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3～2014年，我在大英博物馆负责《维京人：生命与传奇》（Vikings: Life and Legend）展览项目。一家英国主流报纸刊登的最初几篇文章中，有一篇是这样评论的：

暂且不说大肆渲染历史上的暴力来取悦孩子们是否合适，反观之，这些评论真正暴露出来的是一种轻率的假设，认为在一出热闹的历史“恐怖剧”中，维京人是参演者，占有一席之地，一起上演的还有伦敦塔上的砍头事件。这样说来，“维京人”似乎是孩子们在某个阴沉沉的公假日午后一段令其兴奋且充满血腥的消遣，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现象。显然，这些人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这样的偏见竟然没有在展览上被证实。胸针？女人？贸易？着实枯燥无味！维京人身材硕大，手持长剑，朝着敌人的头盖骨砍去，所向披靡：这正是野蛮人的原型，鲜血淋淋，一目了然。

我不禁想到，人们可并不是这样对待罗马人的历史的。例如，罗马士兵曾有恃无恐地施暴并杀害不列颠的妇女和儿童，我们无法想象会有艺术评论家渴望重现这骇人听闻的场景——更不要说会出现在大英博物馆简朴的新古典主义展区里了。对于罗马人，人们直觉上就认为他们举止文雅、肃穆庄重。这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谄媚（其植根于罗马人本身那种自以为是的帝国宣扬）。尤其是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处处呈现一派体面光鲜的情景——屋顶整齐的瓦片、地板采暖系统、平整的马路和良好的城市规划，以及优质的葡萄酒和精致的餐具。那段时期为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等追问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背景故事。罗马人是“与我们一样的”民族，他们参加派对、写信交流、工作挣钱。“古罗马精神”（Romanitas）——罗马性（Romanness）意味着“文明”。

而想到维京时代，很少有人联想起这些字眼。犹如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古董珍玩，维京人被偶像化，同时也被幼儿化，他们与海盗、角斗士、铠甲骑士甚至恐龙一样，无法进入到人类大历史的场景中。维京人以卡通形象的野蛮人呈现在世人面前，在罗马不列颠末期到诺曼征服之间那段幽暗岁月里，他们横冲直撞，作为短命的小配角，客串了一把而已。这极大地损害了维京人的形象。

人们通常认为维京时代始于8世纪后期，结束于11世纪。在这段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及其文化与不列颠深深交织在一起，给这片群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起初，他们为了生意和劫掠而来，后来定居下来，征服并统治了不列颠群岛。他们的故事就是一部史诗，其中人物的名字和事迹至今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激发出无限想象——“八字胡”斯韦恩（Svein Forkbeard）和“刚勇者”埃德蒙（Edmund Ironside）、“无骨者”伊瓦尔（Ivar the Boneless）和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71～899年在位）、“血斧王”埃里克（Erik Bloodaxe）和“平息者”埃德加（Edgar the Pacifier）——满篇都是战争与动荡。然而，这也是不列颠群岛的人们在一个互通的新世界中重新找到定位的故事。新世界中，旅行和通信新技术带来了各地思想和风俗的激烈碰撞，但同时也滋养了城镇与贸易的发展，缔造了新的身份认同，并且英格兰与苏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各自作为统一的国家诞生了。到诺曼征服时期，毫不过分地说，大多数不列颠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称为“维京人”。在语言、文学、地名和民间传说中，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印记在不列颠群岛上无处不在，其影响甚至波及那些后来被不列颠文化和殖民踏足过的地方。

维京人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深深影响着现代世界。美术、音乐和文学作品中对维京时代的表现与刻画，在西方人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想到英国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甚至是想到“维京”这个词本身，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内容大都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各类政治、文学和艺术思潮。也是在这段时期，“维京不列颠”变得鲜活起来，此外，对于像威廉·莫里斯 和托尔金 这样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看不见的隐藏区域，处在快速现代化的世界的边缘。他们不仅存在于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留下来的文字和遗迹中，同样也尽显于（或许尤其显现在）大自然当中——在灰色的大海、呼呼的北风以及“大地的龙骨”之中。在旅行途中，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山川地形成为我们与维京时代的人们交流的一种方式——那个时代的人们曾望着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曾感受过同样的寒风掠过脖颈，也曾触摸过光滑的灰色岩石上的同一处裂缝。由此，我们得以探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世界观，而这个民族与这片环境有着亲密又极富想象力的关系。对于生活在第一个千年最后几个世纪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满是未被看见的栖居者，处处是通往另外世界的大门。深坑与沟渠，坟冢与废墟，山川、河流与森林：一切逝去的——神圣也好，恶灵也罢，皆可安息在这个怪物与神灵的出没之地。

因此，讲述维京人在不列颠的故事并非易事——这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可这个民族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踏足的土地当时也还不是国家。历史记录零零散散，考古信息又模棱两可。甚至连我们最常用的词语“维京”，要想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都并非易事。此外，这个故事不仅关乎诺曼征服前三百年（与诺曼征服重合时期）的往事，还关乎后世的人们如何记忆、传承和重塑那些岁月。如前人一样，我们依然可以感知那个世界。在山川河流中，往昔岁月依稀可见——在看不见的地方，有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上演。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日益远离大地，这种感觉已渐渐远去。随着科技日益进步，城镇化和全球化日益发展，人们想象中与自然景观的联系不断被打破。大地、江河和天空在很大程度上已与过去脱钩，正如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与“精灵”和“灵魂”脱离一样。但是，过去不可能被永远抹杀，不列颠的江河、山丘、森林和石头，都保留了维京人和维京世界的深深印记。

这份财富远不限于不列颠内。自17世纪到今天，说英语的人的大移民——其实是人、思想、体系、价值观、法律和语言的迁移——对世界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最初是通过大英帝国的扩张，后来是通过北美文化与经济力量的长期主导和全球渗透。如果把以英语为母语的庞大群体看成一个基因组，那么，对维京人的记忆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却坚韧又持久。有时，它以北欧神话和维京人刻板形象的简易删节版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样的形象已渗透进流行文化中，出现在漫画、足球队队徽，或者重金属唱片的封面上。但它也在思想和语言的幽深隧道里穿行：蛇形的维京船只，行驶在人们潜意识的黑暗河流中，雾气笼罩之下，令人胆战心惊的诸神影影绰绰，震天的桨声和阴暗的松林时隐时现。

本书按年代顺序大体讲述了维京人在不列颠的始末。有时，不同的历史事件在不列颠各地同时展开，讲述会随之有所偏离，但我努力让故事尽量沿着主线展开。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本有关思想、历史遗物和地点的书。通过维京人遗留下来的文物以及他们走过的山川大地（如尼石碑、船葬、定居点和战场），兴许能从单纯重现名字和日期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去了解维京时代的不列颠人对世界和自身境况的所思所想，去探索维京人于消失后的几个世纪里被记住的方式：维京人自己讲述的故事，借助维京人激发的灵感而创作的传说，他们的恐惧、幻想与心中渴望的末日大审判。纵观本书，几个主题会反复出现——尤其是“维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态度和身份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改变、不列颠境内的种族进化又意味着什么——但整体上说，本书意在阐释英国历史上一股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它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影响了不列颠诸岛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轨迹的发展。维京人的尊严往往遭人鄙夷，我希望本书能帮助改变人们的看法。

必须承认，按年代顺序记叙这段历史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比起其他地方，本书对不列颠的某些地区——尤其是英格兰——着墨颇多，并且，对其中一些证据着力探讨，另外一些则一带而过。很多情况下，这反映了史料的可用性——有些极为短缺，而有的则比较丰富（这种情况比较少）。马恩岛（Isle of Man）发现的维京时代的所有考古资料，完整列出来，长达几百页；但同时期关于维京人在马恩岛上的活动的所有书面参考，概略出来，却只够填满一张小信封的背面。不过，哪些保留，哪些舍弃，往往是我自己做主，就这点我无可致歉。这反映出一个事实：本书对维京主题的探究是个人化的，有时或许不同寻常。本书意不在权威可靠，也不在巨细无遗——像这样篇幅的一本书，实难做到这两点。尽管有详细的地区调查以及关于维京人的浩如烟海的书籍（极度良莠不齐），但仍有待撰写真正权威的“不列颠的维京人”的考据汇编：这项任务庞大，可能达数卷。而且，很可能这份汇编出版几天后便没那么权威了，毕竟金属探测器获得的新数据会源源不断地涌现，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惊人的新发现。 与此同时，重点研究项目也会不断转变我们对维京时代社会、互动和发展等方面的认知，并且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停止。

我在写作本书时，内心并没有将目标读者设定为学术圈的专业人士，但我深知有必要给读者提供“路标”，以方便读者查阅本书写作所依据的史料。列出完整的学术引用会令读者分心，固然没此必要，但有必要列出一些对读者有用的参考文献，并标明我直接引用资料的出处。我基本上把这些引用限定为主要的书面资料和考古报告——也就是证据资料，而非解读文章。对于直接引用的个别学者的作品，或者有意从别的作品中选用的某个论点或推理思路，我也列出了适当的引用。为简洁起见，注释中完整引用只在第一次引用时列出，再次引用时只列出作者（或编者）及缩略标题。经常引用的原始资料作缩略处理，书尾提供了缩略词完整列表和每处所依据版本的完整引用。如果文中引用的主要资料由我自己翻译，则“注释”中会列出参考资料的源语出处；如果引用出处为翻译版本，则“注释”中会列出所依据参考的翻译版本；其他情况参见“注释”。书的末尾列了相关延伸阅读书目，以引导读者阅读最通俗易懂和最新的论述，读者也可将其作为阅读关于维京人（在不列颠境内，以及以更广阔的视角）的浩瀚书海的起点。

关于名字的说明

书中所引维京时代的人名存在大量不同的版本，令人眼花缭乱，同一个名字通常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拼法，这具体取决于所引书面材料的语言。根据经验，只要可以，我尽量使用时间上与维京时代最接近以及最符合民族语言学的版本。不过，对于读者熟知于心的规范的现代人名拼写，则通常另行处理：例如奥拉夫为“Olaf”，而非“Oláfr”；埃里克为“Eric”，而非“Eiríkr”；奥丁为“Odin”，而非Oðinn。但凡用到不同的拼写形式（尤其在引用中），我均会标出更常见的形式。鉴于维京时代专有名词学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书中有可能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此，我提前表达歉意。

正文和注释中，“ON”指代 Old Norse——古斯堪的纳维亚语；“OE”指代Old English——古英语；“ModE”指代Modern English——现代英语。 KN8WA6IWifbiwlkJPYxbHr1Vo00d1ek/fTf+TprUAQIZup6dfuAqNUaAX7dmuf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