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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主的方式有多种，民主的形态和模式多种多样。评判一种民主形式，关键是看它是否适合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否符合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证明，凡是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成功实施，凡是从外部生搬硬套过来或强加给一个国家因而不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都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成功实施。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不仅是经济、军事的霸权，而且也是政治制度和舆论的霸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只有它们的制度才是民主的制度，别国的制度只要与它们不同，都被视为是“非民主”的甚至是“威权的”“独裁的”制度，似乎西方掌握着衡量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尺，垄断着国家是否民主的判断标准。实际上，西方媒体和舆论界是构成美国等西方国家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譬如，西方媒体往往把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总是爱把印度说成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急切地希冀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迅速超越中国，以证明民主制度对所谓“威权国家”的优越性。另外，西方媒体还把中国香港的反对派封为“泛民主派”，而把维护基本法的党派说成是“建制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内许多媒体也在无意中不知就里地接受了此类说法。殊不知，这些说法本身就是一种阴险的价值观操作，其目的是把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的行列之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贴上“非民主”的标签，从而在世界舆论场中形成中国是非民主国家的价值判断。
事实胜于雄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论调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结果是民主制度是否存在、是否有效最好的检验标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减贫事业的成功、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所有这些事实已经表明，中国有着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凸显出其优越性。越来越多没有偏见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指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断扩大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制度包括通过反馈机制吸收公众意见，例如通过民意调查了解人民对新政策的看法，以及领导干部岗位选拔的任前公示。由此可见，即使中国的民主没有采取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形式，但民主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得以落实。”
我们不仅要反驳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污蔑，更重要的是，要以中国活生生的民主实践来证明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这个证明过程，必须破除西方民主政治的话语权。
西方所谓自由民主话语的实质是，试图垄断“民主国家”内涵与标准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塞内加尔学者查尔斯·罗曼指出：“西方民主模式的特点是唯我独尊，把其他政治制度视为专制主义、独裁和无政府状态。”
另外，按照这种唯我独尊的逻辑，按照西方话术，与“人权”“自由”“正义”等价值概念一样，“民主”是具有二元对立或定性的价值概念。一旦命名，就会形成民主或非民主、正义或非正义、自由或不自由、尊重人权或无视人权的评价或判断。我们必须摆脱西方的话语操作，避免落入它们的话语陷阱。在这里，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显然是指印度的人口规模在所谓民主国家中最大，而比印度人口还多的中国就被排斥在外了。
实际上，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员福齐亚·阿明指出：“世界上大约有2 000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它们以不同的方法和形式实现了民主。”
有些西方学者也知道，民主制度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譬如，巴里·霍尔登就曾经区分“多元民主论”“精英民主论”“自由民主论”“激进民主论”“新激进民主论”，达尔的民主制度分析也建立在“麦迪逊民主”“人民主义民主”“多头统治民主”的三分法之上，而乔·萨托利则区分了“选举民主”“参与式民主”“公民表决式民主”“竞争民主”。既然如此，西方人凭什么就认定他们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的标杆呢？难道美国的民主就是完美的民主形式吗？大家都知道，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希拉里拿下的普选得票数比特朗普多了280万张，而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五位赢得大多数选票却输掉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另外，美国初选中的超级党代表也在起着防止像桑德斯这样更受下层人民青睐的候选人出线的功能。美国的选举式的竞争民主就真的彻头彻尾地反映了民意了吗？英国、荷兰、比利时、瑞典、西班牙等国均是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中至少国家元首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且许多所谓上议院还为贵族保留着一定的议员名额，难道这样的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西方人不顾自身民主的复杂性，就轻易地否认他国的民主形式，断定中国的“人民民主”不是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民主国家”，这无异于乌鸡说白鸡不是鸡，或黑山羊说白山羊不是羊。显然，西方人的逻辑是典型的“白马非马”式诡辩。
历史证明，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十分重要；但是，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安排，让全体人民广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是否有效地实现了民主治理，应该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中国不是已经在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民主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达成利益分配而安排的某种协商程序，以便能够达成公共生活秩序。民主原则应该贯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但欧美却将其严重窄化，使之局限在政治领域周期性投票内。人民是有了投票权，却没有广泛的参与权，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动员，投票后却被甩在一边，这样的民主是缺少实质的形式主义。即使有这种周期性投票，他们也未必照单全收，西方人真正的民主标准是看这种选举结果是否符合欧美垄断资本的利益。例如，反美的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2006年赢得巴勒斯坦选举时，美国就根本不承认哈马斯的合法性。伊朗总统也是民选的，欧美也从未把伊朗看作“民主国家”。更有甚者，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017年2月12日的一篇文章披露，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一份文件称：“如果共产党通过看似合法手段取得意大利政府的控制权，美国应与北约主要盟友进行合作，采取适当行动（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协助意大利国内势力推翻意大利的共产党政权。”
事实上，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经支持皮诺切特集团发动流血军事政变，悍然推翻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
民主是人类文明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迅速发展，恰好证明了现代中国正走在人类文明潮流的康庄大道之上。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中国正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是，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呢？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罗德学院教授约翰·卡珀（John F. Cooper）一语道破天机，他指出：“西方学者不愿相信中国是民主的，许多人甚至拒绝承认中国正走向民主……他们认为西方政治制度更优越，中国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现代化。”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认清西方民主话语的虚妄性，阐明我国民主的性质，认真对待民主价值的命名权，争夺民主价值观的话语权。
西式民主并不像西方人说的那样光鲜。实际上，美国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程度已经严重威胁着美国的民主。美国正在朝社会流动性逐渐降低的方向发展。少数精英和既得集团攫取财富的比例越大，对社会其他民众的剥夺就越严重。美式民主已经将这个国家分成两个阶层：特权阶层和不受保护的阶层。特权阶层压倒政府，拖垮政府，使政府陷入瘫痪，不受保护的阶层被甩得更远。美式民主制度的弊端在特朗普时期暴露无遗：美国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民主已经衰退且劣质化。美国国会遭受冲击，是这个衰退过程的征兆和体现。
实际上，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想，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治理安排。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应该是越来越民主的社会，人民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但是，这也说明，民主制度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展开的，其实现形式一定具有历史性和民族特点。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西方民主只是民主在当下的一种暂时的历史形态。在历史上，雅典的民主制是建立在所谓“自由民”对大量奴隶的奴役基础上的，当时的雅典不仅妇女没有民主权利，而且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根本不被当作人来看。美国建国时就提出了民主的价值和原则，但直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黑人才获得了宪法赋予的形式上的自由权利，直到1920年，女性经过近百年的斗争才获得了投票权。事实上，当下西方的民主形态，也只是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现，其本质仍然是维护资本利益的有效机制。而且，西方“竞争式”的民主最近几十年已经劣质化为不同集团攫取权力的零和游戏。特朗普上台后，就致力于把奥巴马时期的医改法案完全推翻，完全不顾许多人民的利益和感受。真正的民主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充分的协商，以便达成利益的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以压倒和战胜对方为目标。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西式民主在不同国家也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不仅与历史阶段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人口规模密不可分。实际上，“在面对面的民主和大范围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人类为了在这个沟壑之上建一座桥梁已做了2 500年有余的努力。”
因此，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民主模式。譬如，在法国是公民直选总统，而在美国却是选举人团选举总统；在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在法国则是共和制；在美国是总统制，而在英国、德国等国却是形式各异的议会制。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做出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因此，其民主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我们不禁要问，西方民主都不是一致的，凭什么要用它们的民主标准来判断世界各国民主与非民主的分野呢？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无权垄断民主制度的标准，更无权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国。
最后，我们要认清西方的民主形式未必适合其他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发展条件的国家。不能笼统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民主才是好东西。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指出：“受各国文化的影响，世界各国的民主形式不可能完全相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试图将自己的文明价值观和民主模式强加给他国，其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这不是所谓的利他主义的解放行为，而是侵犯了接受方人民的自由选择权，是一种强迫行为。更糟糕的是，如果是出于自私的地缘政治利益，通过军事手段强行推行民主，无异于等同民主的‘暴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扮演民主的冒名顶替者、评估者和评价者。美国一次又一次以促进民主的名义制造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嘲弄。”
“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革命”等惨烈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稳定和秩序，不仅难以享受民主成果，而且必定走向社会无序的内乱甚至是生灵涂炭的内战，其结果是与文明进步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更清楚，千万不能按照别人的尺寸选自己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