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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语竞争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确认我国的政治制度是的的确确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的，中国是人口数量巨大的民主国家。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应该是越来越民主的社会。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人民长期持续奋斗的目标。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追求民主价值的深厚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从“民贵君轻”到“民惟邦本”，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主，君为客”，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民主追求。有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例如，约翰·卡珀指出：“西方人想通过否认中国是民主国家以显示自身政治制度的优越。美国人为自己的政治成就骄傲自满，他们不过多谈论儒家人文主义……在若干重要方面倡导民主。”
卡珀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我们应该确信，尽管中国的民主处在建设进程之中，但我们的民主制度依然是真实、广泛、有效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当代中国根本的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的人民代表不仅按人数比例选举产生，而且让中国的各民族、各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的协商和决策，实现了国家领导人依据制度设计换届，并按照选贤任能的原则把一批又一批的领导者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而且通过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像某些国家，尽管有着民主之名，却在资本和利益集团的运作下，只能在某几个有势力的政治世家中选择领导者。正像有些学者看到的，西方人“心中的民主化的标准是全国性政党竞争和普选，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中国的地方选举存在竞争（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越来越深入；邓小平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领导人接班问题”
。
再次，我们要论证我们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也是最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当然，我们也从不否认，我国的人民民主仍有很大改善和提升的空间。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民主更是需要一个长期不断完善的过程。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仍想要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就不能指望大规模的笨重的政治民主制度提供给我们能要求于微观民主的事情。事实上，由微观向宏观的过渡涉及规模的变化，甚至是规模的飞跃，在这种变化中，规模或单位增长十倍，可能使复杂性百倍甚至千倍地增长。”
民主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式，而是一种通过文明治理的探索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手段，是一个过程。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民主不是为了民主的某种形态或形式，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协商和社会善治的目标。中国的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而且贯穿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中国的民主不仅有投票权，而且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中广泛问题的民主协商；中国的民主不仅是国家政治运作的层面，而且是在基层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协商民主”写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之中。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这七种协商民主的渠道，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系统谋划了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对协商的主体、形式和程序等都做出了具体规范，这让基层协商有了具体的“操作指南”。用群众习惯的方式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城乡社区协商正逐步上升为城乡社区的基本工作制度。正因为有这样广泛而深厚的民主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让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
总之，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在未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进一步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在本书中，我们要说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国家属性，阐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实现民主价值方面的成就和优势，回击国内外一些人和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对“民主国家”内涵的垄断与歪曲，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自信与优势。我们必须认识到，与世界各国各式各样的民主尝试比较，中国的民主是真实、广泛、有效的民主形态。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不仅是人口数量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民主参与比较广泛而又有效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