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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周天子的权力日渐衰落，诸侯国为争夺实际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先后取得霸主地位的诸侯王有五个，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领导下的齐国东征西讨，消灭和降服了中原地区的一些弱小国家，国力强盛，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因此齐桓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首。
公元前684年春天，齐国重兵进犯鲁国。当时，齐强鲁弱，鲁国大将曹刿与鲁庄公坐一辆战车来到长勺迎战，到了长勺安营扎寨。第二天，探子回报：齐军旌旗森严，刀戟如林，一派杀气腾腾，准备厮杀。齐将首先下令进军。刹那间，鼓声动地，杀声四起。鲁庄公正准备擂鼓出营迎战，曹刿拦住说：“主公且少安勿躁，时机未到。”
齐军数万大军冲到鲁营寨前，见鲁营没有反应，好像没有要出兵的意思，于是便平静下来。稍过一阵，齐军又战鼓大作，可是曹刿仍阻止鲁军出战。待齐军三鼓擂过，曹刿才回头对庄公说：“时机已到，可以出击！”庄公下令擂战鼓出寨迎敌，方才鲁国兵将只见齐军骄横的气焰，早就憋着满腔怒火，此时一听战鼓擂响，便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呐喊着掩杀过去。齐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漫山遍野地溃逃。鲁庄公大喜，便下令追击，曹刿又拦住说：“不行。”说完后他跳下战车，仔细地观察着泥地上齐军脚印和车辙，又站在车栏上远眺一番，随后说：“可以追击了！”战役结束，鲁国大获全胜。
班师回朝的路上，鲁庄公向曹刿询问得胜的原因。曹刿回答：“打仗依靠士兵的勇气，齐军擂一鼓的时候，士气正旺，第二鼓有所低落，第三鼓则精疲力竭，而我军严阵以待，士气却逐渐充盈，所以能够战胜齐军。同时，齐国是大国，狡诈多端，我们要防备他们佯装败走，埋下伏兵，因此我要观察一番，发现齐军车辙狼藉，旌旗靡乱，这是真正败逃的迹象，所以才能下令追击。”
春秋初年，齐国虽然号称大国，但由于齐襄公残暴肆虐，荒淫无度，政治上已处于十分腐败的境地。齐襄公晚年时，朝廷政治更加腐化，以致激起众怒，被大臣所杀。一时间，齐国内乱，朝中大臣分做两派，一派要拥立公子纠为王，而另一派则要拥立公子小白为王，而当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不在朝中，于是，两派都想方设法以最快速度迎接各自拥护的公子回朝为王。管仲追随公子纠，他为了阻止公子小白回国，在途中设下埋伏，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但公子小白假装中箭，骗过了管仲，迅速回国继承了王位，称齐桓公。齐桓公为振兴齐国，惟才是举。好友鲍叔牙深知管仲有经世治国之志，于是在齐桓公面前大力推荐，齐桓公求贤若渴，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对齐桓公的知遇之恩万分感激，尽心尽力辅佐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他先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只有物质生活改善了，才谈得上“礼节”和“荣辱”。他首先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主张废除“公田制”，分田到户，并按照土地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他还主张利用濒海的优越条件，发展渔盐贸易，设置盐官、铁官积极引导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另外，他还设立“轻重九府”，根据年成的丰歉，收售谷物，既可平抑粮价，又可增加国家收入，达到通货积财的目的。这些措施的施行，为齐国后来称霸诸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此外，管仲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他大胆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将血缘宗族的“国”划为二十一乡，分为工乡、商乡和士乡（士、农合一），又规划士农工商“四民”的住处，不许任意杂处和迁徙，从而加强了统治力量；他还推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平时生产，战时从军，增加了兵源，增强了军事力量；同时，针对齐国军备不足的问题，管仲采取了用兵器或铜铁赎罪的政策，以扩充军备。
管仲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齐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使齐国日益强盛，迅速具备了称霸的条件。
晚年的齐桓公，异常骄奢淫逸，听不进任何规劝。此时，朝里有易牙、竖刁和开方三个佞臣当道，妖言惑众。
后来，齐桓公竟想尝人肉的味道，易牙见有机可乘，将亲生儿子煮熟献给桓公吃。竖刁更是厚颜无耻，为了亲近桓公和夫人，竟挥刀自宫。开方本是卫公子，却背叛父母，投靠桓公为臣，15年不回祖国孝敬双亲。这样，三人很快就得到了桓公的信任，他们把持着朝政，大权在握。
管仲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眼见这三人的可耻行经，不能坐视不理。一天，管仲上奏桓公说：“大王，古往今来，哪一个人不疼亲生儿子？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又有哪一个人不孝敬亲生父母？现在，他们竟分别干出了杀子、阉身、背叛父母的勾当，将来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望大王千万不要重用这几个人，否则会有无穷后患呀！”桓公听不进管仲的好言相劝，仍重用这三个奸臣。
没过多久，管仲去世，桓公又身染重病，这三人便趁此机会鼓动王后和太子策划宫廷政变，夺取王位。桓公就被他们关入深宫，周围高筑围墙，与外界完全隔绝直至饿死。桓公临死前，才幡然醒悟，他悔恨交加地说：“管仲真是真知灼见，如果当初听他的话，也不至于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现在我哪有脸去见死后的管仲呀？”说完就一命呜呼了。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伐郑，在涿河之滨与精锐强大的楚军遭遇，一场血战正在酝酿之中，宋军先到一步，已经排成战列，剑拔弩张。此时，楚军兵马还在乱糟糟地渡河。右司马子鱼一见，连忙跑到宋襄公面前说：“两军相比，敌强我弱。兵法有云：兵半渡可击之，现在趁楚军立足未稳，我军乘虚猛攻，定能以少胜多，打垮楚军。”宋襄公拈着胡须慢吞吞地说：“你急什么？寡人听说有道德的君子不杀害受伤的人，不抓白头老者，不乘人之危，推人于险。楚军还未站稳就打，这违背仁义！”于是就不听子鱼的话。
没多长时间，楚军的兵马一船一船地登陆，摇旗列阵，喧呼可闻。右司马急得流着汗，苦苦劝谏要大王为人民着想，不要怕什么背义以误国。宋襄公不耐烦地把眼一瞪斥责道：“滚回队伍，再说一句就按军法从事！”说话之间，楚军战列已毕。宋襄公方才下令鸣鼓出击，只听杀声陡起，楚国大军像山呼海啸一般掩杀过来。宋军魂飞魄散，大败而逃。宋襄公在乱军之中屁股也挨了一箭，不到三天就一命呜呼了。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曾一度受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不让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受到动摇，便出兵攻打齐、宋；晋国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军渡过黄河，攻打曹、卫小国，以诱楚军。楚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依然全力攻宋。晋文公施用“退避三舍”的妙计，最后双方在城濮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车战。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正确方针，最后终于将楚军击败，称霸中原。
秦穆公当上秦国国君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图谋东进，力图在中原地区建立霸权，但是遇到了晋国的阻挡。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于是不听手下人规劝，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秦派孟明视等领兵向郑国进军，次年春越过晋国南境，抵达滑。郑国商人弦高与秦军途中相遇，机警的弦高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秘密遣人到郑国送信。孟明视以为郑国对此早有防备，于是决定率军回国。晋国派大将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在回师途中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击，身陷隘道，既不能进也不能退，最后全部被歼灭，三位大将被俘。第二年秦穆公亲率大军渡河焚舟要与晋军决战，晋军采取了避而不见的策略。秦穆公到了崤之战的战场，祭奠阵亡的将士，然后回师。
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废除了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制度，改行“初税亩”，就是不分公田、私田，凡土地占有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对井田之外的私田征税，就说明已经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是农业税制的一次重要变革。
春秋时期，随着宗族政治的日趋解体，传统的礼乐制度也难以继续维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在各国的政治斗争中，经常会发生以下犯上的夺权事件，不遵循旧有礼制的现象也会时常出现。一些从诸侯手中夺取了政权的卿大夫，不仅僭用诸侯之礼，甚至也僭用天子的礼制。有鉴于此，孔子继周公之后再次加工和改造了礼乐制度，努力要将社会重新纳入礼乐的规范，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到了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加速使传统的礼乐制度被彻底破坏。各国纷纷进行变法运动，法律制度普遍建立，从而将礼乐的地位取而代之，成为维护新的政治秩序的工具。此时残存的礼乐，已经流于形式，名存实亡了。
春秋时期，有著名的“五霸”，其实在“五霸”之前，就有郑庄公称霸于诸侯。郑庄公名叫寤生。虽然他是一国之主，但他的母亲武姜却不喜欢他，时时偏护他的弟弟共叔段，总想把小儿子推上王位。
郑庄公封给弟弟共叔段一个叫“制”的地方，武姜并不满足这个封赏，要他给弟弟改封一个叫“京”的地方，郑庄公没有拒绝，欣然同意了。于是人们称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共叔段依仗着母亲对他的宠爱，认为哥哥拿他没有办法，就不断扩充势力，欲与郑庄公对抗。大臣们见了非常着急，都来劝说郑庄公，让他加以防范，以免羽翼养成，造成后患。郑庄公却说：“看看再说吧。”似乎对共叔段的野心并无限制。不久，共叔段便把自己的势力扩充到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地区，进一步暴露了他反叛的野心。他集结兵力，修治城郭，打造武器，征调士卒和战车，就要偷袭都城了。他还与母亲武姜商量好，里应外合，谋取国君之位。对于这些情况，郑庄公似乎并不在意。他依旧按规定的时间去洛邑朝见周天子。共叔段认为郑庄公不在都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来袭取都城。他还假借郑庄公的名义，说是来帮助守卫都城的。
谁知郑庄公在都城附近埋伏了大量的战车和士兵，阻击了来袭都城的共叔段。共叔段见阴谋暴露，便退兵回到京城，不曾想郑庄公已经派兵占领了京城，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便逃到鄢地去了，郑庄公派兵追到鄢地。共叔段在逃亡的过程中，自杀了。这样，共叔段谋反行为大白于天下，而郑庄公的行为是为了保卫国家的权力。
其实，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纵容支持下，早已有了篡位的意图，对此，郑庄公不是不知道，但在最初的时候，共叔段并没有暴露他的罪行，同时又有母亲的保护，他只得慢慢忍受，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后来，共叔段的叛意已露端倪，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如果郑庄公此时采取行动的话，仍会落得个凌母欺弟的不义名声。直到共叔段谋反日期已定，并且正式开始行动了，郑庄公才断然采取行动，一方面开展宣传攻势，另一方面用武力给予镇压，让国人了解共叔段的真面目。结果是，共叔段众叛亲离，兵败自杀，而郑庄公又显得宽宏大度，仁至义尽，这便是郑庄公的高明之处。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长期争霸，不断发生战争。许多大国内部也存在几股强大势力，争夺权力。晋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当时，晋国的权力实际上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而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大夫智伯瑶实力最强，野心最大，一心想把另外三家吞并。他以国防的名义，让另外三家各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公。三家大夫明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但由于三家心不齐，韩、魏两家马上屈服了，先后按智伯瑶的要求交出了土地和户口，唯独赵家大夫赵襄子不同意。智伯瑶对此非常气恼，命令韩、魏两家出兵和他一起进攻赵襄子。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率兵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智伯瑶紧追不舍，包围了晋阳城。但久攻不下，僵持达两年之久，智伯瑶对此一筹莫展。有一天，他去晋阳城北察看地形，看到滔滔的汾河水，不由得计上心来：用水来灌晋阳城。此计果然生效，瞬间晋阳城水流成河，眼看就要失守。
危急关头，赵襄子的一个门客想出计策：游说韩、魏两家，让他们反戈一出，和赵家联合，一起将智伯瑶击败。于是，赵襄子向两家派出使者。韩、魏两家此时也正在为自己以后的命运担忧呢，经使者这么一说，当即和赵家联手，反过来引水淹了智伯瑶。智家从此灭亡。
公元前403年，当时的天子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从此晋国就被三家所瓜分。
春秋时期，楚国的储君也就是楚庄王在登基后，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当政三年以来，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在处理朝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朝廷百官都为楚国的前途担忧。楚庄王不理政务，每天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后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他通令全国：“有敢于劝谏的人，就处以死罪！”
楚国主管军政的官职是右司马。当时，有一个担任右司马官职的人，看到天下大国争霸的形势对楚国很不利，他就想劝谏楚庄王放弃荒诞的生活，励精图治，使楚国成为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的诸侯霸主。然而，他又不敢触犯楚庄王的禁令，去直接劝谏；他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使楚庄王清醒过来的办法。
有一天，他看见楚庄王和妃子们做猜谜游戏，楚庄王玩得十分高兴。他灵机一动，决定用猜谜语的办法，在游戏欢乐中暗示楚庄王。第二天上朝，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这位右司马陪侍在旁。就在庄王准备宣布退朝的时候，他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奏王上，臣在南方时，见到过一种鸟，它落在南方的土岗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楚庄王知道右司马是在暗示自己，就说：“三年不展翅，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一飞必然冲天；虽然不鸣，一鸣必然惊人。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楚庄王觉得大臣们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自己整顿朝纲，重振君威的时机已经到来，半个月以后，楚庄王上朝，亲自处理政务，废除十项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刑法，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物，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起用了六位有才干的读书人当官参政，把楚国治理得很好。国内政局好转，于是便发兵讨伐齐国，在徐州战败了齐国。又出兵讨伐晋国，在河雍地区，同晋军交战，楚军取得胜利。最后，在宋国召集诸侯国开会，于是楚国便代替了齐、晋两国，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子虽然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却是饱读诗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人机智。
有一次，晏子作齐国的代表，前去楚国京城谈判。当楚王得知晏子要来到楚国的京城时，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办法，想利用晏子身材矮小的特点侮辱他，于是令人在京城城门旁边挖了一口小洞，让管礼宾的小官带晏子从此洞进城。晏子一行人到了，楚国管礼宾的小官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领他从小们进去。晏子不进，看看周围等着看笑话的人群，十分惊讶地说：“啊呀，今天我恐怕来到狗国了吧？怎么要从狗门进去呢？”楚国管礼宾的小官被说得面红耳赤，讨了一脸没趣，只好引他从大门进了城。
晏子走进楚宫，楚王腆着肚皮，高高地站在台阶上，傲慢地瞟了晏子一眼，问道，“你们齐国难道就没有人了吗？”“臣不知大王这‘无人’是什么意思？”楚王说：“寡人想知道你国中有多少人？”晏子从容地回答：“齐国都城临淄有七、八千户人家，房屋一片连着一片，街上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踩着脚跟，张开衣襟就像乌云遮天，挥把汗水有如暴雨滂沱，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拉长了脸吭了一声，又问：“既然这样，你们齐国怎么单单派你出使呢？就派不出比你更强的人来吗？”晏子笑嘻嘻地答道：“怎么派不出呢？可是我们齐国委派大使是有规矩的，有才干的贤人派去见有才干的国王，无能之辈才派去见无能的国王。我晏子是齐国最无能的一个使臣，所以就被派来见您了。”楚王听了，又讨了个没趣，只得暂时收场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武士们押着一个犯人从堂前经过，楚王故意问道：“这犯人是哪国人？犯了什么罪？”武士回答：“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看了看晏子说：“齐国人怎么都善于做盗贼？”一句话引起楚国大臣哈哈大笑。这时，晏子从席上站了起来，严肃地说道：“大王，人们常说，橘子生于淮南，结的果实又大又甜，如果生于淮北，果实又酸又小。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罢了。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国不做盗贼，到了楚国就做了盗贼，这大概也是贵国的水土不同吧！”楚王没有想到晏子这么厉害，只得认输，他对晏子说：“我原想取笑大夫的，没想到反而被大夫取笑了！”
“卧薪尝胆”的故事源于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之时。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军在夫椒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讲和，之后忍受奇耻大辱，带着妻子儿女到吴国去给吴王夫差当奴仆。3年以后，勾践被释放回国，他立志洗雪国耻。为了坚定报仇的决心，不忘昔日的苦楚和耻辱，他睡在柴草堆上，每天早起后、睡觉及吃饭前，都要尝尝苦胆的滋味，提醒自己永远不忘掉志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推行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使越国兵精粮足，国富民强。公元前473年，赵王勾践率军大败吴国，夫差被俘自杀。
董狐，春秋时晋国太史令。春秋时曲沃（今山西闻喜）人。周大夫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董狐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其秉笔直书的事迹，开创了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晋灵公刚即位，由于年龄太小，不能料理朝政，于是让大臣赵盾、士会和荀林父三人辅佐。灵公年长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赵盾多次死谏，晋灵公不仅不予采纳，反而怀恨在心，视赵盾为眼中钉。他便派大力士刺杀赵盾。大力士来到赵家时，见赵盾光明磊落，忠心为国，便不忍下手，于是自杀身亡。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又派人请赵盾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见机行事，杀死赵盾，结果被赵盾的卫士察觉，赵盾再次脱险。随后，赵盾和儿子赵朔被迫出逃，在逃跑的途中，遇见晋灵公的姐夫赵穿。赵穿得知事情原委后非常生气，于是去找晋灵公理论，结果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语相向。赵穿无奈，命卫士一拥而上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说这件事后，立即折返晋国，拥立晋灵公的儿子为王，即晋成公。
晋成公继位后，赵盾很想知道史官对此事的评价，于是召太史令董狐询问。董狐把大事记录拿给赵盾看，只见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已向朝廷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说：“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说：“你身居相位，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来后理应讨伐乱臣却又没有这样做。那么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听后叹息道：“《诗经》上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指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孔子后来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士也，书法不隐。”意谓董狐没错，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出了国境，就不会有弑君之名了。后世因董狐按写史之“书法”纪事，直言不讳，称之为“董狐笔”。今天的翼城县东五十里处有良狐村，为董狐故里。
老子的道家思想开启了中国几千年来崇尚自然，务使生活超然、逍遥、洒脱的精神内涵，《老子》一书也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而成了中华民族的瑰宝。
约前580年，老子出生于楚国，当时，正是春秋晚期，天下诸侯纷争，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因此，老子寻遍各种书籍，试图找到一种可以解除百姓疾苦的学问。30岁时，还在苦心作学，无心娶妻生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蹇氏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喜结连理。然而，蹇氏却早有婚约，只是不遂心意而一直执意不嫁。现在男方听说其擅自嫁人，便派人将蹇氏抢了回去，蹇氏坚贞不屈，半路投井而死。老子伤心欲绝，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且终身不娶，以对得起亡妻。
此后，老子一直潜心研究学问，虽然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但却始终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相传老子曾做过周朝守藏室的史官，管理典籍。但后来，在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社会风气颓败，于是老子辞官归隐。他骑着青牛路经函谷关，函谷关守令周大夫尹喜盛情接待了老子，并对他说：“听说先生很有学问，如今要去隐居，何不把这些学问都写出来，也好给后人留一些启示？”于是，老子在函谷关写下了《老子》上、下篇五千多言流传于世。书成后，老子又骑上青牛，出函谷关，从此，行迹杳然，不知所终。相传于前500年去世。
老子将“道可道，非常道”作为其书的开篇，点出了老子哲学的中心，他所有的思想也都由“道”推演开来，独成一家，即道家。
几千年来，老子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哲学、伦理、文化乃至人们的处世。《老子》一书被后人奉为道教的三大经典之一，尊为《道德经》，其英译本就多达四十多种，可见，老子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孙武的祖上原本姓田，是齐国的王族，因孙武的祖父田书颇具军事指挥才能，在多次战争中都有不匪的战绩，因而获赐孙姓。其父孙冯曾官至齐国卿相，显赫一时。军事世家的环境，使得孙武从小就对军事很感兴趣，小小年纪就颇具军事头脑。公元前532年，齐国内部发生动乱，纷争激烈，士卿大夫间相互倾轧，孙氏家族为躲避纠缠，遂迁居吴国。孙武曾在吴国的军队服过役，当过下级军校，还参加过吴、楚战争，后来因为负伤退出军队，一边耕田，一边研究兵法。他结合每一次具体的战争，分析总结胜方的经验和败方的教训，终于完成了名传天下的《孙子兵法》，他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孙子兵法》语言简练，全书不过7000余字，共计13篇，有《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行军篇》。内容涉及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后勤学、军事地形学、侦察学等诸多领域。
孙武不仅将《兵法》的理论讲的十分透彻，更用他的实际作战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决非纸上谈兵。他在宫女演兵时，屡次出现“杨柳细腰随风舞，莺声燕语乱纷纷”的场景，于是他冒奇险杀死了吴王的两个爱妃，杀鸡骇猴，宫女们一下子知道了什么叫军令如山，个个严肃紧张，令行禁止。不多时，便操练得像模像样了。由此，他从严治军的思想可见一斑。被吴王阖闾拜为大将后，孙武很快就为吴国训练出了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公元前506年，孙武大展兵家智谋，以“疲楚误楚”的策略扭转时局，又率3万兵力击退楚国20万大军，取得柏举之战的胜利，攻占了楚国的都城，获得了大量的兵奴和财宝。吴王阖闾死后，孙武又辅佐夫差南征北战，将吴国的国势推向了顶峰，同时，也成就了吴王春秋又一霸主的地位，只可惜后来，夫差刚愎自用，好友伍子胥又遭惨死，让孙武看到了兔死狗烹的结局，最后归隐避世。公元前479年，孙武病逝，葬于江苏吴县东门外。
孙武虽然在吴国战争的风云际会中淋漓尽致地施展了其军事才华，但真正让他挤入名人行列的却是他言不过七千的兵学巨著——《孙子兵法》。这部书内容完备，结构严谨，将战争中一些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为历代兵家所珍视，在当今的中外军事院校中，也被作为必修课程之一。因此，孙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军事战略伟人。
鲁班，姓公输，名般，字若，春秋末年鲁国人，公元前507年出生在一个工匠世家。传说鲁班家境贫寒，他自幼跟随家人参加了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劳动中，他总是虚心请教，刻苦钻研，用心观察家人和那些老师傅高超的操作技巧。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和生产实践，鲁班渐渐掌握了家人所有的技艺，而且还青出于蓝，成为了当时鲁国有名的能工巧匠。
传说有一次，鲁国皇帝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需要很多梁柱，就命令鲁班在15天之内做出300根。鲁班便让徒弟们带上斧头上山伐木，他们起早贪黑，眼看时间过半了，可他们却只砍了不足100棵，鲁班很是着急，便亲自到山上看看情况。他正急匆匆上山，突然手被一片草叶划了一条大口子，鲁班不解：一片草叶竟然如此锋利？他仔细观察了草叶，发现叶子的边缘有很多小锯齿，他一下子豁然开朗，受此启发，他回家将铁片做成锯齿状，然后用他伐木，果然事半功倍。这就是锯子的原形。
鲁班还发明了木匠划线用的墨斗。最初他划线总是拿一个尺子或是其它直的东西当工具，但有时候木材太长，这些工具就不好用了。后来他看见母亲裁衣服划线时用的粉袋，便有了灵感，做成了墨斗，可麻烦的是每次划线都得要母亲捏住另一头。最后还是母亲想了个主意，让他在墨斗上有加了个小钩子，于是代替了人力，从此，他一个人就可以弹线了。因此，这个小钩子也叫做“班母”，直到现在木工师傅们还在使用着。
他还曾对古代的锁进行了重大改进，锁在我国奴隶社会已有使用，其形若鱼，但结构简单，极易打开，鲁班经过研究后，将锁的机关设在里面，只有借助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锁的安全性。
鲁班一生发明无数，从生产、生活用具到作战用的工具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为我们今天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学说成为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孔子的先世本为宋国贵族，后因政治避难于鲁国。传说孔子出生时，怪异难看，鼻孔朝天，且头顶凹陷，看起来像是一座山丘。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孔丘。但在3岁时，父亲去世，孔子与母亲过上了清贫的生活。孔子虽然年幼，但却非常懂礼貌，而且对各种祭祀活动很有兴趣。每有祭祀活动，他总要让母亲陪他去观看，回来后便按照祭祀的程序，模仿学习。因此，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对各种祭祀礼节了然于胸。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开始接触各种学问。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求，不仅向名人学，也向平民学。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期间，孔子曾在鲁国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管理蓄养）等小吏。中年时，孔子成为了鲁国知名的学者，开始广收门徒，前来听其讲学的人总是围得像堵墙似的。前515年，齐宣王问政时，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未被重用。后率弟子周游列国，宣扬礼教仁政的政治思想，但备受冷落。后于前484年，返回鲁国，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改鲁史编成《春秋》，创立了编年体史，直至公元前479年病逝。
孔子学说的核心和主旨就是一个“仁”字，这在他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还说“仁者，爱人”，“仁”的境界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仁者要对世人有同情心，要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孔子游历遍天下，徒生众多。他死后，其弟子将他的语录言行编成书，定名《论语》，其中很多佳作、佳句广为后人流传。
墨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9岁时，进私塾读书，对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非常欣赏，重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既有理论知识，又擅长实践的杰出人才。但是后来，随着他对儒家学说的深入反思，逐渐对儒家繁琐的礼仪和厚葬久葬的虚伪行为感到厌恶，认为儒学“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因此，最终与儒家分道扬镳，创立了代表工商业小生产者阶层利益的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是当时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与儒学并称为“世之显学”。为宣传墨家的思想，墨子广收门徒，其行迹遍布齐、鲁、郑、卫、楚、越等国。墨家学派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成员都称为“墨者”，而最高的领袖称为“巨子”，所有的成员都要效仿大禹，身着布衣、日夜操劳、刻苦自励，而且要听从“巨子”的指挥，对“巨子”忠心耿耿，绝对服从。相传，墨子的门徒个个都可以成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勇士。
墨子有十大思想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即“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无分差等厚薄，与儒家的“爱有差等”比起来更为进步。
墨子除了学识渊博，还精于机械，像滑轮、轱辘、车梯等都缘自墨子的发明。据《墨子》一书记载，墨子还做成了小孔成像的试验。墨子的事迹和思想主要收录在《墨子》一书中，共33篇，是墨子与其弟子所著，其中也包括后期墨家的一些著述。《墨子》以成了现在研究墨家学派和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史料。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左右）期间的诗歌305首，因而又称为“诗三百”。《诗经》中的诗篇都是配乐的歌辞，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个地区的“国风”，指的是各诸侯国的土乐民谣，有诗160篇；“雅”是周王室所在地的音乐，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105篇；颂是歌功颂德，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有诗40篇。《诗经》在语言句式和篇章结构上独具特色：在句式上以四言为主，每句二拍，杂以一、二、三、五、六、七、八言，在篇章和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回还往复的的形式，来加强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