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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家兄弟俩，长得都不随爹妈。牛大爷和牛大妈，都是胖子，他们兄弟俩却很瘦削。尤其是等到他们哥儿俩上中学了，身材出落得更是清秀。那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妈，常拿他哥儿俩开玩笑，说：“你们不是你妈亲生的吧？”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说话，就咯咯地笑。
牛大爷和牛大妈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一辈子老实、随和。他们在大院门前支一口大铁锅，每天早晨炸油条。牛家的油条，在我们那条街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靠着牛大爷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第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炸的火候是最后一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牛家兄弟俩，就是靠牛大爷和牛大妈炸油条赚的钱长大的。
大牛上高一时，小牛上初一。那时候，大牛高过小牛一头多，而且比小牛英俊，也知道美了，每天上学前照镜子，还用清水抹头发，让小分头光亮些。但是，他特别讨厌我们大院的大人们拿他和他爹妈做对比、开玩笑。他也不爱和爹妈一起出门，除非不得已，他会和爹妈拉开距离，远远地走在后面。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好几次家长会通知单，他都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
小牛和哥哥不太一样。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帮爹妈炸油条。不过，牛大爷嫌他炸油条的手艺糙，只让他收钱。而且，大牛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在哥哥面前小牛有点儿低眉臊眼。于是，牛家也习惯了，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小牛一放学就拿扫帚扫地干活儿。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们大院街坊的眼睛里，牛家两口子有意无意是明显地偏向大牛的，就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牛家两口子这样说。牛大爷和牛大妈听了，只是笑，不说话。
大牛高三那年，小牛初三。两个人同时毕业，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小牛考上了一个中专学校。两个人都住校，家里就剩下牛大爷和牛大妈，老两口接着炸油条，用沾满油腥儿的钞票，供他们读书。
小牛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又住回家里。大牛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再也没回家住过一天。别人不清楚，牛大爷和牛大妈心里明镜般地清楚，大牛是嫌弃家里住的这房子破呢。没两年，大牛就结婚了。结婚前，他回家来了一趟，跟爹妈要钱。要完钱，就走了，连口水都没有喝。要多少钱，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如数给了他，但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怕给他丢脸。
就是从这以后，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下坡路。没几年工夫，牛大爷先卧病在床，油条炸不成了。紧接着，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落下半身瘫痪。家里两个病人，小牛不放心，只好请长假回家伺候。
大牛倒是也回家来看看，但主要目的还是要钱。牛大爷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牛大妈哆哆嗦嗦气得扯过盖在牛大爷身上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说：“你看看这棉袄，多少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这又看病又住院的，哪一样不要钱？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们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就不错了！你还觍着脸伸手朝我们要钱？”此后，大牛再也没进这个家门。
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五六年的样子，先后走了。牛大妈是后走的，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连个对象都没找，心疼得很。但那时候，她的病很重了，说话言语不清。临咽气的时候，牛大妈指着牛大爷那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张着嘴巴，大口喘着粗气，使劲儿想说什么，又怎么也说不出来，支支吾吾的，小牛不知道什么意思。
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小牛又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觉得怪怪的。他拿起棉袄，才发现很沉，抖搂了一下，里面哗哗响。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据我们大院里知情的街坊说，老爷子足足给小牛留下了一百多张十元钱的大票子，也就是说有一千多元呢。那时候，我爸爸行政二十级，每月只拿七十元的工资。
这之后，小牛就离开了大院。谁也不知道他搬到了哪里。我再也没见到他们哥儿俩。
好多年过去了，往事突然复活，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听到台湾歌手张宇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作《蛋佬的棉袄》，非常动听。他唱的是一个卖鸡蛋的蛋佬，年轻时不理解母亲，披着母亲给他的一件破棉袄卖蛋度日，懂事后攒钱要让母亲富贵终老，但母亲已经去世了，却发现棉袄里母亲为他藏着的一根金条。“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夜夜狂啸，成了午夜凄厉的调……他那件棉袄，四季都不肯脱掉。”唱得一往情深，让我鼻酸，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炸油条时穿的破油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