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北方风浪之外

维京时代起源于何时，解释起来很困难，也颇具争议。从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维京人的到来，窥见他们想要什么，又是怎样得到的。但是，北欧来客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开始闯荡辽阔的大海且不顾他国领地上的未知风险呢？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就要考虑维京人来自何处——不仅是地域上，虽然这对理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的压力很重要，还包括文化上。北方异教徒的社会结构，其价值观和信仰，都是推动他们走向“维京”之路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只是把种种暗示、情景重现和各种想法放在了那些我们根本无从了解的人们的脑海里，但这样做，我们或许能够一步步了解维京人怎样走向了“维京”之路。

虽然文字记录提供的信息很有限，但有一点非常明确，8世纪前后袭击不列颠的人来自东北方某个“讲丹麦语”（即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地方，而且还是“异教徒”——从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们的角度看，这点至为关键。公元800年，波罗的海是异教徒的水域。将注意力转向不列颠的人就来自波罗的海西部——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不过，在所有毗邻东部的土地上生活的也都是异教徒，也就是波罗的海部落和斯拉夫（Slavs）部落，（沿波罗的海海岸顺时针转动）居住在现在的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德国。在这些族群之间画出非常明确的分界线有失偏颇——就像在不列颠，我们知道历史的暴风雨在地图上留下了潮痕，但最好试着全部忘掉。现代东北欧的构成——其政治地理和宗教及民族语言学裂痕——是一千多年中灾难性动乱不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的结果。在这片更广阔的土地上，或许（后来几个世纪中得到了论证）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构成了维京袭击的大军。

南部和西部都与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接壤，加洛林帝国占据欧洲大面积土地——包括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意大利北部、德国西部和低地国家——由一位法兰克国王统一（法兰克人属于一个日耳曼部落，5世纪时开始定居在罗马行省高卢，今天的法国即得名于此）。同年，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加冕其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个头衔确认他正式拥护基督教，也确定他成为灭亡已久的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与之相对的东罗马帝国）。这位国王后来被称作卡洛勒斯·马格努斯（Karolus Magnus），即“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也叫“查理曼”（Charlemagne）。查理曼大帝被加冕为皇帝时，已经重新勾画了西欧境内基督教世界的版图。尤其是针对德国北部异教徒的撒克逊人发动了一系列血腥的战争——实际上战争于797年已经结束，但叛乱一直持续到804年——由此，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基督教欧洲的边界与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日德兰半岛上的斯拉夫部落以及波罗的海西部沿岸国家连接起来。由于宗教狂热，这些战争极其残暴，与别的战争不同。772年，查理曼大帝下令摧毁了撒克逊人最为崇拜的圣树或纪念柱——伊尔明苏尔（Irminsul）。

10年后，在费尔登（Verden）小镇附近的威悉河（River Weser）岸边，他下令将4500名撒克逊囚犯全部砍头，明显是为了报复他们参与反抗法兰克统治的活动，这件事臭名昭著。随后，他又颁布了法律，谁拒绝洗礼就会被判死刑。 查理曼的暴行，预示了之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撒克逊人的宗教信仰，其确切本质无论是什么，好像——后面我们会看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或大体上看来，是与其北方邻居（现在的丹麦）共通的。诚然，不一致但互相联系的信仰、传说和仪式，从法兰克世界边境延伸到整个波罗的海世界，通过彼此非常相容的世界观和社会阶层体系，把语言和文化背景明显不同的居民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肯定的是，查理曼大帝尚武的基督教外交政策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敲响警钟，荡起了层层涟漪。国王、酋长、男女神职人员都会忍不住想，在法兰克骑兵的铁蹄下，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独立性还能存活多久，他们用木材建造的教堂以及神圣的树林，还有多久就会倒在传教士的斧头下。

恐惧和不安唤起了一系列反应。例如，斯拉夫的奥博德里特诸地（Slavic Obodrites）与西边的超级强权达成了协议，接受查理曼大帝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为帝国提供军事援助，以换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和宗教自由。不可否认，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查理曼入侵了他们的国土，还劫持了人质。而丹麦人，为查理曼的敌军提供庇护，并采取措施，如加固壕沟和防御壁垒——丹麦边墙[Danevirke，字面意义为“丹麦工事”（Dane work）]，以保卫与撒克逊接壤的近陆边界。丹麦边墙将日耳曼尼亚（Germania）从日德兰半岛划分出来。 随着查理曼大帝征服了撒克逊，在地缘政治上成为事实，丹麦各个国王逐渐发现，他们不得不直接与法兰克政权交涉。

804年，丹麦国王戈德弗雷德（Godfred）带领舰队和“王国内的所有骑兵”抵达丹麦边境的海泽比[Hedeby，位于石勒苏益格（Schleswig）]。 这是在展示军事实力，但与查理曼大帝外交交涉后，他离开了——大概是觉得，他吼的嗓门儿已经足够大，足以让这位法兰克邻居清楚丹麦人是不好惹的。然而，808年，很显然他改变了主意，这次带着军队挺进东南方的奥博德里特境内，洗劫了几个斯拉夫村落，烧掉了在莱里克（Reric）的沿海贸易区。小镇位于日德兰半岛东部的波罗的海沿海[紧邻今天的德国小镇维斯马（Wismar）]，镇上的奥博德里特居民或许已经习惯了向丹麦国王纳贡。如果是这样的话，与查理曼大帝结盟就能结束这种局面，还要在波罗的海给法兰克帝国提供一个友好港口。或许是出于这两个原因，戈德弗雷德捣毁小镇之后，把小镇的商人都驱逐到了海泽比，把他们——连带税收——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

查理曼大帝差点没逃过盟军的防守。《法兰克皇家编年史》（Frankish Royal Annals）中描述了他如何派遣儿子查尔斯驻扎在易北河（Elbe）河岸，以确保无人进入撒克逊境内；而奥博德里特诸地的命运则任由天定。丹麦军队一撤离，法兰克-撒克逊军队便跨过易北河，烧掉了与丹麦人同盟的斯拉夫部落的农田（为避免丹麦国王同样如此对待他们，可能他们已经这么做了。这一向是小部落百姓的命运——最弱者，往往最遭罪）。809年出现了一些相对空洞的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的进行看似都是为了给双方一种借口，以巩固各自的斯拉夫同盟的忠诚。然而，戈德弗雷德尚未结束对帝国的引诱。

亚琛（Aachen，位于今天的德国境内）是查理曼大帝登基的地方，也是他辛苦打下的王国的首都，810年夏天，他正在亚琛的大宫殿群内。亚琛的大教堂还包含一座建筑——帕拉提那礼拜堂（Palatine Chapel），是建筑师梅斯的奥多（Odo of Metz）于8世纪90年代最初建造的宫殿的一部分。宫殿气势非凡且细节讲究，大理石地板颜色多样，且拥有多层圆形门——中间前厅的八面分别由十六面的外围环绕——彰显着加洛林王权鼎盛时期令人惊愕的财富和帝国的辉煌。闪闪发光的白色石头、绿色斑岩和血红色的埃及花岗岩、壁画、马赛克、大理石和青铜——逝去的伟大文明的遗物济济一堂，简直形成了一个新王国。

787年，教皇哈德良一世（Hadrian Ⅰ）写信给查理曼大帝，同意让他带走拉文纳（Ravenna）“地板与墙壁上的马赛克和大理石及其他材料”。根据查理曼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的记录，他从罗马和拉文纳拿走了大理石和雕塑作品，用于装饰亚琛的宫殿。 不过，帕拉提那礼拜堂所有留存至今的文物中，最惊艳的当属王座。6级台阶的台子上安放着朴实无华的座椅，在穹顶的掩映下，散发出生命的存在感。虽然自查理曼大帝以来，已有31位日耳曼国王坐过这个宝座，但却始终摆脱不了人们对它的第一任主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的记忆。人们很容易就能打开一幅想象的画面：这位伟大的统治者身处自己创造的繁荣辉煌中，坐在这把王座上思索，手抵着下巴，眼睛凝视着东边的圣坛，思考着权力的代价和对救赎的承诺。

810年6月，查理曼大帝的大女儿离开人世，皇帝或许沉浸在悲伤和回忆之中无法自拔；他到底是从王座上暴跳如雷，还是坐回王座寻求神圣的指引，人们无从得知，但随后而来的事件也没能让他的情绪有所好转：

这位编年史家显然是担心法兰克人阅读时会感到晦涩难懂，所以觉得有必要用“事实上，事情是这样的”之类的话加以明确。好像这还不够糟，巴格达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送给查理曼的大象不久后突然死亡：那年夏天的确难熬。

当然，查理曼大帝不打算让戈德弗雷德的好战势头站住脚。他开始筹备军队，毫无疑问，他会像以往那样拿出所有的激情追击敌军，如果不是丹麦国王像那头大象一样暴毙——很显然，是他自己手下所为（可以理解，他们担心这位尚武到近乎变态的国王会把他们带到查理曼大帝那战争机器的利牙之下；在死之前，据说他曾叫嚣期待与查理曼在战斗中公开较量一番）。然而，《法兰克皇家编年史》却没有记录法兰克帝国被搅扰的程度。有人可能会说，戈德弗雷德甚至让卡洛勒斯·马格努斯都惊魂不安。

看起来似乎有些跑题了：有人可能会问，法兰克国王的边境战争与维京时期的不列颠有什么关系呢？但戈德弗雷德的经历与他和国王的交往带来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问题。首先，它突出了一个关键点，维京人首次突袭不列颠的时候，恰逢鼎盛时期的超级大国统治着欧洲大陆。查理曼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优于其他地区性大国，而且它的存在从根本上影响了在它阴影笼罩之下的统治者（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的诸位国王）的统治方式。比起以前，新的突袭途径明显更具吸引力。其次，它突显了城镇、贸易以及航海技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有了这些，开拓、防卫和反复袭击得以实现。莱里克、海泽比和弗里西亚的沿海居民区等地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联络网。这样的联络网以及由此带来的远程贸易的机会，为最残酷且最有创业精神的个人，尤其是那些能够接触到高效航海技术的人，打开了新的领域。

最终，戈德弗雷德的好战生涯表明，至8世纪末和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某些地区涌现了一些有能力运用资源和军事力量的个人，最起码，这些力量有可能破坏他们最强大的邻国，令其惊慌失措。除此，他们是人（而不仅仅是神职人员心中的恶魔），是真正参与中世纪早期政治和贸易的人。他们对贵族权力和政权的野心日益膨胀；而且，要获得并维持权力地位，他们必须得到社会要求其具有的身份标志：财富、忠诚和声望。

位于西沃格岛（Vestvågøy）的博格（Borg）的建筑长度超过260英尺，无论根据何种标准，它都算得上是一间大房子。暗色、扁宽、线条强硬有力，大厅牢牢地钉在挪威的土地上，房檐几乎触到了地面。它是地球上的一处住宅，深植在土壤中，在地面上，仿似某个巨大沉睡的野兽轻轻拱起了后背。冬天，即便是在这个纬度，墨西哥湾流也使得罗弗敦群岛（Lofoten Islands）相对暖和些，雪花降落后，它又淹没在大地的景致之中：像是白色波浪中多了一个更加柔和的土墩儿，只是，屋顶上的烟囱冒出的缕缕炊烟，暴露了它的本来面貌。虽然体型魁伟，但它所呈现出来的力量与查理曼大帝的亚琛宫殿全然不同。帕拉提那礼拜堂像是在腾飞，一排排的圆柱和拱门直插云霄，而坐落在博格的长屋则在水平面上伸展开来，拥抱地平线，又长又低又窄（只有约30英尺宽）。亚琛呈现出一种世界文化的景致，风格源自罗马和拜占庭的建筑，里面的装饰实际上是从别处移过来的——用来建造它的石头都是进口的。亚琛本身即是泛大陆帝国主义的代表。而博格则是本地化的产物，其外形——长且弧形面的设计和稍微弯曲的屋顶轮廓——是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建筑所特有的，有可能是由象征北方生活的船的弧形龙骨所激发的灵感设计而成。更为根本的是，房屋本身取材于大地：伐木以架起框架，然后铺上整齐堆叠的草皮，房屋紧紧地固定在地面上。周围的环境塑造了它，形成了一种新的样子，紧贴着受庇护的潮汐河口的海岸（Inner Pollen），西梅尔廷登（Himmeltinden）和里斯廷登（Ristinden）闪闪发光的山峰，在西边若隐若现。

旅行者从湖边登船，一路往上，路过外屋和农田，到达蹲坐在落雪之中的大屋子，它就位于山前低矮的山丘顶上。东侧有四个入口，不过最南边那个要比其余三个大很多，柱子和过梁上刻有扭曲动物的画像，它们互相啃咬，扭动着，缠绕着，四肢弯曲，张着大口。旅行者下船，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位小仆人，他跑去牵马缰，拉着马儿朝房子的东北角走去。旅行者跟着走了几步，追上了男孩儿，男孩儿拖着沉重的脚步轻轻走着，马发出低声嘶鸣。马身暖和和的，马粪散发出热乎乎的臭味。牛和马，刺鼻又抚慰人心：一种家的味道。他笑了一下，低下头朝饰有雕刻的门走去，随后穿门而过。

罗弗敦冷紫色的黄昏被关在了门外，屋内的炉火发出深橘黄色，火光照在挂毯和棕色的木墙上。火焰投出的光影使得刻在柱子上的野兽好似扭动起来，柱子沿着两个长长的侧廊排列，一直到屋内。两个侧廊之间，是沉陷在地上的长壁炉，跳动的火焰似要把房梁点燃，热气溢满了大门右侧的整个厅堂。厅内四周坐满了年长的男人，他一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他抖落衣服上寒冬的气息，把外面的广阔世界带了进来。

今天游览的长屋是重建的一栋建筑，建造时间看起来介于8世纪早期至9世纪中期，8世纪早期它刚刚建成（其原址上的建筑建于6世纪），9世纪中期则被毁掉。原来的厅堂位置要往东走几百码 ；早就腐烂的木柱的位置上用现代柱子做有标记，从空中能清晰看到它的轮廓。长度为270英尺，比西敏寺大厅长30英尺。不过，有别于那间阴森的11世纪的房屋，博格的长屋是整个农业社区的社交中心，见证了来来回回穿梭于它的大门的所有生命。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表明，这栋建筑分为5个房间。最大的一间位于东北角，是一间牛棚和马厩，寒冷黑暗的冬季岁月，贵重的牲口在这里过冬，也是居民取暖的来源。或许原因很明显，这栋建筑所在的斜坡向东北方向倾斜，这就意味着东北角要比住人的区域低5英尺左右——谁都不想让自己的房间在整个冬天里不断有排泄物流过。

建筑物内其他地方明显是公共空间，它们的不同用途是什么呢？人们发现的物品提供了线索：磨刀石和纺锤的螺纹、剑的碎片、铁质工具和箭头，表明屋檐下的男女老少进行的活动——纺织、打猎，种地的同时，还为袭击抢掠做准备。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考古界人士称为“古尔古博”（gull gubber，类似护身符或祭品）的东西——薄薄的金箔上印着画像，最常见的说法是上面描绘着神话的场面——人们由此猜测，这儿进行的公共活动包括宗教或仪式，还有社交和劳作。 这些证据似乎表明，与基督教会的等级和权威结构不同，维京人的宗教——至少是维京时代初期——具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和专门而建的寺庙，具有个人和本国的特点。或许，在博格及其他地方[如丹麦的莱尔（Lejre）或瑞典的老乌普萨拉（Gamla Uppsala）]，一个家族的族长除了平常繁复的职责之外，也担任祭祀活动的角色，也许在动物祭祀（blót）中担任主祭，掌管在土地和海上发现的财宝。“古尔古博”是非常宝贵的，已然具有神话的象征意义，是适当的祭品。

有人提出（强调程度有所不同），在对教堂、修道院和基督教居民区的暴力行为中，宗教起了一定作用——维京人意识到基督教国家构成的威胁，以先发制人的攻击姿态，突然袭击了基督教最常见也是最易接近的标志（有人或许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人们把查理曼大帝对撒克逊发动的战争看成是所有异教邻国首次直面的战争，那么维京人并没有先发制人）。在这类文化自我保护的战争中，教堂和修道院到底坐落在法兰克还是不列颠，已经不重要了。标志相同，因此有人称，标志创造者必会被认为是属于同一政治阵营，这一阵营威胁着部落文化及其独立性。的确如此，这就是查理曼大帝的权力，包括不列颠在内的整个基督教的欧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处于法兰克的势力范围之内。 难以想象，8世纪末及9世纪初的历史事件竟没有给波罗的海周边的居民留下深刻而消极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把破坏波特马霍马克十字架石板看成是维京袭击意识形态形成的证据。就像为强迫敌军出战，突袭军队会骚扰敌军国王的土地和侍从一样，可以说，维京人直接且故意将矛头对准了“上帝”和其臣民的“房舍”。不得不说，人们很容易被“维京时代始于异教徒的宗教之战”的说法带偏。拥护这一论点的人中，最常被提到的是比约恩·米勒（Bjørn Myhre），但他也指出，基督教不仅要放在精神层面考虑，也要在它确立的政治立场中考虑。 对查理曼大帝以及众多欧洲君主来说，基督教包含象征、阶层和仪式，借助它，他能效仿君士坦丁大帝，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就，进而还能效仿罗马帝国的大一统。由此，异教徒对那些同样的象征的破坏（如果那就是卡佛在波特马霍马克揭示的），就最好解释为是对日益蔓延的法兰克帝国主义的反抗——而不是严格宗教意义上的“反基督教”。

不过，相较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获取财富”。“财富”有点抽象，因为在现代文化中，这个词通常用相当粗略的标准来衡量：账户中的数额、股票价格的相对价值、预计税收、财产、土地、资产的数量和质量等。 但是，维京时代早期的“财富”一词概念更为宽泛。奢侈商品——诸如英格兰和法兰克的玻璃制品在博格也有发现，因其内在品质和用途，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拥有它们代表着某种成就，这点与当今如出一辙。此类资产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拥有它们即表示拥有广阔的人脉资源和巨大的潜力。中世纪早期，领主和家臣之间（以及统治者之间）的礼尚往来是社会凝聚力的基本手段，可以衡量出相对政治资本；作为对获得的武器、珠宝和奢侈品的回报（也为了获得更多财富），男人们以武士的身份宣誓效忠领主。这种关系是战争同盟的基础，纽带由此形成，随后会注入庄严的宣誓和英雄道德的规范，反过来进一步巩固这种纽带。

不列颠的情形与之非常相似，且已延续了几个世纪：举个例子，古威尔士语诗歌《高多汀》（Y Gododdin，虽然描写的是5世纪的事件，但写于6世纪至13世纪之间），描述了这类战争同盟的运作——提前支付钱财给民众，战时民众效忠领主，并提供大量食物和酒来支持作战。 然而，在古英语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诗歌中，这种关系演变成了一种物质交换，原因之一是对法兰克出产的物品的渴望，缩小一下范围，则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作坊里出产的物品的渴望。至维京时代，这已成为对君主角色的广泛期待，在古英语箴言中表达得最为简明扼要（“国王归入厅堂，恩典均分四方”）， 但行吟宫廷诗中也有多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比喻辞”不断重复——无论任何统治者，其优点总结起来就是：“崇高恩典的散播者”“扔金子的人”“急切地、慷慨仁慈地赠送着象征友好的礼物”……

因此，拥有珍贵的物品就是一个人社交关系品质的象征——不仅是个人财富，还是强大的君主施恩于自己的物质象征，甚至能表明自己是否有能力给自己的追随者赏赐礼物。所以，重要人物获取久负盛名的珍宝的能力是行使权力的绝对先决条件，而且慷慨大方被视为是支撑起模范统治的两大支柱之一。不过，在现代人看来，或许另一个支柱没那么大吸引力，那种能力是指能够无休止地提供人类尸体以满足狼、乌鸦和鹰的嗜血渴求。 国王或军事领主能向世人展示自己不仅大方，而且双手沾满了鲜血，便能巩固自己的名声——最好的情形是以诗写就——而拥有便于携带的财富，能够证明自己拥有这两种品质。

幸运的是，这两大品质彼此非常吻合。显而易见，一名维京军事首领既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又想扩大战争同盟的规模，于是以暴力手段从外国沿海掠夺财富，并赏赐给自己的追随者，是一石二鸟的做法。不过，这类社会经济体系也有其缺点。因其机制简单，需求必然会成倍增长：不断增加的战争同盟需要更多的资源，增加的资源需求需要规模更大、更频繁的突袭，而这种突袭则需要更大规模的战争同盟，周而复始。

当然，获取金银财宝还有其他方式，似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是8世纪在北海周边开发贸易网的先驱。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戈德弗雷德对能够参与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的热切兴趣，但并没有理由把贸易所获与在别处的暴力所获区分开来。书籍、展览和教科书通常以大量的篇幅介绍维京人是“强盗”还是“商人”的特征，鼓励大家通过这两个视角之一抑或其他视角审视维京人。这种模式很令人气愤。从根本上说，它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学术争论的产物，这类争论虽然当时很重要，却有保留错误问题的趋向。当然，很明显，袭击和贸易从来不是彼此独立的现象，维京人的奴隶贸易就是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最明显的表现。维京人在不列颠和爱尔兰海岸的活动，伴随着烧杀抢掠，几周后，人们可能会看到，实施这些暴行的人在海泽比奴隶市场叫卖他们的俘虏，又或是在中亚的集市上兜售抢掠来的教堂物品。不过，也有大量和平贸易的证据。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约克和南安普敦的商业中心一定非常活跃。的确，或许正是由于类似贸易探险，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财富、不列颠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修道院的地点及其拥有的财富。或许还能一窥当地的政治分界线，那正是野心勃勃的人想要开拓的领域。

但这些都不能真正抵消一种可能性，即早期袭击是由个人动机驱动的。后来在斯堪的纳维亚航海者中流传着一个说法，抢劫修道院的财宝容易得手，而且获利颇丰。这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观点相近，认为维京人敢作敢为，倾向于把维京时代解释成是由北欧人热血的“精神和勇气”推动他们冒险而开创的时代。但不可否认，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时代，从海上归来的青年人，船上满载着奇珍异宝和奴隶，他们的故事会不胫而走，传播四方，此种情形下，人力的确拥有太大的影响。而挪威从事农业的人，一直在一亩三分地上耕作，他们渴求社会和经济的资本，以抵抗来自南方的政治压力，而这种唾手可得的财富似乎给他们提供了机遇，机遇之大、数量之多是之前从未想到过的。未来再次征战，不可能会缺人手，也少不了野心勃勃、计划新的探险征程的首领。或许博格的领主便是其中之一。 8I+tgR31mT2KFeiFxvUIk1aZhsTknqY05rMl3RmazadwsdNDT4tpX0q+u1lpZp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