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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24日，托妮·古斯塔斯站在自家的露台上，还有五天就是她30岁的生日了。那是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左右，古斯塔斯身着一件短袖，侍弄着她的花草。她刚从艾奥瓦州搬来马萨诸塞州，在这里唯一认识的人是她的雇主，她就职于弗雷明汉的联合劝募会。她租到了一间两居室的地下室公寓，客厅外面是一个下沉式露台。当她站在露台上时，外面的街道与她的胸部齐平。
一名路过的男子向她问路。他目光呆滞，说话含混不清。古斯塔斯也无法给他指路，但她成长于民风淳朴的中西部，并未敷衍他一句扭头回屋。她告诉他，她刚搬来，还不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她给他指了一个她觉得可能没错的方向。那名男子却没有掉头离开。他又朝露台迈进了一步，询问走另一条路能不能走到同一个地方。她尽可能地回答了他，但已经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仿佛莫名其妙地聊了起来。那名男子又朝前走了一步，来到了露台边。古斯塔斯说她要回屋了。她转身欲走，他跳到露台上，抓住她的手臂。她立马提高嗓门，要他离开。他向她讨杯水喝。古斯塔斯闻到他嘴里有酒味。她很是抗拒，他开始把她往公寓里推。
一名司机开车路过，看到一男一女似乎在露台上发生了争执。司机行至拐弯处，掉转车头，想回来再看看情况。车子开回来时，露台已空无一人。司机走掉了。
这名闯入者比古斯塔斯高不了多少。她大约有5英尺5英寸
，他的身高则可能在5英尺9英寸或5英尺10英寸左右。但他要强壮得多。他一将她推进公寓，她便开始反抗。她大声叫嚷，他伸手捂住了她的嘴。他带着一台随身听，古斯塔斯抓起耳机线，绕在他的脖子上。他掐住她的喉咙。他们相互角力，都想制服对方，直至古斯塔斯觉得自己就快晕过去了。有一种比恐惧更为原始的东西苏醒了。古斯塔斯松开耳机线，陷入了被动。不仅仅是因为他更强壮，还因为他喝得烂醉，她害怕他会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掐死她。无论如何，她都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动手脱她衣服的那一刻，触动了她的另一种本能。古斯塔斯开始记忆这个人的样貌。白人，二十出头。一只胳膊上有个小小的黑色十字架，可能是墨迹也可能是文身。黄褐色的头发，直垂到前额和耳朵上，中分。鼻子很长，和他的脸形很搭。蓝眼睛，形状比较狭长。尖下巴。她不停地记忆，寻找显著特征。她暗自发誓，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张脸 。
他强奸了她之后，让她把衣服穿上。他自己也穿好了衣服。但他仍未罢休，似乎想和她谈谈。古斯塔斯不敢相信他居然还想和她说说话。他用同情的口吻对她说：“这种情形有时对女性很不利。”
古斯塔斯目瞪口呆：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刚刚都干了些什么。他虽然暂时平静了下来，但谁知道能维持多久？大声呼救是行不通的，她试过了，无人回应。她得离开公寓。她继续镇定地和他说话，她对强奸犯说她想去厨房取杯水喝，问他是不是也要喝。他没有阻止她离开客厅。公寓大门就在厨房旁边，古斯塔斯径直打开门，走了出去。她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她在一家药店给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事情经过。他开车来接她，带她去警局。
警察对她进行了强奸取证，并当即要求古斯塔斯详述强奸犯的所有特点。古斯塔斯把她记得的所有细节都说了——鼻子、下巴、眼睛、头发。案发时，该男子身着一件蓝白相间的短袖，一件蓝色风衣，还有牛仔裤。画像师绘制的合成画像，在古斯塔斯看来相当准确。她告诉警方，那人说话含混不清，但她对声音很敏感，记得他的嗓音。
警方赶到犯罪现场时，强奸犯已经走了，但忘了带走他的风衣。其中一个衣袋里装着一份墨西哥卷饼，包在塑料与铝箔的复合包装里。警方据此追踪到了一家便利店。店内安有一个黑白的监控摄像头，警方让古斯塔斯看了那段模糊的录像。纵然录像没拍到他的脸，她也一眼就认出了强奸犯。古斯塔斯记得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行为做派。
警方向她出示了一些存在犯案可能的嫌疑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当地高中毕业年鉴里的照片。没有一张与强奸犯相符。案发大约一个月后，警方向古斯塔斯求证，他们抓到的一个流浪汉是否就是那个人。古斯塔斯否认了。12月初，警方逮捕了一名符合合成画像的男子。一天深夜，警方的探员带了15张照片给古斯塔斯辨认。古斯塔斯挑中了被警方逮捕的那人的照片，但她表示要见他一面才能确认。透过警局的单向镜，古斯塔斯觉得眼前的人就是强奸犯。她生性慎重，询问可否让她听听他的声音。警察把门推开了一点，好让古斯塔斯听到嫌疑人讲话。古斯塔斯告诉警方，她有95%的把握，这名被拘禁的男子就是强奸犯。她得知，此人名叫埃里克·萨斯菲尔德（Eric Sarsfield）。
那年圣诞，古斯塔斯和她的家人一起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上过节，该镇毗邻艾奥瓦州边境。指认萨斯菲尔德后，她有好一阵子总会想到他。她确定他就是强奸犯，但在内心深处又还有一丝放不下的疑虑。古斯塔斯是那种凡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无论何时，她都会扪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哪些地方本可以做得更好。她心中的那丝不确定是否只是她这种喜欢自我怀疑的人的性格特点？镇上有座长老会教堂，是个为人提供庇护和安慰的所在，古斯塔斯对那儿很熟悉。她素有信仰，教堂总是能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她以前是唱诗班的成员，担任指挥的是她的声乐老师。
在家人的陪伴下，坐在教堂这一安全的空间里，古斯塔斯突然觉得她卸下了肩头的重担，不再心怀疑虑。她对埃里克·萨斯菲尔德就是强奸犯一事不是仅有95%的把握，她有100%的把握。
她当庭指证了萨斯菲尔德。当被问及她有多确定坐在被告席上的男子就是强奸犯时，古斯塔斯说她十分确定。辩方当然指出古斯塔斯最初并不确定。但古斯塔斯本人和整个犯罪经过都有很多地方，使得她的证词足以服人。她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于光天化日之下目睹了袭击者一个小时。她是个非常细致的目击者，将强奸犯身上每一个特别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的可信度无可指摘，她的慎重堪称模范。她不会单凭一星半点的怀疑，就认定萨斯菲尔德有罪。萨斯菲尔德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但于事无补。古斯塔斯说服自己，他可能是喝得太醉了，所以不记得犯罪经过了。
陪审团讨论了好几天。古斯塔斯习惯性地认为判决迟迟无法下达责任在她。她苛责自己一开始太谨小慎微了。她担心她起初表露出的那点疑虑，可能致使陪审团错放一个危险人物——一个可能再度伤害其他女性的强奸犯。她希望萨斯菲尔德被判有罪，入狱服刑。最终，陪审团判定他有罪，古斯塔斯如释重负。罪案发生后的这几个月，她过得异常艰难，现在她只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遂把案子抛诸脑后了。后来，她听说萨斯菲尔德提起了上诉，但被驳回了，还是进了监狱。古斯塔斯结了婚，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2000年，案发十四年后，古斯塔斯收到了一封密德萨斯县地方检察官发来的信函。信上说，那起案子出现了新证据，请她前去谈谈。这封信立刻引发了她的疑虑——和恐慌。古斯塔斯对她丈夫说：“噢，天呐，出状况了，真不是他。”她得知，警方用案发当天他们在强奸取证时采集到的证据做了DNA测试。测试结果显示，萨斯菲尔德不可能是强奸犯。古斯塔斯对DNA知之甚微，满心狐疑。她半是责备自己没有认真考虑当初心中的那丝疑虑，半是怀疑DNA测试的准确性。她和一位熟悉基因检测学的朋友谈了谈，弄清了测试是由一间信誉良好的实验室做的，结果准确无误。但她依旧心存疑虑。她看到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她不确定萨斯菲尔德就是强奸犯，她不可能当庭指证他。十四年来，她一直确信萨斯菲尔德有罪。
大约一年后，一位律师找到了古斯塔斯，询问她是否愿意见见自己的当事人——埃里克·萨斯菲尔德。律师向她保证，萨斯菲尔德对她没有恶意，也已经原谅了她的错认。古斯塔斯不知道该不该见他。首先，她仍无法相信萨斯菲尔德是无辜的。但要是测试结果是对的，错的是她，那也同样可怕。一个无辜之人在监狱里蹲了这么多年，而真正的强奸犯却逍遥法外。萨斯菲尔德失去了十三年的人生。但可怕的不仅仅是他在监狱里待了这么多年——萨斯菲尔德还在狱警和其他囚犯手中吃尽了苦头。他不仅身体垮掉了，精神也崩溃了。
古斯塔斯接受了心理治疗，以消除她的恐惧和困惑。最终，她同意与萨斯菲尔德会面，但必须满足她的条件。她的丈夫将全程陪同，会面地点就定在她的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里。萨斯菲尔德带来了他的未婚妻和律师。
相互问候的那个瞬间，古斯塔斯在埃里克·萨斯菲尔德身上看到了她以前从未留意到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最初在警局透过单向镜认出他时她没有看到，警察推开门让她听他说话时她没有看到，她出庭作证他沉默地坐在她的面前时她没有看到。她现在才看到的这样东西让她确信，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
古斯塔斯小时候牙齿不齐，戴过牙套——她注意到的东西正是牙齿。那个强奸犯牙齿很整齐。古斯塔斯没有把这一点告诉警方，他们也没问，因为人人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强奸犯所具有的特点上了。而他的牙齿没什么特别之处。
埃里克·萨斯菲尔德开口打招呼的那一刻，古斯塔斯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牙齿不齐。
托妮·古斯塔斯和埃里克·萨斯菲尔德的故事是个多重悲剧。无辜受害的古斯塔斯误将一个清白之人送进了监狱。萨斯菲尔德因错误监禁饱受创伤。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受害者：我们所有人。强奸古斯塔斯的犯人并未被绳之以法。他可能还伤害过其他人，还可能继续害人。
这样的悲剧显示出无意识偏见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了无可估计的后果。托妮·古斯塔斯犯了错，但并不是出于恶意或仇恨。这是一个无心之过。她的证词和她认对了人的信心都很有说服力。判定萨斯菲尔德有罪的陪审团也犯了错，但也不是出于草率或恶意。事后看来，我们知道陪审团低估了古斯塔斯最初的疑虑，忽略了本案中存在问题的方面——古斯塔斯认出他的那一晚，萨斯菲尔德喝醉了，她从警方推开的门缝中听到的说话声含混不清，比平时更像强奸犯的声音。警方向古斯塔斯出示辨认照片时，可能巧妙地暗示过她指认萨斯菲尔德。而要在一位令人信服的目击者和不太吻合的资料之间做出取舍时，陪审团选择相信目击者充满情绪色彩的证词，她说她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很是确定。
这个案子展现了无意识偏见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警方在案发后给古斯塔斯看了无数照片，削弱了她对强奸犯的记忆， 尽管她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 。回家和家人团聚，一起坐在教堂里所带来的安慰打消了她的疑虑， 尽管她觉得她非常缜密 。古斯塔斯巨细无靡地回忆强奸犯的特征时，漏掉了一个关键细节， 尽管她觉得她知无不言 。
警察和检察官相信萨斯菲尔德有罪，没能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结论。陪审团也随波逐流。每个人都犯了错，但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古斯塔斯竭尽全力地想确保万无一失。特别有意思的是，她还记得她心中的疑虑消失的那一刻。在教堂这一安全的庇护所里，她长出一口气，告诉自己，“ 就是他 ”。
大量研究表明，我们的情绪状态——舒缓平和、愤怒嫉妒——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和判断。古斯塔斯对萨斯菲尔德的疑虑让她感到不安，而教堂则给了她安宁。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干系——除了我们不可能既感到安宁，又感到不安之外。在当时的情境下，不安才是古斯塔斯真正的朋友，而非安宁。抚平了不安，也就消除了她觉得有点不对劲的迹象。她不但没有注意到火灾，还在无意中关掉了火灾报警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古斯塔斯和警方都专注于强奸犯的特点，忽略了常规。大脑中的无意识算法会促使人们倾向于关注不同寻常之处——文身或声线——而不是关注日常所见。唯一能将强奸犯和萨斯菲尔德区分开来的一个生理特征——牙齿——被弃于不顾，不是因为看不见，而是因为它太过普通不值一提。
托妮·古斯塔斯的遭遇不是特例。情绪对我们的判断和其他数不清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反复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偏见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从我们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和做出投资决策，到我们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和战争。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那正是因为无意识偏见的核心特征就是让我们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们自认是理性而审慎的生物。我们知道自己为何喜欢这位电影明星不喜欢那位，为何喜欢这个总统或那个电视主持人。只要有人发问，我们就能说出为何这个政党的主张都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政党则不然。我们日常行为的背后似乎总有明确的原因——我们刷牙是为避免蛀牙，我们踩刹车是为把车停下来，有人插队我们愤愤不平是因为这有损公平。
科学家早已发现许多大脑活动都发生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你的大脑调节着你的心脏，让你保持呼吸，在深夜熟睡时帮你翻身。所有这些事都不会让人觉得奇异或麻烦。我们十分乐意将这些日常琐事托付给——托付给谁？给我们大脑的某些隐藏区域，由它们负责这些无聊的事务。如果问问自己我们的哪部分心理世界是有意识有自觉的，哪部分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的大部分心理活动处于意识思维的光圈之中。
然而，即便只是粗略地检验一下，也会发现这种观点的缺陷。例如，你不会意识到你的大脑从这一页上提取视觉图像，将符号转化成可辨识的笔画，再将笔画拼合成词句，最终产生意义的过程。你——这里指的是你的意识脑——所做的只是决定要阅读，其余的皆水到渠成。你知道你的大脑势必在做着这些事，但你察觉不到。同理，当我询问你的名字时，你无法察觉到你的意识脑是如何提取出“杰克”“苏珊”或“贝拉克”的。你知道答案，但你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答案的。
好吧，你说服自己，阅读和其他日常活动都涉及多方面的大脑功能，而我们无法完全察觉到这些功能。但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大脑的大部分活动——特别是所有重要的活动。你口中的“重要”指的其实是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像是我们参与谈话或形成某一观点的过程。且让我们好好想想这类事情。就拿你和那个爱和你斗嘴的邻居的上一次交锋来说。和往常一样，他又说了些惹你生气的话。很显然是他的话激怒了你，但你真的察觉到了你的大脑在你发脾气时做了些什么吗？上一秒你还在修剪树篱，下一秒你就感觉血液直冲太阳穴，一连串气话脱口而出。整个过程几乎……是自动的。但如果不是你有意决定要发脾气，这些脾气又从何而来呢？我们再来想点愉快的事。你越过满屋子的人看到了另一个人，你们四目相接。你呼吸一窒。这种备受吸引的感觉从何而来？你并未将对方的特点列出来，一条条地对照你的喜好，然后决定要为之倾倒。不，那是一瞬间的事。你们相互对视，然后毫无缘由地，你的心怦然一动。
好吧，你又说，看来在情绪面前，我们也并不总是有所自觉。可那是因为它们是情绪呀。本来就混沌不清。除开这些，意识思维仍有不少用武之地。很多情形下，我们完全能察觉自己在做什么：仔细分析过市场后，我们决定投资某只股票。仔细审核过应聘者的资质后，我们决定雇佣她。
近年来，许多实验证明，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直觉也同样存在缺陷。举个例子，人们普遍认为，在资质相当的情况下，体形肥胖的求职者不如体形正常的求职者聪慧能干——只会比他们更懒惰、更缺德。在这类偏见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例证，心理学家米歇尔·赫布尔（Michelle Hebl）曾让一名求职者和志愿者们一起待在等候室里，这些志愿者稍后将决定是否“聘用”该求职者。有些志愿者只看到求职者独自坐在那儿，还有些志愿者看到求职者身边还坐着一个体形正常的人，第三组志愿者则看到他身边坐着一个胖子。相较求职者独自坐着或坐在一个体形正常的人身边，当他身边坐着一个胖子时，志愿者稍后会认为他的专业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更差——不值得聘用。志愿者不仅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对肥胖之人另眼相看，还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人。 [1]
交叉研究表明，即便是在更高层次的思维中，隐藏力量也通常与我们形影不离，巧妙地将我们引至某个方向。这些偏见不是只会影响未受教育和不负责任的人。很难想象还有哪个目击者能比托妮·古斯塔斯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
对无意识认知偏见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考古挖掘的方式：研究人员沿着意识思维的光圈不断往下刮刨，渐渐发现这个光圈其实是个洞，下面还有另一个建筑。他们挖得越深，显露出来的东西就越多，最终他们发现了一整座无意识大脑活动的金字塔。我们的大脑中存在一个隐藏世界这一发现来得猝不及防，而且牵扯到人体机能的诸多方面，这促使一些聪明过人之士问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为什么存在一个隐藏脑？”，而是：“为什么存在一个意识脑？”
为弄清为何有此一问，请想象你正站在这座新出土的金字塔的底部。如果你仰起脖子，就能看到顶部的光圈——那是你曾经认为无所不包的意识圈。你一点点地收回自己的视线，光圈变得越来越小，而光圈之下，金字塔的上半部分则变得越来越大。视线下移到一定程度后，你想问的问题就不再是为何在意识之巅下面存在一座隐藏的金字塔，而是为何这座金字塔顶端要有一个洞。
对于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意识脑一个隐藏脑，有多种解释。有种解释认为，我们平时会碰到两种体验，一种是新奇的，一种是熟悉的。意识脑擅长应对新奇的情境，因为它是理性的、审慎的、条分缕析的。不过一旦厘清了问题，找到了解决之道，就没有理由每次遇到这种问题都再重新思考一遍。直接运用你掌握的规则，然后继续处理下一件事就好。这就是隐藏脑所擅长的领域。它是运用捷思法的行家，所谓捷思法是指我们用来应付日常琐事的心理捷径。大多数时候学习一门技能，其实就是在教你的隐藏脑掌握一套规则。首次学骑自行车时，你会有意识地注意在不摔倒的前提下，身体能朝一侧倾斜到何种程度。一旦你掌握了重力、平衡和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则，你的意识脑就会将骑车这件事交付给隐藏脑。你无须再思考你该怎么做，它变成自动的了。首次学习一门语言时，你得想方设法地掌握它。但一旦你掌握了这门语言，你就无须刻意去搜寻合适的词汇或组织正确的语法，它变成自动的了。
意识脑缓慢而审慎。它按照教科书一板一眼地学习，弄清这些规则存在哪些例外。隐藏脑天生反应迅捷，能够快速地做个大概并即时调整。此时此刻，你的隐藏脑就正做着很多事，远比你的意识脑在同样的效率下能做的事情多得多。隐藏脑牺牲精工作细换来了速度。如果你没有发现上一句话中打错了字的话，那就是因为你的隐藏脑迅速给出了“精工细作”的正确表达，并接着往下读了。告诉你它纠正了一个错误，只会拖慢你的阅读速度。
鉴于你的隐藏脑看重速度胜于精度，所以它时常会将捷思法推及并不适用的情境。这好比你把在骑车时掌握的一条心理捷径——将手指捏成拳以握紧刹车——运用到了开车上，导致你在需要停车之际，没有用脚去踩刹车，而是紧紧抓住了方向盘。现在，请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设想这个问题：隐藏脑将各式各样的规则推至种种并不适用的复杂情境中。
若向人们出示两张政治候选人的面孔，要求他们仅凭外貌判断谁更能干，人们通常能毫不费力地从中选出一张面孔来。 [2] 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自己是民主党人的话，他们还会告诉你，那个看着更能干的候选人多半是民主党人。如果他们是共和党人，那张能干的面孔看着就像共和党人。人人都知道仅凭外貌就对一个人的能力下结论很荒谬，那么为何还是会觉得其中一张面孔给人的感觉更好呢？这是因为他们的隐藏脑“知道”能干的人长什么样。隐藏脑的工作正是跳跃性地得出结论。这就是人们无法告诉你这个政客看着比那个政客更能干、这个求职者看着比那个求职者更称职的原因。他们只是有种感觉，有种直觉而已。
看似有意识和有自觉的东西，其实可能是无意识力量的产物，这一观点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再到好莱坞，不断在历史中得到呼应。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中，那些一辈子只能看到影子的囚徒相信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唯有当囚徒从洞穴里出来，走到阳光下时，他们才能看清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柏拉图笔下那些被解放的囚徒经历了一次顿悟。弗洛伊德也意在给他的患者带去一道类似的灵光，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如何被久远以前的创伤所限。好莱坞借由《黑客帝国》问道，我们的行为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隐藏的傀儡师的操纵，而那些傀儡师就是机器人。基努·里维斯饰演的角色眯起眼睛就能看到由1和0组成的流动三维立体结构，这就是好莱坞对机器人控制的世界的构想。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受到了操纵时，这种顿悟瞬息之间就能让围墙轰然坍塌。
有件事我不妨坦白相告：你永远无法像这样认清你的隐藏脑的运作方式。当你听说自己的日常行为受到了你意识之外的事物的影响时，你可能深感怀疑，无论有多少证据都无法打消你的怀疑。无论你有多了解隐藏脑，你都永远无法感觉到它对你的操纵。没有基努·里维斯可以帮你。你被永远困在母体里，因为你的大脑就是这样设计的。如若不然，也并不意味着你获得了解放，反而只是意味着你不再是个真正的人了。
和你一样，我也被困在母体里。我觉得我做事都是有理由的。我相信我所得出的结论。和你一样，如果有人跟我说，我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也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和你一样，我也认为就连我的感知——我基本的视听能力——也常常被隐藏脑的诡计所左右，这种观点荒诞不经。我在写报道和著书的过程中了解到，所有这些全都属实。但依旧感觉不真实。
魔术师表演幻术时，人们竭力想看穿他的障眼法。这种努力透露出，人们相信幻术总归 就在眼前 。魔术表演的精彩之处在于幻术理应与现实不同。但要是它与现实相同呢？要是经常愚弄、戏耍和蒙骗我们的不是一个身着斗篷的演员，而是我们自己的大脑呢？这两种幻术哪一种更为成功，是在掌声中鞠躬谢幕的那一种，还是真实得我们从未停下来想上一想的那一种？
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转变得悄无声息，但产生的影响却震天动地。我们所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都建立在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假设上，而这种假设说得好听点是有待完善，说得不好听是错得彻头彻尾。对此，我们见过数不胜数的证据：我们的制度、政府和经济体系辜负了我们；国家和民族之间无休止地反复爆发冲突；人们相互残害犯下最可怕的道德灾难——或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欠妥，致使我们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在选择伴侣和进行消费时，在面对政客和灾难预警时屡屡出错。这些错误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随处可见，并荼毒我们的工作。这些错误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甚至把它们写入了国际条约和宪法中。
我们对无意识操纵的易感性，可以解释为何区区几个阴谋家就能挟持整个政治体系；为何我们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时会以失败告终；为何像种族灭绝这样的悲剧每次发生时都看似脱离常轨，却又以亘古不变的规律一次次地卷土重来。隐藏脑存在的证据就在我们周围，它就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道德判断中，无不充斥着这方面的线索。我们好像故意对偏见视而不见似的——除非你能回想起无意识偏见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无意识性。
对人类行为的新理解构成了一场革命，其发人深省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还有过之——在量子力学的层面发现牛顿运动定律的崩溃，或是发现太阳不会围绕地球转动，或是发现人类不是因为非人的力量才出现在了地球上，而是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原因，即自然选择的结果。就像曾经我们似乎难以相信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是地球以相反的方向自转所造成的错觉，鲸鱼和奶牛是远亲，现在我们似乎也难以相信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发生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再者，这一不同寻常的新发现关乎我们大脑中的隐藏世界，和其余那些惊人的定论不同，这种感觉非常切身。如果你和我当初刚开始了解这一观点时的感受一样，那么你可能多少觉得受到了一些冒犯，毕竟有人对你说你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所体验到的“常识”只是一种错觉，就像太阳每天会划过天空一样虚假，甚而还有过之。
本书中介绍的观点犹如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前面的章节详述隐藏脑所引发的一些小事例——有些还不乏幽默，后面的章节则着眼于一些大问题。第二章展现了隐藏脑在四种不同的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一是在英国一间办公室的茶水间，二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三是在荷兰的一家餐厅，四是在费城的一所科学实验室。第三章显示出从餐桌礼仪到不成文的调情规则，隐藏脑如何影响着我们的一切——还有若隐藏脑罢工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何等巨大的后果。第四章探讨了隐藏脑如何让幼童产生刻板印象，并持续影响他们成年后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第五章探讨了无意识的性别歧视。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了群体在高度紧张的情境下产生的无意识影响。第六章讲的是发生灾难时大群体对人们的影响，第七章讲的是小群体在造就诸如自杀式袭击等极端行径方面的力量。第八章着眼于无意识偏见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第九章探究了隐藏脑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第十章探讨了无意识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风险认知和道德判断，进而影响攸关数百万人生活的政策。
[1] . Michelle R. Hebl and Laura M. Mannix, “The Weight of Obesity in Evaluating Others: A Mere Proximity E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9 (2003), p. 28.
[2] . Shankar Vedantam, “Look and Act Like a Winner, and You Just Might Be One,” Department of Human Behavior,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06, 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