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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
出处见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唐代宗初年曾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于时李白已死）。新墓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在李白死后五十五年。其文有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碑文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
中亚碎叶，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译作“素叶”。《记》云：“（自凌山）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热海，又谓咸海。’案即今之伊塞克湖。）……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素叶水城即碎叶城为无疑。素叶水即碎叶水，《大清一统志》译作“吹河”，今译作“楚河”。城在碎叶水南岸，说者谓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
境内。隋唐时代为西突厥建牙之所，玄奘以贞观三年（629）见西突厥叶护可汗于此处（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可见中亚碎叶实为当时之一重镇。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所述李白家世大抵相同。《草堂集》是李白诗文集的初名。李白以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冬卧病于当涂，垂危，以诗文稿授其东道主县令李阳冰，请他作序。序中有云：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李阳冰的说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但在这里碎叶却改为了“条支”。这是什么原故呢？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唐代有“条支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唐书·地理志三》）这个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皆属安西都护统摄”，旧不详其地望所在。古有“条支国”见前后《汉书·西域传》，产狮子、鸵鸟等。彼乃大食之异译（波斯文Tajik），今之阿拉伯。其地远隔，不能比傅。今考李白乐府《战城南》中说到“条支”，约略表明了唐代条支的地望。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葱河为喀什噶尔河，发源于葱岭东麓。天山也发脉于葱岭，东北走而随地异名。诗中的“条支”，与葱河、天山等连文，表示其地望相接，必指唐代条支都督府的条支，而非远在阿拉伯的大食国。此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是则所谓“条支海”或条支都督府所辖之“海”，如非伊塞克湖（热海），当即巴尔喀什湖。因而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家世的渊源，李白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也有所叙述。
《赠张相镐二首》之二：“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这所说的就是自己的远祖李广。李广为汉武帝时的名将，虽有边功，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但终身未得封侯。
《上安州裴长史书》：“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这所说的便是自己的世系出于凉武昭王李暠。李暠是李广十六世孙，《晋书》中有传。公元5世纪初，东晋安帝元兴年间（402—404），李暠在敦煌、酒泉一带为众所推戴，坐定千里，进号凉公。其子李歆继立，攻沮渠，败死。弟李恂继立，沮渠破敦煌，恂自杀，国亡。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遭沮渠蒙逊难”，所指的便是这回事。唯因《书》中有“金陵”字样，胡应麟曾斥为伪作（见《少室山房续笔丛》），注家王琦则以为“必有缺文讹字”。案王说较平实，然王谓“金陵，或金城之误”则未必然。盖《书》中所说“金陵”是指李暠在西凉所设的建康郡，地在酒泉与张掖之间。其所以命名“建康”，有意表示对于东晋首都的眷念。东晋都建康，别号金陵，故李白对于西凉之建康亦称之为“金陵”而已。问题倒是在“咸秦”二字。咸秦地望，注家不详所在。如为建都咸阳之旧秦，则与碎叶、条支等相抵触，且由边陲迁入内地而为“官”，亦不得言“奔流”。故“咸秦”必系讹字，盖因原字蠹蚀破坏而后人以意补成之。余意“咸秦”当即“碎葉”之讹，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葉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要这样，范传正碑文所转录的“伯禽手疏”，才有了它的根据。
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但关于他的先人之所以移居到碎叶的经过，在三十五年前，陈寅恪发表过《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清华学报》十卷一期，1935年），认为是完全出于“依托”，也就是说李白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是否这样，值得加以检核。
陈氏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看到在“安西大都护府”下有“碎叶城”，而在“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叶城”，他把两者完全合而为一了。他也看到“条支都督府，领州九”，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因此他便十分含混地得出一个结论：
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辨。
这是显然把中亚碎叶误认为了焉耆碎叶。焉耆碎叶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不仅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平焉耆时还没有，即高宗显庆二年（657）平贺鲁时也还没有。陈氏对于条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论。前提非常含混，而结论却十分武断。陈氏认为“不待详辨”，其实是很值得加以“详辨”的。请把上述李白的自述和口授的三种文字排比在下边吧。
（1）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咸秦”即碎叶之讹）
（2）中叶非罪，谪居条支。
（3）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
细阅前二种文字，并无因罪窜谪之意，所说的都是被某种社会环境所迫，自行流亡，出奔异地。第三种晚出，加上了一个“被”字，显然是出于误会。其实，古时凡由汉民族居地移住外域，便说为窜谪或降居。如《国语·周语》“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便是绝好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所谓“降居”也就是谪居。中央亚细亚在隋末即使尚未内附（其实在汉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汉室相通了），商旅往来有“丝绸之路”畅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叶，有何不可能？而且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是岭南或者贵州、四川，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但疏忽和武断的惊人处尚不仅这一点。陈寅恪认为当时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因而把西域和中国对立，他不相信李白先人西迁，“隐易姓名”，入蜀后改还原姓的说法，肯定“太白入中国后方改姓李”；于是进一步作出极其奇异的判断，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毫无确凿的证据，而却断定得非常坚决。这惊人的程度，可算又进了一大步。当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有不少的西域胡商或传教者来内地活动，内地也有不少商人流入西域。陈氏为了证成其说，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为“西域胡人”，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他自己曾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这些难道都是在虚夸或扯谎？事实上李白对于中国的历史和儒、释、道三家的典籍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涉历。他的诗歌富于创造性，但和周代的风骚、汉魏的乐府也有极其亲近的血统上的渊源。
单就李白所遗留下来的几篇古赋来说吧。例如，在开元八年二十岁时所作的《大猎赋》，有些辞句在气魄上很足以令人佩服。试举数句如下：
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
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
河汉为之却流，川岳为之生风；
羽旄扬兮九天绛，猎火燃兮千山红。
诗情韵调的清新激越，的确是超过了汉代的司马相如，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杜甫所自鸣得意的《三大礼赋》。请问：一位“胡商”的儿子，在短短的期间，何以便能够在文化上有这样的成就？要说是“天才”吧，那只是诡辩，在这里是无法说通的。
在封建时代，一般说来，种族意识是很强烈的。无论是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都十分尖锐地对立着，往往酿成大规模的流血斗争。开元天宝年间执掌兵权的将领多是胡人，如安禄山是混血胡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哥舒翰也是西突厥别系突骑施族人。安、史之所以叛乱，哥舒之所以降敌，看来也是有种族意识在作怪。李白如果是“西域胡人”，论理对于胡族应该有一定的感情。但他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情趣却恰恰相反。
安禄山这个混血胡人，李白在供奉翰林时，和他有过接触；天宝十一年还到过他的势力范围的核心地带——幽州。但是，李白却没有向他攀援，在游幽州时只感觉着他的反势已成，从而呼天痛哭。安禄山既经叛变之后，李白则屡次想扫荡胡尘。他之从永王东巡，目的是在“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到他将死的前一年，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师东征，意在铲除安史的残余势力，李白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还踊跃去从军，因病半途而还，有诗纪其事。这表明李白对于安史等人是没有丝毫同情的。
哥舒翰这个突骑施族人，李白也同样看不起他。当他以几万人的牺牲，夺回了吐蕃以几百人所控守着的石堡城时，封官拜爵，威名赫赫，高适在做着他的幕僚，杜甫求为幕僚而不可得，而李白却把他和斗鸡之徒并举：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
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
西屠石堡取紫袍。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这显然没有把哥舒翰看在眼里。但诗集中别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首，却盛称哥舒翰的英勇，说他远远超过了卫青和白起，与《寒夜独酌有怀》中的情趣全相抵触。诗只七言八句，有“述德”而无“陈情”，可见诗非全豹。又称哥舒为“大夫”，足证诗当作于天宝八年以后。（哥舒翰以天宝八载加御史大夫，见《唐书·哥舒翰传》。）但在天宝八年以后，他们两人绝没有相遇的可能，而诗中也看不出有托人转达的痕迹。因此，说者多以为这诗不是李白所作。我同意这种看法，故在这里特为引述。
关于胡人的相貌，李白在诗中有比较详细的描绘，而且还有所品评。请读他的乐府《上云乐》吧，这是根据梁代周捨的原辞而发展了的。它抓着了老胡文康的特征——碧眼、金发、浓眉、高鼻，虽然没有说到胡子，但一读即可知其为胡人。
金天之西，白日所没，
康老、胡雏，生彼月窟：
巉岩容仪，戌削风骨。
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
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
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
这是原诗的第一节，不仅画出了老胡，也画出了小胡（“胡雏”）。正因为兼画了老小二胡，所以没有说到胡子，但所绘胡人的面貌是活现着的，并没有缺少什么。“碧玉炅炅（炯炯）双目瞳”形容眼色深蓝而有神；“黄金拳拳两鬓红”形容发色金黄而拳曲。“华盖”形容眉骨的穹隆，“嵩岳”形容鼻梁的高耸。用字并不多，的确抓着了胡人容貌的特征，比之周捨的原辞：“青眼眢眢，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真可以说是点石成金了。周捨虽然说到“髭”，但却毫无效用。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诗既活画出胡人的面貌，而他对于这种面貌的品评却是“诡谲”二字，说它怪得出奇！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他正应该把这种面容看作正常，或者不那么奇怪。然而不然，这就恰恰从反面来证明：李白肯定是汉人，而绝不是“西域胡人”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陈寅恪关于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但李白所传授的家世传说，有的地方也不可尽信。例如，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之说便很成问题。首先是唐代的宗正寺不承认，其次是他自己也把握不定，往往自相矛盾。
如果李白真是李暠的九世孙，那他便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族祖。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七世孙，李隆基是十一世孙，论理李白要高李隆基两辈。天宝元年（742）七月二十三日，李隆基颁布过这样的诏书：
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以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
——《唐会要》第六十五卷
天宝初年，李白颇为当时朝廷所重视，他和李彦允也认了祖孙关系。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之后，他曾“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见李阳冰《草堂集序》）。如果李白真是李暠的九世孙，为什么得不到“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呢？
或者由于谱牒无征，所以得不到承认，但李白自己在行文中却往往自相矛盾，游移不定。李白在自己的诗文里面，特别在标题上，对于同姓的人爱标示出兄弟、叔侄、祖孙等关系。以李暠九世孙为标准来进行核对时，世代多不相符。姑且举若干例在下边以见其出入。
例一，《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诗：
李延年和李延陵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徐王李元礼的曾孙，是李暠的十一世孙。而李白却称他们为“从兄”、“从弟”。如果李白真是李暠的九世孙，那是把自己降低了两辈。
例二，《饯校书叔云》诗：
李云是李渊的儿子道王李元庆的曾孙，与李延年、李延陵同辈，而李白却称之为“叔”。这又把自己降低了三辈。
例三，《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
李贲是唐高宗李治的儿子许王李素节的孙子，李暠的十二世孙。李白也称之为“叔”，把自己更降低了四辈。
例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诗：
李晔是大郑王李亮的四世孙，李暠的十世孙。论理李白要高一辈，而却称之为“族叔”，把自己降低了两辈。
例五，《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诗：
李昌岠（“岠”或作“峒”，乃字误，今从缪曰芑本）曾为辰锦观察使，是大郑王的六世孙，李暠的十二世孙。李白又称之为“弟”，更把自己降低了三辈。
例六，《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
李阳冰是赵郡南祖房李真的八世孙。李真低李暠一辈，论理李白与李阳冰同辈。但李白却称李阳冰为“从叔”，把自己降低了一辈。
例七，《泾川送族弟錞》诗：
李是赵郡东祖房李系的十一世孙。李系与李暠同辈，论理李白是李的族祖，而李白却称李为“族弟”，这是把自己又降低了三辈。
像这样自相矛盾、毫无定准，可见李白自己对于李暠九世孙之说都把握不定。那就无怪乎得不到宗正寺的承认了。
在这里分明是封建意识在作怪。所谓李暠九世孙之说，看来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在抬高自己的门第。对人称谓的辈数之或高或低，不外是以势利的眼光在看人说话。这暴露了李白的极其庸俗的一面，和他同时而并称的杜甫，在这一点上也和他不相上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到德国的诗人歌德和哲学家黑格尔时，有这样的一句话：
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至上神，与上帝相当。
这句话同样可以移来批评李白与杜甫。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李白的排行名叫“李十二”，足见他的兄弟辈很多，他的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他入蜀以后，把李白养成了一个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的人，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但李客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据李白自己的回忆：“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正因为这样，他也使李白从小便受到充分的教育，发展了他的天分。
李白的家在经营商业，在李白的作品里也有痕迹可寻。他在《与贾少公书》里说“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又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里说“青云豪士，散在商钓”。这些都是证据。因此，有人说李白本人在经商，那和李白的性格和生活习尚未免太相悬隔了。我的看法是：不是他自己本人，而是他至少有一兄一弟在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上经商，他家的商业范围是相当宽广的，不仅超出了绵州，而且超出了四川。他晚年因从永王东巡获罪、被囚在寻阳狱中时所作的《万愤词》里面，透露了一些消息。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
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
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
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
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
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
“南冠君子”，不用说是指狱中的自己。“高堂”是他的父母还在，有“兄”在九江，有“弟”在三峡，有“子”在山东，有“妻”在南昌，统括成“一门骨肉”。这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的事，于时李白已经五十七岁了。有人说“兄九江”的“兄”是李白自己，从诗的脉络上看来不能这样说。在“南冠君子”之下历数“高堂”、“兄弟”、“妻子”，而概之以“一门骨肉”，可见“兄”是李白之兄，寄寓在九江，也同李白之弟寄寓在三峡中的某处一样。李白在叹息兄弟隔离，不能生羽翼而相聚首。“兄”虽然近在九江，然李白是在寻阳狱内，也是隔离着的。
问题倒是：在九江的兄与在三峡的弟，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我看除说为在经营商业之外，没有更好的说明。
唐时在巴蜀与吴楚之间，靠着有长江运输的一水之便，贸易已经是十分兴隆的。拿杜甫的诗来作证吧。杜甫在成都作的《绝句四首》之三有句云“门泊东吴万里船”；在夔府作的《秋风二首》之一又有句云“吴樯楚舵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还”——“吴樯楚舵”，注家以为“当是馈运遣戍之舟”；“寒犹未还，乱未已也”。所谓“馈运遣戍”完全是揣测之辞。其实是说吴楚的商船遇战事被阻或被扣留，经历了半年以上还不见回航而已。长江中商船往返的频繁，可以想见。
杜甫还有《最能行》一首，写三峡中滨江的人们不重读书而重操舟行贾的风气；诗的开头六句是：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
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
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这所写的是本地人情况。另有《滟滪》一诗，则写到三峡中外来的“估客胡商”。杜甫告诫他们：“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掷黄金！”这些诗可令人想见：唐时峡中重要的码头上是万商云集，而商品的重要一项便是食盐。四川的内江、外江，都有大量的盐井，据传说是秦时的蜀郡太守李冰所开始采凿。商贾们把这种生活必需品运往两湖、江南的口岸，再转运内地供应。李白在《江上寄巴东故人》一诗中也说到“瞿唐饶贾客”。因而“瞿唐贾”在唐代竟成为了一个熟语，请看李益的《江南曲》吧：
嫁得瞿唐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瞿唐贾”与“弄潮儿”为对，“瞿唐贾”自然是跑长江上游的商人。李白的《长干行》《巴女词》《江夏行》，所咏的也都是瞿唐贾。长江中上游的贸易兴盛所带来的副产物——商人妇的闺怨，竟成为了唐代诗人所爱写的题材。白居易的《琵琶行》便是写这种题材的著名的长诗。白居易在被谪贬为江州司马的任期中，有一次秋天的晚上到寻阳江头送客，听到停泊在江边的商船上有人弹琵琶。访询的结果知道是京城的一位琵琶名手嫁给了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因而正独守空船。白居易邀请她上官舟弹奏了几曲，那便使白居易留下了那首名诗。“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一带，看来浮梁所采购的茶，很可能是运销到成都、重庆一带的。
《万愤词》中的“兄九江兮弟三峡”正可表明李家商业的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了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从这里对于李白生活费用的来源才可以得到妥当的说明。李白自从他在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以来，直到宝应元年（762）六十二岁去世，将近四十年间他没有回到故乡去过。这样长时期的漫游浪费，没有富厚的后台是不能想象的。后台所在，不就是在九江坐庄的“兄”和在三峡坐庄的“弟”吗？
还有，李白出蜀后先后几次隐居庐山。永王失败，李白逃回寻阳而被囚。这些行迹，不正因为有兄在九江的原故吗？长流夜郎时，李白没有取道湖南，而却取道三峡，不正因为有弟在三峡的原故吗？夜郎在今贵州遵义附近，道经湖南是比较捷近些的。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有“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句，正想象他去夜郎的路径是经由湖南，想象他在过汨罗江时会投诗以吊屈原，然而没有猜准。
由上所述，可见李白的家世，同中国唯一的女帝武则天的家世，有点相仿佛。武则天的父亲是木材商人，伯父是大地主。家财虽多，但不是显族。故骆宾王在讨伐她的檄文中说她“地实寒微”。正由于有这样类似的家境，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