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海岸之烈焰

目光回到793年的林迪斯法恩突袭，如果依然把它看作不列颠维京时代检验世界末日的标准，那么它只是掀开了诸多类似袭击的第一页。800年前后，狂风暴雨般的袭击在不列颠和爱尔兰海岸接踵而至。795年，维京海盗袭击了西部群岛的艾奥那岛；796年，袭击了贾罗地区（僧侣学者比德的故乡）；800年，袭击了哈特尼斯（Hartness）和泰恩茅斯（Tynemouth）；802年和806年，他们再次“光顾”艾奥那岛。 最初对爱尔兰发动的袭击发生在795年的拉斯林岛（Rathlin Island）和安特里姆郡（Antrim）近郊——几乎可以确定是当年袭击艾奥那岛的同一伙人所为；798年，袭击了圣帕特里克岛（都柏林附近）；798年和807年袭击了伊尼什默里岛[Inishmurray，斯来哥（Sligo）附近]。 记录零零碎碎，并不完整。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众死伤惨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能证明这些早期维京袭击造成影响的直接证据很少，也没有文字明确表述人类到底损失了多少——被掳走了多少人、多少财产和生命。但是有迹可循——从遗物和遗迹中，可以窥见当时恐慌的程度和掠夺的事实，而这些即便是辞藻最华丽的教会散文也无法传达。就是在维京时代的物质遗迹，也就是遗留下来的石头、骨头和金属中，维京人来不列颠的最初目的和影响可略见一斑。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颗头像，神情严肃、长满胡须， 尺寸不大，为青铜制品，可追溯到8世纪——是苏格兰、爱尔兰或诺森布里亚的手工艺品。原制作者或许是想描绘一个圣人的面孔（它与利奇菲尔德福音书中对圣马克的描述惊人地相似）。这个头像出土于坎布里亚（后面我们会提到，该地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的定居地）弗内斯修道院附近，被改成了秤砣，正是典型的维京商人使用的那种。它的内部灌注了铅，在历任主人的手中，又变作新的用途，拥有者更关心的是让自己的物品具有个人的特点，表示虔诚反而成了次要。小小的头像原本与其身体一体，用来装饰教会的珍宝，后来却被砍下，这给人们一个提示，即维京人袭击造成的物质上的后果——珍贵的财物被破坏、被偷窃；人类的脑袋从身体上“搬家”；人们被带离家园，又在远离故土的地方被弃之不顾。

僧侣作家对暴力行径的直接记录很少，且通常模棱两可。比如，安格尔西岛（Anglesey）上的“Llanbedrgoch”是一处与世隔绝的村落，在那儿的沟渠中挖出了大量骸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那些是遭维京人袭击的当地受害者，但对骸骨进行化学分析后却发现其中几人生长于斯堪的纳维亚。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看作是被维京人袭击的受害者，但也足以让叙述大大地复杂化。 不列颠只有一处地方——苏格兰波特马霍马克的修道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维京人袭击的暴力事实；而且，在维京时代现存的所有书面记录中，那个地方都未曾被提及。

“行走在不列颠岛上，越往北，风景越美，山丘越天然，天空越开阔，空气越清新，与大海也越接近。即便你并非生于苏格兰，也会觉得正朝着自己开始的方向迈进。” 这一段是马丁·卡佛（Martin Carver）教授描写波特马霍马克之旅的文字。小小的渔村坐落在塔巴特半岛的东北端：形状像手指，“用力地”指向东北方，将马里（Moray）和多诺赫（Dornoch）两个峡湾从中分开。大峡谷末端的地壳碎片，像一条奇怪的直线裂纹贯穿苏格兰，斜着撕开了一条口子，沿着这条裂缝形成了一条“潮湿的水线”，流入尼斯湖和林尼湖，之后分散，注入罗恩湾。站在这儿，与站在不列颠最北部的任何地方一样，都会有一种感觉：边缘的土地在溶解，就像浮冰的边缘臣服于大海，分裂并漂流成参差不齐的临时形态。到这儿旅行是为了发现一个地方，这儿不是旅行的终点，而是过渡，搭乘渡轮，是向终点站，而非回程。

1994年至2007年间，考古学家在一系列考古调查中，向世人揭开了卡佛在波特马霍马克发现的修道院的面纱。仅仅就它存在这一事实，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大大补充了人们对中世纪早期的北方的认知。关于它，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而且理论上它是迄今为止皮克特王国范围内发现的唯一一处修道院；实际上，它紧邻王国腹地。8世纪时，修道院的财富和生产力达到顶峰，大量出产用于制作手稿的牛皮纸，以及礼拜仪式所用的高质量金属制品，如圣餐杯和圣体容器（圣餐活动中用来盛神圣的面包）。显然，一间教堂需要这类物品（尤其后者）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生产作坊很可能是为皮克特王国及其他地方新修的修道院提供产品。正是这种财富和活动，吸引了人们对波特马霍马克的关注，也因此锁住了它的命运。因为那时、那地，没有谁会想要吸引外人的注意；800年左右，修道院毁于大火。

离大海最近的地方首当其冲，大火吞噬了牛皮纸工匠、祭祀用木材、稻草和石楠所在的诸多作坊。石块在大火的燃烧中碎裂、烧成红色，由此可见这场大火到底有多猛烈。卡佛一行人发现，这些石头大多数都散落在灰烬之上，它们曾属于一块巨大的十字架石碑（扁平长方形，上面明显刻有十字架）。石碑原本立在修道院墓地边上，被人推倒并摧毁。这是有目的的破坏——是有动机和意图的人所为，他们了解（不管是什么）这类纪念碑的意义。除了它，还有别的：其他十字架石碑（至少一块，也许是三块）也惨遭破坏，碎落一地。

在5公里之外的卡德伯尔（Cadboll）希尔顿，有一块闻名遐迩的石碑，与波特马霍马克遭到破坏的石碑同属一类。教堂附近矗立的石头是一块壮丽的纪念碑，近8英尺高，4.5英尺宽，庄重又盛气凌人。表面装饰的图像——与波特马霍马克断壁残垣上能够辨认出的图像类似——质量和做工都令人叹为观止，其雕刻效果与《凯尔经》（Book of Kells）泥金写本上的图案非常相像。这座石碑是复制品，原石在19世纪中期被移到了别处，最后终于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落脚。 原石碑上幸存下来的图案几乎都在一面上，是一幅贵族生活的场景图——几只猎狗围追一头鹿，几个骑马的男人手持长矛，还有人在吹号角，一个女人偏坐在马鞍上——四周是缠绕的藤蔓和追逐交错的动物。画面之上是另类象形文字，人们称之为“皮克特符号”——其中，“新月和 V形杆”以及“双盘和 Z 形杆”，连同“梳子和镜子”，都嵌入了生动形象的狩猎场景。没人知道这些符号象征着什么，但一定起源于遥远的过去。目前最可信的猜测认为，它们是皮克特贵族的名字，也可能是贵族等级或联盟的名字。

在其制作的年代，原始的卡德伯尔希尔顿石碑遗失的部分应该具有明确的特征：它的东侧曾装饰有巨大而精心制作的十字架[目前在复制品上可以看到复原的十字架，由巴里·格罗夫（Barry Grove）雕刻]。十字架是被人故意损坏的，破坏过程有条不紊、小心仔细，而且是完全损毁，但并不是维京人所为。1667年或稍晚一些，修整后的石碑上雕刻了铭文，以纪念一个叫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的人和他的3位妻子（有人认为这3位妻子不是同时娶进门的，而是续娶）。17世纪的苏格兰，空气中弥漫着狂热的宗教气氛，这个十字架如此招摇，或许足以成为反传统者的目标。没人知道最初它上面有没有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形象；如果有，那就更触犯了新教徒的神经。最起码，明显不值得保留这样一件物品，它所蕴含的意义与当时盛行的文化、政治和宗教准则是背道而驰的。

1640年，阿伯丁大会（Aberdeen Assembly，苏格兰教会大会）确定“在金德梅（Kingdome）的部分地区，尤其是萨梅（Same）北部地区中，许多为宗教崇拜设立的偶像崇拜纪念碑仍存于世”，应该“用尽一切办法，将其推倒、拆除并摧毁”。换句话说，17世纪时，这类石碑根本就是在提醒人们一种地区性和当地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宗教归属确定和维持的。阿伯丁大会的成员认为这样的提醒是不能忍受的——当然，也可能是为了纪念贵族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当地的生活方式，但同样令人无法忍受。那种生活方式是游离在公民大会、国家政府及苏格兰教会体系和控制之外的东西，根深蒂固又守旧。然而，在这些石碑制作的年代，这些石头就像广告牌一样，宣告着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王朝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体性，显然也是有挑衅意味的。公元800年前后，波特马霍马克和卡德伯尔希尔顿的纪念碑刚立起不久，一个新的政权沿皮克特海岸兴起。这个政权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令人叹服的航海技术之上，自然对不列颠基督教的束缚、禁令和象征不屑一顾。而且，那些石头所代言的皮克特人身份太过扎眼，挑战它们的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新的政权决心建造具有自身风格的景观，并不参考当地地标，也不会询问建造地标的权贵。或许维京军事领主们力图巩固其势力范围，而在波特马霍马克境内由皮克特人竖立的纪念碑，对他们在北部海域的掌控构成了不可容忍的挑战。也许这就是它们遭受如此重创的原因。

当然，遭受重创的不只是石头。纵然考古记录中留下了对建筑物和物品的破坏，纵然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历史学家们为此悲痛不已，但对于那日在场的僧侣来说，面对火光冲天的修道院，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修道院的墓地中出土了三具男性骸骨，三人临死前都遭受了极端的暴力伤害。其中一具（挖掘报告编号为158号）被剑击中了脸部，皮肉割裂，伤口一直深入到头骨。不知怎的，他活了下来，当天没死。编号为152号的僧侣被重刃武器重击了三次而亡，他没有他的兄弟幸运。卡佛介绍道：“两处伤口均位于头部后侧，所以很可能是从身后被袭击的。鉴于头盖骨有裂缝，可以说，这个人在某个时刻比袭击者要低（比如跪着）。由于较大武器造成的伤害更易产生头部破裂，因此这些断裂可能是遭大型剑之类的武器袭击所致。”

这就是我们自认为了解的维京人——朝着逃跑的僧侣的脑袋砍去，在他跪倒在地的刹那，又把他的头盖骨劈碎。大海喷出的强烈的恐惧令他惊慌而逃，逃跑中他是否跌过跤？又或者，他有没有双膝跪地祈祷，以殉道者的身份面对死亡，口中不住念着帕特·诺斯特（Pater Noster）？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曾有人非常在意他的身故，把他血淋淋的尸身搬离浓烟滚滚的废墟，庄重地葬在修道院的墓地内。凶手断不会这么做。大概他们早已驾船离去，船上满载着银色圣杯和镀金的神圣手稿封皮，而珍贵的牛皮纸内页则被丢弃在继续闷烧的废墟里，或者在下一处海滩上撕下来点火。并不是说维京人不再叨扰不列颠的这个角落了，而是还有别的岛屿和财富等着他们去掠夺。

因奇马诺克岛（Inchmarnock）隶属克莱德群岛，与苏格兰海岸隔海相望，没什么显眼之处，至少现在是这样：就是比特岛（Bute）和琴泰半岛（Kintyre peninsula）之间的一丁点树木茂密的小山坡，如果潮水来得太快，几块田地就会被水淹没。目前，这个小岛归凯尔文勋爵（Lord Smith of Kelvin）私人所有，他在岛上饲养高地牛；除此，再无其他居民。 不过，一千两百年前，因奇马诺克岛可是非常兴旺发达。通过挖掘圣马诺克教堂（St Marnock’s church）的中世纪遗址及其周边，找到了中世纪早期金属制造的证物，而且，最重要的是，找到了圣马诺克教堂曾作为修道院校舍的证据。人们在几十块石板碎片上发现了涂鸦、图案和文字的痕迹，似乎是出自学生之手，在抄写或练习写字和雕刻：小小孤岛上的长段拉丁文字，或许是一段劝谕性故事——分发过来是为了让学生抄写，而十字架石板纪念碑则正表明了在这儿教授的艺术技能最终呈现出的样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群小男孩儿，盘腿坐在硬地面上，强忍着哈欠，而一位年长的僧侣试着耐心讲解，确保半安色尔体（half-uncials）书写高度都一样的重要性。一个小男孩儿落落寡合，没有加入伙伴中间。或许伙伴们正偷偷地把练习石板变成游戏板，但他没有加入， 也不是趁机起身去小解，朝着兄弟后背扔石子。他在那儿默默地做自己的事，左手紧紧抓着一块灰色片岩，肌肉紧绷着用力往下按。他来岛上时间不长，是跟几个年长的僧侣从艾奥那岛来到这儿的；很显然，那儿出事儿了，但其他男孩子并不知情。新来的男孩儿不会说，僧侣们也不会告诉他们。“只要紧盯着大海，”他们说，“看着大海。”

在因奇马诺克岛上发现的石板中，有一块与众不同。 上面描绘了四个人，都是侧面，面向右方，似乎是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坚定地走去。其中三人——只有一人完整（画像的右上部分是残缺的，大概已经遗失，或者还埋在因奇马诺克岛的某个地方，又或者还在断壁残垣之下）——像是战士，穿着铁链衣，腿部交叉的影线可能是用来绑紧宽松的裤腿。四个人围着一艘船，因船桨过多，它看起来像一只讨人厌的、疾步走的无脊椎动物。中间那个人很特别，是构图的主要部分——个头很大，居高临下，大脑袋毛发浓密，散开的长发垂下来。他身子稍向前倾，像是在指挥部署，神情坚定，与身后的那个可怜人形成鲜明对比。可怜人身材矮小，画得不全，他的头只是个轮廓——仅是一堆杂乱的线条；他没有确定的身份：小人物，什么都不是。他存在的目的是他身上的物件赋予他的，实际上是他身上的镣铐，挂在他向前伸出的手臂上。这个人看起来非常可怜，画得如此清晰，手是张开的，手指都画上了，却没有脸。然而，就在这个物件身上，人们找到了解读，它可能是锁，或是手铐；爱尔兰和波罗的海周边曾发现过几个这样的物件。似乎是用链子把它绑到了可怜人身上，而且可能也绑在了好战的中心人物的腰上。从中心人物的肩膀上延展出来的线条似乎也表明，俘虏被拖走之后，就成了奴役——他被拖拽着，好像前方有船只和漫长的东向航行等待着他。

假如这个东西不是手铐，那很可能是一个手提式的圣骨箱。这些房屋形状的小物件在爱尔兰海周边的教会文化中很是常见，里面盛着圣人的遗物，也可能用作放置圣物的容器，以及方便携带的供人们虔诚瞻仰的物体。因此，这些东西往往装饰得非常精美，价值不菲。留存下来的如苏格兰人莫尼马斯克（Monymusk）圣物箱，可就此窥见人们为了制作这类珍宝而投入的工艺和珍贵材料。正因如此，它们对强盗而言极具诱惑力——尤其是不怎么尊重基督教信仰的强盗。斯堪的纳维亚的坟墓和村落中出土了大量的教会金属制品，包括室内神龛，尤其是来自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金属制品。到了这儿，这些金属制品往往另作他用。挪威出土了一个盒子，正属此类，产于8世纪的爱尔兰或苏格兰西部，最终成为丹麦-挪威的皇家藏品，后来成了丹麦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盒内空空荡荡，原本贮存的遗物早已不见，但盒子底部刻了一段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题字，字母与挪威西南部和后来挪威殖民地马恩岛所用的独具特色的如尼字母如出一辙：“此盒系蓝维格（Rannveig）所有。”

吵闹声震耳欲聋。帆布拍打着发出隆隆的响声，就像炮筒迫击着海崖；船上的木头在风浪的撕扯中吱呀呀地尖叫着；头顶上，大风呼啸而作，如同上千个嗓音一同嚎叫，充满了复仇的暴怒，从黑压压的空中无休无止地倾泻而出，漂浮在暴风雨激起的海水箭林里。他努力摆正船帆，堵住船桨的洞口，以护好食物。他觉得他听得到吼叫声——狼即将吞下太阳；他觉得他能感觉到圈状物的鞭打——蛇缠绕着大地。 他抬起右手，紧紧握住挂在他脖子上的锤子。他强迫自己想家，去想明亮的炉火和牛棚里的奶牛。他想到自己的儿子在山坡上玩耍，还有屋门口附近的雕刻品；他想到妻子坐在火边，低着头哭泣。突然，暴风雨停了，大颗大颗的雨珠打在身上虽重，却不再那样肆虐；风耗尽了愤怒，此时由呼啸变成低声叹息。东边，一道阳光打破乌云的壁垒，金灿灿地铺在深色的水面上。苍穹中慢慢显现出一座彩虹桥，把大地和天空连接起来。他笑道：“好兆头。”他弯下腰，打开用作划船凳的箱子，开始翻找里面叮当作响的金属物品。最终，他拿出了一个房屋形状的盒子，很小但很精致，闪着鎏金的光芒。他抬起斗篷的一角，擦掉盖子上一块红褐色的污渍，打开往里一看，嘟哝了几句，然后起身挪到船边，把盒子里的东西倒进了汹涌的海水里，晃动盒子，里面的东西随风而逝。几块碎布片、几块褐色的骨头、一块木片，就这样跌入了瓦灰色的大海中，被黑暗吞没。他把盒子盖上，用他满是疤痕的大手把玩着，金边时不时发出耀眼的光芒。他想到了妻子：坐在炉火边，腿上放着这个盒子，抬起头冲他微笑。

蓝维格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盒子本是她所有，八成是在西部的一次成功袭击中被带回来的，里面的东西被随意地倒掉，转而成为父亲、丈夫或求婚者给某个女性的珍贵礼物。爱尔兰编年史中对824年的记载描述了曾经属于圣坎戈尔（St Comgall）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的命运：“异教徒洗劫了艾美特（Airte）的班格尔（Bangor）；祈祷室被毁，神龛中的坎戈尔遗物被倾倒一空。”

当然，蓝维格很可能是通过别的途径，获得了这样一件物品，然后写上归她所有的字样；维京女人的地位和财产是依附于男人的。 但是很难想象，假如没有要求或是暴力威胁，这样一个物件怎会离开它的主人，而且里面的圣物被倾倒一空，况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物件是男人专属的。

因此，因奇马诺克的石头很有可能描绘了对重要人物及其贵重物品的绑架，神龛和守护者一起被拖进奴役的命运。基于历史背景和字体的风格，可以判断，石头上的这幅画作于800年前后，也就是波特马霍马克修道院毁于大火期间。鉴于我们对那个地方、那些年发生的事件的了解，看起来特别像是这种情形：维京人袭击了艾奥那岛和爱尔兰岛海岸，远至西部，这些事件在画画的人心里留下了意象，促使他把这幅奇怪的图乱刻在石头上。夸张的、巨怪一样的维京人驾驶着可怕的船只，不禁让人想起从战争和苦难中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勾勒出的令人心碎的画面——那些画面是残酷的，维京人、他们的武器和船只，若隐若现，巨大而充满力量，是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的视觉呈现。当然，总会存在不同的解读（正如林迪斯法恩岛上世界末日的墓碑，关于它，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墓碑上的画面是在表达什么），但很容易看出凶残的海上强盗对受害者造成了怎样的惊吓，并由此激发出了怎样新奇的创造力。

由此我们想起或许是维京人瞄准的获利最大、最丰盛的财产——劫掠品。它们在考古记录中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却见证着这群北方来客对当地人的所作所为。10世纪初，阿拉伯旅行家艾哈迈德·伊本·鲁斯塔（Ahmad ibn Rusta）描述了维京人在东欧（罗斯）的活动。他记录了维京人袭击邻邦的景象：“一直乘船航行，直到遇到他们。维京人把他们当作俘虏，然后拉到克拉赞（Kharazān）和布勒加尔（Bulkār）去卖……他们对奴隶很好，给他们穿得很得体，对维京人来说，他们毕竟是用作交易的商品。” 不过，说对奴隶好，也只是相对而言。对妇人和小姑娘来说，可以想象她们的经历会有多么可怕，而且往往会比想象的更糟。另一位阿拉伯作家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Ahmad ibn Fadlan）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他遇到了一群罗斯旅行者，当时从北方出发，沿伏尔加河前往中亚和中东的市场。在对东欧酋长葬礼的详细描述中，伊本·法德兰记录了一个奴隶姑娘——终生归这位死者所有——如何“自愿”死去，为他陪葬。在冗长的仪式后，小姑娘被灌醉，目光呆滞，刀子插入她的身体后，再拿一根绳子将其勒死。断气后，她的尸首与死者以及死者的马和猎狗放在柴堆上一起火葬。

这些记录都来自东方。在东方，维京人的贸易路线与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拜占庭帝国以及使财富流动的丝绸之路相互连通。 但他们带来的货物却是从遥远的地方所获；凡是在海上捕获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绑起来运走。关于抓人的描述比较常见——尤其在爱尔兰编年史中。例如，821年，“异教徒抢劫了伊塔尔（Etar，都柏林霍斯地区），他们从那儿带走了很多女人”。10年后，即831年，“异教徒在艾格奈查（Aignecha）击败了阿尔马（Armagh）居民，很多人成了囚徒”。836年，“异教徒第一次洗劫了南布瑞加（Southern Brega）……他们大肆屠杀，带走了很多俘虏”。

僧侣主要以劳动力来估价，往往被带回斯堪的纳维亚，卖到地主的农场里，和女奴一起干最重最脏的活儿。近来的研究甚至提出，在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存在奴隶“种植园”制度，在这些地方，买来的劳力住得拥挤不堪，还被迫大量生产纺织品，以出口到别国市场。 在那儿，他们被唤作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þrælar（“thrall”，意为“奴役”），现代英语中保留着这个单词，与它的原始意思很接近（例如，“to be in thrall to sth”是“被……抓住”之意）。有一首诗，从唯一留存下来的版本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倒霉的平民百姓的不尊重。这首诗写于13或14世纪，但有可能保留着比之古老的文字和思想。 诗中描述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土地上关于社会阶层的神话起源，还给“奴役”（奴隶，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为þræll）出身的儿童或女奴（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为 þír）列出了带侮辱色彩的称呼，并给他们分配卑微的活计：

奴隶制遍布整个欧洲，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存在，一直沿用到诺曼时期。1086年，英格兰百分之十的人口都不是自由民，而盎格鲁-撒克逊奴隶主直到9世纪后期，都掌握着自家奴隶的生杀大权。 维京时代之前与期间，不列颠和爱尔兰都存在一种现象：王国之间交战，被击败的一方是获胜方的战利品。836年（与维京人在布瑞加抓获俘虏是同一年），芒斯特（Munster）的国王“手拿武器，暴力”袭击了启尔达（Kildare）的祈祷室，修道院院长福林丹（Forindan）和其会众都成了他的俘虏：根据编年史记载，“不假思索”地就把他们带走了。

不同的是，维京人的奴隶贸易与远距离的贸易网络融合在一起，这些贸易网把爱尔兰海和北海与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和地中海连接起来。因此，在不列颠和爱尔兰被抓获的奴隶，想留在家乡方圆几十里之内——人们语言和习俗与自己差不多，能相互理解社会和文化规范，彼此尊重——皆不可能了。就算不直接被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或当地的维京殖民地，他们也要像牲畜一样，被运到遥远的地方，在撒马尔罕或巴格达市场上被卖掉，又或者在伏尔加河岸可怕地死去。经过长途跋涉，如果他们能活下来，终于来到市场上，也会面临被戳刺、推搡的境遇，眼看着自己被估价成银子，小心翼翼地称重——秤杆儿随重量不同而上下晃动着，而秤盘内那些从泥金书和珍宝上扯下来的金银饰品，曾几何时，曾装饰着他们的家园和教堂。 vr3uXmcSu4Cg4XgJfekppMMkTQeqLxevuBU6DdvyQjwtN2ZL7vz9Rn+U87Xy+z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