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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立之初，由于常年战乱，经济萧条，土地荒芜，国库空虚。为此，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统治，恢复生产。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秉承秦制，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廷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采用郡县制和20等爵位制；在秦律基础上制定《汉律九章》和礼仪制度；实行“强本弱末之术”，鼓励农耕，压抑商贾，避免以商害农；将六国君主的后裔和豪族大户迁至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大批士兵退伍回家，减免他们的徭役，以恢复经济和生产；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田赋十五税一”，即按人头征税，每个成年人每年120钱。这些举措都为恢复生产、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对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率军南下，与叛汉的韩王信联兵围困晋阳。刘邦亲自带领军队迎击，被匈奴骑兵包围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之久，后来陈平用计买通了冒顿身边的人，汉军才得以从匈奴的包围圈中脱身。刘邦鉴于汉朝初建，国力并不雄厚，一时没有能力将匈奴征服，就采纳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给匈奴，并且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汉与匈奴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了。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之所以能够取胜，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韩信在军事上的不断成功。韩信的军事才能令人叫绝，但是政治斗争方面却相当幼稚。在楚、汉相争的决定性时刻，他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错过了乘势建立个人势力的时机。而在刘邦建立汉朝以后，被封为楚王的韩信却又表现出独占一方的意图，给刘邦削弱他的势力制造了很好的借口。公元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曾与刘邦讨论过领兵打仗的话题。刘邦问韩信：“你说我能指挥多少士兵。”韩信说不会超过10万。可当刘邦问韩信时，韩信自负地说：“我是越多越好啊！”刘邦笑着反问道：“既然你是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要受制于我呢？”韩信说：“那是因为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但却擅长使用将领呀。”这场对话的表面意义很清楚，可背后的对立与斗争，却很少受人重视。刘邦的江山已定，能多多益善带兵打仗的将帅，已不是国家之福，而是帝王之祸了。
到了这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稀的造反时，要求韩信随军行动，韩信称病不从。而在私下里，韩信却与陈稀联络，想里应外合，企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结果，消息不慎走露，韩信被吕后诱杀（公元前196年）。临死之时，韩信才后悔没有听从蒯彻的建议。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被人杀掉了。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乐宫病死，同年，他的儿子刘盈即位，即为汉惠帝。惠帝即位时，只有17岁，加上生性仁弱，结果使得朝中大权都被太后吕雉把持了。
公元前188年，年仅23岁的惠帝病死。惠帝无子，于是吕后立少帝，并由吕后临朝称制。4年后，少帝被废，吕后开始立恒山王刘弘为帝。
吕后临朝，极力培植吕家势力，削除刘家势力，乃“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灵王建。于是立侄子吕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吕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汉书·外戚传》）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都封了王，吕家势力不断壮大，刘邦“非刘不王”的限制被打破。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临终前下命由吕产掌握南军，吕禄掌握北军。
吕后死后，为了永绝后患，诸吕打算诛杀功臣。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刘家人决定抢先下手，于是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吕产派大将灌婴迎击，灌婴到荥阳以后，按兵不动，准备和刘襄及诸侯联合，共击诸吕。同时，在长安的陈平及周勃等也采取了行动，从而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可是南、北军依然被吕氏集团控制着，太尉周勃用计假借符节，进入北军，从而夺得统军大权。朱虚侯诛杀了南军首领吕产，并且遣人将诸吕不管男女老幼一并处死，从而把吕氏集团彻底消灭。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使刘家政权万世长存，于是大封同姓诸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王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威胁到了中央政权。文帝时，著名政治家贾谊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向文帝提议采取措施，文帝将一些大国分成若干小国，但没有成功。至汉景帝，御史大夫晁错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提出了“削藩”的主张。然而没有想到是这却成了诸侯王反叛中央的一个借口。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东王、胶西王、济南望、淄川王六个诸侯，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叛乱之初，景帝顾忌各诸侯国的强大势力，于是将晁错杀掉，以安抚各诸侯王。但刘濞“清君侧”是假，“篡君位”是真，不但不就此罢兵，甚至自封为“东帝”。刘濞的做法使景帝看清了当前的形势，于是下决心平定叛乱。在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平定了七国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景帝乘机将诸侯王的权利全部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政权。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年一公元前180年），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的是无为思想。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所谓“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动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个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既是对刘邦时期这一政策的延续，同时又有所调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诏对田租进行全免；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粮价，商业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取消过关用传制度，这项举措对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十分有利。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的副业生产。
文景二帝提倡节俭。皇帝尚节俭，对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此外，文景时期，对待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以和为贵，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对强敌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委派张骞为特使，率100多人的使团出使西域，以期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张骞的使团出了阳关不久，便遭到匈奴的骑兵袭击，一行人全部被俘并被辗转押到匈奴王庭，张骞在被关押了10年之后，终于找准机会逃了出去，到了大宛国，然后再从大宛到了康居国，最后历经艰辛到达了大月氏国。可是大月氏已迁徙，不想再跟匈奴打仗了。张骞只得再从大月氏古到大夏国（今阿富汗）。在考查了大夏国后，张骞启程回国，途中再次落入了匈奴人之手，又被他们关了1年多，后于公元前126年回国。
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但却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通商之路。对于他的表现，汉武帝非常满意，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经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三次胜利。张骞率领庞大的马队，带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特产，从西域各国换回了毛毯、貂皮、骆驼，以及葡萄、黄瓜、芝麻等商品。此次出使的目的地是乌孙，虽与乌孙联抗匈奴迟迟未定，但乌孙王派使者随张骞回访汉朝。
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了。张骞开拓的从长安到西域各国的通商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董仲舒最先提出了束缚中国劳动人民两千多年的“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显然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的发展。其目的是要把所有阶级统治秩序化、合理化。“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更是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试图让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为地主阶级服务，倍受压迫而毫无知觉。他还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是天意，而要实现大一统，首先是思想上的统一，于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要罢黜。皇帝受命于天，王侯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所有这些都是天的意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三纲五常”实际上也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工具。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实行“推恩令”。
汉朝刚刚建立之时，由于中央政府力量有限，一下子又找不到稳定局势的方法，就部分沿用了周朝的分封制。可到刘邦晚年，异姓封王已被各个击破消灭。到景帝时，同姓王中势力较大的已全部被铲除，余下的只是些力量有限的王侯。但是，汉武帝还是担心这些王侯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就在这一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开始推行“推恩令”。具体规定是，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要在原封国内受封为侯。新封的侯国直接受各地郡的管理，而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这样一来，地盘本来就有限的封国，就更加支离破碎，势单力孤了。所以，这个“推恩令”，看上去是把王国的恩泽推及更多的人，其实是为全部消灭王候作准备。
为了防止王侯们结党营私，网罗人才，武帝又规定，凡是在诸侯国为官的，绝不能再仕于王朝。同时，严禁封国官吏与诸侯王相互串通，发展势力。与此同时，汉武帝又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手段，逐个剥夺诸侯的爵位。比如在公元前112年的一次宗庙大祭时，武帝就以诸侯的献祭物品数量不够、质量不好为由，一次剥夺了106个诸侯的爵位。汉初因军功封侯者有140多人，而到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3一公元前101年），已经所剩无几，只有5人了。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郡国的管理，把全国除了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地区分成了十三个州部：冀州、青州、充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中央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刺史的治所并不固定，每年八月对所辖区域进行巡视，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虽然当时在国家的官制中刺史并没有多高的地位，但是在地方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督诸侯王，刺史权责虽重，但并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刺史制度的确立，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对西域实行全面的管理。
这一年九月，匈奴日逐王率其众投降汉朝，骑都尉郑吉率西域诸国5万人迎之。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郑吉在西域，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因此号称都护。郑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置都护府，对乌孙、康居等36国进行督察，使汉朝的号令更好地在西域得到执行。
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后，为了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公元9年，王莽下令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能进行买卖，各家土地超出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受田；违抗不遵者流放。第二年，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筦。在全国的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由国家经营，私人不许经营。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变更。王莽的改制，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天凤四年（17年），荆州一带发生严重饥荒，新市人王匡、王凤聚众起义，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因而被称为“绿林军”。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绿林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七八千人。后来，在人心思汉的情况下，绿林军在宛城南面的淯水上拥立刘玄为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更始三年（25年），刘秀即皇帝位，改元建武，东汉开始。
绿林起义的第二年（18年），琅琊人樊崇率众在莒县起义，樊崇英勇善战，青、徐各地的起义部队都归顺他。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农民，他们都是为饥饿所迫。为了在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他们就在眉毛上涂上红色，所以称作“赤眉军”。赤眉军多方转战，后来西攻长安，起义在建武三年（27年）春宣告失败。这两次农民起义都给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推翻了王莽政权，但最终还是充当了改朝换代的铺路石。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爆发起义，全国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刘邦在其家乡沛县拉了几百人，在萧何、曹参、樊哙等的支持下，攻下县城，自称沛公。但由于势单力薄，他曾依附于当时声势浩大的项梁、项羽起义军，与项羽结为把兄弟，从此一同并肩作战。但不久，陈胜、吴广起义失败，项梁因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偷营战败而死。于是，楚国群臣对部队进行了调整，决定兵分两路，进攻关中。楚怀王忌惮项羽残暴，便令他率主力北上救援河北，派刘邦进攻关中。并与群臣约定：“先入关者为王。”
公元前206年，刘邦、项羽同时出发，由于项羽军队在巨鹿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主力，因而刘邦并未遇到强劲抵抗。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顺利攻破咸阳，秦王子婴捧玉玺投降。进入关中后，刘邦召集咸阳的百姓宣布废除严刑酷法，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偿命，伤人及盗抵罪。此举不仅安定了民心，而且也争取了民心，关中百姓无不期盼刘邦为王。
同年，项羽攻破函谷关，进入关中。12月，项羽听说刘邦要称王，遂要率40万大军攻打刘邦，而刘邦只有10万兵马，无奈只得在项伯和张良的斡旋下，来到鸿门向项羽求和。项羽的大谋士范增认为项羽称霸天下的最大对手就是刘邦。于是设下鸿门宴，想除去刘邦。但由于项羽的优柔寡断，加上张良与樊哙的机智勇敢，刘邦最终逃了出来。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依仗无人能敌的强大势力，背弃“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故意把刘邦封在了偏僻的汉中。由于实力悬殊，刘邦只得忍气吞声前往汉中。
此时，中原局势混乱，刘邦趁项羽征讨造反的田荣之机，率军一举攻破了关中，大受百姓的欢迎。自此拉开了刘邦与项羽间长达4年的楚汉相争。虽然刘、项实力相差甚大，但刘邦善于用人。公元前202年，刘邦30万大军在垓下将项羽层层围住，项羽军队兵疲粮绝，绝望之余与虞姬自刎乌江。随后，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人蔺相如，改名司马相如。年少时好读书舞剑，任景帝武骑常侍。做武骑常侍并非其相如的爱好，而且汉景帝并不喜欢辞赋。这时，梁孝王来京朝见景帝，跟他一起来的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这些人都很善于游说。相如与这些人非常投契，遂以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在梁国，相如与读书人、游说之士共处了几年，写出了华美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相如返归蜀地。回蜀时，路过临邛，通过知县好友结识了富商卓王孙的寡女卓文君。卓文君通晓音律，仰慕相如，在相如以琴音挑逗之后，二人连夜私奔。他们先是到了相如的成都老家。因相如家徒四壁，遂又返回临邛，以卖酒为生。由于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无奈给了文君夫妇钱百万，奴仆百人，二人又回到成都，过起了富足的生活。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姻缘成了一段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汉景帝之后，汉武帝即位。他见到相如的《子虚赋》后大为赞赏。经杨得意推荐，他召见了相如。相如再为武帝作《上林赋》。由于赋的内容别出心裁，词藻华美，武帝欣喜不已，先拜相如为郎，再拜为中郎将。任职期间，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对沟通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其间，写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临死写下《封禅书》遗留后世。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辞赋。武帝时文人，文莫若司马迁，赋莫若司马相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等6篇。其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内容前后衔接，故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它们看作一篇，统称《天子游猎赋》，概括其主旨为讽谏。相如赋重铺排、修饰，极富文采美与韵律美，为汉代散体大赋确立了较成熟的形式，汉赋亦因此成了一代鸿文。明代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刘彻自小有胆有识，机智过人，深得汉景帝的喜爱，4岁时就被封为胶东王，7岁时，又被景帝改立为太子。
公元前140年，景帝驾崩，年仅16岁的刘彻登基，史称“汉武帝”。汉武帝招贤任能，使得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得这一时期人才辈出。
国内政治、经济安定后，汉武帝便开始反击匈奴扰边，武帝曾15次出兵匈奴，其中，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与匈奴交战河南，夺取河南地，建立了朔方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与匈奴在河西交战，大败匈奴，并将匈奴赶出河西走廊；两年后，汉武帝乘胜出击，与匈奴在漠北进行了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举歼灭了匈奴主力；此后，汉武帝将疆域扩充至西域葱岭。继而，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又派大将唐蒙开西夷，并两越，疆至海南，大展汉家雄风。
但晚年的汉武帝，却挥霍无度，祀仙求神，迷信神鬼。然而后来他又能够认识与检讨自己的过失。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东巡至泰山明堂时，对天地神灵、文武百官乃至天下黎民深切忏悔。同年，汉武帝下轮台罪己之诏。汉武帝及时醒悟转运危局，不仅避免了亡秦的覆辙，也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仅巩固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还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奠定了中国地大物博的基础，大致确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他的锐意改革、尽心求贤造就了大汉的鼎盛之世，与唐朝并称“汉唐盛世”，使大汉扬威万里。
董仲舒，广川人（今德州）。著名的哲学家，儒家文化的推广和传播者。董仲舒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足的地主家庭。自幼学习十分专心刻苦。由于学业专精，学识渊博，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董仲舒就有了“汉代孔子”的美誉。做学问的同时，董仲舒也招收了大批学生。他讲学很有特点，在课堂上挂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外面听。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都没有见过“庐山真面目”。
由于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董仲舒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汉武帝即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也被举参加了策问。在对策中，他阐述了天人感应说，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董仲舒被派到江都易王刘非（汉武帝的哥哥）那里当国相。刘非一直有称霸的野心，想让董仲舒辅助。但是董仲舒借古喻今地对他进行了规劝，指出“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暗示其不要称霸。
在江都期间，董仲舒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变故：公元前135年，皇家祭祖的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董仲舒认为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写就了一份奏章，想以火灾警示汉武帝上天已发怒。结果奏章还没呈上，主父偃到了董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处死董仲舒。后怜其才，赦免了死罪，罢其国相之职。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又开始讲学授徒，教了十年《公羊氏春秋》。
公元前125年，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性情凶残蛮横，曾经做过他国相的人很多都死于非命。由于董仲舒大儒，刘瑞对其很是敬重。但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遭到不测。公元前121年，他以老病为由，辞归故里。仕禄生涯从此上了句号。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家中病卒，葬于京师长安西郊。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春秋繁露》一书流传了下来。而根据考证，《春秋繁露》也是后人辑录董仲舒的遗作而成，成书时间大概在隋唐时期。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在夏阳（今陕西韩城）的一个官宦家庭，但当时其父并没有作官，而是生活在农村，因此，司马迁从小耕读于故里。他自幼聪明懂事，每去放牛，也总会带上一卷竹简，边放牛边读书。
公元前135年，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虽然官职卑微，但司马谈始终对历史论著报有宏愿，并寄希望于儿子司马迁。此时的司马迁虽只有十岁，但却能诵读古文，通晓诸多历史，后来，父亲又费尽周折，让司马迁师拜师于儒家大师孔安国和董仲舒，使得司马迁年纪轻轻就以通晓了诸多学问。
司马迁20岁时，张骞出使西域成功返回，这使父亲萌生了要司马迁游历各地的念头，司马迁也正有此意，于是他开始壮游大江南北，网罗了很多史料。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08年），父亲司马谈去世，临终前一再叮咛司马迁要完成他修订通史的志愿。元封三年，司马迁继父职。
然而，公元前99年的李陵事件却让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年，李陵率兵进攻匈奴，但终因寡不敌众，又未得到李广利将军的支援而吃了败仗。汉武帝大怒，于是，司马迁进言汉武帝说，李陵以5000兵杀敌2万，虽然被俘，不能算败；而李广利将军以3万杀敌1万，也不能算胜。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汉武帝竟偏袒李广利，将司马迁关进监狱，受尽非人的折磨，最后，受到腐刑。司马迁忍受着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毅然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
《史记》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司马迁著《史记》时，把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年代、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核实，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下每一个历史事件。他呕心沥血16载，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为后人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史记》从传说中黄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汇编成130篇，52万字的史学巨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
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的名臣，洛阳人，生于公元前152年（另一说是公元前141年），死于公元前80年。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即聪慧过人，善于心算。十三岁时，桑弘羊进宫担任侍从。其时，武帝刚刚继位，他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放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损耗巨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及皇室的浪费，使得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财富锐减，财政危机严重。此时，大商人们纷纷趁机牟利，并不想为国家排忧解难。
武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卖武功爵，还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由国家垄断经营一些重要经济物资，以此谋利，增加收入。除了提出建议，桑弘羊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官员。从公元前120年开始，一直到武帝去世，他先后担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要职，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盐、铁、酒全部实行了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所谓均输令即由国家负责运输贩卖各地的土特产品，从中获利；平准令即在丰收之年粮价低时，由国家高价购入，第二年粮价高时再低价卖出，以平抑物价，维持社会稳定。算缗即按照财产多少来向商人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多隐瞒不报或少报，于是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人家产的一半。如此一来，经济危机得到了缓解，百姓也减轻了负担，而抑商政策的周密施行也打击了商业经营，如告缗令施行后，几乎有一半的中等商人破产。
公元前87年，桑弘羊由搜粟都尉升为御史大夫，和霍光、上官桀等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到长安商议国家经济要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派人士猛烈盐铁官营及均输、平准等措施，认为这不符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是在与民争利，因此力主变革。桑弘羊则坚持实行这些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最后，除了酒类由专营改成征税外，其他经济措施照旧。第二年，桑弘羊和权臣霍光在国家政策方面发生了分歧，后来又和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谋划废昭帝，立燕王，失败被杀。
刘邦登基做了皇帝以后，布衣将相在朝廷上毫无规矩，饮酒争功，大声喧哗，有的甚至拔剑击柱，全不成体统。刘邦对此深感头疼，儒生叔孙通知道后，就乘机向皇上进言道：“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现在皇上要安天下了，是用儒生的时候了，我想让鲁国儒生同我的弟子一起制定一份朝廷礼仪给皇上，不知妥否？”虽然刘邦一向瞧不起儒生，但当听到这番话后，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便让叔孙通试着去做。叔孙通召集百余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斟酌古今，化繁为简，终于编出一部比较实用的《汉仪》。看过演习后，刘邦比较满意，于是便下令群臣照此操练。长乐宫建成后，诸侯群臣齐集朝贺，在礼官监督下，严格依礼仪进行，朝堂上一片肃穆。接着举行宴会，群臣坐于殿上，没有一个人敢随便吭声，他们低头屈膝，按照尊卑高下依次向皇上敬酒。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谁也不敢失礼。
“乐府”是汉武帝时政府设置的音乐机构，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民间音乐，创作歌辞，改编曲谱，配乐演奏等。后人就把乐府里收集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汉乐府”或乐府民歌。汉乐府与《诗经》、《楚辞》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叙事性。《诗经》和《楚辞》都是以抒情为主，而汉乐府却是“缘事而发”，往往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一件事情。乐府民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与《诗经》和《楚辞》不同的诗歌形式：杂言和五言。汉乐府的杂言是完全自由的，五言诗也越来越多，并且渐渐趋向整齐。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建安文人用乐府旧题诗反映社会离乱，唐代李白、杜甫都有乐府题诗作，白居易更是创作“新乐府”。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出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一些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五道之三纲”取诸阴阳（天）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三道也是不能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后来成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1968年夏，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发现了两座保存完好的大型汉代墓葬。两墓系并穴合葬墓在石质山体中开凿而出，墓主为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的庶兄刘胜和其妻子。在这两座墓内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在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汉代珍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胜和其妻窦绾所穿的殓服——金缕玉衣。这两件玉衣的外观和人体的形状相似，它是用正方形、长方形或梯形的小玉片，四角穿孔，以金丝缀连而成，因此称为“金缕玉衣”。如果把金缕玉衣分解开来，可以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个部分。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仅金缕就重700克左右。
中国最早的黑子记载，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记载的太阳黑子现象：“日中有跋乌”。不过，世界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是西汉河平元年（前28）三月所见的太阳黑子现象，载于《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而欧洲直到1610年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才观测到太阳黑子现象。
独轮车出现于西汉末东汉初。四川成都杨子山汉墓的画像石、四川渠县燕家村、蒲家湾汉代石阙上都有独轮车的形象。独轮车的特点是：中间只有一个车轮，一般只一人推动，既可坐人又可载物。不论平原、山地或狭窄的路上都可使用。它在当时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是交通史上的重要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