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心之黑暗处

沿着河边走，你会遇见一个乡下人，赶着几头猪穿过泥泞的浅滩，去往林间的牧场。猪身上长满了毛，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迫不及待地在树根（wyrttruma）间拱来拱去，找橡子和毛栗吃；猪身上的汗和着猪粪，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肚皮上的毛又脏又硬，不断有干泥块从上面掉下来。这里又潮又湿。离开浅滩，往北走，水渗进了鞋子（缝制的皮鞋几乎不防水）。走在溪边的泥路上，或许你会跌一跤，又或者脚指头踢到了石块——本来已经冻得麻木的双脚隐隐作痛起来；好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没有蚊虫肆虐。前面有一口泉，溪水从这儿汩汩而出，泉边有块平滑的石头，上面布满了苔藓，你停下脚步，将一颗明亮的玻璃珠放在石头上。从僧侣那儿，你听过一个故事，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塞奥瓦恩的朝圣者走到这儿，用他的梣木手杖敲了敲石头，就有一股凉水喷涌而出，解了他的口渴：他们说这是个奇迹。但村里的一位老人告诉你，这是胡说八道：在他爷爷小时候，这里的人们还都迷信古老的神，献祭时把脑袋插到梣木杆儿上，尸骨投进水里；现在他们的尸首还如鬼魅一样出没在沼泽地边缘：“太阳一落山，你就会听到嘀嗒……嘀嗒……嘀嗒……”

或许，最好该留下点儿礼物。

走到灌木树篱就算是解脱了：这里远离溪水，稍有些坡度，土壤也更加硬实。走在宽阔的野黑莓灌木和黑刺李灌木丛边，你会听到鸟儿在窸窸窣窣地觅食：兴许是一只乌鸫（ōsle），或是一只鸟雀（f inc）。一道棕色——兴许是一只老鼠（mūs），或是一只鼩鼱（screāwa）——窜过小路，消失在树下的灌木丛中，发出窸窣的声响：所有小动物都在搜寻秋末所剩无几的浆果。 时值11月（Blōt¬mōnaþ，“献祭之月”），空气中，潮湿的泥土气息与烂苹果散发出的酸酸的味道弥漫在一起。你快速穿过了卢特坑，这里一半是砂石场，一半是坟墓（crundel）：你已经听过有关这个地方的故事，但此时你宁可不要细想，除非已经走出了这片黑黢黢的树林。你也知道这种想法太幼稚了——毕竟这是一片有人管理的林地——但看到大路的时候，你还是很开心。

世世代代的居民和牲畜已把这片土地踩得很硬实，从这儿起，溜达起来就轻松多了。走路可得当心，你要留意，路上会有积满雨水的小坑。牲畜的硬蹄子踩出来的坑洼，还有牛车压出来的车辙，把小路搅和成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之路——你迈开大步跳着走，努力贴着路中间的绿草带。终于到了，你仰头一看，不自觉地吓了一跳：夕阳残照，掩映着古冢，深色的轮廓若隐若现。气氛变得浓重起来。此处是权力之地，无人不知……即便是僧侣，不过他们假装这一切都是迷信：你曾听他们说起过异教徒的愚蠢行为，虽然不是当着地方治安官的面——他会告诉每一个听命于他的人，他的祖先就埋在古冢之下，一直沉睡着，直到有一天他的子民在战场上向他请求支援。此刻你觉得，僧侣所言非虚：逝去久远的圣人会回来解救生者……穿过桤木树林，再途经河谷，来到河边，天色开始暗下来，一路上你陷入了沉思。

站在河岸上，你会看见一只天鹅，如白色的幽灵一般滑行而过，脖颈的曲线从胸部逐渐扬起，就像船头从龙骨处抬起，推开平静的水面，宁静而优雅。

上面翻译的古英语片段选自人们通称的“边界条款”（boundary clause），即描写一小块土地边界的句子。这几句描述了萨默塞特北斯托克（North Stoke）的一个地方。这些句子被加入到西撒克逊国王基内伍尔夫（下一任国王是贝奥赫特里克）批准土地所有权的法令中。像很多类似小句一样，它的语言形式是英语，即通用语，然后被插进拉丁语起草的文件中，而拉丁语则是教会管理层的官话。其含意非常明显：虽然拉丁语适合用作证人名单等法律用语，也适用于为防止违反法令条款而设的严苛的宗教禁令，但描述土地的用语则直接来自生活经验——从有助于识记地形的约定语到口头描述，都涵盖在内。

“边界条款”限定的地方为当地人熟知，包括一大片土地，既有牲畜、植物，也有绵延的丘壑。某些情况下，现代教区所辖方圆内，依然沿用这些边界的划定，而“边界的跳动”——一种公共识记仪式，仪式中参与者不仅要走量边界，还要用身体碰撞路标——在有些地方一直沿用至今。不过，除了让我们简单了解当地的行政区划，这些文字还有别的作用。它让我们知道，要理解这个世界，不是带着看地图的虚假客观角度从上往下看，而是作为行动者和参与者身临其中。路边出现名字和历史遗迹：塞奥瓦恩是谁，再也没人知道，他之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溪意味着什么，也再无从知晓；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幽暗的梦境里，到底是什么从卢特坑或埃拉古冢里爬出，又是什么样的暗影行者（scea dugangan）从中闪现，无人说得出。但毋庸置疑，俯瞰整个英格兰，在乡下百姓讲述的有关他们周围世界的故事中，这样的地方是标点符号式的存在：不止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如“边界条款”所述，从一个地方出发，再回到原点）那么简单，更是过往生活织就的画面，其中既有文字纵横交织，还有人类活动及其与周围世界的相互影响。

在现代语境中，地理知识的呈现形式相对静止。我们想到的是从太空中看到的广袤土地和海洋、高山的轮廓、湖泊反射的光线，以及曲折的挪威海岸线——在《银河系漫游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因其“可爱的蜿蜒海岸线”而被斯拉提巴法斯特（Slartibartfast）记起。 我们还想到了整整齐齐的政治边界、用粉红色和浅蓝色勾画出的国家，又或想到了地图上纵横交错、清晰明了的公路和铁路。本质上说，这类知识都是制图式的，是我们通过抽象的二维图像记住的。不论有没有发挥想象，是手绘的还是从太空中拍摄的，地图都是我们理解与真实世界关系的主要工具。然而，从各个方面来说，地图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具误导性的是，它逐渐给人类渗透了一种全知全能的观念：我们感觉地图让我们成了神。稍微用指甲刮一刮，就能发现在制图师柔和的调色板之下掩藏的“血迹”。宗教、语言与政治长久以来的裂痕被掩盖；古老的路径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距离沦为跨越空间的直线，几个大洲也因第三维度的缺失而怪诞地扭曲。感觉功能已变得麻木：地图里的世界仅仅是给眼睛看的世界。我们本能地体会到这种感觉缺失，懊恼沮丧中，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促使我们的指尖在地图和地球仪的平滑表面上拂过，下意识地去寻找遗失的大地的质感。

比杜希德的同时代人生活的地理环境是个人化的、地区性的、传奇般的，对他们来说，地图中的世界该是多么了无生气，多么没血没肉啊。对中世纪早期的不列颠人来说，地理知识绝不是一系列的路线和路标，而是一系列探测时间、神话与身份的符号和象征——穿过古老的大地就像在时间隧道中往回穿梭，而古老的神话则把人带到遥远的国度。

当时的人并非对地图一无所知，但其流通仅限于少数学者，所要完成的目标与现代地图亦有着天壤之别。T-O地图 就是一种常见形式，它是一种示意图或表意符号，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不相等的部分：亚洲（圆圈上半部分）、非洲（圆圈右下角）和欧洲（圆圈左下角）。耶路撒冷坐落在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图是一种手段，把思想集中在世界的整体性、对称性和统一性之上。通过把字母T和O叠加在其中，也把两个单词“terra”（世界的球体）、“orbis”（地球）的首字母融入设计中。毋庸讳言，它对迷失方向的旅行客来说用处很有限。像“边界条款”一样，早期地图及其起源的认知基本上是就划界而言的——搜集已知的信息凑成平面图（通常为圆形），形成一个“内部”和一个“外部”。在古希腊和罗马世界中，这象征着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在基督教时代，“内部”意味着即便不完全属于基督教世界，也是其潜在范围内的地域总称。

在这个概念中，边界之外的东西比单纯的“未知土地”可怕得多。

人们到底对外面的世界有多恐惧，古英语诗歌及其反映的宇宙观可以证明：比如古英语诗歌中对《创世纪》的复述，把地球描绘成一个金色的大厅，但大厅的四周却是一片黑暗之海。其他诗歌中，这种画面感更强烈：《流浪者》和《航海者》（The Seafarer）中冷冷的大海，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反映出一种凄凉之相。《贝奥武甫》把这份恐惧描写得淋漓尽致：

《贝奥武甫》第一部分讲述了英雄贝奥武甫从家乡耶阿特出发，来到丹麦，听说了妖怪格伦德尔的故事。多年来，格伦德尔一直威胁着丹麦国王赫罗斯加的宫殿——鹿厅（Heorot）。贝奥武甫打败了妖怪，砍下了他的臂膀，而妖怪落荒而逃，死在了沼泽里的老窝中。不过，这首诗第一部分的真正力量和张力都紧随妖怪而来。格伦德尔游荡在边界地带，生活在暗影之中，是嫉妒的化身。他属于世界的“外部”——fifelcynnes eard，意即“妖魔鬼怪之地”——令人闻风丧胆。诗人追随他“爬上云遮雾绕的山坡”，在黑暗中匍匐，带着尘雾，用贪婪的双手推开宫殿的大门。

从字面上看，“Heorot”的意思是“雄鹿”，但这个单词也与古英语中的“heorte”同源，后者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都是“心”的意思。而且在《贝奥武甫》中，这座宫殿的确是人类文化跳动的脉搏，象征着温暖和阳光、安全和保障、族群和盟约，它是堡垒、酒馆和家融为一体的地方。对这种安全性和神圣性的侵犯，赋予了诗歌一种心理上的边界，在几个世纪里，界线都很明朗——格伦德尔是家乡的入侵者，是羊圈里的狼，撞击着社会深处的命脉。

实际上，在《贝奥武甫》中，诗人如同描述狼之凶残一般细述了格伦德尔和他的同类，而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其他作恶者有着明显区别。单词“wearg”（源自托尔金笔下的“warg”）有两重含义，即“狼”和“罪恶”，而单词“wulvesheofod”（意为“狼的脑袋”）作为标签语，到11世纪时，通常被用来定义亡命徒的身份。在有关991年马尔登战役（battle of Maldon）的诗歌体文字中，维京人是以“屠夫狼”（waelwulfas）的字眼出现的。这些族群——妖怪、歹徒、亡命徒、维京人——对以鹿厅为代表的有序世界构成了威胁：他们是边界之外的狼、屠杀者，也是掠夺、盗窃财产、牲畜、孩童之人。无怪乎在恶行降临、恐怖突然成真的世界中，国王因尼颁布的法律对外来者如此无情了。

在所有可能滋生恐怖的方位中，其中一个方位达到了恐怖的至高点。这不仅是因为大海从那个方向不断地吞吐出一船又一船的劫匪来劫掠儿童、烧毁宫殿，也不是因为人们观察到那片地区总有最恶劣的天气肆虐，而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早已心知肚明，那儿就是魔鬼称王的地方。

那儿就是中世纪世界黑暗的中心：北方。

边界之内是熟悉的道路和家园，宫殿里歌声朗朗，炉火温暖，琴声绕梁。边界之外就只有黑暗，只有寒冷，只有刺骨的北风呼啸在荒凉的山坡。前方是崎岖的道路，稀疏蜿蜒的小路下面，亡魂从沼泽中投射出黑黝黝的充满怨恨的眼神。雾气逼近，传来了狼的嚎叫……雾气下方，一道光跳动着——幽灵般的、缥缈的、怪异的：原来是一潭黑水的反光，一团巫火在它的表面燃烧着。水的那边，阴森森的森林耸然出现，在阴郁的峭壁上怒目而视。树枝上结满了雾凇和白霜，在严寒的空气中如上翘的瘦骨嶙峋的手指；树根似蛇一般，盘旋在湿乎乎的河岸上，伸向腐烂又污浊的山中小湖。散发着恶臭的水中，叫不出名字的生物蠕动着、爬行着。妖怪就住在这儿——此外，还有“狼坡、风声呼啸的海岬、危险的沼泽区”。 再往深处走，就要挑战心灵和理智了：自然法则到了这儿都混乱颠倒了——燃烧的黑水冲向天空，冰滴和火焰交织在一起。天空落下致命的冰雹，从滚滚的乌云中冲将下来，在黑色的雾气中间，翅膀在黑暗中扇动，就像坚韧的飞蛾云团一样，搜寻着猎物，勇敢地冲入暴风雨肆虐的天空。再往北，继续往深处去，就是深渊本身了：时而在浪花之下看到一个脏臭的洞穴，蛇和其他肮脏的蠕动之物在这里出没；时而在烟雾缭绕中现出一座阴沉的堡垒，“恶魔在黑暗的洞穴和阴郁的深渊里来回乱窜”。

除了T-O地图，能追溯到8世纪或更早期的地图就很少了，而且北方世界在这些地图上几乎是不存在的。维京时代初期，博学多识的不列颠僧侣掌握的经典学识似乎表明，不列颠本身就坐落在大地的末端：至于再往北的土地，古典学问和基督教知识很是模糊，甚至无法确定不列颠的僧侣对这些知识又能了解多少。或许他们拿到的是一幅画得模糊的岛屿图，这座岛是诸多岛中的一座，漂浮在萧条的大海之上：那里是怪物的居住之所——“图勒岛” 和“希柏里尔人之地”（land of the Hyperboreans，希柏里尔人是指“北风以北”的居民），那里的人长着兽身，有的长着狗头。 在这一点上，它和地球上其他的未知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北方作为邪恶领地的主题，还体现在中世纪英格兰文学作品中。这个主题在圣经故事中很容易找到，在其他记述中也有生动怪异的描写。

8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费利克斯（Felix）的僧侣在林肯郡的克罗兰修道院（monastery of Crowland）中，写下了圣古斯拉克（St Guthlac）的故事，文中他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一个恶魔般的部落对不幸隐士的虐待过程。他们从肉体和精神上残酷折磨他：

在北方传统中，以恶魔般的北方为主题的圣经故事不断出现，不止这一个。还有圣保罗的故事，讲述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晚期，故事中说：“圣保罗正看着世界的北方，那里所有的水都顺流而下，他发现水的上方有一块很特别的灰色石头，石头的北边是寒气逼人的树林，弥漫着黑雾，石头下面是水怪和狼的居住之地；他看见在崖壁上的寒冷树林中，倒挂着很多黑色的灵魂，被缚住了双手，还有他们的仇家伪装成水怪，像贪婪的狼一样紧紧抓着他们，水是黑的……”

鬼怪肆虐的北方，以及《贝奥武甫》作者笔下格伦德尔和其母的老窝，诸如这些描述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这些关于北方的心理是深植在人们心中的。两篇文字势必有所关联。

在不列颠岛上，虽然凯尔特语地区没有留下类似的故事，但《圣布伦丹在爱尔兰的生活》（the Irish life of St Brendan）——写于7世纪——描写了沸腾的北方大海、火焰岛和痛苦的咆哮，并说它是“地狱边界”。 即便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居民也知道，“向下、朝北，是通向地狱之路”（niðr ok norðr liggr Helvegr）。 单词“Hell”——地狱，这个单词本身没有拉丁语-基督教的词源。它的年代要更久远，多多少少反映出萦绕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同时代人心中共同的黑暗梦境：中世纪早期，人们心中的北方是噩梦般的存在。

在这个北方世界生活的人类，如果当时就为人所知，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因其拒绝基督教的教条和价值观，以及其血腥杀戮和怪异的仪式。那么，人们自然就会把他们想象成——借用历史学家埃里克·克里斯蒂安森（Eric Christiansen）那句令人难忘的话——“魔鬼外交政策的机器代理人”，他们是人们无法接受的魔鬼世界中的血肉化身。

北方人再次出现在文字记录中时，全都带着可怕的威势与暴怒，没有“辜负”受害者对他们狂热的想象。793年，北方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被编年史家用画面感极强的语言记录了下来：

欧洲北部的所有宗教中心，几乎没有哪一处的文化影响力能比得上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岛。小岛与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海岸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潮汐堤道，它就像脐带一样将两者连在一起，这样的环境掩盖了自7世纪初建院以来修道院日益积累的财富和地位。以上描述，很多都源自该修道院最有名的主教卡斯伯特（Cuthbert，约634～687年）的故事。卡斯伯特是来自梅尔罗斯（Melrose）的僧侣，后来任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的院长，685年3月，被提升为主教。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卡斯伯特以隐士的身份，从林迪斯法恩自我放逐到内法恩岛（Inner Farne）。内法恩岛上到处是灰色花岗岩，一片荒芜景象，在海上若隐若现。 那种生活饱含艰辛、孤独和克己忘我，其模式是沙漠教父圣安东尼的忏悔态度。卡斯伯特虽升为主教，却丝毫没有改变性情，687年，他又回到隐居地，决心独自一人度过余生。

在内法恩岛上，他像圣安东尼一样，在荒野中遇到了恶魔。有关打斗的描写很简短——他佩戴着“救赎的头盔、手持信念之盾和精神之剑”，与恶魔战斗。被征服的恶魔是何样，读者只能自己想象。 也许可以把他们想象成费利克斯笔下那群出现在圣古斯拉克生活中的恶魔：

效果是累积的。一开始有些荒谬——甚至搞笑（凌乱的毛耳朵？宽宽的额头？）——但越来越怪异，越来越恐怖，一个又一个怪形象层层叠加，直到沦为一团扭曲的、反常的邪恶模样。假如中世纪早期的人们梦到荒野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那么他们的梦的确是噩梦。

无论卡斯伯特在内法恩岛上看到了什么，又或没看到什么，他克服了些许荒凉，在自我流放中过完了短暂的余生：吃饭、睡觉、斋戒、祷告。勾勒他的形象很容易，就像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那幅著名作品中的人物，伤感地凝视着那片拥抱着他的冰冷的、灰蒙蒙的大海：在人生最后一个哨站，面对无情的海湾和必死的命运，疲惫地抗争着。

卡斯伯特去世后，人们用船将他的遗体运回了林迪斯法恩。大批民众前来迎候，唱起圣歌，之后又将他运到了圣彼得教堂，放入石棺，埋葬在圣坛旁边。据说发生了奇迹：人们把他推崇为圣人，他的墓地成了朝圣之地，11年后，人们认为他的安息之处不够好，就把他挖出来，移到更令人尊崇的圣地，然而他的肉身并没有腐坏，依然像他过世那天一样完好。这个故事证实了他的神圣，他的传奇故事被广为传诵。修道院的规模和财富日渐扩大，缮写室创造出泥金本的福音书——如《林迪斯法恩福音书》——都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宝藏。

我们或许有理由设想，对于后世僧侣来说，修道生活比起卡斯伯特及其先辈们认同的样子，已变得过于舒服了。到林迪斯法恩遭遇袭击时，当时的人——如我们所见——已经开始议论纷纷，而且卡斯伯特死后的一个世纪中，好像标准真的有所下降；或者，换句话说，僧侣们面临着先辈未曾受到的诱惑。即便如此，这片寒冷的海洋，依然紧随他们的步伐拍打着海岸，而内法恩岛的恶魔故事还是会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起。对于生活在世界边缘的僧侣来说，这片海一直无处不在——茫茫一片，横无际涯，神秘莫测，一直延伸到永恒。空荡，却鲜活。

当维京人到来时，在僧侣的眼中，他们一定是从长达一个世纪的沉睡中终于醒来的令人恐惧的东西。他们睡意蒙眬的双眼到底看到了什么恐怖的景象，冲上了月光下的海岸？体型庞大的黑色海怪般的船头到底射出了怎样邪恶的目光，在光影交错的水边若隐若现？他们是否看到了暗影里的魔鬼——在燃烧的火把的照映下闪着红光？他们是否“长相凶残”，“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是否“胡子肮脏”“眼神凶神恶煞”“嘴巴又臭又脏”，并且“嗓音刺耳”？

火光的映照下，血红色的眼睛瞪视着前方，船首的龙头轮廓鲜明，冷冷地看着即将拉开序幕的混乱。如船桨击打水面一般，斧头举起又落下，劈砍着树木和血肉之躯；鲜血飞溅，浸染着毛毯和圣坛的台布，在火光中现出深红色。色彩鲜艳的福音书碎片在燃烧的灰烬中飘动着，就像蝴蝶和萤火虫在热风中翩翩起舞。冷冷的海风抽打着水面，裹挟着金属和血液的浓烈气味，死尸和燃烧的恶臭随风飘入内陆深处。

793年的林迪斯法恩袭击事件，成为不列颠居民与北海对面的邻居产生交集的标志性事件。著名的基督教研习中心突然遭到海上袭击，这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冲击。英格兰传教士阿尔昆（Alcuin）当时正在海峡对面的查理曼大帝的宫廷，他就这次史无前例的悲剧事件，给身处英格兰的教友写了一系列信件。在他看来，来自北方的恐怖袭击应该能被预见，特别是“我们看到令人惶恐的血雨降落在约克镇的圣彼得教堂的北侧”，“尽管天空平静安详”。因此，大家也不应奇怪，他还说：“来自北方的血的报复会降临到我们的国土，可以看出这次袭击就是开始。”

袭击所到之处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在那些幸存下来的物品中可以窥见，这些物品令人心绪不宁。例如，一块石刻——底部碎裂，顶部浑圆——被发现于林迪斯法恩，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被提及。它是岛上发现的五十多块墓石——其中很多都有盎格鲁-撒克逊语的雕刻，还镌刻着名字——中的一块。但是，这一块很特别。它的其中一面刻了一个人，他用手指着太阳和月亮，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空中，分布在十字架两侧。这个图像提醒人们“末日审判”的到来，黑夜终将来临。

另一面画了七个人，他们都面向前方，胳膊抬起。五个人把武器擎在高空——三柄剑和两把斧头，而且他们的穿着并不常见。从整体上看，这块石头似乎是世界末日的象征。正如我们所料，教会的解说人员发现，人们很容易将维京人想象成神圣审判的手段。这块石碑可能刻于9世纪晚期，人们无法知道这些武装人员是否有意被刻画成维京人而不是其他武装团体的样子，但有一种感觉很难消除，那就是林迪斯法恩的创伤给人们留下了心理伤痕，困扰着几代僧侣的内心，不断影响着对末日审判的预测。

林迪斯法恩是这类袭击中被记录下来的第一例，却绝不是最后一例。9世纪初的几年，海上入侵者在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袭击并掠夺防卫松懈的修道院和居民点，对于遭受袭击的人来说，定是可怕的经历，因遭异教徒袭击而引发的原始恐惧使得一切愈发恐怖。

人们经常把阿尔昆的话从上下文中摘录出来，作为维京时代诸多文章的开头：“异教徒已经亵渎了至圣所，”他写给林迪斯法恩主教希格伯德（Higbald）的信，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圣徒的鲜血溅洒在圣坛四周，我们的希望之所沦为废墟，而圣徒的尸身则像街上的粪便一样遭到践踏。”人们一定会思索，希格伯德和僧侣们需要提醒吗？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好主教读到阿尔昆来信的其他内容时，唇齿间可能会吐出一连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谩骂。确实，对此，我们绝不会怪他，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此种情形下，应当写一封表达悲伤、团结友爱并伸出援助之手的热心公函。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封列举希格伯德种种渎职和他手下僧侣行为不当的训诫信：控诉他们醉酒、虚荣、淫荡和堕落，以及（最不该的是）缺乏男子汉气概——“活下来的，站着要像个男人”。

在写给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塞尔雷德类似的信中，阿尔昆的话让很多人认为，异教徒的风暴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出现在不列颠的海岸：

这位身在国外的牧师利用这次机会再次严厉斥责僧侣们，说他们希望把“须发修剪”得“像那些异教徒一样”。然而，借着对前教友理发习惯的严苛干预，阿尔昆无意中提醒我们注意：某种比诺森布里亚的流行时尚更重要的东西，它向那些认为北方是地狱之所、北方的居民是魔王的小妖的观念发起挑战，也使其更加复杂化。

虽然学界对北方的态度似乎的确强调北方居民恶魔般的品性，然而诸如阿尔昆的评价，则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接触，甚至有些情况下还有对斯堪的纳维亚世界及其居民的钦佩或怀旧：一种深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底的关于广阔的北方世界的矛盾。简单地说，要想模仿异教徒的发型，僧侣们必须有机会见到他们并对其印象深刻——想必不是躲避斧头劈砍的时候。有一点即便尚不能证明但也极有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已经成为8世纪英格兰（可能还包括北部群岛和皮克特人统治的苏格兰）的某些新贸易区的一种特色。

维京时代是在欧洲贸易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出现的，情况定然如此。8世纪时，北海周边涌现出一种专门的贸易区，开发并促进了长途贸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把这些贸易区称为“商业中心”，包括英格兰的南安普敦（Hamwic）、伦敦（Lundenwic）、伊普斯威奇（Gipeswic）和约克（Eoforwic），以及法兰西（Quentovic）、尼德兰（Dorestad）、海泽比（Hedeby，位于丹麦）、里贝（Ribe，位于丹麦）、比尔卡（Birka，位于瑞典）和凯于庞厄尔（Kaupanger，位于挪威）等地的贸易区。不可思议的是，8世纪时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货物交易，都是通过欧洲大陆的中间商进行的。

无论在维京人第一次袭击之前的几十年中，直接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如何，考古学表明，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北海两岸的交流是密切的。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个著名案例能够解释这一点。在萨福克郡1号土敦墓中的萨顿胡船棺墓中出土的完好面具头盔（古英语对应的词居然是“grimhelm”，意为“残酷头盔”），曾在旺代尔（Vendel）墓群中一些非常精致的船棺墓中，以及后来瑞典一座名叫瓦尔斯加德（Valsgarde）的墓地中发现过与之极为相似的葬品；同样的葬品，无论是工艺风格还是埋葬方式，都展现出横贯北海的文化同一性的特征。这一点及大量的证据（尤其是不列颠低地的语言从罗马语-英语转变为日耳曼西部的“古英语”）广泛支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自己起源的说法。 就这一点来说，诺森布里亚僧侣和学者比德于8世纪初期在贾罗阐述得相当明确：

第一批是撒克逊人，根据比德的说法，他们来自名为“老撒克逊”的地区——今天的德国西北部。盎格鲁人和朱特人则来自日德兰半岛（Jutland），在比德生活的年代，他们占据的土地位于丹麦王国境内。这个说法的真实程度依然未知（但欧洲大陆的确有大量移民到此）。然而，关键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相信这是真的。

在比德生活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岛上已经生活了近300年（根据他的估算），而且好几代人中大多数都已皈依了基督教。至8世纪晚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多独立的王国，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地理特点。然而，他们所声称的族裔血统来自异教徒部落（而且8世纪末期依然这样认为），属于更广阔的北欧传承的一部分，超越罗马统治的大陆边境。作为这一传承的继承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个传奇世界的传统、传说、文字和图像的传递者。那个世界，尽管外形和轮廓越来越模糊，但在诗人和讲故事之人的想象中却明亮夺目。盎格鲁-撒克逊王室最早的宗谱通常把沃登（Woden）、费恩（Finn）以及耶阿特都涵盖在内。沃登是异教神，相当于古老北欧神话中的奥丁（Odin），费恩是弗里西亚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而耶阿特则是贝奥武甫本族（斯堪的纳维亚部落）的同名祖先。

即便是长达一个世纪的维京入侵，都没有浇灭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北方传承的热情。至9世纪末，皇家谱系中已经囊括了巴尔德（Balder，北欧神）、希尔德（Scyld，丹麦人富有传奇色彩的祖先），或许还包括耶阿特人贝奥武甫本身。 盎格鲁-撒克逊人到底是怎样认定这一传承的，考据起来很复杂，有时也令人迷惑不解。很多保留下来的东西都空洞得只剩下国王和英雄的名字——曾几何时，这些名字必定唤起过故事的大框架，配以基督教以前的神话传说，但名字的主人此时却默不作声地守护着大门，而大门通往的道路，此刻无人踏足。

然而，对先祖所在北方的长期迷恋却未受到挑战。公元800年左右，我们的朋友阿尔昆奋笔疾书，对这类情结愤怒不已，在写给另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主教的信中，他表示要知道“英盖尔德（Ingeld）和基督有什么关系”。关于英盖尔德，我们只知道一个悲惨的故事。他是希思巴德（Heathobards）的国王，烧毁了赫罗斯加的鹿厅，由此成为丹麦国王的复仇目标。《贝奥武甫》中提到了这个故事，此外古英语诗歌《威德西兹》（Widsith）中也有描述。阿尔昆在一篇文字中怒斥教会人员在晚餐时间听音乐和“不得体”的故事，还在庭院里大笑（由此推测很多派对都没有邀请他），随后突然提及英盖尔德。不过，这段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即便是在完全基督教的环境中，古老的故事依然很受欢迎。

不列颠其他地方对先祖生活的北方持何种态度，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比德记叙的一个传统表明，皮克特人——生活在今苏格兰境内的高地和岛屿——起源于塞西亚（Scythia）。根据古典权威的说法，塞西亚所在区域并不明确，好像是在欧亚大陆北方的某处。究竟皮克特人自己相不相信这个说法——如果他们相信，又是怎么想呢——则不好说。另一方面，威尔士人拥有自己独特的北方传统：对他们来说，“老北方”（Hen Ogledd）指的是不列颠的北方，6～7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的先祖从那儿赶了出来。总之，这是一种北方更加孤立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加剧一种想法：大海对面的北方是个永远不会带来好事儿的地方。

然而，在说英语的民族中间，我们留下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对北方的这些态度给它蒙上了一层色彩：既是闪亮的祖先故土，又是魔鬼充斥的地狱般的荒原；那里的居民既是远亲，又是异乡人。结果，维京人就以雅努斯（Janus）——两面人的形象出现了，在我们的脑海里不断地打斗：是诗人还是掠夺者？是商人还是强盗？是狂暴战士还是造船人？是自己的同族还是该隐的同族？从很大程度上说，调和这些主题，辨别这些身份，就是维京不列颠的故事。这是一个讨论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始于那个基本问题：我们理解的维京人到底是何人？ wNLYZ0PEerByu1EDNK/aMReD2B9mhSpPE6qV7N8ZHIvu0QR8xwDk53aB15GdZ7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