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故土在北方

在我没长大之前，我猜我眼中的“维京人”应该与我的同辈人所想的差不多。

我奶奶住在萨默塞特的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给一位残疾老先生做全职看护，当他的“老伴”（在幼小的我看来）。我只知道他叫温吉（Venge），我亲爱的温吉。温吉出生于意大利，真名叫波拿文都拉·曼达拉（Bonaventura Mandara），生活曾极其奢华。他待人格外温暖和善，喜欢白兰地、雪茄、打牌和赛马，换句话说，他是个乐天派的好老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经常鼓励我爬到他残疾的腿上，让我读报纸反面的连载漫画。其中只有一幅给我留下了些许印象。

《恐怖的夏甲》（Hägar the Horrible）是美国漫画家狄克·布朗（Dik Browne）创作的连载漫画，那或许是我第一次接触维京人。主人公夏甲满足维京人所有的刻板形象：满脸乱蓬蓬的红胡子、桀骜不驯的角盔、装着起泡麦芽酒的酒壶，以及讨厌洗澡。实际上他保留了“野蛮维京人”的经典形象，与卡通版的穴居人基本没有分别。我看得津津有味。夏甲和他对中世纪大型石头城堡不合时宜的攻击，很快就能与我孩提时期在格拉斯顿堡的游玩经历融为一体。那时我会跑到中世纪修道院的废墟上，在那里横冲直撞，也会紧盯着以亚瑟王为主题的水晶商店的橱窗。

稍大一点，我记得老师教了维京人的知识——那是我在义务教育阶段唯一一次接触这个主题。那时我应该有8岁，还不能理解所学内容的重要性，但时过境迁，当所有都随风而逝后，我却依然记得那节课。一条关键信息牢牢印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维京人从来没有戴过、拥有过——甚至都没有想过——角盔。

对那些缺乏心理准备的人来说，维京人的头盔没有角，这无一例外是个打击。事实就像一把特别的刀子，刀已出鞘，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迎上去。亲眼见到在完全长大的成年人（事实上尤其是成年人）身上，随着童年时期形成的形象意外破灭，精神也跟着日渐萎靡，这真是一番奇异的经历。很抱歉，随着这枚“现实炸弹”的惊天一爆，本书的读者中，或许真的会有一些此时此刻就体验着一种别样的复杂心情，既愤怒又不敢相信。

而对一个以《恐怖的夏甲》为伴的小男孩来说，这个消息着实恐怖。我始终记得它给我带来的失望——如果维京人根本没有角盔，为什么一直骗我说有呢？幸运的是，我幼小心灵的生命力还足够旺盛，能从这次“精神爆炸”中振作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头盔几乎跟角盔一样酷（至少我是努力这样说服自己的），那份打击也就稍稍缓和了。其实，无论何种头盔，都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除了碎片，迄今为止，人们只发现了一顶完好的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头盔。它就是著名的“Gjermundbu”头盔（以它的发现地挪威的“Gjermundbu”命名，一同埋葬的还有它的主人），头盔格外引人注目，有些吓人，半遮面的设计应该是为了保护眼睛和鼻子。它的外形像猫头鹰——冷淡、冷漠、具有掠夺性——戴着“战场保护罩”，至少会有一顶挪威战士的表情是这样的吧。

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别的地方的墓地中也发现过头盔，从它们的外形或构件的强度来说，埋葬的地方应该是维京人的领地——或者，至少与斯堪的纳维亚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其中，大多数发现于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但竟没有一顶与当地居民（非维京人）的物质文化有明显差异。这些是维京人的头盔吗？如果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出生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人曾把其中一顶这样的头盔戴在头上，那么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这些头盔与“Gjermundbu”头盔大相径庭：宽面、圆锥形、明显的东方特色——戴过的人大多都绝对不会是维京人。因此，或许这些头盔只是几个维京人偶尔戴过，根本就不是维京头盔。或许这些头盔根本不是维京头盔，就像他们晚餐吃的伏尔加鲑鱼不是维京鱼一样。当然，这对“Gjermundbu”头盔来说也一样——只是戴过并不意味着戴的那个人就是维京人，而且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不管可能性有多大）它是否由出生并成长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制作，甚至是否戴过也无法确定。大家都知道，在辨别种族方面，物质文化最不可靠。

问题不仅出在语义学（单词“Viking”本身），也出在基本前提上，即“维京人”是一个“民族”，他们的特点能够像“顶级王牌”一样列出，或像角色扮演游戏中的角色分类一样列出。至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维京人”从未存在过。

大多数现代学者都不能确定“维京”一词，也不同意把它作为一个民族的标签。它的原始意义是有争议的。它可以指混迹于海湾周边、不为善事（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vik，意思是“海湾或入海口”）的人，也可能指经常出没在贸易区（源自古英语wics）的人；还有其他可能性。但是，这个词的原始出处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及如果用时）想到的究竟是什么。作为普通名词，“Viking”（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Vikingr和古英语中的Wicing）一词在维京时代用得很少，只用来指代少数人，不是指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赞颂维京国王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诗歌中（人们称其为行吟宫廷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这个词既可以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敌人，也可以用于土生土长的强盗。在给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悼词（约1014年）中，的确找到了该词的一个很少见的英文用法：奴隶们从英格兰的主人那里逃出来，做了“维京人”。 那么，这些维京人是谁，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从未用来指一个民族，多数情况下，这个词里包含着反对的意味，这能够证实一点：“维京人”除了对其他地方的受害者构成威胁外，也令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恐怖。

如尼石碑（维京时代为纪念逝者树立的石碑，上面刻有如尼字母，是古代北欧语的书面形式）上，这个词同样出现了很多次。多数情况下，它以人名的形式出现，维京时代的不列颠同样也出现过这一现象：11世纪，一个叫“Wicing”的人为国王克努特（King Cnut，995～1035）在利德福德（Lydford，今德文郡）铸造硬币。 这表明“Viking”一词不一定是贬义的，而且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一出生就取了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很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形，那时人们都喜欢用硬朗的名字。 该名词的抽象形式在冰岛文学后期的确出现过，意指包括探险、暴力、掠夺和冒险在内的海上活动，在用该词取名的人看来，它是个正常又光荣的词。

从这方面来看，“维京”基本上是某个人做过的某件事，或者是某件事的一部分，而且能够证明维京时代这个词这样用的证据非常有限。瑞典西约特兰（Vastergotland）的一位母亲立的如尼石碑表明，参与“维京”活动（此处指西方，也就是不列颠和爱尔兰）是值得称赞的：“托拉（Tóla）为纪念非常英勇的儿子盖尔（Geirr），特立此碑。他死于西部航线的维京抢劫中。”

然而，当时的人们似乎也有种期待，一个大丈夫（如果不绝对的话，这几乎是所有男性的职业）在某个时刻会安定下来。在他的维京生涯中积累的财富，能支持他做一个农场主或地主、族长，在同辈中拥有良好的名声。他可能在合法集会中承担一些公共职责，用自己的财富资助诗人和手艺人，甚至还可能组织贸易探险。换句话说，他会非常受人敬重。然而，不可避免地，总有些人嗜血成性、被边缘化、焦躁不安、没有责任感、渴望成名、贪婪无比，又或是无家可归，把维京生活方式当作永久的职业——这些局外人本也有可能被归为那些自认维京人之列，正是因为这些人，斯堪的纳维亚吟游诗人对维京人的不满才得以流传开来。“做人”与“做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这有点像人们听说年轻人雄心勃勃想要成为“旅行者”，而不仅仅是“去旅行”时给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

其实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人们不用刻意观察就会发现，维京时代反而几乎没人被称作“维京人”。在整个欧洲及其他地区，维京人被称为丹麦人、黑暗异教徒、暗影外来人、一般外来人、外来爱尔兰人、外邦人、北方人、海盗、异教徒、罗斯人（Rus）、塞西亚人、瓦兰吉亚人（Varangians），但在古英语中，几乎从未出现“维京人”的字样。正如我们所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大多讲述的是“丹麦人”的历史，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住在不列颠的维京人来自北方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证明，不同的维京领袖祖上都是挪威人。不列颠境内纪念瑞典维京人逝者的如尼石碑，甚至维京人骸骨——通过分析逝者牙齿内的氧同位素，能够证明他们生长于爱沙尼亚、白罗斯和北极圈以外的高纬度地区。

当复杂的多元文化融为单一性的“他们”——在不列颠土地上，很多说凯尔特语的地方居住着形形色色的居民，至少自比德生活的年代起，他们就被贴上“外来者”（wealas，源自现代“威尔士语”）的标签，被毫无差别地当成乌合之众来对待，自此，形成了早期英语。同样，“丹麦人”似乎成了一个便利的、兼容的词，用来指那些主要讲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不管他们究竟来自何处。

人们或许会满怀期待，认为现代历史学家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发明了精妙的方法，以解决身份和文化归属等复杂问题。然而，直到相对近期，人们才普遍认为过去的“民族”可以确定为基本不变的种族群，其文化特质稳定、可传承，并能通过语言、行为、头骨大小和物质文化来辨别。这一“文化-历史范式”，伴随着攻击性不同的各类种族主义，同时由两大驱动力驱动着：一是被人滥用的达尔文的进化逻辑，二是德国文字学革命（证明印欧语言和语言学发展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很快，社会、文化和种族的发展被看成像元音突变一样具有可预见性，像进化一样不可阻挡。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些观点才开始变化，主流学术界开始批判性地思考过去的种族划分。

在英语语系的学术研究中，这一转变与大英帝国的衰退和在全球范围内力量的消减同时发生，绝非偶然。这种文化-历史模式与种族划分体系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学术界和政府人员用它来强化大英帝国那带有歧视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让英国白人处于他们造就的世界秩序的至高点。含意很明显，不列颠的“伟大”蕴含在基因里。因为，假如文化特质——像 DNA 一样——代代相传，那么这种伟大的种子也必定蕴藏在伟大先祖的血液里。当然，他们也发现伟大俯拾皆是：在罗马人身上，罗马文明预示了罗马帝国的诞生；在盎格鲁 ¬撒克逊人身上，他们的日耳曼血统（在他们自己看来）把法律、自由和独具“英国”特色的基督教带到了不列颠；并且，他们也逐渐发现了维京人的伟大。

正如19世纪儿童作家R. M.巴兰坦（R. M. Ballantyne）于1869年写下的文字：“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风俗中的真与善，英国宪法中的男子气概与朝气蓬勃，我们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很多都源自古老粗野的挪威海盗身上所蕴藏的果敢、进取的精神精髓和正义感！”对大英帝国的统治者而言，这段话振奋人心。

从实质上说，大英帝国源于海上霸权。从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到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伟大的英雄和先觉者都曾是水手。甚至19世纪的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也被人们奉为英格兰海军的鼻祖（不过证据少得可怜）。 而维京人作为航海民族，似乎代表并预示了英国人所有伟大的事迹和成就：商业和冒险精神、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陆地和海上自我毁灭式的勇气、发现并定居在异国新大陆、面对野蛮土著时挥刀相向——甚至对天主教的欧洲开心掠夺，对于这种兴致勃勃，德雷克若是看到必会引以为傲。这些品质在英国人中重生，不仅领袖如此表率，而且还存在于维京人的血液中——这种想法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的学术气氛中是极为令人兴奋的。关于起源的神话，并不依存于地中海的传说，也不依存于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典教育的主题范式。在家乡海水的寒冷盐雾中，古老的北方是真实的、可以感知到的。

就这样，借着半懂半不懂的冰岛传奇故事、瓦格纳风格的旧衣物、关于野蛮人优点的传统思想和一剂浪漫的民族主义良药，维京人的经典形象浮现眼前：金黄色的头发、裸露的上身、健壮勇敢、代表北方欧洲灵魂的高贵的野蛮人。顺带说一句，这也是角盔得以炼就的“熔炉”，正是图书插图传播和普及了有关角盔的想象。1912年托马斯·希思·罗宾逊（Thomas Heath Robinson）出版的插画书——重述了弗里肖夫（Frithiof）的传奇故事，造成了这种想象，而亚瑟·拉克姆（Arthur Rackham）的绘画作品配着瓦格纳（Wagner）《指环》（Ring）的翻译剧本也没起什么好作用。即使《指环》并不是“关于”维京人的，但是武神、神灵、矮人和许多北欧神话中才会出现的大量物品赋予了它有关维京人的故事氛围。最重要的是，直到19世纪后期，人们才普遍用“维京人”这个词来指代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年代。

鉴于对大英帝国问题的现代态度，很难不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巴兰坦等人的热情。19世纪的人们拿自己与他们的维京先祖得出的令人满意的比较，现在却带有一种冷冰冰的嘲讽。在都柏林和其他地方，沿着贸易路线抵达中亚的奴隶市场，一路走来，分布着重要的维京商业中心，这些地方已经出土了镣铐和项圈。它们与亚洲奴隶贸易——支撑着不列颠的庞大帝国财富——中使用的东西，无论在功能还是技术上都非常一致。英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周期性地对其他地区的艺术和文化流露出的贪婪、野蛮和无情的漠视，恰恰在维京人对银子、奴隶和贡品的强取豪夺中早有预示。过去人们视为“男子汉气概”的品质，今天看来很可能带有精神病的倾向——包括11世纪的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Harald Hard-ruler）、19～20世纪的英国将军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等所彰显的气概。而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大英帝国的解体，对北方泪眼蒙眬的民族主义歌颂愈加荒谬，与刚遭到羞辱的北欧国家对比，越来越让人讨厌。

游行者采用了军事训练的实践方式，靴子擦得闪闪发亮，黄铜纽扣也金光熠熠。游行队伍的前方是国家战队（Rikshird），衣装为海军蓝色，随后是女军（Kvinnehird）和各个青年团体，擎着“民族团结青年阵线”的大旗聚集在一起。随处可见闪亮的眼神和挥舞的旗帜、红色田野中的金色十字架、鹰和剑。他们像一支军队一样，从白色的普通小教堂出发，朝着古冢走去。草地上，驼背似的土堆连绵起伏，就像在奥斯陆峡湾浅水区玩耍的海怪一样，闪闪发光的海水向东绵延而去。

指挥台上站着一个胖家伙，一头沙色的头发，眼睛略微肿胀。他开始讲话了，面前的男女青年聚在他身前，都欣喜若狂地抬头望着他，眼神里流露出金色黎明即将到来的光彩。

讲话的这个人是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于1942年至1945年间任纳粹德国密切监控下的挪威傀儡政权的领导人，也是挪威法西斯运动“民族团结党”（Nasjonal Samling）的主席。1935～1944年，“民族团结运动”在五旬节期间于西福尔（Vestfold，邻近奥斯陆）的博勒（Borre）国家公园召开会议。 公园是为40个留存下来的墓穴所设的墓园，其中最大的高23英尺 ，直径达150英尺。1852年，为开采砂石，其中一个墓穴被挪威公共道路管理局拆除。在拆除过程中，人们发现了维京时代精心制作的船葬遗骸。虽然挖掘工作非常粗糙，船上的大部分遗物也都丢失了，但发现的随葬珍宝却令人震惊。镀金铜制马缰配件，其编结工艺和动物形状的装饰，为新的维京艺术形式赋予了定义：“博勒”风格。 这些是能让挪威人想象维京时代之辉煌的首批文物，历史学家们急切地把博勒遗址作为民族起源的象征——1905年前后，挪威终于结束了与丹麦和瑞典长达500多年的政治和王朝联盟，正式成为独立的挪威王国，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标志。1915年，安东·威廉·布勒格（Anton Wilhelm Brøgger）教授的话轰动一时，他宣称这个船葬是“黑人”哈夫丹（Halfdan）之墓，即“金发王”哈拉尔（Harald Finehair，约850～932年）的父亲，“金发王”哈拉尔是挪威统一后的首位国王。该船葬为中世纪传统，人们认为博勒墓地是传奇伊林格王朝的墓园，就是自伊林格王朝起，哈夫丹和哈拉尔最终崛起。

近几十年来，这些由传说和虚构的传统精心烹制的“蜜饯”，在考证中已经瓦解。但是，在20世纪初挪威独立后的政治气候中，这类影响力很大的民族神话并未受到挑战。1932年，随着布勒格登上舞台，不知疲倦地摇旗呐喊，博勒成为挪威首个国家公园——一个“神圣的”地方，按照他的理解，位于挪威独立国家诞生的地方。

这些都是吉斯林及其同道中人急于拥抱的神话。“民族团结”运动为宣传而抢占的维京遗址，博勒并非唯一一处，他们也在具有标志性的战场遗址史狄克斯达德（Stiklestad）和哈伏斯峡湾（Hafrsfjord）集会，吉斯林告诉他的听众（其实不然），“诸位挪威国王曾登上苏格兰的王位，而且在近乎长达400年的历史中，挪威国王一直统治着爱尔兰”；他还指出（其实是言过其实），“国王罗洛（Ganger Rolf）生于挪威（其实不是），建立了诺曼底王国（并没有），王国非常强大并征服了英格兰（150年后）”。宣扬维京人的原始形象——侵略、扩张主义、男子气概——成为纳粹及其法西斯盟友强有力的招募法宝。大量宣传图片[大部分由挪威艺术家哈拉尔·戴姆斯莱斯（Harald Damsleth）所创作]中的人物都具有北欧人特有的长下巴，驾驶着龙首长船，船身上刻着复杂又深奥的如尼文字和神话典故。这些东西在维京时代和国家社会事业之间，培育出一种虚假的延续感。这些符号蕴含的深层根源和由来已久的合法性，赋予种族国家主义的超现代意识形态一种庄严感，使其超越了其固有的新奇和荒谬。

而这一特性，不列颠境内的法西斯运动从未能成功摆脱过：P. 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对英国政客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和其英国法西斯联盟——也叫“黑衣党”[罗德里克·斯波德（Roderick Spode）的“黑衣党”]——的绝妙讽刺，证明英国人嘲笑任何事的能力，对法西斯一本正经的浮夸煽动行为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障碍。 英国法西斯的最终失败或许也证明了一个事实：至20世纪中叶，中世纪（包括维京时代）的过往——整个欧洲都被民族主义运动无情地吞噬着——已经在形式上融入了不列颠的民族文化，很难再屈服于极权主义的形式。然而，纳粹借鉴维京人的形象，用以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其成功性可以通过其对欧洲北部传统的长期和广泛影响来衡量。托尔金对“那个面色红润的无知小个子”阿道夫·希特勒深恶痛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清了他造成的破坏。“毁灭、颠倒、滥用并让那北方精神永远被诅咒，这种精神对欧洲做出过至高无上的贡献。我热爱它，也曾试图呈现其真相”。

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对“日耳曼人”的过去，因过于热情，会引起人们对讨人厌的政治活动的怀疑（这通常是合理的）：这个主题为种族主义宣传其形象提供了丰饶的资源。这种玷污是第三帝国最安静、最顽强和最具讽刺意味的后遗症之一。

这类关于维京人和维京世界的“神经兮兮”，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内对维京时代的重新审视。以英国考古学家彼得·索耶（Peter Sawyer）为首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试图淡化维京人的血腥暴力和武士伦理，转而强调维京人在艺术、技术和商业上的成就。 毫无疑问，这类修正是必要的，它重新调整了维京人的形象，消除了自中世纪以来无人质疑的过多的神话故事和谎言。然而，新的叙事并没有将维京人从民族主义的囚禁中解放出来，而是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调色板，宗教复兴运动者和民族主义者可以拿来修饰之前相对二维的形象。维京人的祖先是无出其右的开拓者、手艺人、诗人、工程师和政治家——一直且将继续是战士和征服者。当然，至少在某些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某些个人是这样的。但是，揭开维京时代神秘面纱的渴望也随即带来了新的神话：维京人——连同他们讲的故事和持家方式、实用主义、游戏和补鞋匠——基本上与我们一样，但更健康、更强大、目标更清晰，没有被现代化腐蚀。凝视着维京世界，有些人发现了一面镜子，照出他们渴望自己和现代世界成为的样子：简单、纯粹、纯净……

但，正如我们所见，维京人是陌生的。他们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很陌生，对我们来说应该也很陌生。在他们的世界中，奴隶被强暴、谋杀，与死去主人的腐烂尸首一同焚烧：它并非一个美好新世界的模板，至少我不会选择。因此，对现在的我们和其同时代的人来说，“维京人”代表着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他们或许奇怪、年代久远，甚至吓人，但在说英语的民族认为自己是谁、想成为谁的叙述中，永远少不了他们。这个问题复杂又持久，从8世纪到今天，维京人及其家园的呈现重点的改变，照亮了维京时代的真相，也阐释了现代精神领域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有关“维京人”的所有概念都需要谨慎对待。由于该词只能在现代意义（以及本书）中使用，因此为方便起见，主要用作术语。我用它来指一个时期，那个时期拥有最为典型的航海勇士，以及把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孕育新的身份认同的文化联系、思想和艺术风格（主要源于但不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就像所有人类生活的现实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该词所指代的意义是混乱的、可争论的、不精确的，无法给出确切的定义。那种混乱是如何商定的，是本书讨论的部分内容。而且，思考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刻板印象的危害会很致命。 2Q3kwjssPs6bI8Rc5mQZwSKyq0K9ZkT8j1I6ktV8pmAEJiEzLk19J01b+cI/Nf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