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强盗自海上来

韦塞克斯（Wessex）国王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786～802年在位）统治时期，“有史以来第一次，海边出现了三艘船只，他们是来自霍达兰地区（Hordaland）的北方人”， “在名为波特兰（Portland）的岛屿上岸”。 国王的地方治安官当时正好在一个名为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小镇，他飞身上马，带着几名随从来到港口（因为他以为这些人是商人，而非掠夺者），操着一口官腔训斥这些北方人，还命令他们到皇城去。结果，他和随从当场被杀。这位长官名叫比杜赫德（Beaduheard）。

“这是第一批登陆英格兰土地的丹麦船只”。

站在古冢顶上向南望，这片土地似乎正悄悄后退，在大海那不可言说的壮美面前俯首称臣。远处的波特兰岛身形暗淡，形影憔悴，似最后的一片堡垒，虎视眈眈地坐落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之上。这里的世界非常开阔，英格兰海岸向东、向西张开宽广的双翼；在晴朗的日子里，清新的空气涌入你的鼻腔，让人感觉轻飘飘的，就像是从这片高地上踏出双脚，身体腾空，翱翔在那片模糊了陆地、海洋与天空界线的白光之中，在微风中飘飘荡荡。

这片高地俗称为“库利福德之树”（Culliford Tree），原因后世不详。它是一座古墓，青铜器时代的墓冢——从东到西一共五座，这是其中之一——在多塞特（Dorset）的白垩岩上已经矗立了两千多年，后来人们才赋予了它这个极具英格兰特色的名字。就像海浪中的防波堤一样，这片墓冢与埋葬的古代先人也经历着时间浪潮的洗礼，推动着周边的历史逐渐成形。人们给它命名后的某一天，这片古冢成了“库利福德之树”百户区 的集会之地，1086年“末日审判调查” 时期，波特兰是“库利福德之树”百户区的一部分。征服者威廉推行的调查是全国性的壮举，在此之前，把这儿用作集会之地，或许已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至8世纪末，它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地区性集会地点。在这儿以及其他同类地方，王室官员颁布国王诏令，履行国王法度，裁定纠纷并宣布包括罚款、肉刑和处死在内的判决。站在古冢的顶端，景色一览无余——在此，仿佛能亲眼见证统治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宣示主权，推行他们的权威统治。

8世纪末的那一天，波特兰岛上，三艘船只不请自来。沿海岸线骑马巡视的那个人或许曾勒马停住，回头望了一眼“库利福德之树”。远处的那片古迹代表着当地的传统，犹如黑暗中的灯塔，是领土和权威的象征，是大地和法度的标志。或许那片古冢给了他些许慰藉。或许比杜赫德心里知道，古冢在守护着他，将这片土地的能量赋予了他，批准他行使手中的特权。身为韦塞克斯国王贝奥赫特里克的地方长官（reeve），他行使了国王赋予他的权力。在各个城镇、港口，有时在整个郡（shire）内，长官即代表国王。现代和中世纪英语中的“sheriff”（郡长）一词就起源于“shire-reeves”。因此，比杜赫德有权有势——或许负责管理多切斯特的当地政府和周边乡村，总之是一个已经习惯了独行其是的人。

比杜赫德来到波特兰，发现一行人列队于海滩之上，背向大海，船只停在他们身后。这些人很警觉，甚至有些惊慌。来到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似乎对冷淡的迎接习以为常。比杜赫德下马接待他们，随从紧随其后，皮质鞋子踩在砂砾上嘎吱作响。双方打过招呼说明来意，却没明白彼此的意思——剑拔弩张的时刻，即使双方说了什么能相互理解的话，也全部淹没在了海浪声中。比杜赫德毕竟不是外交官，他的话大意已然很清楚。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训斥这些造访者，试图“把他们赶到”国王的住处[伍斯特的约翰（John of Worcester）在编年史中补充道：“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他清楚自己的职责，且熟知法律。

从时间上来看，与这些事件最相近的西撒克逊法令是由国王因尼（Ine，688～726年在位）颁布的。其中，第20条规定了8世纪韦塞克斯王国的此类待客之道：遇到不幸的流浪人，“若是远道而来，或是陌生人，不走大路却在丛林里穿梭，既不大叫也不吹号角，此人有可能是小偷，要被处死或支付赎罪金赎回”。 对于迷路人，在不列颠南部大部分地区，给予的不过是冷漠的慰藉。

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的创作年代在8世纪初到11世纪初之间，诗中能够找到地方长官使用西撒克逊语说的话，我们可以借此想象比杜赫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什么：是对活生生的经历的再现。

在诗中，这些话是丹麦海岸守卫队说给诗歌中的同名英雄贝奥武甫和他的随从的。他们来自耶阿特王国（Geats，瑞典南部），是丹麦国王赫罗斯加请的援军。这些都是礼节，无论是问话者还是造访者都理解：一问一答的上岸礼节。

然而，现实的一幕却并非这样，波特兰海岸的造访者选择不参与游戏、不遵守规则。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

面前的陌生人盛气凌人，用陌生的语言训斥着自己，这让造访者既恐慌又沮丧——要么战斗、要么尖叫着逃离的本能，此时到了不可控的境地。接下来的紧张时刻，双方对峙逐渐营造出剑拔弩张的氛围：太阳炙烤着后颈，汗珠滚落到后背；眼睛左右扫视，时间近乎静止，只剩海浪拍打着海岸，一下一下地数着时间。或许一只手颤抖着伸向剑柄，或许马蹄踏了一下，斗篷随风扬起，海鸥发出尖锐的叫声……当“魔咒”最终打破，暴力似乎不可避免——上天早已注定——好像只有流血死亡才能让世界再次平衡。

贝奥武甫的回答谦卑有礼，但现实是残酷的，最终，海滩上横七竖八地躺满尸体，鲜血被石头缝隙所吞噬。

这些到达波特兰岛的北方人——突然从多塞特冒出并闯入英吉利海峡的“卡邦克鲁” ——构成了不列颠与它的北方邻居早期交往的主题：未回答的问题、骤然而至的残暴、不明身份的“商人-强盗”、陆地边缘的文化碰撞。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海盗一次又一次来袭——有时就像是不可避免的潮汐，每次侵袭只要一波大浪就能毁掉最脆弱的海岸；有时又像是狂风暴雨，在它精疲力竭之前，粉碎海堤，将一切破坏殆尽。有时，它更像是气候灾难带来的不可阻挡的洪水猛兽，水面毫不停歇地上涨，灌进内陆，冲垮陆地深处的河岸。但凡是被这赤色风暴席卷荼毒的岛屿，其历史将彻底改变，不列颠历史的这方泥土会被新的河流冲刷，浇筑出新的外形。

三艘船只误打误撞，闯进了贝奥赫特里克国王统治的疆域，而他们登陆的那个小岛还远没有划入今天大家熟悉的英国版图之中。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当时还不存在，不列颠境内分布着众多面积很小的王国。倘若把它的政治地理看作是一块拼图的话，每块拼图之间的界线就是文化、语言、宗教、地理和历史的界线。从不列颠的地图上看，主要的几条裂纹线两侧，一边是曾被罗马殖民统治的地区，另一边是未曾沦为罗马殖民地的地区；一边信守罗马传统，另一边信守爱尔兰风格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一边认为祖先是不列颠居民，另一边则是要到爱尔兰岛或穿过北海寻求故土的居民。地形把这片地区一分为二，即高地和低地；语言把人群一分为二，即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大海带来了舶来品和异域思想，同时也把另一些人拒之门外。

4世纪，罗马帝国衰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8世纪末的不列颠版图。公元400年前后，不列颠岛不再受罗马帝国的直接管辖和军事防卫，东海岸老百姓的文化也发生了转向。他们的重心逐渐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北海。政治和经济是部分原因，移民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晚从5世纪初开始，居住在今天德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低地国家 的居民搬到了不列颠东部地区，尤其是亨伯河（Humber）以北的肯特（Kent）、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和英格兰地区。移民的数量和特点至今仍是争议的焦点，但不可否认，其影响是巨大的。

8世纪初，北方的僧侣比德（Bede）可以满怀信心地写下“说英语的人”的故事，那些人明显区别于不列颠当地人。从比德的措辞中可以看出，这个群体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不仅不同于罗马不列颠的权贵阶层（其书面语基本都是拉丁语），与“土生土长的”不列颠人也不一样，后者所讲的是凯尔特语的一支，俗称“通用语”（Common）或“古布立吞语”[Old Brittonic，也称“布立吞语”（Brythonic）]。然而，造访者操着一口日耳曼语，现代学者称之为“古英语”（另外一种不常见的叫法为“盎格鲁-撒克逊语”），这种语言与横跨北海而来的移民的故乡话密切相关。

虽然比德的叙述中存在大量的疑点，尤其是他对移民和征战的叙述[大部分篇幅描述了6世纪不列颠僧侣吉尔达斯（Gildas）的一篇布道，这篇布道含糊其辞、鼓动人心又兼具意识形态的动机]， 但英语的影响毋庸置疑。地名和早期方言的文字记载证明，英语很早就成了主流语言，并且应用十分广泛。到比德生活的年代，在不列颠低地的大部分地区，这些讲英语的人（无论其祖辈来自哪里）在文化和语言上都是主流，王国数量少了，但是更强大了。这些王国由各部落族群组成，脱胎于原来的罗马行政区。

在这些讲英语的王国中，最北端的是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准确地说，是亨伯河以北的地区。8世纪末，诺森布里亚王国占据了不列颠北部的大片区域，横跨亨伯河和福思河（Forth），包括以下几个昔日的不列颠地区：德伊勒（Deira）、伯尼西亚（Bernicia）、高多汀（Gododdin）、雷吉德（Rheged）和艾尔麦特（Elmet）。在一个多世纪中，诺森布里亚都代表着后罗马时代学术和艺术文化成就的巅峰之地。这些文化源于几个主要的学习中心，例如维尔茅斯-贾罗修道院[Wearmouth-Jarrow，比德撰写《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的地方之一]和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的岛上修道院。不列颠、爱尔兰、盎格鲁-撒克逊和地中海的影响相互融合，给这朵灿烂的文化之花增添了明艳的色彩。《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泥金写本，外表精美，工艺之精湛令人叹服——彰显了北方文艺复兴的壮丽、精巧和天性，书中著名的“锦页”（carpet pages）把凯尔特、日耳曼和科普特 的基督教主题谱写成了色彩与文化交融的动人心弦的交响曲。

然而，纵观8世纪，虽然诺森布里亚文化繁荣、地域辽阔，但贵族之间的累世宿仇和王室的动荡不稳却逐渐削弱了国力。例如，就在北方人刚刚造访波特兰岛的790年，国王奥斯雷德二世（Osred Ⅱ）仅登基一年就被废黜，被逼削发受戒，并被驱逐境外流放。取而代之的是埃塞尔雷德一世（Æthelred Ⅰ），他似乎拥有强大的盟友。这次政变很可能得到了麦西亚王国（Mercia）的支持，麦西亚是诺森布里亚的南部邻国，好战，疆域辽阔。

麦西亚王国覆盖了英格兰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西起今天威尔士边境附近，东到东盎格利亚边境，南抵泰晤士河谷，北至亨伯河和威勒尔半岛（Wirral），统治着不列颠南部地区。国王奥法（Offa，757～796年在位）统治时期，其政治影响达到鼎盛。8世纪的最后10年，是奥法权力的巅峰时期。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腹地周边是塔姆沃思（Tamworth）、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和雷普顿（Repton），国王在此坐镇，不仅直接统治麦西亚，还对周边的王国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Essex）、肯特、萨塞克斯（Sussex）和韦塞克斯进行政治和军事控制。他在位期间创造的最历久弥新的里程碑，是麦西亚王国西部边界标志性的巨大土木防御工事：奥法大堤。其规模之大，不仅彰显了国王的权力和雄心，更体现着他强迫臣民以举国之力建造工程的能力。 奥法的治国之道属于“科里昂治理派” 。例如，当东盎格利亚的国王埃塞尔伯特（Æthelberht）试图坚持某种独立权力（他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铸造自己的货币）时，“奥法下令将埃塞尔伯特国王斩首”。这种黑帮做派树立起的权威与国王的个人领袖气质密不可分，结果，796年奥法死后不久，麦西亚的霸权地位很快分崩离析。

砍掉埃塞尔伯特的脑袋，不足以终结东盎格利亚王国。东盎格利亚的核心地带是诺福克郡（Norfolk）和萨福克郡（Suffolk）两个古郡（古英语中分别对应north folk和south folk，后文中的古英语均以斜体表示）。自7世纪开始，东盎格利亚一直是重要的“权力掮客”。它曾吹嘘与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以及更远地区都有联系，而最能代表东盎格利亚国际显赫地位的莫过于令人惊叹的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萨顿胡与萨福克郡的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相邻]。在萨顿胡发现的著名的大胡须头盔，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随处可见，无论是式样、图像还是制作，都最接近瑞典南部军事将领的陪葬品。但除此之外，陪葬品中还包含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首府是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出产的银器、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高卢（Gaul，包括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部分地区）的货币以及兵器和珠宝，珠宝上的石榴石饰品来自印度。7世纪时，东盎格利亚盛极一时，璀璨夺目，后来它再也不能重振当年的雄风，但是它还是在9世纪长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不过，奥法在位期间那些曾臣服于麦西亚统治之下的小王国，最终不复存在。9世纪初，东撒克逊（中心位于埃塞克斯）王朝、南撒克逊（萨塞克斯）王朝和肯特王朝，要么消失不见，要么被贬为小贵族阶级。致命的打击并非来自麦西亚，而是来自讲英语的国家中另一个崛起的王国：韦塞克斯——西撒克逊王国。

8世纪是韦塞克斯的艰难时期。韦塞克斯是不列颠南部的一支力量，果敢自信，其腹地位于汉普郡（Hampshire）和多塞特郡，向北扩展至萨默塞特、威尔特郡（Wiltshire）和伯克郡（Berkshire），向西逐渐吞并了德文郡（Devon）。因尼国王在位期间，即西撒克逊的鼎盛时期，扩大了疆域，把东部的萨里（Surrey）和萨塞克斯纳入版图。但它在北方与麦西亚60多年的战火消耗了国力，毁坏了泰晤士河以南的土地，威尔特郡和伯克郡的白垩高地成了交火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萨塞克斯落入奥法统治的麦西亚王国手中。786年，生性好战的西撒克逊统治者基内伍尔夫（Cynewulf，757～786年在位）在权力斗争中丧生，取而代之的是贝奥赫特里克国王，他似乎是奥法的人。这一时期，韦塞克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被击垮的王国，战争耗尽了国力，沦为奥法统治新秩序下的从属国。不过，那个即将从贝奥赫特里克手中接过西撒克逊王权旗帜的人，将谱写截然不同的篇章。国王埃格伯特（Ecgberht，802～839年在位）即将带领西撒克逊王国抵达权势巅峰，制服周边小国，恢复王室的骄傲和荣光，而这些最终会给未来的几任国王以自信，帮助其熬过前方的艰难岁月。但是，这一切都是未来之事。当北方人抵达波特兰岛的时候，韦塞克斯还是麦西亚霸权下一个弱不禁风的附庸国。

尽管几个说英语的王国已经占据不列颠的低地并继续维持主导地位，但除它们之外，还有一些王国分布在不列颠其他地区——尤其是今天的苏格兰高地和岛屿、坎布里亚（Cumbria）、克莱德（Clyde）河谷、奥法大堤以西地区以及康沃尔（Cornish）半岛——这些不同种族杂居的王国保留着各自独特的身份特征、语言、宗教活动和文化规范。康沃尔位于韦塞克斯西南边陲的外围，受罗马直接统治的影响很小。因位于顿诺尼亚（Dumnonia）王国的西端（德文郡和康沃尔），康沃尔受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双重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并且它与布列塔尼（Brittany）和拜占庭帝国都维系着海上往来。顿诺尼亚东部的德文郡在8世纪时归入韦塞克斯统治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彻底英语化——而康沃尔则暂时保持独立。

再往北去，也就是地处今天威尔士的几个王国，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对东部的邻邦麦西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奥法国王——或许还包括他之前的历代国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才终将其囊括在国土之内（通过修建堤坝）。而且一些资料也表明，它们曾频繁地对麦西亚的边陲发动突袭（反之亦然）。 然而，在今天的威尔士境内，说凯尔特语的人们跟他们那些讲英语的对手一样，也已不再团结统一了。四个主要王国最晚建立于850年，分别是占据北方和西北的格温内思（Gwynedd）、西南的德维得（Dyfed）、东南的格温特（Gwent）以及占据东部和中部的波伊斯（Powys）。不管怎样，这些王国都是在位于不列颠西部的前罗马城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城邦的前身则是铁器时代的部落。 必须承认，这相当于简化一个复杂多变的部落联盟模式，但很显然，执政的威尔士权贵阶层依然秉承着古罗马精神，即便这一精神已逐渐成为遥远的历史。威尔士随处可见的立石（人们精心竖立的纪念碑），在罗马不列颠时期的其他地区也随处可见，上面刻着的拉丁语和双语的碑文表明，9世纪及之后，人们对拉丁语系身份产生了一种自觉意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野蛮的入侵者——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了基督教的罗马模式，才最终认同了“拉丁”欧洲的新主流文化；而不列颠人，虽然保持着生机勃勃（即使有些另类）的基督教信仰，并且帝国传统依然存于他们的记忆中，但在不断变化的欧洲版图中，他们逐渐被视为没有文化的野蛮人。

经过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侵略之后，不列颠境内的王国中，幸存下来的布立吞语文化的代表决不仅有威尔士和康沃尔两个王国。尽管几个王国（如雷吉德、高多汀和艾尔麦特）在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扩张中先后灭亡，但阿尔特克莱德（Alt Clud，布立吞语，意为“克莱德岩石”）王国依然屹立在克莱德边境地区。阿尔特克莱德王国起源不详，神秘莫测，首府堡垒在敦巴顿岩石（Dumbarton Rock）。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王国都在抵御邻国的入侵，780年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何人所为、何种原因所致皆不详）。罪魁之一可能是其东北邻邦，富庶且时而强大的皮克特（Pitcts）王国[有时被称为皮克塔维亚（Pictavia）]，它的中心地带位于苏格兰北部和东部，（至少在文化上）似乎统辖着奥克尼（Orkney）和设得兰诸岛。皮克特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历史遗迹莫过于“标志石”——刻有野兽形象和神秘符号的石板，而神秘符号通常被解读为国王和贵族的名字。至8世纪，这些物品显然很多都被用来展示基督教神像，而且很明显，那时基督教已经与权力和地位的表现形式密不可分：在伊斯特罗斯（Easter Ross）的塔巴特（Tarbat）半岛上，一座位于波特马霍马克（Portmahomack）的修道院早在6世纪就已建成，或许就受到了王室的赞助。

在不列颠北部，皮克特王国的权力绝对无可匹敌，其主要对手是诺森布里亚王国和达尔里阿达（Dál Riata）王国。诺森布里亚王国的边界延伸至福思河，它的军队在6世纪上半叶不断反击皮克特王国。达尔里阿达王国是一个讲盖尔语 的政体，其疆土跨越爱尔兰海，囊括了阿盖尔郡（Argyll）、洛哈伯（Lochaber）和阿尔斯特（Ulster）的东北部。达尔里阿达的权力中心位于基尔马丁（Kilmartin）附近的杜纳德（Dunadd）山堡，蔚为壮观，据说国王就是在此登基——印在原生岩石中的一只脚印，有可能在登基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至8世纪末，达尔里阿达被纳入皮克特王国的统治之下。736年，皮克特国王安格斯（Oengus）占领了杜纳德（为了彰显自己的统治，他用锁链困住达尔里阿达国王的儿子们，将他们拖到了皮克塔维亚）；811年，达尔里阿达王国直接由皮克特国王康斯坦丁（Constantine，789～820年在位）统治。然而，那时一股新的力量冉冉崛起，维京人在不列颠北部的冲击即将对所有王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故事即将展开。随着北方人的到来，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爱尔兰岛、马恩岛以及西部群岛[艾奥那岛（Iona）是其主要岛屿]的爱尔兰修道院聚居区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如果不提及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事件，维京人在不列颠岛上的故事亦无从讲起。之后的几章会大略说一说——只讲概略——就在三艘陌生船只停泊于波特兰海滨的同时期，不列颠政治版图最重要的轮廓。虽然那时鲜有人知，但比杜希德的死亡标志着一系列灾难性动乱的开始，而这些动乱永远地改变了不列颠。上面提到的许多地点在后面几章中还会出现；许多王国即将没落。

但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必须要回到波特兰的那片海滩：船帆暗影重重，消失在大海深处。我们眼见他们离去，海岸警卫队的问题也在我们脑海中重现，此时再盼答复，为时已晚：“海上来的外客……你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越早交代对你们越有利。”

维京人自己的文字中并没有这些事件的书面记载。多半是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不书面记录自己的过往，一直到人们通常认为的维京时代终结很久之后。在挪威地区尤其是冰岛地区诞生的萨迦 和历史，是12世纪末及之后——有时甚至更晚——的产物。但是，要说维京人大字不识一个，严格来说却是不对的。后面我们会了解到，维京人用他们的如尼文字标注财物所有权，或悼念亡灵。再者，维京时代创作的诗歌经过口头流传，几个世纪后得以记录下来。但是，维京人的话语得以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当然也就无法解释崇尚暴力的维京先驱们的身份、动机和起源了。面对这种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沉默，我们必须转头思考：在中世纪早期的不列颠人看来，这些陌生人究竟是何人，从何处来，是什么驱使他们来到了不列颠海岸。

不列颠境内关于维京时代的书面资料，对于同时期的事件来说，算不得客观资料。它们都是为特定目的书写的，写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每一篇都反映了编写者或创作人的主观看法。从这一点来看，这些资料有以偏概全和带有偏见之嫌，其编写者虽然所知有限，但想象力却丰富得很。目前为止，关于维京时代的最重要的资料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的各种手稿。这些手稿中，通常把最早的也是最古老的手稿称作“A文本”，也有人称其为“温彻斯特编年史”。歌颂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智慧的书籍不少，此书只是其中之一，成书于9世纪末——或许是在9世纪90年代。后来，所有中世纪的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其他文件的编写者，在某种程度上都仰赖“A文本”。

人们在“A文本”中发现了有关维京人到达波特兰岛的最早记录，也就是说，它写于事件发生一个世纪之后。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几乎可以肯定包含真实传说和更古老来源的资料，但先前资料无一留存，我们没法进行比较。因此，人们始终怀疑，斯堪的纳维亚的劫掠、征服和殖民所造成的那个暗淡无望的百年，歪曲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历史观。尤其，人们可能会合乎情理地怀疑编年史家关于“这些船只是丹麦人到达英格兰（古英语为 Angelcynnes lond）的第一批船只”的断言：抛开编年史家口中的“Angelcynnes lond”究竟是指什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谈，事件发生一百年后，不列颠最南边王国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

“A文本”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闯入者是“丹麦人”（denisc）。从表面看来这对于解释事件源头很有用，但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丹麦人”究竟是不是我们眼中的“丹麦人”呢？这太值得商榷了。后面我们会知道，“denisc”这个词（以及整个不列颠使用的其他通用说法），其实是人们不加区别地用在了他们认为起源于北方的人与物上。更有甚者，关于闯入者的描述，认为他们是来自霍达兰（Hordaland，古英语为 Hereðalande）的“北方人”，而霍达兰是现在挪威西部的一个郡，首府是卑尔根（Bergen）。不过这种说法具体得令人吃惊，也值得怀疑。这条最早的记录不是在“A文本”中发现的，而是在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北方修订版中找到的，可以追溯的日期不早于11世纪中期——至少比波特兰岛事件晚250年。这个引用可能更能阐明11世纪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起源，而不是8世纪晚期发生在韦塞克斯的事件。

换句话说，这些资料乍一看信息量很大，实际上却只告诉我们外来者是外国人，可能来自北海对岸的某个地方。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列颠人在自家的海滩上遇到那些陌生人时，肯定想了些什么，并且想象过他们的来处。要想理解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而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得了解中世纪早期的不列颠居民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他们身处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px/Hgi33QgTLDOtN6kOWZGJkqbpPjxDs0cA4vQDAdxKPtsd1WjRDatRiRBZHsi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