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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24日，托妮·古斯塔斯站在自家的露台上，还有五天就是她30岁的生日了。那是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左右，古斯塔斯身着一件短袖，侍弄着她的花草。她刚从艾奥瓦州搬来马萨诸塞州，在这里唯一认识的人是她的雇主，她就职于弗雷明汉的联合劝募会。她租到了一间两居室的地下室公寓，客厅外面是一个下沉式露台。当她站在露台上时，外面的街道与她的胸部齐平。
一名路过的男子向她问路。他目光呆滞，说话含混不清。古斯塔斯也无法给他指路，但她成长于民风淳朴的中西部，并未敷衍他一句扭头回屋。她告诉他，她刚搬来，还不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她给他指了一个她觉得可能没错的方向。那名男子却没有掉头离开。他又朝露台迈进了一步，询问走另一条路能不能走到同一个地方。她尽可能地回答了他，但已经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仿佛莫名其妙地聊了起来。那名男子又朝前走了一步，来到了露台边。古斯塔斯说她要回屋了。她转身欲走，他跳到露台上，抓住她的手臂。她立马提高嗓门，要他离开。他向她讨杯水喝。古斯塔斯闻到他嘴里有酒味。她很是抗拒，他开始把她往公寓里推。
一名司机开车路过，看到一男一女似乎在露台上发生了争执。司机行至拐弯处，掉转车头，想回来再看看情况。车子开回来时，露台已空无一人。司机走掉了。
这名闯入者比古斯塔斯高不了多少。她大约有5英尺5英寸
，他的身高则可能在5英尺9英寸或5英尺10英寸左右。但他要强壮得多。他一将她推进公寓，她便开始反抗。她大声叫嚷，他伸手捂住了她的嘴。他带着一台随身听，古斯塔斯抓起耳机线，绕在他的脖子上。他掐住她的喉咙。他们相互角力，都想制服对方，直至古斯塔斯觉得自己就快晕过去了。有一种比恐惧更为原始的东西苏醒了。古斯塔斯松开耳机线，陷入了被动。不仅仅是因为他更强壮，还因为他喝得烂醉，她害怕他会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掐死她。无论如何，她都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动手脱她衣服的那一刻，触动了她的另一种本能。古斯塔斯开始记忆这个人的样貌。白人，二十出头。一只胳膊上有个小小的黑色十字架，可能是墨迹也可能是文身。黄褐色的头发，直垂到前额和耳朵上，中分。鼻子很长，和他的脸形很搭。蓝眼睛，形状比较狭长。尖下巴。她不停地记忆，寻找显著特征。她暗自发誓，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张脸 。
他强奸了她之后，让她把衣服穿上。他自己也穿好了衣服。但他仍未罢休，似乎想和她谈谈。古斯塔斯不敢相信他居然还想和她说说话。他用同情的口吻对她说：“这种情形有时对女性很不利。”
古斯塔斯目瞪口呆：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刚刚都干了些什么。他虽然暂时平静了下来，但谁知道能维持多久？大声呼救是行不通的，她试过了，无人回应。她得离开公寓。她继续镇定地和他说话，她对强奸犯说她想去厨房取杯水喝，问他是不是也要喝。他没有阻止她离开客厅。公寓大门就在厨房旁边，古斯塔斯径直打开门，走了出去。她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她在一家药店给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事情经过。他开车来接她，带她去警局。
警察对她进行了强奸取证，并当即要求古斯塔斯详述强奸犯的所有特点。古斯塔斯把她记得的所有细节都说了——鼻子、下巴、眼睛、头发。案发时，该男子身着一件蓝白相间的短袖，一件蓝色风衣，还有牛仔裤。画像师绘制的合成画像，在古斯塔斯看来相当准确。她告诉警方，那人说话含混不清，但她对声音很敏感，记得他的嗓音。
警方赶到犯罪现场时，强奸犯已经走了，但忘了带走他的风衣。其中一个衣袋里装着一份墨西哥卷饼，包在塑料与铝箔的复合包装里。警方据此追踪到了一家便利店。店内安有一个黑白的监控摄像头，警方让古斯塔斯看了那段模糊的录像。纵然录像没拍到他的脸，她也一眼就认出了强奸犯。古斯塔斯记得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行为做派。
警方向她出示了一些存在犯案可能的嫌疑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当地高中毕业年鉴里的照片。没有一张与强奸犯相符。案发大约一个月后，警方向古斯塔斯求证，他们抓到的一个流浪汉是否就是那个人。古斯塔斯否认了。12月初，警方逮捕了一名符合合成画像的男子。一天深夜，警方的探员带了15张照片给古斯塔斯辨认。古斯塔斯挑中了被警方逮捕的那人的照片，但她表示要见他一面才能确认。透过警局的单向镜，古斯塔斯觉得眼前的人就是强奸犯。她生性慎重，询问可否让她听听他的声音。警察把门推开了一点，好让古斯塔斯听到嫌疑人讲话。古斯塔斯告诉警方，她有95%的把握，这名被拘禁的男子就是强奸犯。她得知，此人名叫埃里克·萨斯菲尔德（Eric Sarsfield）。
那年圣诞，古斯塔斯和她的家人一起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上过节，该镇毗邻艾奥瓦州边境。指认萨斯菲尔德后，她有好一阵子总会想到他。她确定他就是强奸犯，但在内心深处又还有一丝放不下的疑虑。古斯塔斯是那种凡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无论何时，她都会扪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哪些地方本可以做得更好。她心中的那丝不确定是否只是她这种喜欢自我怀疑的人的性格特点？镇上有座长老会教堂，是个为人提供庇护和安慰的所在，古斯塔斯对那儿很熟悉。她素有信仰，教堂总是能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她以前是唱诗班的成员，担任指挥的是她的声乐老师。
在家人的陪伴下，坐在教堂这一安全的空间里，古斯塔斯突然觉得她卸下了肩头的重担，不再心怀疑虑。她对埃里克·萨斯菲尔德就是强奸犯一事不是仅有95%的把握，她有100%的把握。
她当庭指证了萨斯菲尔德。当被问及她有多确定坐在被告席上的男子就是强奸犯时，古斯塔斯说她十分确定。辩方当然指出古斯塔斯最初并不确定。但古斯塔斯本人和整个犯罪经过都有很多地方，使得她的证词足以服人。她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于光天化日之下目睹了袭击者一个小时。她是个非常细致的目击者，将强奸犯身上每一个特别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的可信度无可指摘，她的慎重堪称模范。她不会单凭一星半点的怀疑，就认定萨斯菲尔德有罪。萨斯菲尔德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但于事无补。古斯塔斯说服自己，他可能是喝得太醉了，所以不记得犯罪经过了。
陪审团讨论了好几天。古斯塔斯习惯性地认为判决迟迟无法下达责任在她。她苛责自己一开始太谨小慎微了。她担心她起初表露出的那点疑虑，可能致使陪审团错放一个危险人物——一个可能再度伤害其他女性的强奸犯。她希望萨斯菲尔德被判有罪，入狱服刑。最终，陪审团判定他有罪，古斯塔斯如释重负。罪案发生后的这几个月，她过得异常艰难，现在她只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遂把案子抛诸脑后了。后来，她听说萨斯菲尔德提起了上诉，但被驳回了，还是进了监狱。古斯塔斯结了婚，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2000年，案发十四年后，古斯塔斯收到了一封密德萨斯县地方检察官发来的信函。信上说，那起案子出现了新证据，请她前去谈谈。这封信立刻引发了她的疑虑——和恐慌。古斯塔斯对她丈夫说：“噢，天呐，出状况了，真不是他。”她得知，警方用案发当天他们在强奸取证时采集到的证据做了DNA测试。测试结果显示，萨斯菲尔德不可能是强奸犯。古斯塔斯对DNA知之甚微，满心狐疑。她半是责备自己没有认真考虑当初心中的那丝疑虑，半是怀疑DNA测试的准确性。她和一位熟悉基因检测学的朋友谈了谈，弄清了测试是由一间信誉良好的实验室做的，结果准确无误。但她依旧心存疑虑。她看到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她不确定萨斯菲尔德就是强奸犯，她不可能当庭指证他。十四年来，她一直确信萨斯菲尔德有罪。
大约一年后，一位律师找到了古斯塔斯，询问她是否愿意见见自己的当事人——埃里克·萨斯菲尔德。律师向她保证，萨斯菲尔德对她没有恶意，也已经原谅了她的错认。古斯塔斯不知道该不该见他。首先，她仍无法相信萨斯菲尔德是无辜的。但要是测试结果是对的，错的是她，那也同样可怕。一个无辜之人在监狱里蹲了这么多年，而真正的强奸犯却逍遥法外。萨斯菲尔德失去了十三年的人生。但可怕的不仅仅是他在监狱里待了这么多年——萨斯菲尔德还在狱警和其他囚犯手中吃尽了苦头。他不仅身体垮掉了，精神也崩溃了。
古斯塔斯接受了心理治疗，以消除她的恐惧和困惑。最终，她同意与萨斯菲尔德会面，但必须满足她的条件。她的丈夫将全程陪同，会面地点就定在她的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里。萨斯菲尔德带来了他的未婚妻和律师。
相互问候的那个瞬间，古斯塔斯在埃里克·萨斯菲尔德身上看到了她以前从未留意到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最初在警局透过单向镜认出他时她没有看到，警察推开门让她听他说话时她没有看到，她出庭作证他沉默地坐在她的面前时她没有看到。她现在才看到的这样东西让她确信，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
古斯塔斯小时候牙齿不齐，戴过牙套——她注意到的东西正是牙齿。那个强奸犯牙齿很整齐。古斯塔斯没有把这一点告诉警方，他们也没问，因为人人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强奸犯所具有的特点上了。而他的牙齿没什么特别之处。
埃里克·萨斯菲尔德开口打招呼的那一刻，古斯塔斯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牙齿不齐。
托妮·古斯塔斯和埃里克·萨斯菲尔德的故事是个多重悲剧。无辜受害的古斯塔斯误将一个清白之人送进了监狱。萨斯菲尔德因错误监禁饱受创伤。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受害者：我们所有人。强奸古斯塔斯的犯人并未被绳之以法。他可能还伤害过其他人，还可能继续害人。
这样的悲剧显示出无意识偏见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了无可估计的后果。托妮·古斯塔斯犯了错，但并不是出于恶意或仇恨。这是一个无心之过。她的证词和她认对了人的信心都很有说服力。判定萨斯菲尔德有罪的陪审团也犯了错，但也不是出于草率或恶意。事后看来，我们知道陪审团低估了古斯塔斯最初的疑虑，忽略了本案中存在问题的方面——古斯塔斯认出他的那一晚，萨斯菲尔德喝醉了，她从警方推开的门缝中听到的说话声含混不清，比平时更像强奸犯的声音。警方向古斯塔斯出示辨认照片时，可能巧妙地暗示过她指认萨斯菲尔德。而要在一位令人信服的目击者和不太吻合的资料之间做出取舍时，陪审团选择相信目击者充满情绪色彩的证词，她说她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很是确定。
这个案子展现了无意识偏见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警方在案发后给古斯塔斯看了无数照片，削弱了她对强奸犯的记忆， 尽管她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 。回家和家人团聚，一起坐在教堂里所带来的安慰打消了她的疑虑， 尽管她觉得她非常缜密 。古斯塔斯巨细无靡地回忆强奸犯的特征时，漏掉了一个关键细节， 尽管她觉得她知无不言 。
警察和检察官相信萨斯菲尔德有罪，没能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结论。陪审团也随波逐流。每个人都犯了错，但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古斯塔斯竭尽全力地想确保万无一失。特别有意思的是，她还记得她心中的疑虑消失的那一刻。在教堂这一安全的庇护所里，她长出一口气，告诉自己，“ 就是他 ”。
大量研究表明，我们的情绪状态——舒缓平和、愤怒嫉妒——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和判断。古斯塔斯对萨斯菲尔德的疑虑让她感到不安，而教堂则给了她安宁。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干系——除了我们不可能既感到安宁，又感到不安之外。在当时的情境下，不安才是古斯塔斯真正的朋友，而非安宁。抚平了不安，也就消除了她觉得有点不对劲的迹象。她不但没有注意到火灾，还在无意中关掉了火灾报警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古斯塔斯和警方都专注于强奸犯的特点，忽略了常规。大脑中的无意识算法会促使人们倾向于关注不同寻常之处——文身或声线——而不是关注日常所见。唯一能将强奸犯和萨斯菲尔德区分开来的一个生理特征——牙齿——被弃于不顾，不是因为看不见，而是因为它太过普通不值一提。
托妮·古斯塔斯的遭遇不是特例。情绪对我们的判断和其他数不清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反复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偏见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从我们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和做出投资决策，到我们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和战争。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那正是因为无意识偏见的核心特征就是让我们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们自认是理性而审慎的生物。我们知道自己为何喜欢这位电影明星不喜欢那位，为何喜欢这个总统或那个电视主持人。只要有人发问，我们就能说出为何这个政党的主张都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政党则不然。我们日常行为的背后似乎总有明确的原因——我们刷牙是为避免蛀牙，我们踩刹车是为把车停下来，有人插队我们愤愤不平是因为这有损公平。
科学家早已发现许多大脑活动都发生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你的大脑调节着你的心脏，让你保持呼吸，在深夜熟睡时帮你翻身。所有这些事都不会让人觉得奇异或麻烦。我们十分乐意将这些日常琐事托付给——托付给谁？给我们大脑的某些隐藏区域，由它们负责这些无聊的事务。如果问问自己我们的哪部分心理世界是有意识有自觉的，哪部分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的大部分心理活动处于意识思维的光圈之中。
然而，即便只是粗略地检验一下，也会发现这种观点的缺陷。例如，你不会意识到你的大脑从这一页上提取视觉图像，将符号转化成可辨识的笔画，再将笔画拼合成词句，最终产生意义的过程。你——这里指的是你的意识脑——所做的只是决定要阅读，其余的皆水到渠成。你知道你的大脑势必在做着这些事，但你察觉不到。同理，当我询问你的名字时，你无法察觉到你的意识脑是如何提取出“杰克”“苏珊”或“贝拉克”的。你知道答案，但你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答案的。
好吧，你说服自己，阅读和其他日常活动都涉及多方面的大脑功能，而我们无法完全察觉到这些功能。但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大脑的大部分活动——特别是所有重要的活动。你口中的“重要”指的其实是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像是我们参与谈话或形成某一观点的过程。且让我们好好想想这类事情。就拿你和那个爱和你斗嘴的邻居的上一次交锋来说。和往常一样，他又说了些惹你生气的话。很显然是他的话激怒了你，但你真的察觉到了你的大脑在你发脾气时做了些什么吗？上一秒你还在修剪树篱，下一秒你就感觉血液直冲太阳穴，一连串气话脱口而出。整个过程几乎……是自动的。但如果不是你有意决定要发脾气，这些脾气又从何而来呢？我们再来想点愉快的事。你越过满屋子的人看到了另一个人，你们四目相接。你呼吸一窒。这种备受吸引的感觉从何而来？你并未将对方的特点列出来，一条条地对照你的喜好，然后决定要为之倾倒。不，那是一瞬间的事。你们相互对视，然后毫无缘由地，你的心怦然一动。
好吧，你又说，看来在情绪面前，我们也并不总是有所自觉。可那是因为它们是情绪呀。本来就混沌不清。除开这些，意识思维仍有不少用武之地。很多情形下，我们完全能察觉自己在做什么：仔细分析过市场后，我们决定投资某只股票。仔细审核过应聘者的资质后，我们决定雇佣她。
近年来，许多实验证明，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直觉也同样存在缺陷。举个例子，人们普遍认为，在资质相当的情况下，体形肥胖的求职者不如体形正常的求职者聪慧能干——只会比他们更懒惰、更缺德。在这类偏见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例证，心理学家米歇尔·赫布尔（Michelle Hebl）曾让一名求职者和志愿者们一起待在等候室里，这些志愿者稍后将决定是否“聘用”该求职者。有些志愿者只看到求职者独自坐在那儿，还有些志愿者看到求职者身边还坐着一个体形正常的人，第三组志愿者则看到他身边坐着一个胖子。相较求职者独自坐着或坐在一个体形正常的人身边，当他身边坐着一个胖子时，志愿者稍后会认为他的专业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更差——不值得聘用。志愿者不仅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对肥胖之人另眼相看，还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人。 [1]
交叉研究表明，即便是在更高层次的思维中，隐藏力量也通常与我们形影不离，巧妙地将我们引至某个方向。这些偏见不是只会影响未受教育和不负责任的人。很难想象还有哪个目击者能比托妮·古斯塔斯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
对无意识认知偏见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考古挖掘的方式：研究人员沿着意识思维的光圈不断往下刮刨，渐渐发现这个光圈其实是个洞，下面还有另一个建筑。他们挖得越深，显露出来的东西就越多，最终他们发现了一整座无意识大脑活动的金字塔。我们的大脑中存在一个隐藏世界这一发现来得猝不及防，而且牵扯到人体机能的诸多方面，这促使一些聪明过人之士问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为什么存在一个隐藏脑？”，而是：“为什么存在一个意识脑？”
为弄清为何有此一问，请想象你正站在这座新出土的金字塔的底部。如果你仰起脖子，就能看到顶部的光圈——那是你曾经认为无所不包的意识圈。你一点点地收回自己的视线，光圈变得越来越小，而光圈之下，金字塔的上半部分则变得越来越大。视线下移到一定程度后，你想问的问题就不再是为何在意识之巅下面存在一座隐藏的金字塔，而是为何这座金字塔顶端要有一个洞。
对于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意识脑一个隐藏脑，有多种解释。有种解释认为，我们平时会碰到两种体验，一种是新奇的，一种是熟悉的。意识脑擅长应对新奇的情境，因为它是理性的、审慎的、条分缕析的。不过一旦厘清了问题，找到了解决之道，就没有理由每次遇到这种问题都再重新思考一遍。直接运用你掌握的规则，然后继续处理下一件事就好。这就是隐藏脑所擅长的领域。它是运用捷思法的行家，所谓捷思法是指我们用来应付日常琐事的心理捷径。大多数时候学习一门技能，其实就是在教你的隐藏脑掌握一套规则。首次学骑自行车时，你会有意识地注意在不摔倒的前提下，身体能朝一侧倾斜到何种程度。一旦你掌握了重力、平衡和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则，你的意识脑就会将骑车这件事交付给隐藏脑。你无须再思考你该怎么做，它变成自动的了。首次学习一门语言时，你得想方设法地掌握它。但一旦你掌握了这门语言，你就无须刻意去搜寻合适的词汇或组织正确的语法，它变成自动的了。
意识脑缓慢而审慎。它按照教科书一板一眼地学习，弄清这些规则存在哪些例外。隐藏脑天生反应迅捷，能够快速地做个大概并即时调整。此时此刻，你的隐藏脑就正做着很多事，远比你的意识脑在同样的效率下能做的事情多得多。隐藏脑牺牲精工作细换来了速度。如果你没有发现上一句话中打错了字的话，那就是因为你的隐藏脑迅速给出了“精工细作”的正确表达，并接着往下读了。告诉你它纠正了一个错误，只会拖慢你的阅读速度。
鉴于你的隐藏脑看重速度胜于精度，所以它时常会将捷思法推及并不适用的情境。这好比你把在骑车时掌握的一条心理捷径——将手指捏成拳以握紧刹车——运用到了开车上，导致你在需要停车之际，没有用脚去踩刹车，而是紧紧抓住了方向盘。现在，请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设想这个问题：隐藏脑将各式各样的规则推至种种并不适用的复杂情境中。
若向人们出示两张政治候选人的面孔，要求他们仅凭外貌判断谁更能干，人们通常能毫不费力地从中选出一张面孔来。 [2] 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自己是民主党人的话，他们还会告诉你，那个看着更能干的候选人多半是民主党人。如果他们是共和党人，那张能干的面孔看着就像共和党人。人人都知道仅凭外貌就对一个人的能力下结论很荒谬，那么为何还是会觉得其中一张面孔给人的感觉更好呢？这是因为他们的隐藏脑“知道”能干的人长什么样。隐藏脑的工作正是跳跃性地得出结论。这就是人们无法告诉你这个政客看着比那个政客更能干、这个求职者看着比那个求职者更称职的原因。他们只是有种感觉，有种直觉而已。
看似有意识和有自觉的东西，其实可能是无意识力量的产物，这一观点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再到好莱坞，不断在历史中得到呼应。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中，那些一辈子只能看到影子的囚徒相信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唯有当囚徒从洞穴里出来，走到阳光下时，他们才能看清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柏拉图笔下那些被解放的囚徒经历了一次顿悟。弗洛伊德也意在给他的患者带去一道类似的灵光，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如何被久远以前的创伤所限。好莱坞借由《黑客帝国》问道，我们的行为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隐藏的傀儡师的操纵，而那些傀儡师就是机器人。基努·里维斯饰演的角色眯起眼睛就能看到由1和0组成的流动三维立体结构，这就是好莱坞对机器人控制的世界的构想。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受到了操纵时，这种顿悟瞬息之间就能让围墙轰然坍塌。
有件事我不妨坦白相告：你永远无法像这样认清你的隐藏脑的运作方式。当你听说自己的日常行为受到了你意识之外的事物的影响时，你可能深感怀疑，无论有多少证据都无法打消你的怀疑。无论你有多了解隐藏脑，你都永远无法感觉到它对你的操纵。没有基努·里维斯可以帮你。你被永远困在母体里，因为你的大脑就是这样设计的。如若不然，也并不意味着你获得了解放，反而只是意味着你不再是个真正的人了。
和你一样，我也被困在母体里。我觉得我做事都是有理由的。我相信我所得出的结论。和你一样，如果有人跟我说，我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也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和你一样，我也认为就连我的感知——我基本的视听能力——也常常被隐藏脑的诡计所左右，这种观点荒诞不经。我在写报道和著书的过程中了解到，所有这些全都属实。但依旧感觉不真实。
魔术师表演幻术时，人们竭力想看穿他的障眼法。这种努力透露出，人们相信幻术总归 就在眼前 。魔术表演的精彩之处在于幻术理应与现实不同。但要是它与现实相同呢？要是经常愚弄、戏耍和蒙骗我们的不是一个身着斗篷的演员，而是我们自己的大脑呢？这两种幻术哪一种更为成功，是在掌声中鞠躬谢幕的那一种，还是真实得我们从未停下来想上一想的那一种？
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转变得悄无声息，但产生的影响却震天动地。我们所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都建立在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假设上，而这种假设说得好听点是有待完善，说得不好听是错得彻头彻尾。对此，我们见过数不胜数的证据：我们的制度、政府和经济体系辜负了我们；国家和民族之间无休止地反复爆发冲突；人们相互残害犯下最可怕的道德灾难——或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欠妥，致使我们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在选择伴侣和进行消费时，在面对政客和灾难预警时屡屡出错。这些错误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随处可见，并荼毒我们的工作。这些错误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甚至把它们写入了国际条约和宪法中。
我们对无意识操纵的易感性，可以解释为何区区几个阴谋家就能挟持整个政治体系；为何我们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时会以失败告终；为何像种族灭绝这样的悲剧每次发生时都看似脱离常轨，却又以亘古不变的规律一次次地卷土重来。隐藏脑存在的证据就在我们周围，它就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道德判断中，无不充斥着这方面的线索。我们好像故意对偏见视而不见似的——除非你能回想起无意识偏见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无意识性。
对人类行为的新理解构成了一场革命，其发人深省的程度不亚于——甚至还有过之——在量子力学的层面发现牛顿运动定律的崩溃，或是发现太阳不会围绕地球转动，或是发现人类不是因为非人的力量才出现在了地球上，而是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原因，即自然选择的结果。就像曾经我们似乎难以相信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是地球以相反的方向自转所造成的错觉，鲸鱼和奶牛是远亲，现在我们似乎也难以相信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发生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再者，这一不同寻常的新发现关乎我们大脑中的隐藏世界，和其余那些惊人的定论不同，这种感觉非常切身。如果你和我当初刚开始了解这一观点时的感受一样，那么你可能多少觉得受到了一些冒犯，毕竟有人对你说你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所体验到的“常识”只是一种错觉，就像太阳每天会划过天空一样虚假，甚而还有过之。
本书中介绍的观点犹如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前面的章节详述隐藏脑所引发的一些小事例——有些还不乏幽默，后面的章节则着眼于一些大问题。第二章展现了隐藏脑在四种不同的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一是在英国一间办公室的茶水间，二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三是在荷兰的一家餐厅，四是在费城的一所科学实验室。第三章显示出从餐桌礼仪到不成文的调情规则，隐藏脑如何影响着我们的一切——还有若隐藏脑罢工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何等巨大的后果。第四章探讨了隐藏脑如何让幼童产生刻板印象，并持续影响他们成年后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第五章探讨了无意识的性别歧视。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了群体在高度紧张的情境下产生的无意识影响。第六章讲的是发生灾难时大群体对人们的影响，第七章讲的是小群体在造就诸如自杀式袭击等极端行径方面的力量。第八章着眼于无意识偏见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第九章探究了隐藏脑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第十章探讨了无意识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风险认知和道德判断，进而影响攸关数百万人生活的政策。
[1] . Michelle R. Hebl and Laura M. Mannix, “The Weight of Obesity in Evaluating Others: A Mere Proximity E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9 (2003), p. 28.
[2] . Shankar Vedantam, “Look and Act Like a Winner, and You Just Might Be One,” Department of Human Behavior,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06, p. 2.
无意识偏见触及你生活的每个角落。任何时候，你的隐藏脑都在许多方面上发挥着作用。有些相互合作，有些彼此冲突。隐藏脑所有行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运作得很低调。隐藏脑就像一位贴心的助手，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能预知你的需要，帮你把衬衫拿出来、选好领带、煮上咖啡，却从不居功。当任务单调适用于捷思法时，这种便利非常美妙。只有当事情出了问题，捷思法用错了地方，隐藏脑所做的联系牛头不对马嘴时，我们才会自问：“我在干什么呢？”或是：“我在想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有意识的信念和意图全然相左，以至于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人开了一个刻薄的玩笑，我们却放声大笑了出来，为什么我们会对所爱的人大发雷霆？我们无法解释为何我们将闹钟设在了下午六点而不是早上六点，为何我们在想踩刹车时踩了油门。我们不知道为何我们在大考时脑子一片空白，为何我们在该为自己讨个公道时张口结舌。“我当时怎么不说？”我们在事后苦思冥想，“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怎么这么蠢？”
本章旨在说明无意识偏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何等广泛的影响。下面的例子取自不同的领域，展现了隐藏脑在私人环境、工作环境、社交环境和亲密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
聚光灯效应
这个茶水间位于英国东北部纽卡斯尔的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这里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办公室茶水间没什么不同，茶、咖啡和牛奶的销售全凭诚信。橱柜门上贴着一张纸，高度与视线齐平。这则告示上印有一小幅横着的照片，下面标明了茶（30便士）、咖啡（50便士）和牛奶（10便士）的价格。人们自行调配他们的饮品，然后将钱扔进诚信箱里。办公室主任每六个月左右，就会发邮件提醒大家把饮料钱结了。但和许多办公室茶水间一样，这个茶水间也处于视线的死角。人们就算诚实地付了咖啡钱和茶钱，也不会得到表扬。而他们就算不付账，也不会被抓个现行。
这套管理方式已经运行好些年了。最近，在使用该茶水间的数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位名叫梅丽莎·贝特森（Melissa Bateson）的研究人员开始追踪牛奶每周的销售情况。她还统计了诚信箱里的钱。这两件事她都坚持做了十周。
你可能以为如果办公室的职员喝掉的咖啡和茶的杯数不变的话，每周收到的钱款数目应该都差不多。在一月下旬的第一周和三月中旬的第八周，人们喝掉的牛奶量相当。但第一周诚信箱里有8.25英镑。第八周，箱子里只有1.17英镑——少了七分之六。人们是有意决定只在一开始表现得诚信吗？不，职员们并不知道贝特森在研究他们的诚信水平。况且，三月下旬第九周收到的钱款是二月上旬实验第二周收到的钱款的两倍多。在研究中有一半的周数——第一、三、五、七、九周——贝特森收到的钱款是第二、四、六、八、十周的三倍。奇数周有什么不同吗？
每周，贝特森都会更换橱柜上提醒人们支付饮料钱的告示。咖啡、茶和牛奶的文字标价始终如一，但她改变了告示顶端那张小小的装饰画。在五个奇数周，贝特森从网络上下载了不同的照片，这些照片上是一双双盯着人看的眼睛。人们的诚信水平飙升。在偶数周，她打印出了不同的鲜花的照片——雏菊、金盏花、玫瑰。诚信水平骤降。
办公室的职员后来被问及有关告示的事。他们都困惑地摇头。 没人注意到上面的照片每周都在更换 。然而，这一微小的变化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诚信水平。纵然那一双双眼睛只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模糊的图片，但当贝特森巧妙地向人们表示他们正被人监视着时，人们会比伴着金盏花倒咖啡时诚信得多。 [1]
你可以从这个实验中得出一个小的知识点和一个大的知识点。小知识点是相较雏菊的照片，一双视线锐利的眼睛的照片似乎能让人们在私人行为中表现得更诚信。大知识点是人们会受到他们从未有意识地注意到的东西的强烈影响。职员们没有注意到那些照片，却依旧受其影响。（见图1。）
图1 每消费一升牛奶所支付的英镑数与周数和图片之间的关系
人们为何没有注意到眼睛的照片取代了金盏花的照片呢？不妨这样设想一下：你的注意力就像一盏聚光灯，可以照亮你选择关注的任何事物。但聚光灯不可能同时照亮所有事物。如果你正在琢磨工作上的事或同事间的对话，你就可能注意不到墙上的照片究竟是一双眼睛还是一朵花。如果你只记得要关注室内装饰，你就不会注意到室外金光灿烂——有证据表明，相比阴天，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给的小费更多，会做出更为大胆的投资，而且在报告他们的生活和浪漫关系时普遍显得更乐观。 [2]
事实上，如果就你每时每刻能关注到的所有事物列一份详细的清单，那么这份清单可能长达数十页。这里面有气息、味道，也有想法、情绪、语调。专注于其中任何一件事都只是太仓一粟，而同时专注于所有事则是痴人说梦。如果你真的坐下来列出了那份清单，你会发现无论何时，你周围的绝大部分线索你都没有意识到。例如，眼下你正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页上的文字。但在我提醒你之前，你并未留意书皮的质地，或是周围的气温是否宜人。当然，你可以将你的注意力重新汇聚到任何一个事物上，但这么做意味着别的一些东西会从聚光灯下消失。
处于有意注意的聚光灯之外的事物会怎样？它们不会彻底消失，因为那样很危险。总是留意到自己的边缘视觉会很恼人，因为大多数时候周边没有发生什么要紧事，但如有要事发生你肯定希望能得到通知。所以当有意注意的聚光灯移到其他事物上时，你的隐藏脑仍会对你的边缘视觉保持警觉。在不需要意识干预的情况下，隐藏脑会对它所看见的东西直接做出反应，不会跟你汇报它做了什么。而具体到贴在橱柜上的一则告示时，隐藏脑就会注意到告示上的小图片每周都在换。因为隐藏脑擅长快速分析而缺乏精度，无法区分照片和真实的眼睛，它会巧妙地提醒你要守规矩，仿佛你真的被人监视着一样。
无可抗拒的捷思法
就在梅丽莎·贝特森追踪研究茶水间的同一时间，在距离纽卡斯尔数千里之外的地方，还有另一项实验也在进行中。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困惑于投资者如何看待刚进入股票市场的新公司。像谷歌这样的知名上市公司自然毫无秘密可言，投资者对这类公司很是了解。但在很多时候，新股总有较大波动，因为投资者仍在试着了解这些公司。有关公司内部发展和盈利的传言可能导致股价螺旋式上升，也可能引发投资者一窝蜂地抛售。数学家提出了复杂的公式来追踪这些变化，也开发了相关算法来预测股价小数点的微小变化。每天都有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交易，一点小小的偏差都意味着数额巨大的利润和亏损。
心理学家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和丹尼尔·奥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最近也决定在股票市场里试试身手。他们是否研究过复杂的证券交易、企业的潜在实力和石油期货呢？统统没有。他们博洽多闻，很懂经济走向吗？一窍不通。他们有内部消息吗？铁定没有。两位心理学家只看这些公司的名称好不好读。他们向志愿者呈现了一系列捏造的公司名，有些名称佶屈聱牙，例如Aegeadux、Xagibdan、Mextskry、Beaulieaux，还有一些公司名则比较好读，例如 Jillman、Clearman、Barnings、Tanley。如果说名为Queown和Ulymnius的公司就像文森特·梵高在他的黑暗时期所画的那些晦涩的画作，尽是暗沉的天空和阴森的色调的话，那么名为Adderley和Deerbond的公司就像一个快乐的5岁儿童从学校带回家的涂鸦—金黄的太阳露出笑脸，俯视着一栋炊烟袅袅的屋舍。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发现，志愿者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了他们研究的这些公司名的影响。他们倾向于高估名称简单的公司，低估名称复杂的公司。 [3]
但名称肯定不会影响企业在真正的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吧？理智的投资者怎会把投资决策建立在名称上呢？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追踪了10支名称易读的股票和10支名称难读的股票。他们发现，名称易读的公司在上市首日的表现比名称难读的公司的表现好11.2%。六个月后，差距扩大到了27%。一年后，这个数字超过了33%。要是你在名称简单的股票上投100万美元，在名称复杂的股票上也投100万，名称简单的那组股票会比名称复杂的那组多挣33万美元。
还有比这更可观的（也可以说是更糟糕的，看你怎么想）。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将关注点从公司名称转移到了股票代码上。回顾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可以看出，股票代码好读的公司（例如KAR）在上市首日的表现比股票代码难读的公司（例如RDO）的表现好8.5%，上市一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2%以上。还记得那些追踪股市的数学家吗？小数点的微小差异就足以让他们兴奋不已。2%可是一笔大数目。
阿尔特和奥本海默发现，这种易读性效应（pronounceability effect）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投资者一旦了解了这些公司，便开始依据比名称更重要的指标做出决策。易读性只在投资者熟练掌握真正重要的技能之前发挥作用。但投资者一开始为何会根据名称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做出投资决策呢？与纽卡斯尔的办公室职员不同，你不必去询问投资者是否察觉他们受到了公司名称的影响。他们浑然不觉。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偏见，就会设法找补，股票表现出的差异便会消失。
和纽卡斯尔那些喝饮料的人一样，阿尔特和奥本海默研究的这些投资者也觉得他们是在慎重地做出选择。然而，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他们的决策受到了影响。他们的隐藏脑将易读的公司名与一种舒适感联系了起来，将难读的公司名与一种不适感联系了起来。舒适与熟悉和安全有关，这就是投资者之所以选择某些股票、推高其股价的原因。不适则与危险和陌生有关，这也是投资者之所以避开某些股票不看好它们的原因。在不恰当的情境中运用捷思法——将舒适与安全、不适与危险联系起来的捷径——会带来麻烦。
两人三足
最近，我用谷歌地球搜索了“In de Cramer 142 Heerlen, 6412PM”这个地点。我看到屏幕上的星球慢慢旋转起来。大西洋不到半秒就晃过去了，英国是一个小光点，英吉利海峡仿佛我的玻璃杯边缘上的一滴水。城镇和当地的地标出现了，我放大了荷兰海尔伦镇的树木、街道和汽车。
虽然谷歌地球没有告诉我，但我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这片屋顶属于宜家（IKEA）商场。宜家对面是一家苹果蜂（Applebee）餐厅，里面大约放着三十张桌子。这家餐厅是那种家庭式餐厅，氛围轻松，价格适中。
餐厅里，由一名女服务员负责点菜。她大约十七八岁。当有的顾客说要啤酒和薯条时，女服务员会把点单写下来，然后原模原样地重复一遍。“bier”或“friet”，她如此复述道。而另一些顾客说要“bier”（啤酒）时，她说是“pils”，这在荷兰语中是啤酒的同义词。至于这些顾客说的“friet”（薯条），她则说是“patat”，也是同义词。每一笔点单她都会写下来。
对于其中一组顾客，女服务员原模原样地模仿他们的点单。对于另一组顾客，她在确认点单时使用的是同义词，并答说“好的”。统计顾客给的小费发现，当女服务员模仿顾客时，她得到的小费增多了。这之间的差异并非一星半点。平均而言，受到模仿的顾客给女服务员的小费多出了140%。 [4]
女服务员不知道实验的目的，所以她并不会在其他方面区别对待每组顾客。我给做这项研究的荷兰心理学家里克·范·巴伦（Rick van Baaren）打了电话。他告诉我遵循谈话的自然节奏进行模仿效果最好。如果你立马重复别人说的话，这会显得很刻意很恼人，就像5岁小孩重复你说过的每一句话一样。但若稍微间隔一会儿再行复述你听到的内容，就能传达出一些重要信息： 我在听你讲话。我理解你。我同意你的看法 。
有趣的是，女服务员也向另一组顾客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她使用同义词并答说“好的”，让顾客知道她听到了也理解了他们的要求。她写下每笔点单，凸显出她会准确地将点单转达给厨房的工作人员。但语言并不单单等于言语信息。我们说的很多话都超出了我们所使用的词汇的字面意思。我们用语气、变调和不同的说话模式来表达好感、愤怒、感激、孤独和渴望。我不是在提请你们注意众所周知的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的区别。我想让诸位注意的是有意识交流和无意识交流的区别。受到模仿的顾客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认为他们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下次你在公园、餐厅或办公室时，可以观察一下别人之间的谈话。两人越是合得来，就越有可能巧妙地相互模仿。如果你挨得够近，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你可能会听到他们在重复对方说过的短语。他们甚至可能拥有相同的说话节奏、相同的肢体语言——他们的隐藏脑正促使他们做出一致的反应。当人们听到一些他们认同的话语时，他们会热情而迅速地做出反应。而当他们听到不认同的话语时，他们的反应会慢几微秒，因为隐藏脑知道前面是个死胡同，它在为冲突做好准备。
心理学家塔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和约翰·巴奇（John Bargh）曾录下了人们和一位实验室助手的谈话。这位助手按照要求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搓脸或抖脚。录像显示研究被试也相应地在搓脸或抖脚。 [5] 在之后的询问中，没有人记得他们做过这些抽搐动作，也没有人报告他们注意到了助手在搓脸和抖脚。不似心理学家有意操纵人们的行为，以观察这些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对自身言行的调整是无意识的、无心的。我无意识地回应你无意识的信号，你也无意识地回应我无意识的信号。我们都没察觉这种共舞，并不代表它无关紧要。别忘了，即便苹果蜂餐厅的顾客和女服务员都在有意识地、明确地交换着信息——点餐并确认要啤酒和薯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还在无意识地、无心地交换着信息。如果你只看明确表达出来的信息，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顾客会给出丰厚的小费。
当我们听说纽卡斯尔那个茶水间的事，听说志愿者依据实验室助手的行为做出搓脸和抖脚的反应，或是听说目击证人犯下了“明显”的错误时，我们禁不住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这些操纵。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坐在眼前的人正在抖脚或搓脸。这周的照片显然印的是双眼睛，下周是金盏花。强奸犯牙齿整齐，嫌疑人牙齿不齐。这些线索都明摆着呢。当荷兰心理学家里克·范·巴伦提出他要在苹果蜂做实验时，那位女服务员一开始并不愿参与，因为她觉得那样模仿会显得很刻意。顾客会问她在搞什么名堂。当然，实际没人这么问过。
餐厅的实验表明，你的隐藏脑并非独立运作。它能与其他人的隐藏脑结成网络。我无意识地接收到了你给我的无意识线索，然后无意识地做出反应。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我们不断适应着不同的环境和人 [6] ，不仅对自己说话的节奏做出调整，还会调整我们思考的内容。当人们试图建立情感联结时，这种效应尤为强烈：若你想和另一个人建立联系，你的隐藏脑就会悄悄低语，“说这话”或“别说那话”。
自私的大脑
我有两个朋友都是著名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员。约翰·特罗扬诺夫斯基（John Trojanowski）和李文渝（Virginia Lee）共同领导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但我提及这两位科学家不是想说有关神经原纤维缠结和β-淀粉样蛋白斑块之类的事，而是想说约翰和文渝自身的事。
约翰说话句式完整，在日常谈话中也很注意细节。几年前，我为了写一篇调查报道而采访了他，他所描述的画面堪比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错综复杂，纤毫毕现，精妙绝伦。听约翰讲话就像在欣赏画家作画，只不过约翰用的不是画笔和颜料，而是精雕细琢的词句。他的话语里细节之丰富，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非常努力地集中注意力，才能从中挑出重点。就像勒卡雷那些精彩的小说一样，约翰讲述的不是炸弹、追车和劫机，而是一扇虚掩的大门上有哪些转瞬即逝的细节。
第一眼看去，约翰和文渝似乎是对奇怪的夫妇。他身高6英尺3英寸，长得和米克·贾格尔有点挂相，待人亲切倍至。她则是亚裔，体态娇小，如一只暗暗蓄力的猫。第二眼看去，他们更像是对奇怪的夫妇了。约翰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文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当他们生气时，他散发出冰冷的威严，她则火花四溅。约翰在日常谈话中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能用两句话说明的事，绝不只说一句。文渝则将语言删节到只勉强剩个大概的地步，她省去了大多数句子中的主语和宾语，并对所有修饰语发动无情的歼灭战。她在说“是！”或“不是！”时，眼里充满了不耐烦的神色，让你觉得她真正想说的话得花上十分钟才说得完，但她没有那个闲工夫。
“文渝生你气时，”他们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好像要拿刀割开你的喉咙似的。而约翰生你气时，他会让你深感内疚，恨不得亲手拿刀割开自己的喉咙。”
“有个朋友说我们是火与冰，”约翰说，“你很容易猜到谁是火谁是冰。” [7]
我有次去参观约翰和文渝的实验室。我正和办公室的一位管理人员交谈，文渝冲了过来。“给！”她说着，把一个文件夹放在管理人员面前，这人名叫卡伦·恩格尔（Karen Engel）。“我们明天再谈。”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要是约翰得说上十分钟呢。”恩格尔说着，冲文件夹扬了扬头，“他不会仓促了事。他希望能达成共识。”
你可能也认识像约翰和文渝这样的人，他们那相互冲突的性格是情景喜剧的惯用戏码。人际关系专家会告诉你，虽然这种相互冲突的性格在喜剧里很有看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绝不是什么好事。像约翰与文渝这样的人正是那种不应该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的人，他们会因性格不合而发生冲突、产生分歧、惹得对方着急上火。专家会说，像约翰和文渝这样的同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而如果这样的两个人连工作关系都注定维系不了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就将是一场灾难。别以为仅是怨恨就能了事，还是想想蘑菇云吧。
我尚未告诉你的是，约翰和文渝已经结婚三十余年了。与我所认识的多数夫妇相比，他们显然非常恩爱，而且那些夫妇的结婚时间还只有他们的一半。你可能想说，异质相吸。但研究结果与你的观点相悖——起码研究显示，长远看来相似的人往往相处得更好。不过，不要紧。我们姑且假设异质真的相吸。约翰和文渝让我惊讶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相亲相爱地共同生活，还结成了强大的工作伙伴关系，跻身世界上那些著作等身、备受尊敬的科学家行列。约翰和文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珠联璧合，于权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他们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他们做每件事都相互协调、配合，有商有量。他们的崇拜者在私下里说，这两个人有朝一日可能赢得诺贝尔医学奖——共享殊荣。
还请记住，这对夫妇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例如像叉子在放进洗碗机时是应尖头朝上还是尖头朝下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们谁都不肯让步。当约翰和文渝发生冲突时，他们恢复了本来的性格。约翰变得越来越锱铢必较，关注的细节越来越小，他的情绪隐藏在一层层的冰面之后。文渝则变得越来越爱说教，她打断约翰说话，对他言语中的火药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他们争吵时，我可以想见她在心里抓起任何可以抛掷的东西，朝他扔去，而他就坐在那儿，铁青着一张脸无动于衷，任由一把把青豌豆呼啸着擦过他的鼻翼。
他们最近去度假时，为早餐麦片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而吵了起来。几天后，约翰试图回想他们争吵的内容，却想不起来了。这事太琐碎了，他几乎什么细节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不仅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在度假期间每天都要吵一次。你如果亲眼见到他们之间的早餐麦片对决，便绝对无法猜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约翰和文渝一起就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提出了与神经科学界相反的看法。他们经常乐于坚守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需要他们在智识和情感上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科学领域冒这种险并非易事。有点像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从这条地平线到那条地平线触目皆是危机四伏的灰绿色海水，你只身朝着一个方向划去，而其余所有船只都一起去往了相反的方向。这么做需要信心，需要夫妻双方完完全全地彼此信任。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朋友和同事好奇的不是约翰和文渝在工作上为何如此默契。他们好奇的是约翰和文渝是如何共同生活的。
我设想了一位婚姻咨询师给约翰和文渝提建议的情形。听说了早餐麦片大战后，我可以想见他会琢磨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对方。
譬如，约翰会率先开始描述那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七点起床——”
“我们七点半才起。”文渝猛地打断他，“约翰，你以为你是七点起的。”
婚姻咨询师不自觉地挑了挑眉。“他们什么小事都要吵。”他暗忖道，“他们是否给了对方足够的空间？”没有。他得知他们一起工作，从同一栋房子出来，进入同一间办公室，坐在相邻的工位上。他们会在工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开对方吗？不会。他们经常在公共场合争吵。
“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他们之间的那种反复无常。”一位名为珍妮弗·布鲁斯（Jennifer Bruce）的实验室管理人员曾这样跟我说，“如果是有幸常常看到那番光景的人，现在都只会说一句：‘噢，他们又开始了。’”
他们的另一位同事鲍勃·多姆（Bob Dome）告诉我，他首次见到这对夫妇时惊讶不已：“文渝亢奋好动，而约翰说话总是慢吞吞的，所以文渝老叫他闭嘴或者赶紧往下说。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很吃惊。我不知道他们结婚了。”
他们就连开玩笑也要挫挫对方的威风。在一次有20多人参加的实验室会议上，约翰谈到了脑损伤可能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他解释说这些损伤的阴险之处在于，其产生的影响也许不可见，就算是高度精密的脑部扫描仪也扫描不出来。
“我16岁时从马上摔了下来，然后患上了短暂的失忆症。”他说，“虽然症状消失了，但这些事会使人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我没有做磁共振成像（MRI，脑部扫描），但就算我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你怎么知道？”文渝面无表情地问道。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笑声，约翰面露不悦之色。
我可以想见婚姻咨询师从约翰口中得知他们在工作中也毫不手软地相互指责，经常弄得两人都“快要哭出来”时，他连连摇头的模样。
“我们只是意见不一，算不上真正的冲突。”文渝插嘴道，她在他们是否意见不一这一问题上，也与丈夫持有不同意见，“如果我不认同他，我会跟他说。”
当我想象中的咨询师意识到唯一能让他们停止争吵的一件事就是必须遵守交通安全时，我看到他往椅背上一靠，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们坚持骑车上班，为此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约翰曾跟我说，“那就是无论我们在讨论什么，都不能边骑车边吵架，因为那样很危险。”
但约翰和文渝还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或许是他们这种才学出众的A型夫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秘密。为理解这一点，我要向你介绍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特塞尔（Abraham Tesser）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
几年前，一名年轻女子找到特塞尔跟他说，她最近在一门课上表现得很好，但心情却很糟，因为她的一个好友比她表现得还好。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在观察那些不为个体所独有，而是能反映共通人性的行为。特塞尔很同情这名向他吐露心事的女子，但她的话引发了他的思考。如果那个比她优秀的人不是她的好友，这名女子是否还会觉得心情很糟呢？或者，如果她的朋友在她毫不在乎的事情上表现出色，她还会嫉妒吗？特塞尔凭直觉猜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当陌生人在某件事上表现出色时，我们会欣赏他们的成就。事实上，我们如果对篮球或诗歌有所了解，便能更好地理解扣篮或转韵的技巧。而我们大多数人非常乐于看到天赋异禀的运动员或表演者，做出一些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当好友或恋人在我们不感兴趣的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也是如此。从不养花弄草的妻子会为擅长园艺甚而将后院变成了园艺展览的丈夫而感到自豪；志在橄榄球的高中球星会为自己的妹妹被选为学校话剧演出的主角而骄傲地挺起胸膛。事实上，特塞尔认为在这些情境中，人们感到高兴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也能跟着沾沾光。“这个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是我表亲！”人们可能这么想，“那个医生是我儿子！”
但若身边亲近的人在我们想要一展所长的领域表现出色，一些耐人寻味——也可能不甚愉快的事就会发生。一位作家被同是作家的女友比了下去会感觉很矛盾。他既为爱人的成功感到高兴，觉得与有荣焉，但同时也觉得很受挫。他不想沐浴在别人的文学光环之下，他想要自己的文学光环！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落选学校话剧主角的12岁小女孩，若是输给了一个陌生人，回家后可能只觉得莫名其妙，但若是输给了自己的孪生姊妹，回家后就会以泪洗面。
“关系越是亲密，这种嫉妒就越是强烈。”特塞尔告诉我，“你对对方怀有两种反应——一是‘你的成功也拉了我一把’，一是‘你的成功显得我好像只会说大话’。”
特塞尔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他的预想。归根结底，这种为他人的成就感到既骄傲又嫉妒的冲突是由隐藏脑中的一种机制决定的，这种机制旨在保护我们狭隘的私利。当我们在某个方面特别出色时，我们会展现出积极的姿态，而当我们与某个出色的人有所联系时，我们也会被人青眼相看——选美冠军的哥哥可不会是普通人。他也沾染了他妹妹的荣耀。通常，隐藏脑中的这两种机制并不冲突。特塞尔认为，当亲近的人在我们想要一展所长的领域表现出众时，这两种内驱力就会无意识地相互冲突。朋友和手足的成功让我们也跟着沾光。但因为我们也渴望获得他们那样的荣耀，他们的成功便让我们自惭形秽。这就是为什么那名向特塞尔吐露心声的女子会因被好友比了下去而心烦意乱。
特塞尔发现，当伴侣在与我们的身份认同休戚相关的领域获得成功时，我们会感到非常强烈的怨恨。这种怨恨登峰造极，实验中的志愿者会蓄意妨碍他们的朋友和爱人，不让他们在那些被志愿者视为自己的核心优势的事情上表现出众。例如，作家在接受语言能力测试时，为避免伴侣比自己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会帮助陌生人而排挤自己的爱人。 [8] 尽管夫妻双方口头上都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为伴侣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录像访谈显示，当人们发现配偶在他们想要出人头地的领域表现得更出色时，他们快乐的神情里还夹杂着沮丧。特塞尔研究的这些人并非坏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那名问特塞尔为何朋友表现得比她好会让她觉得很沮丧的女子一样，这些夫妻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他们不仅无法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也无法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行为，涉及隐藏脑的情况总是如此。
在一项特别有意思的分析中，特塞尔检视了一些著名男性科学家与他们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若父子俩都是同一个领域的科学家，儿子的成功便预示着亲子关系的疏远。若父子致力于不同领域，儿子的成功则预示着能增进与父亲的感情。 [9] 换言之，哪怕是自己的骨肉，只要他在我们长期追寻的领域超越了我们，也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所有父亲都很享受儿子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耀，但若父子志趣相投，父亲的脑海深处就总会有一个声音要问，为什么成功的人不是他。
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像约翰·特罗扬诺夫斯基和李文渝这样的两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结婚了，这意味着他们关系亲密，而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成就感皆系于同样的事情上。他们都很聪明、胸怀大志、争强好胜。他们都是学者，而且不是一个从事社会科学，一个从事临床科学。不，他们身处同一领域，就职于同一所大学，使用同一间办公室。他们甚至连头衔都一模一样。鉴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特塞尔的研究预测约翰和文渝很快就会相互嫉妒，这种嫉妒和竞争会荼毒他们的关系。
但我说过，约翰和文渝有一个秘密，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互补。
尽管看似做着相同的事，拥有相同的志趣，约翰和文渝却找到了能让两人稍微有所区别的方法——划分他们的日常任务，这样他们就能以互补而非竞争的方式工作。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利用隐藏脑的自私来为两人的共同利益服务。例如，他们一致认为，文渝是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这些是实验科学的基础工具）方面的专家。他们也一致认为，约翰是临床问题的专家——许多科学研究都要与患者打交道。他们还像一家小企业似的，对运营一间大型实验室所必需的人力资源进行了分工。文渝自认是只“实验鼠”，她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和博士后同僚们共同探讨科学问题。约翰则更擅长社交，喜欢与合作方、媒体和外界交流。
“为避免我们在伙伴关系中相互排挤，我们的策略是不要做同样的事。”约翰说，“我们拥有不同的科研技能和不同的管理技能。纵然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但要开会还是得提前预约。”
“我们从不认为，‘这是我的事，那是你的事’。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文渝补充道，“事情自然就解决了。如果哪天我不在，约翰可以代替我。我们不会真的分疆画界，而是谁有能力谁上。”
考虑到他们的志趣如此相似，还有现代科学极端的竞争结构，约翰和文渝完美互补的优势不禁令人惊诧。不过特塞尔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分工协作可能有一部分是运气使然。特塞尔发现，若夫妻感情亲密，他们会自动地、无意识地划出互补的领域。仿佛是隐藏脑意识到了竞争可能给亲密关系带来威胁，于是推着两人走向互补。特塞尔发现，如果伴侣中的一方偏好任务A胜于任务B，而另一方对任务A的偏好更有过之，那么头一个人就会无意识地改变偏好，自称更喜欢任务B。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约翰可能安于做只实验鼠，文渝也可能是个外向的沟通者，但处于这段关系中时，他们无意识地接受了各自的角色，以便将对方视作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约翰和文渝也——有意识、有目的地——设下了一些减少竞争风险的规矩。实验室的运作有些必不可少的任务，他们通过分摊这些任务，增强了对彼此的依赖。约翰知道他需要文渝所提供的实验科学；文渝知道她需要约翰所带来的研究资金和合作项目。他们的实验室发表的每篇论文上都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两人坚持平分他们获得的所有认可，也准备好为此做出牺牲。约翰有次申请了一项赫赫有名的研究基金，数额高达百万美元，但他和文渝都认为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出乎意料的是，约翰赢得了这笔基金。但在接受之前，他告诉组织者这笔基金必须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放。提供基金的私营组织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约翰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提交的申请。约翰向对方表示，除非这笔基金是授予他们两个人的，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一百万美元。
“起初他们不愿意，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要这笔钱了’。”约翰跟我说。最终那个组织让步了，将基金发给了他们两人。
“我们两个人单打独斗做不了那么好，”文渝认同道，“但我们合作就能做得很出色。”
“别人说我‘做什么事都要先经过文渝的同意’。”约翰补充道，“事实上，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我们的相处模式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在有些男人看来，这似乎是种懦弱。我并不介意承认，如果没有文渝，我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我很怀疑这一说法是否准确。约翰和文渝都才华横溢，即便他们没有结成伴侣，也很可能各有各的成功。但我确信这句话里的信念就是他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成功的关键。鉴于他们性格不同，约翰和文渝必须将他们个人的成功与对方的成功交织在一起。要是没有这一信念——偏见—他们的感情会缺失一根重要的支柱。隐藏脑为自己着想的这一无意识偏见，可以成为私人关系中的一股强大的破坏力，但也可以被用来编织细密的依赖网。和许多结婚三十多年的夫妻不同的是，约翰和文渝一个晚上都不愿分开。若他们中有人受邀到另外一个城市演讲，一定会安排另一人随行，他们就像两块磁铁的南北两极，永远不会相互厌烦。
[1] . Melissa Bateson, Daniel Nettle, and Gilbert Roberts, “Cues of Being Watched Enhance Cooperation in a Real-world Setting,” Biology Letters, Published Online, doi:10.1098/rsbl.2006.0509.
[2] . David Hirshleifer and Tyler Shumway, “Good Day Sunshine: Stock Returns and the Weathe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8, No. 3 (June 2003), pp. 1009–1032.
[3] . Adam L. Alter and Daniel M. Oppenheimer, “Predicting Short-term Stock Fluctuations by Using Processing Fluenc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3, No. 24 (June 13, 2006), pp. 9369–9372.
[4] . Rick B. van Baaren, Rob W. Holland, Bregje Steenaert, and Ad van Knippenberg, “Mimicry for Money: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Imit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Vol. 39 (2003), pp. 393–398.
[5] . Tanya L. Chartrand and John. A. Bargh, “The Chameleon Effect: The Perception-Behavior Link and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6, No. 6 (1999), pp. 893–910.
[6] . Shankar Vedantam, “For Political Candidates, Saying Can Become Believing,” Department of Human Behavior,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2008, p. A03.
[7] . Shankar Vedantam, “Scientific Couple Devoted to Each Other and Alzheimer’s Work,”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October 26, 1998.
[8] . Abraham Tesser and Jonathan Smith, “Some Effects of Task Relevance and Friendship on Helping: You Don’t Always Help the One You Lik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6 (1980), pp. 582–590.
[9] . Abraham Tesser, “Self-esteem Maintenance in Family Dynam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1 (1980), pp. 7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