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

【道者，人之所蹈 ，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

注曰： 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之间）。大而八纮 之表，小而芒（纤）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故知道鲜矣！）

王氏曰： 天有昼夜，岁分四时。春和、夏热、秋凉、冬寒；日月往来，生长万物，是天理自然之道。容纳百川，不择净秽。春生、夏长、秋盛、冬衰，万物荣枯各得所宜，是地利自然之道。人生天、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信，若能上顺天时，下察地利，成就万物，是人事自然之道也。

白话： 所谓道，就是人们平时所遵守的各种自然法则。虽然如此，人们却并不知道道来自何方，将归何处。

解读： 打个比方，道就像水，人就是水中的鱼。鱼生活在水中，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吐泡泡，翻浪花，都在水中。虽然如此，鱼永远也不可能看清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身在其中，不可能观其全貌，当然不知道水是什么样子的了。同样，人只能感受道，体悟道，却不可能知道道。道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你，但它又是随和的，让你亲近，同时又不能不对它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一个统治者若能顺应天道，顺应民心，必然能使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让国家长治久安，让自己流芳百世。若违道逆天，暴虐臣民，祸乱朝纲，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必然会让自己陷入身死国灭的境地，留下千古骂名。

案例

秦、隋短命

秦朝与隋朝曾盛极一时，但都非常短命。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建立了千秋功勋，在政治上也颇多建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他又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一人犯法，全家全族，甚至乡里四邻都要被连坐。官吏如狼似虎，老百姓动辄得咎，犯人多到了“赭衣（赭衣为罪犯所穿红褐色的衣服）塞路，囹圄（监狱）成市”的程度。不但如此，秦朝的刑罚还花样繁多，而且十分严酷，死刑就有车裂（五马分尸）、腰斩、烹醢（烹就是把犯人扔进大鼎里煮死，醢则是把犯人剁成肉酱）、磔（千刀万剐），犯人死的时候非常痛苦。死刑之外，还有肉刑，如墨（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并涂墨）、劓（割掉犯人的鼻子）、刖（砍掉犯人的脚）、宫（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幽闭）等，百姓无法忍受，痛苦不堪。

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百姓的徭役负担十分沉重。他派尉屠睢攻打越人，又让蒙恬率兵攻打匈奴，每次征伐，人数都是几十万。他穷奢极欲，修建十分豪华的阿房宫、骊山陵墓，倾天下的财力来满足一人之欲，不管百姓的死活。丁男不足，又征发妇女进行运输，百姓被沉重的徭役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由于征伐、修建大量的宫殿耗费巨大，秦始皇又加重盘剥百姓，当时的赋税负担异常沉重，百姓一年的收入大部分都上交给官府。长期的徭役征发，使得全国的精壮劳动力都在当兵或者充当民工，土地无人耕种，百姓都无法生存了，官府却严厉地催缴赋税。百姓卖儿鬻女仍无法支撑，走投无路而吊死在路边的比比皆是。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在赵高的怂恿下，继续加重对百姓的压迫。百姓无法忍受，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公元前206年，曾盛极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嬴氏王族也被消灭殆尽。

隋朝一度十分强盛，北击突厥，南下灭陈，四夷朝贺。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诛杀贤臣，高颎、贺若弼、薛道衡等功臣名将都被他无故杀死。他营建东都洛阳，工程规模浩大，用时却只有一个月，征发的百万劳工，死亡十之六七。他又开凿大运河，急于求成，劳工死伤无数。他穷兵黩武，三征高句丽，派出的百万大军，只有几千人活着回来。大量劳动力被征发去运输粮饷，修造战船。百姓因为修建战船而被迫日夜浸泡在水中，下半身被泡烂生蛆。隋炀帝的罪恶恰如农民起义军在讨伐他的檄文中所写的那样：“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人民无法忍受，纷纷揭竿起义，强大的隋朝在公元618年宣告灭亡。隋炀帝自知作恶多端、众叛亲离，对左右很不信任，常把毒药带在身上，一旦情况突变自己还能落个全尸。结果，还是被部下缢杀在江都，萧后后来也被人当作礼物送给了突厥可汗。

无道亡国，秦二世、隋炀帝是最典型的例子，足为后世鉴戒。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在位期间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局面，其功绩也只有汉武帝能与之相提并论，他统治的时代也是中国人一直为之自豪的时代。

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帝位后，深刻借鉴隋朝的亡国教训，顺应天道，勤政爱民。他认为百姓是国之大本，“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他十分爱惜民力，很少兴修宫殿，尽量避免烦扰百姓。唐太宗患有气疾，但他长期居住在潮湿低矮的宫殿里，不允许大臣为他修建豪华的宫殿。突厥侵入边地，大臣奏请唐太宗征发百姓，修建堡垒以抵御突厥的骑兵。唐太宗却自信地说：“突厥连年发生灾祸，颉利（突厥可汗）不想着安抚人民，却来侵扰边地百姓，他的死期不远了。我应该为百姓扫清突厥的贼寇，哪里用得着烦劳百姓去修建堡垒呢？”

一年，都城长安发生蝗灾。唐太宗在自己的花园中看见了蝗虫，立即捉住几只，向上天祈祷：“粮食是百姓的命根子，你们（蝗虫）却把它们吃掉。我宁愿你们吃掉我的五脏六腑。”说完就把蝗虫放进嘴里，要吞下去，左右大臣认为不可，说蝗虫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吞下去可能会引起疾病。唐太宗则说：“我替百姓受灾，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就把蝗虫吞了下去。史书上记载，唐太宗吞下蝗虫后，当年的蝗灾就消失了。虽然记载的内容比较离奇，但唐太宗的一番爱民之心表露无遗。

他还经常和大臣们探讨隋朝灭亡的教训，引以为戒。一次，他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发生大旱，隋文帝不许用官仓的粮食赈济百姓，却让百姓迁移到关东（函谷关以东的中原地区）寻求活路。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但当时官仓的粮食仍然可以维持十五年。隋炀帝依仗国家富饶而穷奢极欲，尽情挥霍，导致身死国灭。所以啊，官仓里的粮食就是为了在灾荒时期赈济百姓的，不然再多也没什么用。”

贞观初年，盗贼很多，其中大部分是穷苦的百姓。唐太宗和大臣商议消除盗贼的方法，有的大臣建议采用严刑峻法，唐太宗嘲笑他说：“老百姓之所以沦为盗贼，主要是因为赋税徭役太过繁重，官吏贪污催逼，他们生活不下去了，才会铤而走险。我应该戒除奢欲，节省费用，减少徭役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提拔任用清廉的官吏。这样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自然不会去做盗贼了，哪里还用得着去施行严刑峻法呢？”唐太宗说到做到，几年之后国家便安定下来，百姓生活富足，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出门做生意的商人甚至敢携带巨款露宿在野外。

唐太宗还对侍臣说：“君主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依赖百姓而存在。剥削压榨百姓来满足君主的奢欲，就像是割掉自己身上的肉来缓解饥饿，肚子饱了，命也就没了。国君一个人暴富，但国家灭亡了，钱再多也没有用。因此，国君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的欲望。君主的欲望太多，耗费也就多，耗费一多，就会想着去搜刮百姓。百姓困苦，国家就危险了，君主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我常常考虑这个问题，因此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唐太宗选贤任能，知人善任。贞观时期的名臣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岑文本、马周、王珪、张玄素等，名将有李靖、李勣、侯君集、尉迟敬德、薛万彻、李大亮、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薛仁贵、苏定方等。在这些文臣武将的共同辅佐下，唐太宗虚怀纳谏，励精图治，厉行节约，完善各项政治制度，使得贞观年间国内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殷富，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对外关系上，攻灭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妥善安置其民众；平定吐谷浑，保持了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的领土一度扩展至咸海，安西四镇尽入大唐版图，中亚多国俯首称臣，年年朝贡。新罗、日本更是对中国文化仰慕得五体投地，日本的“大化改新”就具有浓重的唐朝色彩。中国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在贞观年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太宗以博大的胸怀与恢宏的气度处理与各民族、各国的关系，中国的声望达到历史的顶点，人民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唐太宗功莫大焉。

总之，唐太宗顺应天道，抚绥万方，中国进入历史上最强盛、最荣耀的时期。唐太宗因此而流芳百世，贞观时期也为后世所称颂。 IoBajGqvz+2+TKdqc3EOTzYmDIIPKNRcN9AaOJf7MzwSifT0nf6XQUKx1F0g35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