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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偏见触及你生活的每个角落。任何时候，你的隐藏脑都在许多方面上发挥着作用。有些相互合作，有些彼此冲突。隐藏脑所有行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运作得很低调。隐藏脑就像一位贴心的助手，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能预知你的需要，帮你把衬衫拿出来、选好领带、煮上咖啡，却从不居功。当任务单调适用于捷思法时，这种便利非常美妙。只有当事情出了问题，捷思法用错了地方，隐藏脑所做的联系牛头不对马嘴时，我们才会自问：“我在干什么呢？”或是：“我在想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有意识的信念和意图全然相左，以至于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人开了一个刻薄的玩笑，我们却放声大笑了出来，为什么我们会对所爱的人大发雷霆？我们无法解释为何我们将闹钟设在了下午六点而不是早上六点，为何我们在想踩刹车时踩了油门。我们不知道为何我们在大考时脑子一片空白，为何我们在该为自己讨个公道时张口结舌。“我当时怎么不说？”我们在事后苦思冥想，“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怎么这么蠢？”
本章旨在说明无意识偏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何等广泛的影响。下面的例子取自不同的领域，展现了隐藏脑在私人环境、工作环境、社交环境和亲密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
聚光灯效应
这个茶水间位于英国东北部纽卡斯尔的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这里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办公室茶水间没什么不同，茶、咖啡和牛奶的销售全凭诚信。橱柜门上贴着一张纸，高度与视线齐平。这则告示上印有一小幅横着的照片，下面标明了茶（30便士）、咖啡（50便士）和牛奶（10便士）的价格。人们自行调配他们的饮品，然后将钱扔进诚信箱里。办公室主任每六个月左右，就会发邮件提醒大家把饮料钱结了。但和许多办公室茶水间一样，这个茶水间也处于视线的死角。人们就算诚实地付了咖啡钱和茶钱，也不会得到表扬。而他们就算不付账，也不会被抓个现行。
这套管理方式已经运行好些年了。最近，在使用该茶水间的数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位名叫梅丽莎·贝特森（Melissa Bateson）的研究人员开始追踪牛奶每周的销售情况。她还统计了诚信箱里的钱。这两件事她都坚持做了十周。
你可能以为如果办公室的职员喝掉的咖啡和茶的杯数不变的话，每周收到的钱款数目应该都差不多。在一月下旬的第一周和三月中旬的第八周，人们喝掉的牛奶量相当。但第一周诚信箱里有8.25英镑。第八周，箱子里只有1.17英镑——少了七分之六。人们是有意决定只在一开始表现得诚信吗？不，职员们并不知道贝特森在研究他们的诚信水平。况且，三月下旬第九周收到的钱款是二月上旬实验第二周收到的钱款的两倍多。在研究中有一半的周数——第一、三、五、七、九周——贝特森收到的钱款是第二、四、六、八、十周的三倍。奇数周有什么不同吗？
每周，贝特森都会更换橱柜上提醒人们支付饮料钱的告示。咖啡、茶和牛奶的文字标价始终如一，但她改变了告示顶端那张小小的装饰画。在五个奇数周，贝特森从网络上下载了不同的照片，这些照片上是一双双盯着人看的眼睛。人们的诚信水平飙升。在偶数周，她打印出了不同的鲜花的照片——雏菊、金盏花、玫瑰。诚信水平骤降。
办公室的职员后来被问及有关告示的事。他们都困惑地摇头。 没人注意到上面的照片每周都在更换 。然而，这一微小的变化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诚信水平。纵然那一双双眼睛只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模糊的图片，但当贝特森巧妙地向人们表示他们正被人监视着时，人们会比伴着金盏花倒咖啡时诚信得多。 [1]
你可以从这个实验中得出一个小的知识点和一个大的知识点。小知识点是相较雏菊的照片，一双视线锐利的眼睛的照片似乎能让人们在私人行为中表现得更诚信。大知识点是人们会受到他们从未有意识地注意到的东西的强烈影响。职员们没有注意到那些照片，却依旧受其影响。（见图1。）
图1 每消费一升牛奶所支付的英镑数与周数和图片之间的关系
人们为何没有注意到眼睛的照片取代了金盏花的照片呢？不妨这样设想一下：你的注意力就像一盏聚光灯，可以照亮你选择关注的任何事物。但聚光灯不可能同时照亮所有事物。如果你正在琢磨工作上的事或同事间的对话，你就可能注意不到墙上的照片究竟是一双眼睛还是一朵花。如果你只记得要关注室内装饰，你就不会注意到室外金光灿烂——有证据表明，相比阴天，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给的小费更多，会做出更为大胆的投资，而且在报告他们的生活和浪漫关系时普遍显得更乐观。 [2]
事实上，如果就你每时每刻能关注到的所有事物列一份详细的清单，那么这份清单可能长达数十页。这里面有气息、味道，也有想法、情绪、语调。专注于其中任何一件事都只是太仓一粟，而同时专注于所有事则是痴人说梦。如果你真的坐下来列出了那份清单，你会发现无论何时，你周围的绝大部分线索你都没有意识到。例如，眼下你正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页上的文字。但在我提醒你之前，你并未留意书皮的质地，或是周围的气温是否宜人。当然，你可以将你的注意力重新汇聚到任何一个事物上，但这么做意味着别的一些东西会从聚光灯下消失。
处于有意注意的聚光灯之外的事物会怎样？它们不会彻底消失，因为那样很危险。总是留意到自己的边缘视觉会很恼人，因为大多数时候周边没有发生什么要紧事，但如有要事发生你肯定希望能得到通知。所以当有意注意的聚光灯移到其他事物上时，你的隐藏脑仍会对你的边缘视觉保持警觉。在不需要意识干预的情况下，隐藏脑会对它所看见的东西直接做出反应，不会跟你汇报它做了什么。而具体到贴在橱柜上的一则告示时，隐藏脑就会注意到告示上的小图片每周都在换。因为隐藏脑擅长快速分析而缺乏精度，无法区分照片和真实的眼睛，它会巧妙地提醒你要守规矩，仿佛你真的被人监视着一样。
无可抗拒的捷思法
就在梅丽莎·贝特森追踪研究茶水间的同一时间，在距离纽卡斯尔数千里之外的地方，还有另一项实验也在进行中。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困惑于投资者如何看待刚进入股票市场的新公司。像谷歌这样的知名上市公司自然毫无秘密可言，投资者对这类公司很是了解。但在很多时候，新股总有较大波动，因为投资者仍在试着了解这些公司。有关公司内部发展和盈利的传言可能导致股价螺旋式上升，也可能引发投资者一窝蜂地抛售。数学家提出了复杂的公式来追踪这些变化，也开发了相关算法来预测股价小数点的微小变化。每天都有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交易，一点小小的偏差都意味着数额巨大的利润和亏损。
心理学家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和丹尼尔·奥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最近也决定在股票市场里试试身手。他们是否研究过复杂的证券交易、企业的潜在实力和石油期货呢？统统没有。他们博洽多闻，很懂经济走向吗？一窍不通。他们有内部消息吗？铁定没有。两位心理学家只看这些公司的名称好不好读。他们向志愿者呈现了一系列捏造的公司名，有些名称佶屈聱牙，例如Aegeadux、Xagibdan、Mextskry、Beaulieaux，还有一些公司名则比较好读，例如 Jillman、Clearman、Barnings、Tanley。如果说名为Queown和Ulymnius的公司就像文森特·梵高在他的黑暗时期所画的那些晦涩的画作，尽是暗沉的天空和阴森的色调的话，那么名为Adderley和Deerbond的公司就像一个快乐的5岁儿童从学校带回家的涂鸦—金黄的太阳露出笑脸，俯视着一栋炊烟袅袅的屋舍。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发现，志愿者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了他们研究的这些公司名的影响。他们倾向于高估名称简单的公司，低估名称复杂的公司。 [3]
但名称肯定不会影响企业在真正的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吧？理智的投资者怎会把投资决策建立在名称上呢？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追踪了10支名称易读的股票和10支名称难读的股票。他们发现，名称易读的公司在上市首日的表现比名称难读的公司的表现好11.2%。六个月后，差距扩大到了27%。一年后，这个数字超过了33%。要是你在名称简单的股票上投100万美元，在名称复杂的股票上也投100万，名称简单的那组股票会比名称复杂的那组多挣33万美元。
还有比这更可观的（也可以说是更糟糕的，看你怎么想）。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将关注点从公司名称转移到了股票代码上。回顾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可以看出，股票代码好读的公司（例如KAR）在上市首日的表现比股票代码难读的公司（例如RDO）的表现好8.5%，上市一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2%以上。还记得那些追踪股市的数学家吗？小数点的微小差异就足以让他们兴奋不已。2%可是一笔大数目。
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发现，这种易读性效应（pronounceability effect）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投资者一旦了解了这些公司，便开始依据比名称更重要的指标做出决策。易读性只在投资者熟练掌握真正重要的技能之前发挥作用。但投资者一开始为何会根据名称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做出投资决策呢？与纽卡斯尔的办公室职员不同，你不必去询问投资者是否察觉他们受到了公司名称的影响。他们浑然不觉。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偏见，就会设法找补，股票表现出的差异便会消失。
和纽卡斯尔那些喝饮料的人一样，阿尔特和奥本海默研究的这些投资者也觉得他们是在慎重地做出选择。然而，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他们的决策受到了影响。他们的隐藏脑将易读的公司名与一种舒适感联系了起来，将难读的公司名与一种不适感联系了起来。舒适与熟悉和安全有关，这就是投资者之所以选择某些股票、推高其股价的原因。不适则与危险和陌生有关，这也是投资者之所以避开某些股票不看好它们的原因。在不恰当的情境中运用捷思法——将舒适与安全、不适与危险联系起来的捷径——会带来麻烦。
两人三足
最近，我用谷歌地球搜索了“In de Cramer 142 Heerlen, 6412PM”这个地点。我看到屏幕上的星球慢慢旋转起来。大西洋不到半秒就晃过去了，英国是一个小光点，英吉利海峡仿佛我的玻璃杯边缘上的一滴水。城镇和当地的地标出现了，我放大了荷兰海尔伦镇的树木、街道和汽车。
虽然谷歌地球没有告诉我，但我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这片屋顶属于宜家（IKEA）商场。宜家对面是一家苹果蜂（Applebee）餐厅，里面大约放着三十张桌子。这家餐厅是那种家庭式餐厅，氛围轻松，价格适中。
餐厅里，由一名女服务员负责点菜。她大约十七八岁。当有的顾客说要啤酒和薯条时，女服务员会把点单写下来，然后原模原样地重复一遍。“bier”或“friet”，她如此复述道。而另一些顾客说要“bier”（啤酒）时，她说是“pils”，这在荷兰语中是啤酒的同义词。至于这些顾客说的“friet”（薯条），她则说是“patat”，也是同义词。每一笔点单她都会写下来。
对于其中一组顾客，女服务员原模原样地模仿他们的点单。对于另一组顾客，她在确认点单时使用的是同义词，并答说“好的”。统计顾客给的小费发现，当女服务员模仿顾客时，她得到的小费增多了。这之间的差异并非一星半点。平均而言，受到模仿的顾客给女服务员的小费多出了140%。 [4]
女服务员不知道实验的目的，所以她并不会在其他方面区别对待每组顾客。我给做这项研究的荷兰心理学家里克·范·巴伦（Rick van Baaren）打了电话。他告诉我遵循谈话的自然节奏进行模仿效果最好。如果你立马重复别人说的话，这会显得很刻意很恼人，就像5岁小孩重复你说过的每一句话一样。但若稍微间隔一会儿再行复述你听到的内容，就能传达出一些重要信息： 我在听你讲话。我理解你。我同意你的看法 。
有趣的是，女服务员也向另一组顾客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她使用同义词并答说“好的”，让顾客知道她听到了也理解了他们的要求。她写下每笔点单，凸显出她会准确地将点单转达给厨房的工作人员。但语言并不单单等于言语信息。我们说的很多话都超出了我们所使用的词汇的字面意思。我们用语气、变调和不同的说话模式来表达好感、愤怒、感激、孤独和渴望。我不是在提请你们注意众所周知的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的区别。我想让诸位注意的是有意识交流和无意识交流的区别。受到模仿的顾客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认为他们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下次你在公园、餐厅或办公室时，可以观察一下别人之间的谈话。两人越是合得来，就越有可能巧妙地相互模仿。如果你挨得够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你可能会听到他们在重复对方说过的短语。他们甚至可能拥有相同的说话节奏、相同的肢体语言——他们的隐藏脑正促使他们做出一致的反应。当人们听到一些他们认同的话语时，他们会热情而迅速地做出反应。而当他们听到不认同的话语时，他们的反应会慢几微秒，因为隐藏脑知道前面是个死胡同，它在为冲突做好准备。
心理学家塔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和约翰·巴奇（John Bargh）曾录下了人们和一位实验室助手的谈话。这位助手按照要求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搓脸或抖脚。录像显示研究被试也相应地在搓脸或抖脚。 [5] 在之后的询问中，没有人记得他们做过这些抽搐动作，也没有人报告他们注意到了助手在搓脸和抖脚。不似心理学家有意操纵人们的行为，以观察这些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对自身言行的调整是无意识的、无心的。我无意识地回应你无意识的信号，你也无意识地回应我无意识的信号。我们都没察觉这种共舞，并不代表它无关紧要。别忘了，即便苹果蜂餐厅的顾客和女服务员都在有意识地、明确地交换着信息——点餐并确认要啤酒和薯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还在无意识地、无心地交换着信息。如果你只看明确表达出来的信息，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顾客会给出丰厚的小费。
当我们听说纽卡斯尔那个茶水间的事，听说志愿者依据实验室助手的行为做出搓脸和抖脚的反应，或是听说目击证人犯下了“明显”的错误时，我们禁不住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这些操纵。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坐在眼前的人正在抖脚或搓脸。这周的照片显然印的是双眼睛，下周是金盏花。强奸犯牙齿整齐，嫌疑人牙齿不齐。这些线索都明摆着呢。当荷兰心理学家里克·范·巴伦提出他要在苹果蜂做实验时，那位女服务员一开始并不愿参与，因为她觉得那样模仿会显得很刻意。顾客会问她在搞什么名堂。当然，实际没人这么问过。
餐厅的实验表明，你的隐藏脑并非独立运作。它能与其他人的隐藏脑结成网络。我无意识地接收到了你给我的无意识线索，然后无意识地做出反应。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我们不断适应着不同的环境和人 [6] ，不仅对自己说话的节奏做出调整，还会调整我们思考的内容。当人们试图建立情感联结时，这种效应尤为强烈：若你想和另一个人建立联系，你的隐藏脑就会悄悄低语，“说这话”或“别说那话”。
自私的大脑
我有两个朋友都是著名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员。约翰·特罗扬诺夫斯基（John Trojanowski）和李文渝（Virginia Lee）共同领导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但我提及这两位科学家不是想说有关神经原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之类的事，而是想说约翰和文渝自身的事。
约翰说话句式完整，在日常谈话中也很注意细节。几年前，我为了写一篇调查报道而采访了他，他所描述的画面堪比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错综复杂，纤毫毕现，精妙绝伦。听约翰讲话就像在欣赏画家作画，只不过约翰用的不是画笔和颜料，而是精雕细琢的词句。他的话语里细节之丰富，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非常努力地集中注意力，才能从中挑出重点。就像勒卡雷那些精彩的小说一样，约翰讲述的不是炸弹、追车和劫机，而是一扇虚掩的大门上有哪些转瞬即逝的细节。
第一眼看去，约翰和文渝似乎是对奇怪的夫妇。他身高6英尺3英寸，长得和米克·贾格尔有点挂相，待人亲切倍至。她则是亚裔，体态娇小，如一只暗暗蓄力的猫。第二眼看去，他们更像是对奇怪的夫妇了。约翰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文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当他们生气时，他散发出冰冷的威严，她则火花四溅。约翰在日常谈话中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能用两句话说明的事，绝不只说一句。文渝则将语言删节到只勉强剩个大概的地步，她省去了大多数句子中的主语和宾语，并对所有修饰语发动无情的歼灭战。她在说“是！”或“不是！”时，眼里充满了不耐烦的神色，让你觉得她真正想说的话得花上十分钟才说得完，但她没有那个闲工夫。
“文渝生你气时，”他们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好像要拿刀割开你的喉咙似的。而约翰生你气时，他会让你深感内疚，恨不得亲手拿刀割开自己的喉咙。”
“有个朋友说我们是火与冰，”约翰说，“你很容易猜到谁是火谁是冰。” [7]
我有次去参观约翰和文渝的实验室。我正和办公室的一位管理人员交谈，文渝冲了过来。“给！”她说着，把一个文件夹放在管理人员面前，这人名叫卡伦·恩格尔（Karen Engel）。“我们明天再谈。”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要是约翰得说上十分钟呢。”恩格尔说着，冲文件夹扬了扬头，“他不会仓促了事。他希望能达成共识。”
你可能也认识像约翰和文渝这样的人，他们那相互冲突的性格是情景喜剧的惯用戏码。人际关系专家会告诉你，虽然这种相互冲突的性格在喜剧里很有看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绝不是什么好事。像约翰与文渝这样的人正是那种不应该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的人，他们会因性格不合而发生冲突、产生分歧、惹得对方着急上火。专家会说，像约翰和文渝这样的同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而如果这样的两个人连工作关系都注定维系不了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就将是一场灾难。别以为仅是怨恨就能了事，还是想想蘑菇云吧。
我尚未告诉你的是，约翰和文渝已经结婚三十余年了。与我所认识的多数夫妇相比，他们显然非常恩爱，而且那些夫妇的结婚时间还只有他们的一半。你可能想说，异质相吸。但研究结果与你的观点相悖——起码研究显示，长远看来相似的人往往相处得更好。不过，不要紧。我们姑且假设异质真的相吸。约翰和文渝让我惊讶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相亲相爱地共同生活，还结成了强大的工作伙伴关系，跻身世界上那些著作等身、备受尊敬的科学家行列。约翰和文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珠联璧合，于权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他们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他们做每件事都相互协调、配合，有商有量。他们的崇拜者在私下里说，这两个人有朝一日可能赢得诺贝尔医学奖——共享殊荣。
还请记住，这对夫妇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例如像叉子在放进洗碗机时是应尖头朝上还是尖头朝下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们谁都不肯让步。当约翰和文渝发生冲突时，他们恢复了本来的性格。约翰变得越来越锱铢必较，关注的细节越来越小，他的情绪隐藏在一层层的冰面之后。文渝则变得越来越爱说教，她打断约翰说话，对他言语中的火药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他们争吵时，我可以想见她在心里抓起任何可以抛掷的东西，朝他扔去，而他就坐在那儿，铁青着一张脸无动于衷，任由一把把青豌豆呼啸着擦过他的鼻翼。
他们最近去度假时，为早餐麦片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而吵了起来。几天后，约翰试图回想他们争吵的内容，却想不起来了。这事太琐碎了，他几乎什么细节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不仅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在度假期间每天都要吵一次。你如果亲眼见到他们之间的早餐麦片对决，便绝对无法猜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约翰和文渝一起就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提出了与神经科学界相反的看法。他们经常乐于坚守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需要他们在智识和情感上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科学领域冒这种险并非易事。有点像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从这条地平线到那条地平线触目皆是危机四伏的灰绿色海水，你只身朝着一个方向划去，而其余所有船只都一起去往了相反的方向。这么做需要信心，需要夫妻双方完完全全地彼此信任。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朋友和同事好奇的不是约翰和文渝在工作上为何如此默契。他们好奇的是约翰和文渝是如何共同生活的。
我设想了一位婚姻咨询师给约翰和文渝提建议的情形。听说了早餐麦片大战后，我可以想见他会琢磨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对方。
譬如，约翰会率先开始描述那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七点起床——”
“我们七点半才起。”文渝猛地打断他，“约翰，你以为你是七点起的。”
婚姻咨询师不自觉地挑了挑眉。“他们什么小事都要吵。”他暗忖道，“他们是否给了对方足够的空间？”没有。他得知他们一起工作，从同一栋房子出来，进入同一间办公室，坐在相邻的工位上。他们会在工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开对方吗？不会。他们经常在公共场合争吵。
“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他们之间的那种反复无常。”一位名为珍妮弗·布鲁斯（Jennifer Bruce）的实验室管理人员曾这样跟我说，“如果是有幸常常看到那番光景的人，现在都只会说一句：‘噢，他们又开始了。’”
他们的另一位同事鲍勃·多姆（Bob Dome）告诉我，他首次见到这对夫妇时惊讶不已：“文渝亢奋好动，而约翰说话总是慢吞吞的，所以文渝老叫他闭嘴或者赶紧往下说。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很吃惊。我不知道他们结婚了。”
他们就连开玩笑也要挫挫对方的威风。在一次有20多人参加的实验室会议上，约翰谈到了脑损伤可能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他解释说这些损伤的阴险之处在于，其产生的影响也许不可见，就算是高度精密的脑部扫描仪也扫描不出来。
“我16岁时从马上摔了下来，然后患上了短暂的失忆症。”他说，“虽然症状消失了，但这些事会使人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我没有做磁共振成像（MRI，脑部扫描），但就算我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你怎么知道？”文渝面无表情地问道。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笑声，约翰面露不悦之色。
我可以想见婚姻咨询师从约翰口中得知他们在工作中也毫不手软地相互指责，经常弄得两人都“快要哭出来”时，他连连摇头的模样。
“我们只是意见不一，算不上真正的冲突。”文渝插嘴道，她在他们是否意见不一这一问题上，也与丈夫持有不同意见，“如果我不认同他，我会跟他说。”
当我想象中的咨询师意识到唯一能让他们停止争吵的一件事就是必须遵守交通安全时，我看到他往椅背上一靠，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们坚持骑车上班，为此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约翰曾跟我说，“那就是无论我们在讨论什么，都不能边骑车边吵架，因为那样很危险。”
但约翰和文渝还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或许是他们这种才学出众的A型夫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秘密。为理解这一点，我要向你介绍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特塞尔（Abraham Tesser）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
几年前，一名年轻女子找到特塞尔跟他说，她最近在一门课上表现得很好，但心情却很糟，因为她的一个好友比她表现得还好。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在观察那些不为个体所独有，而是能反映共通人性的行为。特塞尔很同情这名向他吐露心事的女子，但她的话引发了他的思考。如果那个比她优秀的人不是她的好友，这名女子是否还会觉得心情很糟呢？或者，如果她的朋友在她毫不在乎的事情上表现出色，她还会嫉妒吗？特塞尔凭直觉猜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当陌生人在某件事上表现出色时，我们会欣赏他们的成就。事实上，我们如果对篮球或诗歌有所了解，便能更好地理解扣篮或转韵的技巧。而我们大多数人非常乐于看到天赋异禀的运动员或表演者，做出一些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当好友或恋人在我们不感兴趣的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也是如此。从不养花弄草的妻子会为擅长园艺甚而将后院变成了园艺展览的丈夫而感到自豪；志在橄榄球的高中球星会为自己的妹妹被选为学校话剧演出的主角而骄傲地挺起胸膛。事实上，特塞尔认为在这些情境中，人们感到高兴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也能跟着沾沾光。“这个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是我表亲！”人们可能这么想，“那个医生是我儿子！”
但若身边亲近的人在我们想要一展所长的领域表现出色，一些耐人寻味——也可能不甚愉快的事就会发生。一位作家被同是作家的女友比了下去会感觉很矛盾。他既为爱人的成功感到高兴，觉得与有荣焉，但同时也觉得很受挫。他不想沐浴在别人的文学光环之下，他想要自己的文学光环！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落选学校话剧主角的12岁小女孩，若是输给了一个陌生人，回家后可能只觉得莫名其妙，但若是输给了自己的孪生姊妹，回家后就会以泪洗面。
“关系越是亲密，这种嫉妒就越是强烈。”特塞尔告诉我，“你对对方怀有两种反应——一是‘你的成功也拉了我一把’，一是‘你的成功显得我好像只会说大话’。”
特塞尔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他的预想。归根结底，这种为他人的成就感到既骄傲又嫉妒的冲突是由隐藏脑中的一种机制决定的，这种机制旨在保护我们狭隘的私利。当我们在某个方面特别出色时，我们会展现出积极的姿态，而当我们与某个出色的人有所联系时，我们也会被人青眼相看——选美冠军的哥哥可不会是普通人。他也沾染了他妹妹的荣耀。通常，隐藏脑中的这两种机制并不冲突。特塞尔认为，当亲近的人在我们想要一展所长的领域表现出众时，这两种内驱力就会无意识地相互冲突。朋友和手足的成功让我们也跟着沾光。但因为我们也渴望获得他们那样的荣耀，他们的成功便让我们自惭形秽。这就是为什么那名向特塞尔吐露心声的女子会因被好友比了下去而心烦意乱。
特塞尔发现，当伴侣在与我们的身份认同休戚相关的领域获得成功时，我们会感到非常强烈的怨恨。这种怨恨登峰造极，实验中的志愿者会蓄意妨碍他们的朋友和爱人，不让他们在那些被志愿者视为自己的核心优势的事情上表现出众。例如，作家在接受语言能力测试时，为避免伴侣比自己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会帮助陌生人而排挤自己的爱人。 [8] 尽管夫妻双方口头上都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为伴侣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录像访谈显示，当人们发现配偶在他们想要出人头地的领域表现得更出色时，他们快乐的神情里还夹杂着沮丧。特塞尔研究的这些人并非坏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那名问特塞尔为何朋友表现得比她好会让她觉得很沮丧的女子一样，这些夫妻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他们不仅无法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也无法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行为，涉及隐藏脑的情况总是如此。
在一项特别有意思的分析中，特塞尔检视了一些著名男性科学家与他们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若父子俩都是同一个领域的科学家，儿子的成功便预示着亲子关系的疏远。若父子致力于不同领域，儿子的成功则预示着能增进与父亲的感情。 [9] 换言之，哪怕是自己的骨肉，只要他在我们长期追寻的领域超越了我们，也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所有父亲都很享受儿子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耀，但若父子志趣相投，父亲的脑海深处就总会有一个声音要问，为什么成功的人不是他。
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像约翰·特罗扬诺夫斯基和李文渝这样的两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结婚了，这意味着他们关系亲密，而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成就感皆系于同样的事情上。他们都很聪明、胸怀大志、争强好胜。他们都是学者，而且不是一个从事社会科学，一个从事临床科学。不，他们身处同一领域，就职于同一所大学，使用同一间办公室。他们甚至连头衔都一模一样。鉴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特塞尔的研究预测约翰和文渝很快就会相互嫉妒，这种嫉妒和竞争会荼毒他们的关系。
但我说过，约翰和文渝有一个秘密，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互补。
尽管看似做着相同的事，拥有相同的志趣，约翰和文渝却找到了能让两人稍微有所区别的方法——划分他们的日常任务，这样他们就能以互补而非竞争的方式工作。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利用隐藏脑的自私来为两人的共同利益服务。例如，他们一致认为，文渝是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这些是实验科学的基础工具）方面的专家。他们也一致认为，约翰是临床问题的专家——许多科学研究都要与患者打交道。他们还像一家小企业似的，对运营一间大型实验室所必需的人力资源进行了分工。文渝自认是只“实验鼠”，她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和博士后同僚们共同探讨科学问题。约翰则更擅长社交，喜欢与合作方、媒体和外界交流。
“为避免我们在伙伴关系中相互排挤，我们的策略是不要做同样的事。”约翰说，“我们拥有不同的科研技能和不同的管理技能。纵然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但要开会还是得提前预约。”
“我们从不认为，‘这是我的事，那是你的事’。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文渝补充道，“事情自然就解决了。如果哪天我不在，约翰可以代替我。我们不会真的分疆画界，而是谁有能力谁上。”
考虑到他们的志趣如此相似，还有现代科学极端的竞争结构，约翰和文渝完美互补的优势不禁令人惊诧。不过特塞尔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分工协作可能有一部分是运气使然。特塞尔发现，若夫妻感情亲密，他们会自动地、无意识地划出互补的领域。仿佛是隐藏脑意识到了竞争可能给亲密关系带来威胁，于是推着两人走向互补。特塞尔发现，如果伴侣中的一方偏好任务A胜于任务B，而另一方对任务A的偏好更有过之，那么头一个人就会无意识地改变偏好，自称更喜欢任务B。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约翰可能安于做只实验鼠，文渝也可能是个外向的沟通者，但处于这段关系中时，他们无意识地接受了各自的角色，以便将对方视作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约翰和文渝也——有意识、有目的地——设下了一些减少竞争风险的规矩。实验室的运作有些必不可少的任务，他们通过分摊这些任务，增强了对彼此的依赖。约翰知道他需要文渝所提供的实验科学；文渝知道她需要约翰所带来的研究资金和合作项目。他们的实验室发表的每篇论文上都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两人坚持平分他们获得的所有认可，也准备好为此做出牺牲。约翰有次申请了一项赫赫有名的研究基金，数额高达百万美元，但他和文渝都认为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出乎意料的是，约翰赢得了这笔基金。但在接受之前，他告诉组织者这笔基金必须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放。提供基金的私营组织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约翰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提交的申请。约翰向对方表示，除非这笔基金是授予他们两个人的，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一百万美元。
“起初他们不愿意，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要这笔钱了’。”约翰跟我说。最终那个组织让步了，将基金发给了他们两人。
“我们两个人单打独斗做不了那么好，”文渝认同道，“但我们合作就能做得很出色。”
“别人说我‘做什么事都要先经过文渝的同意’。”约翰补充道，“事实上，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我们的相处模式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在有些男人看来，这似乎是种懦弱。我并不介意承认，如果没有文渝，我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我很怀疑这一说法是否准确。约翰和文渝都才华横溢，即便他们没有结成伴侣，也很可能各有各的成功。但我确信这句话里的信念就是他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成功的关键。鉴于他们性格不同，约翰和文渝必须将他们个人的成功与对方的成功交织在一起。要是没有这一信念——偏见—他们的感情会缺失一根重要的支柱。隐藏脑为自己着想的这一无意识偏见，可以成为私人关系中的一股强大的破坏力，但也可以被用来编织细密的依赖网。和许多结婚三十多年的夫妻不同的是，约翰和文渝一个晚上都不愿分开。若他们中有人受邀到另外一个城市演讲，一定会安排另一人随行，他们就像两块磁铁的南北两极，永远不会相互厌烦。
[1] . Melissa Bateson, Daniel Nettle, and Gilbert Roberts, “Cues of Being Watched Enhance Cooperation in a Real-world Setting,” Biology Letters, Published Online, doi:10.1098/rsbl.2006.0509.
[2] . David Hirshleifer and Tyler Shumway, “Good Day Sunshine: Stock Returns and the Weathe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8, No. 3 (June 2003), pp. 1009–1032.
[3] . Adam L. Alter and Daniel M. Oppenheimer, “Predicting Short-term Stock Fluctuations by Using Processing Fluenc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3, No. 24 (June 13, 2006), pp. 9369–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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