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4年春，《华盛顿邮报》派我去新英格兰地区追踪报道拉尔夫·纳德竞选总统的动向。我到达波士顿后，纳德的几位助手告诉我，考虑到在2000年那场争议重重的选举中，这位消费者卫士搅了乔治·布什和艾伯特·戈尔的局，他们自己也不会选他。由于纳德的竞选成不了气候，我便暂时丢开政治报道，给当地一位我早有耳闻的心理学家打了个电话。

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Banaji）当即同意与我见面。下午我就在哈佛大学心理系见到了她，她的办公室位于转角处。那是一次不同凡响的采访：三个小时后，我离开那儿时，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大不一样。

贝纳基研究的是无意识偏见——隐藏在意识边缘、不易察觉的认知错误。她的研究令我有些不安，因为它显示出，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惯常理解是有问题的。在贝纳基的实验中，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认为他们表现得公正、大义凛然、明察秋毫，但他们的行为却违背了他们的意图。他们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离奇的是，若非心理测试揭示出了这种差异，志愿者根本意识不到这些细微的偏差。

如果无意识力量能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快速判断，那这种力量是否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们？回华盛顿后，我很快找到了一些研究，它们显示了隐藏的强烈情感如何致使人们犯下严重的金融错误，误判风险。实验表明，我们可以操纵选民选择某位特定的候选人——而选民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被操纵了。无意识特质能够解释为何有些已婚夫妇渐行渐远，为何有些团队合作默契。我环顾四周，到处都能看到隐藏的认知机制存在的证据。无意识偏见能影响记忆、情绪和注意力的运作，在个人、群体，乃至国家之间制造出误会和旷日持久的纷争。细微的思维错误可以解释我们为何会贸然发动愚蠢的战争，为何会坐视种族灭绝的发生。贝纳基虽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但她关于隐藏脑的研究数据汇流自心理学的其他分支、社会学和政治学、经济学和神经科学。高科技扫描逐渐揭示出了我们的大脑机制，这些机制支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倾向到餐桌礼仪无所不包。社会学实验解释了为何人们在灾难中会无意识地犯下致命错误，甚至还有人研究过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无意识偏见。

大多数人认为“无意识偏见”（unconscious bias）就等同于成见（prejudice）或偏私（partiality），但新研究赋予了这个词不同的意思：“无意识偏见”指的是人们的行为与意图相悖的情况。最棘手的是，人们根本不觉得自己受到了操纵。他们将自己的偏见合理化——甚至声称那些违背自身意图的行为是他们自发所为。有些无意识偏见滑稽可笑，有些无伤大雅，还有许多可堪大用。但那些有害的无意识偏见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一幕：犹如恶魔般的伊阿古将轻信多疑的奥赛罗玩弄于股掌，让他相信妻子对他不忠。就像伊阿古那样，无意识偏见并非大张旗鼓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着人们。它让人做出严重的误判——还对自己的决定坚信不疑。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未曾意识到它的存在。

研究无意识心理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新研究吸引我的原因是，它建立在可测算的证据之上，靠的是对照实验，得出的是数据。身为一名科学记者，在入职《华盛顿邮报》以前，我还在《费城询问报》干过，我发现自己对那些用严谨的科学工具探索复杂的社会行为的研究很感兴趣。以前针对无意识心理的论述往往会得出一大套花里胡哨却无甚用处的理论，而新研究所形成的理论谨慎实在——但却大有用处。2006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开辟了“人类行为专栏”（Department of Human Behavior），在撰写专栏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无意识偏见之所以难以察觉，是因为它们往往很普通。当我们看到像种族灭绝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时，我们会想要一个同样惊心动魄的解释。我们要求希特勒对大屠杀给个说法。惊心动魄的解释不仅更对我们的胃口，还能让我们将人类在判断、认知和道德理性方面所犯下的成套的错误，简单地视作一种反常，不再深究。

我发现，专家了解的心理机制与普通人相信的心理机制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我们社会中的重要机构对最新的研究动向置若罔闻。当灾难致使数以千计的人被困后，我们扩宽了高层建筑的安全出口，以为这样就能在灾难再度发生时让被困的人逃生。当歧视呈现出抬头之势时，我们对仇恨犯罪进行了立法。当股市表现得很疯狂时，我们将之归咎于“盲目恐慌”。我们相信拿毒品和不安全性行为的后果吓唬青少年，定能促使他们小心行事；我们认为对政客的高谈阔论进行核实定能弄清真相；我们笃信良法定能带来善行。所有这些理念都基于同一个假设——人类行为是知识和自觉意图的产物。我们相信只要教育民众，为他们提供准确的信息，给予他们恰当的奖励，并以适当的惩罚相威胁，激发他们善良的本性，指明安全出口的位置，就不会有人犯错。糟糕的结果必定是拜愚蠢、无知和意图不轨所赐。

和许多假设一样，这种假设也罔顾与之矛盾的证据。当青少年醉酒出了车祸，当选民相信了政客的谎言，当陪审员判定无辜之人有罪，我们总认为必定是那些青少年太愚蠢，选民太好骗，陪审员太草率。即便这样的错误被放大千百倍——数不清的人在灾难中无处可逃，整个民族都怀有恶毒的偏见，数百万人坐视自己的邻居被拖进集中营——我们仍说服自己这些行为是异数，并非常态。新研究表明，许多错误、意外和悲剧是无意识力量在人们未察觉或不认同的情况下造成的。不负责任的司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惊慌失措的投资者都不是异类。他们就是我们。

从无意识偏见的角度去思考人类行为，许多以前看似无法解释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有了解答。不仅仅是些小事——天才运动员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一家人为小事吵个没完，误判风险造成一场小车祸——还有些大事也是如此。决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出决定，在国内国外引发决策灾难？是无意识偏见作祟。人仰马翻的恐慌潮拖垮了整个经济体？是无意识偏见作祟。各个国家对即将到来的灾难集体选择视而不见？同样是无意识偏见作祟。无意识偏见一直纠缠着我们，但多重因素使得它们现在变得尤其危险。全球化和科技发展，还有宗教极端主义、经济动荡、人口结构变化和大规模移民纵横交错所形成的无数断层，扩大了隐性偏见的影响。我们的心理误区过去只影响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现在却能够影响异土他乡的陌生人和尚未出世的新生代。蝴蝶扇动翅膀在地球的另一端引发飓风，曾经还只是一个理论构想；但现在，千里之外的人所抱有的细微偏见，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真正的风暴。本书就因这些想法而生。我想把那些在我看来令人激动不已、忐忑不安又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介绍给更多读者。虽然科学严谨的研究是本书的主干，但我想说明的是为何这些研究很重要——不仅仅局限于象牙塔内，更要推及公共场所。我决定挖掘现实生活中的故事，阐明无意识偏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非同小可的作用。书里的故事全是我自己一个人选的。如果存在错误、误导或过分简化，责任尽皆在我。而如果这些故事不仅很有意思，还兼具启发性和洞察力，则功劳大多属于我所援引的数百位研究人员的工作。

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隐藏力量拟人化。我创造了一个词：隐藏脑。它指的并不是潜伏在我们头颅中的秘密特工，或是最近新发现的什么大脑模块。“隐藏脑”是一个简称，指的是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操纵着我们的一系列影响因素。隐藏脑部分涉及心理捷径或捷思法（heuristics）的普遍问题，部分与记忆和注意力运作中的错误有关。此外，也涉及社会动力学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都未能意识到它们产生的影响。就隐藏脑的某些层面而言，我们通过努力可以察觉到自身的偏见，但还有许多层面，我们永远无法自省。无意识偏见并不是由一个坐在我们大脑里的神秘的傀儡师造成的，只是偏见所带来的影响让我们感觉好像有这样一个傀儡师似的。换言之，“隐藏脑”是种写入装置，和“自私基因”差不多。一如没有哪条DNA链会大喊“让我先！”，也没有哪部分人脑会戴上墨镜和软呢帽伪装自己。若将我们的心理活动简单地划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那么“隐藏脑”则囊括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其定义经常引发论战的概念：无意识、潜意识、内隐。

我援引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如山似海，那么对于那些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私人故事的人，我的感激之情则无可估量。书中的许多故事讲述了在人们极度脆弱的时候，无意识偏见对他们的影响。开篇就讲了一名女子在辨认强奸犯的过程中，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故事我本不愿意写出来——由于多种原因，报道强奸的新闻存在很多问题——但性犯罪为我们认识无意识偏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切入口，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容置疑的DNA测试来检验人类直觉的准确性。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没有勇气将托妮·古斯塔斯（Toni Gustus）告诉我的故事公之于众。她的真诚，还有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的真诚，无不让我想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善良的人不是没有缺点，勇敢的人不是无所畏惧，慷慨的人不是毫无私心。那些非凡的人之所以非凡，不是因为他们不受无意识偏见的影响。他们之所以非凡，是因为他们决心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