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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父母之命结婚

在上一章中,我提到千弘曾在森川照相馆拍摄了相亲用的相片。那张相片或许发挥了不错的效果,千弘结婚了。可是,那次婚姻以极为不幸的结局告终。现在的读者也许觉得父母让千弘接受这桩亲事实在不可理喻。可是战时大部分婚事都是由父母为子女选择合适的配偶,子女也对父母所定的婚约不加反抗,这才是常态。

当时的父母非常简单地认为,只要结了婚,两个年轻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恋爱”。而现代式的恋爱结婚,却被他们轻蔑地称为自作主张的婚姻,受到排斥。说到岩崎家的情况,母亲文江结婚时必须招婿作为岩崎家的养子,所以千弘的父亲正胜放弃了自己的本姓仓科,入赘岩崎家。

他们的婚姻可以说十分美满。也许出于这个缘故,到了女儿千弘结婚的时候,他们认为这套模式也完全可行。父母一边回忆自己甜蜜的新婚时代,一边乐观地认为女儿千弘很快就会爱上女婿。

但是,在父母毫无察觉的情形下,新时代的浪潮已经奔涌到女儿身边。千弘正如字面上所说的,是“恪守母训”的模范女学生,所以婚事上也顺从父母之命,就这样结了婚。

迄今为止,这段往事在岩崎家是个禁忌。因为对此最为内疚的母亲文江很长寿,大家不得不克制对这件事的批判。

实际上,十多年前,讲谈社曾经约我写一部岩崎千弘的传记。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忽然“遭遇”了千弘的第一次婚姻,便止步于此了。

我正式接受那次约稿时,千弘的第二任丈夫松本善明先生还没有再婚。无论如何,第一次婚姻极大地改变了千弘的命运,对后来“画家千弘”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在写传记的时候,无法不触及这段往事。

我必须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权,这部传记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公开出版,会有许多不妥当之处,所以我最终下定决心,中止了那次计划。我最担心的是青年X。用“X”来表示那位年轻人,有点像在打哑谜,可到了此时,我依然对那位青年充满同情,希望尽量不要波及他。严格说来,我想千弘大概一生都对青年X怀有负罪感。

松本善明先生这样表述自己的心情:

“关于这个问题,我什么都没问。千弘没有谈过,她自己不提的事,我不想勉强去问。”

1939年,20岁的千弘(森川照相馆摄)

这大概是男人给女人的最好礼物了吧。

千弘若是曾经爱过青年X,即便只有短暂的时间,也会产生诸多难题。后文中我还会详加叙述。但我认为,千弘的第一次婚姻是时代造成的巨大牺牲,它极有力地证明了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不幸。

很多千弘的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说她“单纯”、“天真无邪”、“温顺”,千弘的确是那样的姑娘。

千弘的妹妹世史子对我说:“我们姐妹无话不谈,当时的姑娘都单纯,哪怕都在女子学校里读到五年级了,对性之类的事还是一无所知……”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我的妹妹们的生活就一清二楚。若是让现在的中学生来评论,大概会轻蔑地说一句“真傻”,但那是昭和初年日本女性的真实情形。

那母亲文江的生活又是怎样呢?出身于松本市新桥做种苗生意人家的文江,从小学起就成绩优异,被大家寄予厚望,父亲也很宠爱她。长野县(尤其是松本一带)被称为有名的教育县,我父亲也在长野县出生,而且父亲的长兄伊泽修二曾经在教育界打拼一番后失败了,所以我更有切身感受。长野县的民众大多对教育颇为关心。那里原本就缺乏自然资源,气候也很严酷,离富足的生活相去甚远。所以对农民来说,接受教育后出人头地,几乎是跻身上层的唯一道路。

要实现这个目的,除了教育,还有一条途径是参军。千弘的父亲正胜起初是海军志愿兵,后来晋升为一等下士。他在军舰上服役,日俄战争中担任水雷兵立下大功,获得嘉奖。但他并不是勇猛粗鲁的人,甚至比文江还要细腻。两人结婚时,正胜三十五岁,文江二十八岁,在当时是非常晚了,所以文江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女子。正胜曾经三次乘军舰环游世界,据说可以用英语交流,上司曾将这一点作为特长写在他的官方履历中。以我世俗的眼光推测,他在与女性交往方面大概也很娴熟。

结婚后,文江在寄给在军舰上服役的丈夫的信中写道:

“我用了你教给我的方法,已经不热了。不过我只把脚露在被子外边。”

以我的想象,应当是正胜教文江夏天可以裸睡,文江听从了。正胜在军舰上生活的时间很长,这大概是在印度洋等暑热难耐的海域消夏的方法。

文江在信中诉说了这样一件颇为亲昵的事,又自己找理由说“虽然很难为情,不过结婚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一点看来,这对夫妇感情相当美满。信中还出现了“如果下次能怀孕”这种假设性的话,说明当时两人并没有共同生活,而是分隔两地,一年中偶尔才有机会相聚。这是文江在福井县的武生担任女子学校舍监时的书信。

文江被告知怀孕之后,医生说“会出乳汁的”,于是她向丈夫报告了挤压乳房,有水一样的液体渗出的事。如果说这有点情爱的味道,也确实如此。但这是夫妇间的书信,虽说她身为学生们的严师,也无伤大雅吧。

文江在丈夫去世后,曾经编辑出版一本小册子《梓月》,这里介绍一下文江为这本小书写的后记。“梓月”是正胜作俳句时的雅号,缘自以北阿尔卑斯山 为源头的梓川。

梓月(本名正胜)于明治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生于长野县南安昙郡梓川村梓区下角,为仓科寿贺藏之次子。小学毕业后,协助家中务农。明治三十七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志愿参加海军。此后就学,毕业于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东京工科学校,就职于陆军筑城总部,任建筑工程师。大正七年结婚,继承岩崎家。大正七年末作为随军人员赴西伯利亚,翌年归国。此后供职于东京陆军管理部,太平洋战争期间辗转各地,建设航空燃料工厂。

昭和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遭遇东京最后一次空袭,家财悉数焚毁。之后回到故乡松本,于昭和二十年秋天移住长野县北安昙郡松川村南神户的开垦地。昭和二十三年参与该村分校的建设工程,昭和二十五年承担开垦地水利工程的设计监督等,并见证上述工程完成。

此后致力于开垦事业,但中途为病魔所困,昭和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进入信州大学附属医院,昭和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因胃癌辞世,享年六十八岁。

梓月从少年时代起即对文学抱有兴趣,青年时期经常向文学杂志投稿,自昭和初年开始创作俳句,屡次参加俳句会,为同人杂志《初雁》的成员。历经战祸后回到故乡松本,曾召集附近的同好之士举办俳句会,并居指导地位。除俳句外,还加入开垦地的乡土民谣“安昙曲”的团体。梓月从年轻时起一直写日记,记录所创作的诗、和歌、俳句、随笔及游记,但这些文字遭遇战祸,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我想查找正胜进入陆军之后的履历,但翻阅了《职员录》(官方的权威记录),却没有见到他的资料。后来问了专业人士,原来那时随着战争临近,军方以军事机密为由对职员的编制保密,不肯配合《职员录》的编辑工作,因此记录散佚了。对后世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会造成极大的误导。

文江说正胜有文学才能,但看了《梓月》上登载的俳句,我觉得都很平凡。在现存的正胜给妹妹的明信片中,写着类似美文 的文字,令我顿时联想到国木田独步。我对世史子说了这种感觉,世史子说“父亲喜爱独步,珍藏着他的全集”。也就是说,我觉得正胜的文字过于模仿独步,很难说有何独创性。

正胜如果没有建筑师的才能,也许会作为农民度过一生。当然,如果当农民,他可能会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但正胜也好,妻子文江也好,都以长野县中农子女的身份出人头地,到达了接近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尤其是文江,她的社会地位随着战争而上升。

我注意到千弘的父母有可能与战争有密切关联,是因为千弘在战争期间——而且是接近战争结束时,曾经进行一场极为奢侈的“满洲旅行”,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必然要亲属中有人对军队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才行。

文江在昭和十五年,成为全国规模的“大日本女子青年团”主管,作为副团长率领全国女子青年团的领导者,对“满洲开拓团”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视察。这几乎是教育者能获得的最高社会地位。

正胜曾经给小妹妹阿湖寄过照片,阿湖的回信还保存着,她半是嘲讽地写道:

“嫂子(指文江)的表情真够吓人的。莫非是搬到了东京,就要有东京人的派头,所以变成这样了?”

与其说文江是因为搬到了东京才变成那样,不如说是她生性严谨,又过于紧张,才表情僵硬。上一章中提到,第六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们说她是“让人一想起来心就怦怦直跳的可怕老师”,形象地描述出了文江给人的压迫感。

像我这样不够严谨的人,只要想象一下,就不愿意靠近文江身边。

与这般性情的文江结婚,还能琴瑟和谐,可见正胜是人情练达的人物。他们显然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类型。据世史子说,他们遭遇战祸,从中野的家中逃出时,三妹准子跟随在父母身后逃难,那时父母间的浓情厚意令准子大为惊诧。我很想问问具体是怎样的情形,两人或许以为那是最后时刻,互相拥抱亲吻了吧。

家庭保持着很好的平衡,正胜深知自己的立场,凡事谦虚克制,生活的主导权似乎掌控在文江手中。无论是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收入,文江很可能都比丈夫正胜高出一筹。也许正胜就是所谓的“甩手掌柜”。一九二八年两人参加了昭和天皇的即位纪念典礼,为了纪念这件事,夫妻俩和三个孩子拍摄了照片。正胜戴着圆顶高礼帽(不是大礼帽,而是圆顶硬礼帽,英国绅士现在依然常用),系着蝶形领结,十分潇洒。文江梳着垂髻,那是当时知识女性的发型,身着带有家徽、下摆有花纹的黑色和服。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大正末年健全的山手 家庭的典型面貌。

这张照片令人联想到《海螺小姐》中的爸爸,或是向田邦子的戏剧中出现的父亲。照片上的文江夫人则年轻美丽,一点也不可怕,莫如说是慈母的模样。三个女儿身穿母亲在缝纫室中缝制的时尚洋装,千弘头上还系着大大的白蝴蝶结。我多次见到过这样的家庭,这在当时是令人莞尔的景象。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勉力为之的隆重,是日本的山手家庭最隆重的盛装打扮,也可以说是大正自由主义最后的气息。接下来就要被卷入巨大的战争,令人窒息的一切都将开始。

这个家庭的地位在急速上升,说千弘吸收的东西来自这个时代,不如说是来自整个世界。

这个家庭迅速军国主义化。父亲正胜本是陆军的一员,自然要忠实地履行义务。母亲文江身为教育者,顺从军方的意向,致力将自己管理的学生们培养成“军国新娘”乃至“军国之母”。

在这种情形下,千弘到了适婚年龄。与现在的少女不同,当时女孩刚到二十岁,父母就会着急婚姻大事。“努力生育”是当时的国策,对国策极为忠诚的母亲文江发挥了政治能力,从一位熟人那里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1928年11月10日,父母出席昭和天皇即位的纪念典礼,一家人合影留念

一位寄宿在那位熟人家的青年X,对去画家冈田三郎助的工作室学习的千弘一见钟情。千弘去画室学习,与职业并没有关系,只是一种单纯的才艺培养。在冈田的指导下,她加入了当时的女画家团体“朱叶会”。但岩崎家的父母并不觉得兴奋,他们的头脑中只有千弘成为好主妇、建立圆满家庭的样子。

婚事的第一道难关是要求对方成为岩崎家的养子,继承岩崎家的姓氏。这是从前正胜与文江结婚时经历过的问题,如今青年X也允诺了。正如许多任性的少女一样,千弘对国外怀有憧憬,强烈希望到国外生活。于是通过文江的政治影响力,青年X在东洋拓殖会社中调动了职位,转到中国大连工作。两人的婚事似乎进展顺利,但一开始千弘其实很讨厌X,曾经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希望不要再提那件事”。说千弘这么做是勇敢,不如说是对“美”的极度憧憬生出的力量所致。

被恋人背弃的X失望沮丧后的悲叹,在旁人眼中也看得一清二楚。

也许是因为所谓的少女之心,千弘看到青年悲伤的样子,被深深地感动,立刻同情起他来,又改变主意,答应了父母这桩婚事。 TqTZSkij19CV/PD+IfeSLOpu5h8MnwKxiqcHffRE7m63AceYlMLgZsB9yQfPb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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