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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迁徙地的定居、扎根与融合，滨海客家人的商业基因与合作联盟的意识被不断激发出来。墟市联盟“十约”的成立，是客家人走向联合与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过程被19世纪在沙头角的传教士韩山明和韦永福原样记录了下来。其中，韦永福在1853年写的工作报告长达万余言，生动描述了滨海客家村落的日常生活以及客家人逐步走向联合的过程。
中国传统墟市经济对传统宗族、族群关系、生计、习俗、民间信仰、教育等产生过深远影响，在客家群落与本地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韦永福从多视角详陈了东和集市的情况。在他的笔下，东和集市里没有住家，所有建筑都是商铺，共有50家左右。“商铺窄而暗，店门前是一排圆木，顶部由屋顶横梁固定，底部由石头固定。白天，中间的圆木被移开，变成商铺的入口。这一排柱子后面是门，由可移动的厚木板组成，嵌在狭槽里。黄昏时分，柱子被放回去，可移动的厚木板摆回前方，从里面用门闩挡住。商铺里商品摆在架子的一边或两边，中间有一个带抽屉的长柜台作为收银盒，商品在上面称重并算价。屋顶边缘悬挂的是一些夜晚照明的纸灯笼。多数商铺是蔬果店和普通杂货店，大多数做零售生意，只有部分能做大买卖。”这就是沙头角墟，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形成，此前沙头角的客家人都赶深圳墟。
深圳墟建成于清朝初年，其地理优势十分明显，三条道路——从元朗到惠州、从南头到沙头角、从布吉到九龙，都在这里交会，一度成为惠东宝及香港地区经济、文化、娱乐的中心和交通枢纽。深圳河与主要支流——大沙河、双流河和清水河，沿着高山而下，冲刷出一大片地势开阔的谷地。深圳正好位于这个谷地的中心，很早就发展成为商贸集散地，商旅辐辏，市井繁荣，市镇富庶。
在“复界”和垦荒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客家族群在龙岗及其周边逐渐繁盛起来，人口和物产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沙头角属于广府人主导的深圳墟的“势力范围”。每个逢集日，沙头角客家人都会通过一条叫“庙径”的小道，翻山越岭到十几里外的深圳墟去赶集。由于沙头角海产丰富，还有稻米和海盐，是深圳墟的重要财源，深圳墟的广府人希望沙头角能永远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随着沙头角地区人口增长和客家士绅阶层财富的积聚，这里的客家人也时刻梦想着拥有属于自己的墟市。
沙头角考虑脱离深圳墟有多重因素。一是经济因素。深圳墟的繁荣富裕是有目共睹的，沙头角客家人也想从墟市里获得经济发展的机遇。二是政治因素。拥有自己的墟市，可以提升客家人在当地的政治地位，甚至可以借此直接向政府提出各种政治诉求。三是历史因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客家人的历史主要是客家人为脱离控制而抗争的历史。
因此，客家人走向联合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客家村落自治联盟，“约”应运而生了。早在客家人刚来沙头角开基立村之时，山嘴、担水坑和塘肚就组成了“三乡”。在进行脱离深圳墟的斗争时，沙头角的人口已发展到7000人的规模，其周边禾坑、南涌、担水坑、山嘴、莲麻坑等富裕的村落于19世纪早期初步建起“墟市联盟”。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成立了“十约”，包括11个小的团体，属于45个村落。“十约”的成立，宣示沙头角一带的客家人正式摆脱了深圳广府人家族的控制。
“十约”在管理上仍以深圳墟为参照。如深圳墟内设立有一所公学，学校的议事机构会议被称为“东平局”。“十约”也如法炮制，在沙头角召集一个叫作“东和局”的上层会议，“东和墟”之名也由此而来，取“东方和平市集”之意。
新安客家人“十约”墟市联盟的成立，是客家村落经济的集大成，更是姓氏族群发展的“晴雨表”，标志着客家人走向联合与崛起，也标志着滨海客家作为一个特有社会群体的初步形成。他们传承着客家文化血脉，在区域发展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滨海客家文化个性。后世以深圳为中心的大湾区都市圈的崛起，有着其滨海客家固有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