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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觉察不到隐藏脑，是因为我们无法靠自省触及它。用注意力的聚光灯照射我们的内心，并不会使一个地下世界浮现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能突然意识到隐藏脑——不是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是意识到它的缺席。
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经常遇到隐藏脑受损的患者。正如亚伯拉罕·特塞尔等人通过实验证明的那样，也正如弗洛伊德通过经验觉察到的那样，隐藏脑经常让人在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些为了不被超越而蓄意妨碍对方的夫妻，并不知道他们在妨碍对方，遑论这么做的原因。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最强大的心理治疗，名为认知行为疗法。简单说来，这项技术会教患者注意他们无意识的思维模式。酗酒者可能觉得他的酒瘾根本不受控制，但事实证明他的行为有模式可循：他往往会在拿到工资、路过喜欢的酒吧或和妻子吵架后酗酒。与酗酒做斗争的部分方法就是要意识到这些诱因，然后有意识地建立起相应的防范机制——例如，将工资直接存入银行，走另一条不会途经酒吧的路回家。
抑郁症和其他的情绪障碍亦复如是。人们觉得他们的情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外部事件而起。失去工作或配偶的打击无疑具有毁灭性，但所有谈话疗法的核心观点都是，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和习惯。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神经化学物质的改变能改善患者的自我感觉。没人能凭直觉感知到神经递质，但抑郁症及其有效的治疗方法表明，我们需要神经递质才能正常生活。近年来，高科技的脑部扫描让我们得以首次观察到大脑活动——直接窥见正在运作的部分隐藏脑。
虽然这些观点逐渐得到了临床科学的明确证实，但隐藏脑在其他大多数领域的作用被忽视了。我们或许承认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与隐藏脑有关，但像餐桌礼仪、文明礼貌和诚实守信一类的寻常事物似乎是由自觉意图驱动的：人们讲礼是因为他们选择讲礼，人们守信是因为他们想要守信。唯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疾病才能揭示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要素——道德、善良和爱——都取决于无意识心理。
布莱恩（Brian McNamara）和温迪·麦克纳马拉（Wendy McNamara）夫妇居住在安大略省多伦多郊外的奥克维尔。鉴于两人都性情友善，布莱恩和温迪都选择了需要与人交际的职业。布莱恩成了电脑制造商惠普的全国销售经理。温迪为周末旅行者（Weekenders）品牌卖休闲服饰。她给人打电话，安排上门为他们展示最新的时装。布莱恩和温迪都干得如鱼得水。2002年，布莱恩接受了一份提前退休方案，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即便这意味着要放弃他那备受瞩目的职位所带来的福利和奖金，他也乐得清闲。
布莱恩和温迪感情亲密，喜欢对方的陪伴。在布莱恩看来，退休意味着他们可以专注地享受他们共同热爱的事——旅行，淘古董，探秘不同的酒庄。生活似乎很充实。
2004年，他们结婚三十年后，温迪为切除一个不断增大的子宫肌瘤，接受了子宫部分切除手术，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大约就在那段时间，布莱恩发觉温迪越来越没有干劲了——她以前会冲劲十足地打推销电话，现在成天无所事事。布莱恩认为或许是时候让她也退下来了。他试探她是否愿意退出服装行业，做点别的事，比如志愿服务。温迪对这个提议不感兴趣，但也没有加紧脚步履行她的工作职责。
接下来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布莱恩都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这位自高中时代起的意中人似乎变得越来越冷漠了。当他提议一起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时，她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当他拥抱她时，她似乎也无意和他亲昵——不是生气，而是淡漠。2005年底，布莱恩跟温迪的姊妹交了交心。伊芙琳·索莫斯（Evelyn Sommers）是位临床心理学家，布莱恩跟她说温迪对工作、对生活和对他都缺乏情感联系。他们探讨了温迪是否有可能因手术后漫长的恢复期或布莱恩退休后生活方式的清简而患上了抑郁症。布莱恩觉得退休后像现在这样有时间享受生活，失去福利和奖金也是值得的，但有没有可能温迪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布莱恩询问温迪是否愿意找个心理学家谈谈。她既不热衷也不反感。她像往常一样，无动于衷。她在2005年底和2006年初，去见了六次心理学家。布莱恩问她进展如何时，她只回答了一两个字。布莱恩希望她能向治疗师敞开心扉。
他们夫妻以前一直亲密无间，可如今却渐行渐远。布莱恩不停地询问温迪，他们之间是怎么了。“我们的感情破裂了吗？”他急切地问道，“我们之间结束了吗？”温迪会将他渴望联结的请求变成一场争执：“你想离开我了？”“不，”他说，“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了。”
他们几乎没有公开争吵过，如果他们的婚姻真的濒临破裂，似乎也是从温情和爱变成了疏远和冷淡，不像寻常的婚姻那样终结于愤怒、怨恨和冲突。
若说真有愤怒，绝大部分也来自布莱恩。他离开本市出几天差，去做些咨询工作，回来后发现家里报纸扔得到处都是。餐桌上还有没洗的杯碟。温迪以前一离开桌子就会将椅子推回原位，喝完咖啡也会将杯子放进洗碗机。到底是怎么了？布莱恩觉得很孤独。他很难和其他人说起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一旦开口，他所说的好像无外乎都是些琐事。他和温迪一直很喜欢周末出去买菜，然后一起下厨。现在他问她想吃什么，她只是耸耸肩。就算他们把菜买回来了，温迪有时也会立马重新穿上鞋子，说她要出去散散步。旁人不会明白这些事情有多严重。但布莱恩渴望与妻子建立情感联结，这些不断积累的琐事对他来说，就像离婚的预兆。或许他们只是不再相爱了，他想道。或许他也有错，他没有完全理解她。布莱恩难过极了，但他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只是在经历数以百万的夫妻都曾经历过的事。
但有些地方真的很不对劲。当他们出去散步时，温迪会仔细地观察树上的树皮。她端详着林子里的树纹，指出一些形似人脸的图案。她一遍遍地用手指划过树皮，仿佛是在探寻什么天机。她是名业余画家，学过艺术，布莱恩惊异于她能在树皮和岩石上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细微图案。
当他们一起坐在车里时，温迪数着路过的运输卡车有多少个轮子。那辆有18个轮子。这辆有24个。有次他们开车去布莱恩的姊妹家，他看到她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们路过的森林看。他能听见她在低声数数。当她数到200时，他终于忍不住问她是在数什么。“枯木。”她说。
一个夏日，布莱恩临时把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进去买点啤酒，温迪也跳下车来，跟着他进了店。一对年轻的情侣吸引了她的注意，那名男子的一只胳膊上文着好些精致的文身。温迪大胆地靠近这名陌生人。“你的文身真棒，”她说，“我能看看吗？”年轻男子吃了一惊，但温迪打消了他的防备。她那迷人的个性和无往不利的微笑使得她的行为显得异常友好，要是换个人的话多半会显得很奇怪。在布莱恩将她拉走之前，温迪告诉那个陌生人他的文身里含有一些他自己都没认出来的图案。
布莱恩觉得这些怪事犹如影子一般。它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了。如果温迪头一天做了什么奇怪的举动，第二天她就不再做了。布莱恩没能看出数枯木和温迪越发喜欢寄支票去买些她压根不想看的书之间有什么联系。
但怪事层出不穷——而且越发频繁。温迪走到不认识的男人跟前，说她羡慕他们的头发，问能不能让她摸下他们的胡子。有时她连问都不问。布莱恩担心她的安危。被她拦下的人都很吃惊，而且很警惕。如果她搭讪了一个危险人物会怎样？
温迪晚上在家里四处走动，观察影子，寻找其中的规律。她拥有很多古董玻璃制品，在晚上夜游时，她经常会去看看她收藏的瓷器和餐具。她并非沉湎于财产的迈达斯（Midas）
，她只是有种不知餍足的冲动，想用手指抚摸各式各样的纹路，深受玻璃器皿上那些繁复的图案的吸引。夫妻俩不再睡在同一间卧房，因为温迪躁动难眠。有时布莱恩半夜醒来，看到妻子就静静地站在床边，看着他。“你该回去睡觉了。”他说，而她也会乖乖照做。
夫妻俩有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也住在家里，小伙子的头发剪得很短。温迪喜欢用手摩挲儿子的头皮，感受那种质感。但这事后来却变得很奇怪、很烦人。布莱恩和他们的儿子都要求温迪别再这样了。她却开始鬼鬼祟祟地突袭儿子。这种做法本只是有点蠢罢了，但她在他们的反复恳求之下仍不肯罢手，布莱恩开始觉得这种行为构成了虐待。
温迪以前一直很热爱动物，但如今她抓住家里的猫，用她的电子琴放《轻骑兵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然后使劲地来回摇晃那只可怜的猫，直到把它吓得够呛。她松开猫时，也毫不在乎离地面究竟有多高。如果把猫交给她照顾，她也不会喂食。
2007年5月，温迪答应陪她的姊妹和母亲去法国旅行。这次旅行是温迪的姊妹，就是那位心理学家筹划的——她要和她的伴侣拉里（Larry）在那儿交换结婚誓词。这次旅行为期两周，有很多有趣的行程，伊芙琳·索莫斯告诉布莱恩换个环境可能对温迪有好处。在温迪动身前，布莱恩和她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你得好好想想你回来之后作何打算。”他对她说。“你得问问自己还想不想住在这儿，还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飞机刚一起飞，就出事了。温迪开始滥饮。这很不像她，她以前总是只喝一两杯葡萄酒就不再喝了，还会劝别人也少喝。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温迪仍继续喝酒，而她喝酒的方式也和过去有别。温迪以前只在交际应酬时喝点酒，酒只是社会关系的附属品。现在社会关系却似乎成了酒的附属品。温迪的姊妹从朋友那儿租了一栋房子，而她朋友就住在几户人家之外。家里人谁都不知道，温迪晚上会偷偷溜到她姊妹的朋友家去——她跟别人只是点头之交。“嗨，”她欢快地说，“能给我点酒喝吗？”她露出灿烂的微笑，而她新结识的这几位东道主纵然面面相觑，到底还是会答应她。
这是温迪自发生改变以来，第一次和布莱恩以外的亲属在一起。旅行所带来的近距离接触，让温迪的姊妹开始理解布莱恩的境遇。这次旅行本是为了放松，但温迪却成了一个讨人厌的麻烦。伊芙琳当面指责了温迪。但和平素一样，温迪对她的批评无动于衷。当一家人回到加拿大时，伊芙琳心烦意乱。她告诉布莱恩，她肯定温迪的问题很严重。这不是抑郁症。
布莱恩如释重负。不只是他，其他熟识和关爱温迪的人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他带温迪去看家庭医生。“你们今天来干吗？”医生问。“是啊，”温迪认同道，一脸好奇地望着布莱恩，“我们来干吗？”布莱恩跟医生说了她酗酒、情感淡漠、无动于衷。医生提出了患抑郁症的可能，布莱恩说温迪已经去看过一位心理学家了，但没什么帮助。
布莱恩跟医生说了温迪那不知餍足的冲动：总想用手指摩挲儿子的头皮——还有那些头发卷曲的陌生人的脑袋。温迪还似乎一直很疲惫，因为她晚上躁动难眠，白天很多时候就只是随处躺着。医生告诉温迪，她要给她开些检查，做个血检，还有一些大脑功能测试。医生接着转变了话题。几分钟后，她突然问温迪做检查的事。“你还记得我建议做个血检和其他一些测试吗？”温迪茫然地看着她。“不记得。”她说。布莱恩又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有医学人士发现问题了。
做完检查后，医生将温迪转诊给了山姆和艾达·罗斯记忆诊所（Sam & Ida Ross Memory Clinic）的一位神经病学家，该诊所隶属多伦多贝克雷斯特老人护理中心（Baycrest Geriatric Health Care System）。温迪在那儿又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最终，神经病学家蒂芙尼·周（Tiffany Chow）做出了诊断：温迪患有一种被称为额颞痴呆的疾病。尽管温迪患病的症状显露于她接受子宫部分切除手术前后，但这两个问题极有可能并不相关。麦克纳马拉夫妇只是祸不单行而已。
额叶和颞叶是我们的祖先通过进化传给我们的凹凸不平的脑区。泰姬陵、埃菲尔铁塔、宇宙飞船、古典艺术、法律和政府——文明本身——全都是这些脑区的产物。我们大部分重要的思考来源于此。我们分析、预测、做选择，然后形成判断。和大脑的其他部分一样，额叶和颞叶的大部分活动是无意识的。它们塑造了我们判断社会状况和做出审美判定的能力。当我们做错事时，它们还会让我们的良心隐隐作痛。
影响大脑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很多，但没有一种像额颞痴呆这般奇异。阿尔茨海默病始于记忆剥夺而大脑其他方面的功能则完好无损，与之不同的是，额颞痴呆影响的是巧妙而隐秘地调节我们的社会行为的大脑区域。额叶和颞叶告诉我们越过坐满人的餐桌去夹菜是否礼貌，以及如何和不太熟的人打招呼。它们告诉我们那个隔着人潮拥挤的酒吧与我们四目相对的人，只是在扫视全场还是有意在盯着我们看。它们让我们体会到同志情谊和团队合作的乐趣。患有额颞痴呆的人通常都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他们大脑中负责分析的区域运转良好，但他们不懂餐桌礼仪。就温迪而言，尽管她判断社会适应行为和不适应行为的能力在逐渐崩解，但她快速数清运输卡车的车轮数和辨认树皮上的细微图案的能力都没有受到影响。
绝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是不成文的，甚至从未宣之于口。没有哪本规则手册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敲别人家的门讨一杯酒喝。你要在什么时间这么做、对象是谁、频率如何都很重要。在我自幼成长的印度，不打电话就直接去敲朋友家的门完全合情合理。提前给好友或亲属打电话说你要去拜访，可能会被认为你觉得对方和你不是非常亲近，不足以不打招呼就登门。而在北美，不请自来是粗鲁之举。若你把某人从印度送去美国或从美国送去印度，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迅速把握社会规则的转变。人们能迅速而自发地适应新规则，因为隐藏脑非常善于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健全的人无须刻意努力就能把握和遵守社会规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规则有多重要，是因为我们不必自己去学习和遵守这些规则——隐藏脑都替我们做了。
如果问某人她为何不越过坐满人的餐桌去夹菜，为何要将最后一块土豆留给别人，为何她知道酒吧里的哪道视线别有深意哪道视线则不然，她会告诉你每个问题她都做过一番思考，从中得出了答案。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可能有意识地将答案归功于自己，但其实是她的隐藏脑做了这番分析，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事实，是因为额颞痴呆患者会做出社会不适应行为而他们的分析能力完好无损。他们可以在生活中推断自己该怎么做，但事实证明在很多社会情境中推断不是一个妥当的向导。唯有当隐藏脑的机制崩溃时，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关乎隐藏脑所造成的错误和偏见。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偏见是不好的，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摆脱大脑的无意识思维。如果能一直维持有意识的思考，我们就能避免隐藏脑所造成的所有错误。这话并不全错，但隐藏脑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它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个世界，它为我们这种社会生物奠定了生活的基础，它让我们融入各式各样的关系网中，生活得更有意义。没有隐藏脑，我们就不会成为万众称羡的超级计算机。我们会沦为可悲的生物，被生命中真正珍贵的东西拒之门外。我们会失去与他人合作、建立一段长久的友谊和坠入爱河的能力。隐藏脑就像温润的水，鱼从来注意不到水——却离不开水。
莫里斯·弗里德曼（Morris Freedman）是贝克雷斯特中心治疗额颞痴呆的专家，温迪在那儿确诊了这种病。莫里斯·弗里德曼跟我说这个病的患者最终通常会在警察局或其他权威部门那儿惹上麻烦。事实证明，做一个守法公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理解社会规则的能力。我们不在商店顺手牵羊，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知道这是错的，或者这是违法的。我们大多数人不在商店顺手牵羊，是因为隐藏脑告诉我们这么做违背了社交准则。如果我们被抓个现行，我们就会受到店员、保安和其他顾客的蔑视；如果朋友和同事知道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将羞愧得无地自容。促使人们诚实守信的是对社会谴责的恐惧，而不是世间的各色法律。
当然，感觉起来似乎并非如此。大多数人会告诉你，他们不在商店顺手牵羊是因为他们诚实守信，能够有意识地明辨是非。唯有当见到患有诸如额颞痴呆这类疾病的患者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大多数人在树立有意识的道德观念方面没什么功劳可言。额颞痴呆患者并未沦落成坏人，也并未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只是不再在意羞愧和社会谴责。这些患者能告诉你他们的行为有错——但他们并不在乎。这就是为何额颞痴呆患者不仅会因情感淡漠和无动于衷而失去他们的婚姻和朋友，通常还会触犯法律。他们也会失去工作，因为事实证明我们的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工作能力的高低并无关系，而是与创建和维系社会联结有关。
一项针对16名额颞痴呆患者的研究发现，在这组患者中有人犯有“未经同意的性接触或性触碰”、交通肇事逃逸、人身攻击、入店行窃、随地小便、擅闯民宅等罪，甚至还有一个恋童癖的案例。 [1] 这些患者欣然承认他们的行为有错——但毫无悔意。他们知道他们犯了法，但毫不在乎。
我们的许多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都默认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认知和意图的产物。我们相信要建立一个遵纪守法的社会只需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切便水到渠成。我们无疑会对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网开一面，但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类行为是有意识、有自觉的。即便我们承认无意识的影响力，我们也相信凭借意志或教育可以克服这种影响。面对那些知法犯法的人，我们把他们监禁起来并扔掉钥匙，因为在我们的架构中这些人必是坏人。法律并未意识到大多数遵纪守法的行为与有意识的认知和动机并无多大关系。例如，温迪·麦克纳马拉经常门也不敲就径直走进邻居家里。布莱恩·麦克纳马拉告诉我，他跟附近的每一位邻里解释了情况，以免人们觉得她是在擅闯民宅。麦克纳马拉夫妇有幸与一些善解人意、富于同情心的人为邻——温迪·麦克纳马拉也有幸嫁给了一位有着无限耐心和体谅之心的男人。
“这些患者走进商店，看到想要的东西，拿起来就走，根本没想过后果。”弗里德曼对我说，“他们当面说他们的老板胖。一般人可能也认为老板太胖，但他们不会说出口。这些患者失去了自制力。”
“这些患者会走到小孩面前跟他们要一美元，因此被捕。”他补充道，“人们只要看到有人走进游乐场，问孩子要枚硬币，还拍拍他们的头，就会报警。”
布莱恩·麦克纳马拉跟我说，温迪和她母亲、姊妹以及姊妹的伴侣拉里从法国回来九个月后，家里人收到噩耗——拉里去世了。“这事对于温迪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布莱恩·麦克纳马拉告诉我，“她认识他四五年了，一点儿也不伤心。我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甚至都没有沉默片刻或惊愕一下。我跟她说拉里去世了，要为他举办追悼会，她毫无反应。”
几年前，研究人员向患有额颞痴呆的脑损伤患者提出了一系列困境。 [2] 有些困境微不足道，另一些则难以化解。
简单一点的困境涉及这样的情境：“你驾车行驶在一条乡道上，这时你听到路旁的灌木丛中传来求救声。你靠边停车，发现一名男子满腿是血。男子说他在徒步途中出了事故，请你送他去最近的医院。你的第一个念头是帮助他，如不尽快送医，他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然而，如果让他搭车，他的血会毁了你车里的真皮座椅。你会为了保护你的真皮座椅而把这名男子丢在路边不管吗？”
还有一些风险更大的困境：“你是个怀有身孕的15岁少女。你靠穿着宽松的衣服和故意增重，设法保守住了你怀孕的秘密。一天，你在学校时羊水破了。你跑到女更衣室内躲了好几个小时，产下了孩子。你深知你根本没准备好养育这个孩子。你暗忖着，只要草草收拾下你在更衣室里留下的这堆烂摊子，然后用毛巾将孩子裹起来，扔到学校后面的垃圾桶里，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你就解脱了。你会为了保住自己原本的生活而把孩子扔进垃圾桶吗？”
最后，还有一些困境会让你在两个糟糕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无论怎么选都会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敌军占领了你所在的村庄。他们奉命要杀光所有剩下的平民。你和一些乡亲躲在一栋大房子的地窖里。你听到外面传来那些士兵搜刮房子里的值钱物件的动静。你的宝宝突然哭了起来。你捂住他的嘴，堵住哭声。如果你松开手，他的哭声会引起那些士兵的注意，他们会杀了你、你的孩子还有藏身地窖的其他人。为了救你自己和其他人，你必须捂死你的孩子。你会为了救自己和其他乡亲而捂死你的孩子吗？”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件怪事。那些调节社会行为的大脑区域受损的患者，他们得出的结论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然而，面对代价高昂的问题，人们本不得不在两种均会造成可怕后果的行为中做出选择，这些患者却体会不到普通人所感受到的痛苦。他们的反应很理性，缺乏感情。在敌军搜查村庄的情境中，如果藏身地窖中的人被敌军发现了，那个哭泣的孩子横竖也会死，所以只有捂死孩子拯救所有其他乡亲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大多数普通人会觉得捂死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令人难以承受。大脑中的腹内侧前额皮层受损的患者可以轻松地抛开问题中的情感成分。从纯数学的角度来看，能救下多条人命总是好过只救一个人。
针对影响社会行为的大脑疾病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基本是非观并非源于我们在教科书和主日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也并非源于从弥赛亚和立法者那里传承下来的法度律令，而是源于我们知之甚少的部分脑区。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约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告诉我，其实我们所说的伦理道德大部分可能并不是自圣典和世俗法律传下来的，而是由隐藏脑中的算法上传给我们的，是在进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古老规则。 [3] 大脑功能正常的人无须人教就懂得留意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是所有道德的核心。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必对自身不道德的行为负责？当然不是。 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意识心理负责，还要对自己的无意识心理负责 。不是每个在商店顺手牵羊的人都患有额颞痴呆。但这些患者身上的极端例子让我们认识到，创造这个守法公正的社会的不是我们的意识脑，而是隐藏脑。我们如果想建立一个德治社会，就必须主动利用隐藏脑的帮助。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对社会规则的感知来制定法律，而不只是根据我们对明令的认识。
在纽卡斯尔那个茶水间的事例中，人们没有注意到橱柜上的照片每周都在变化，但换成一双监视的眼睛之所以能够造成影响，是因为隐藏脑在意别人的看法。相比自身行为不为人知的环境，人们在鼓励公开透明的环境下更容易做到诚实守信。
额颞痴呆并不是唯一一种影响隐藏脑的疾病。从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到焦虑症、抑郁症，患有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其大脑中负责无意识地调节自身行为的区域都有所损伤或失调。海洛因、可卡因或尼古丁成瘾会劫持无意识大脑中的通路。一旦通路遭到改变，隐藏脑便会强硬地操纵意识心理，使其违背自身意愿，将明显带有自毁性质的行为正当化。就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而言，无意识大脑的许多机制都脱离了正轨。例如，大脑中一个名为颞上回的区域灰质减少，似乎与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经历的妄想和幻觉有关。 [4] 大脑中名为杏仁核和前额皮层的区域发生病变，似乎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难以解读他人面部表情的原因。解读表情的能力看似是种有意识的技能，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无意识的过程——也是社会判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
我的一个好友几年前得了精神分裂症。我们有次一起去餐厅吃饭，刚好碰到一个脾气很臭的服务生。在我朋友看来，那名服务生的态度让他觉得很危险——他的隐藏脑分不清粗鲁和敌意。我朋友的疑心越来越重，我试图让他相信服务生没有恶意，结果我自己也被卷了进去。当服务生将我们点的餐端上来时，我朋友把他的盘子推给我，并高声要求我把我的盘子给他。他要吃我的那份，还要我吃他的那份。服务生和我面面相觑。我觉得我朋友认为我和服务生好像串通好了——合谋在他的餐食里下毒。
下毒确实不太可能，但也不是绝无可能。那么，我们大多数人是如何区分一个臭脾气的服务生和一个杀人狂的呢？我们不会进行调查，也不会冲进餐厅后厨看看食物上到底撒了些什么东西。正常的生活有赖于我们做出无意识假设的能力，其中一个假设就是相信一家干净的餐厅所提供的餐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隐藏脑会迅速判断各种情况的可能性，率先排除那些不太可能的情况，不让这些情况出现在意识思维的视野里。这就是为何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怀疑那个心不在焉的司机追尾了我们的车其实是有意想杀害我们，或是认为向我们要社保号码的医务人员是窃取我们身份信息的犯罪团伙的成员。如果我们只能依靠理性思维，再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最简单的事情也能让我们不知所措，因为意识脑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仔细考虑每一种情况。如果没有隐藏脑帮我们筛汰成千上万的情况，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最有可能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不堪重负，因为在每一种可以想见的情况中都可能有坏事降临。日常生活需要我们暂时放下理性，对数不清的风险视而不见。
目前还没有治愈精神分裂症、自闭症或额颞痴呆等疾病的方法。和温迪同病相怜的患者如果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话，很容易比照料他们的人更长寿，布莱恩·麦克纳马拉就一直为此悬着心。他重新开始上班了，并让温迪加入了一个日间治疗项目，以锻炼她的社交能力和身体能力。
我最近一次去拜访麦克纳马拉夫妇时，温迪用一个灿烂的笑容和脱口而出的一个“帅！”字在门口迎接我。布莱恩、温迪和前来串门的伊芙琳·索莫斯领我来到厨房的餐桌旁，这里能够俯瞰后院，温迪曾在那儿养花种草。我问温迪她是不是特别擅长园艺，她说：“可能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了句“帅！”。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字不是一种评判，而是一种痉挛。
布莱恩给我看了几幅温迪多年前画的水彩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栋农舍，它沐浴在斑驳的阳光之下，四面绿林环绕。那是一幅由巧手和慧眼所造就的杰作。现在布莱恩再让温迪坐在颜料和画笔前，她所能做的只是一笔又一笔地画些粗线条，就像小孩画的彩虹。尽管温迪对造型、线条和颜色比以前更加敏感了，但她不再具备所有艺术家都必须具备的无意识技能——捕捉画面整体感觉的能力和表达这种感觉的内驱力。
温迪突然打断了我们关于绘画的谈话，跟我说我的右耳垂上有个洞。我告诉她这我还是头次听说。（后来我发现我的耳垂上有个很深的斜纹，我以前从未注意到。）她让我把头转过去，好检查一下我的另一只耳朵。我照做后，她跟我说我的耳朵有点怪，相对我的脑袋来说太小了。我早想过温迪可能会说些或做些不合时宜的事。但她宜人的微笑和开朗的举止让她的评论没有一丝恶意，我发现我深受她的率真的吸引。我跟她说，自恋的人可能会乐意花大价钱坐在她对面，让她好好地观察他们身上从未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可能吧。”她说。
桌上有些松果，温迪拿在手里把玩，两手交替着抚摸松果上的鳞瓣。她向我展示松果顶部和底部的鳞瓣是张开的，而中间的则闭合着。布莱恩问她觉得这个松果怎么样，她又重复了一遍，松果顶部和底部的鳞瓣是张开的，而中间的则闭合着——她无法体会松果给她的感觉。温迪起身走到一钵混合干花前，双手并用地抚摸着里面的东西。
虽然温迪受制于强迫行为，但她通常没有那种与强迫行为获得满足或遭到拒绝有关的感觉。如果有一瓶开了封的葡萄酒，温迪可以像喝水一样喝光它，但如果她想要葡萄酒，而布莱恩跟她说都还没开封呢，她也觉得无所谓。
布莱恩、伊芙琳和我聊天时，温迪断断续续地参与其中，有时她会就我们谈话的一些边角余料说上一两句，有时她会直接走出房间。有一回，温迪回到厨房餐桌前，我们谈起了去法国的那次旅行。伊芙琳向温迪提起了她已故的伴侣，拉里。
“你还记得拉里吧，我的那位拉里？”伊芙琳问道。
“可能吧。”温迪满面堆笑地答道。
“你知道他去世了吧？”
“帅！”
温迪将餐具放进洗碗机，缓缓摩挲着每个杯碟的纹路和轮廓。她用肥皂和清水洗了好几遍手，然后慢条斯理地拿毛巾擦了擦，她的手指像盲人似的抚摸着布料的纹理。
她回来后评价了一下我的鞋子，还问我能不能看看我左脚的鞋底。我把脚抬起来，她开心地笑了。随后她又看了看她姊妹的鞋底。
布莱恩和伊芙琳说起额颞痴呆时，温迪似乎并未觉得受到了冒犯。她承认医生给她下了诊断，但她说话的语气好像医生只是给了她一则不可靠的赛马的小道消息。我问她是不是不认同这个诊断，她愉快地微笑着说：“可能吧。”额颞痴呆对照料者造成的影响远大于患者本人的一个原因是，患者意识不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温迪从不发脾气，也已经好多年没掉过眼泪了。她可以置身事外地观看电视里的悬疑剧，观察剧里的声音、光线和色彩，丝毫不为情节所动。她的日常生活很轻松，甚至还很有趣。温迪对我耳朵的评价令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就像孩子一五一十的观察逗得大人哈哈大笑一样。和温迪待在一起，就像在看一名喜剧演员讲述一场悲剧——充满欢声、笑语和俏皮话。悲伤寓于言外。
[1] . Mario F. Mendez, Andrew K. Chen, Jill S. Shapira, and Bruce L. Miller, “Acquired Sociopathy and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Dementia and Geriatric Cognitive Disorders, Vol. 20 (2005), pp. 99–104.
[2] . Michael Koenigs, Liane Young, 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Fiery Cushman, Marc Hauser, and Antonio Damasio,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ements,” Nature, Vol. 446 (2007), pp. 908–911.
[3] . Shankar Vedantam, “If It Feels Good to Be Good, It Might Be Only Natural,”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8, 2007, p. A01.
[4] . Jason Tregellas, “Connecting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66 (February 2009), pp. 134–136.
[5] . Jeremy Hall, Jonathan M. Harris, Reiner Sprengelmeyer, Anke Sprengelmeyer, Andrew W. Young, Isabel M. Santos, Eve C. Johnstone, and Stephen M. Lawrie, “Social Cognition and Face Processing in Schizophreni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85 (2004), pp. 16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