关于“滨海客家”涉及的区域范围，可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定义。

广义来说，是指自罗香林先生提到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以来从山区逐年迁徙到滨海的客家人的迁入地，不仅涉及我国14个沿海省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港澳台等地，亦包括下南洋、闯世界的客侨地区。

狭义来说，是指“迁海复界”后形成的客家人在深圳、香港的聚居地，兼及惠州、东莞邻近区域，重点是深圳与香港地区，尤其是以龙岗为代表的深圳客家，是滨海客家最典型的代表区域，具有“开放、多元、兼容、进取”的文化特质。

简言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滨海客家”需有一个广义的视角，这与海洋文化、客侨文化的特色息息相关，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原新安县所属的深圳、香港，这是最能代表“滨海客家”的两座城市。本书研究的重点，从时间上看，从康熙八年（1669年）深圳地区正式“复界”开始至今；从地域上看，则着重深圳市区域，兼及今香港、惠州、东莞等历史上“惠东宝”民系共同体。

当年罗香林先生编写《客家研究导论》等著作时，还来不及提出“滨海客家”的概念，但他已关注到“迁海复界”后“盛向濒海地区迁移”的这一客家群体。三百多年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亦出现了“盛向深圳迁徙”的移民大潮。不管是“老客家”还是“新移民”，他们都在新的时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实现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罗香林先生的同乡，让后学的我们追随客家先贤的足迹，去研究和探讨“滨海客家”这一课题，作为对“客家学”的新思考，亦期待通过共同努力为“客家学”提供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