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孙犁先生

一晃，孙犁先生已经去世五个月了。我一直想写写孙犁先生，却又不知从何写起，面对电脑，枯坐半天，总是一片空白。这让我非常痛苦，我才发现有的事情有的人真的想写却突然没有词了，那感觉就像欲哭无泪一样吧。

我常常想起孙犁先生，想起先生和我通过的那么多的信。

我很想把这些信件都整理出来，为先生也给自己留一份纪念。

可是，我不忍心触动那些难忘的，而且只是属于我们两人的岁月。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恐怕再也找不回那样恬静而温馨的岁月了。我表达着一个晚辈对他的景仰，他是我德高望重的前辈，却是那样的平易朴素，那么大的年纪却常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写作，竟然来信说：“您在各地报刊发表的短文，我能读到的，都拜读了。”而且按先生的话是“逐字逐句”认真地读，然后写来长信，提出批评，给予鼓励。文学变得那样的美好而纯净，远离尘嚣，我和先生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只谈读书，只谈往事。现在还会有那样的岁月和心境吗？

在孙犁先生活着的时候，我常常想去看望他，北京离天津并不远，况且在天津还有我的亲人和认识孙犁先生的朋友，我也经常去天津。但我还是一次次忍住了这个念头，我怕打扰一个喜欢安静的老人，说老实话，也怕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出现偏差。心仪一位自己喜爱的作家，就老老实实地读他的作品吧。我知道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研究者，也不是他的部下，而只是一个敬重他的作者和喜爱他的读者。本来离孙犁先生就很远，即便走近了，也不见得就能够看得清楚，就还是远远地保留一份想象吧。

孙犁先生去世之后，我读过了不少人写的悼念文章，有些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有些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便问自己：我想象中的孙犁先生是什么样子呢？想了许久，我得出的结论是：晚年的孙犁先生是忧郁的。我不知道，我的想象是不是对。那确是我的想象。没错，孙犁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

孙犁先生的忧郁，和他衰年独处有关。他文章中不止一次流露出“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在期”的感慨，他是一个情感极其细腻的人，他沉淀了岁月，洞悉了人生，所以在琐碎生活中特别珍时惜日，所以在秋水文章中格外取心析骨。

记得他读完我的《母亲》一文，知道我小时候生母去世后父亲回老家又为我和弟弟娶回一个继母的经历，来信说：“您的童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的，使我伤感。”然后，又驰书一封特别说：“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的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您。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前一封信，让我感动，我知道孙犁晚年很少再动感情，他自己在文章里说过：“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他却为我的一篇文章为我的童年而伤感。我能够触摸到他敏感和善感的心，便也就越发明白为什么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充满对那么多人细致入微的感情描摹。我有一种和他的心相通的感觉，这不是什么攀附，只是普通人之间普通情感的相通。我相信他是不愿意他去世后被人称作大师的，他只是一个始终保持着普通人感情的作家，就像他始终喜欢布衣麻鞋、粗茶淡饭一样。

后一封信，让我没有想到，因为在我写文章的时候到文章发表之后，都没有曾经想到父亲当年那样做时内心真实的感情，而只是埋怨父亲。孙犁先生的信提醒了我，也是委婉地批评了我。真的，对于父亲，我一直都并未理解，一直都是埋怨，一直都是觉得失去母亲后自己的痛苦多于父亲。也许，只有经历过太多沧桑的孙犁先生，对于哪怕再简单的生活才会涌出深刻的感喟吧，而我毕竟涉世未深。过去常看到别人说孙犁先生善于写女人，其实，他也是那样善于理解男人。我隐隐地感觉到晚年的孙犁先生和年轻时的心境已经不大一样，便总觉得有一种忧郁的云翳拂过他的眼神，善意地注视着我们，伤感地回顾着往昔。

我不大清楚孙犁先生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晚年的文章的。我只知道在和我通信中，他特别提到过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89年写的《记邹明》，一篇是1994年写的《读画论记》。在他晚年的著述里，这两篇文章都算比较长的了。我是觉得他自己格外看重这两篇文章的。《读画论记》中，他不计利钝，不为趋避，知人论世，裁画叙心，深刻道出对文坛的悲哀。他说：“没有大智大勇，很难逃出这个圈子。”

我想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贪图名利于一时，这是很容易的。但遗憾终生，得不偿失，我很为一些聪明人，感到太不值。”在信里，他对文坛许多现象给予了批评，比如对那些冒充学问的所谓注水书籍的一再批评：“这不能说明他有学问，是说明当前的‘读者’都是‘书盲’，能被这些人唬住，太可怜了。”面对这些现象，最后他只有在信中感慨地说：“据我的经验，目前好像没有人听正经话，只愿意听邪门歪道，无可奈何。”我便忍不住想起他在文章中一针见血批评的话：“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也是，这样的话，谁能够听得进去，谁又愿意听呢？

晚年唯一能够给予他慰藉的只有读书了。他在信中对我说：“我读书很慢，您难以想象，但我读得很仔细，这也是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读书烦了，就读字帖；字帖厌了，就看画册。这是中国文人的消闲传统，奔波一生，晚年得静，能有此享受，可云幸福。”孙犁是以这样的心境退回书斋之中的，既有中国传统文人之习，也有无可奈何之隐。孙犁先生的去世，让我感到这样一代文人和文风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了。那种忧郁的太息和气质只存活在他的文字中了。

我知道孙犁晚年喜欢临帖书写，曾经请他为我写一幅字，他写来的第一幅录的是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的诗句，诗里有“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和“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的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先生的自况？他写来第二幅字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是感到他旷达和超脱之外的一丝忧郁。他出的最后一本书，取的书名竟是《曲终集》，我隐隐感到不大吉利，曾经写信问过他，先生回信却没有回答，也许，是觉得我岁数还小不大懂得吧。

《记邹明》中，有他自己人生的感慨，那是一则邹明记，也是一篇哀己赋。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雾、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这篇文章的，我是感到了一种往昔的梦魇与现实的无奈，交织成一片深刻的忧郁，笼罩在晚年孙犁先生的心头，拂拭不去。

孙犁先生一生不谙世故宦情，以他的资历和成就，他完全可以像有些人爬上去的，但他只是如自己所说的：“我的上面有：科长、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总编、正副社长。这还只是在报社，如连上市里，则又有宣传部的处长、部长，文教书记，等等。这就像过去北京厂甸卖的大串山里红，即使你也算是这串上的一个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干瘪的那一个了。”

在一次孙犁先生《耕堂劫后十种》书籍出版座谈会上，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很想把这段话作为这篇迟到的悼念文字的结尾—

孙犁先生是中国真正的、有点老派的古典文人。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就是干与知识相关的事情，孙犁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干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很惭愧。因为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干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或为官，或为商，或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这是孙犁先生作品中不断批判的。而孙犁先生的一生，干的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不为官，也不为商。不是他没有为官的途径和条件，而是孙犁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回眸孙犁先生二十年，实际不止二十年，五十年或者更长，把他的五十年、六十年、一生的作品都展示出来，孙犁先生可以面不改色，不用脸红，他的每篇文章包括每封信件都可以和读者见面。现在有多少作家，包括所谓的大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更不要说每一封信件，摊出来和读者见面呢？

正如孙犁先生在《曲终集》中所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孙犁先生五十年的作品，不仅一直保持着这种创作的势头，而且保持着真正文人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说孙犁先生是真正的文人，做的是真正文人的事情，愿意称自己为文人的人，都应该有发自内心的深省。

2002年12月11日于北京 AHTKYfSrgqFaiVm2vInIXoh+TIvWAWCJ0EfOx902RpKZzXl7u8sk3/J9Rj8KHe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