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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但是，中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或运气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制度原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果，也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的民主制度何以在中国有效？除了其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还因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的革命性和时代性发展的。
（1）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与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深沉的人文精神让中国远离了宗教狂热，孔子早就引导人们明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道理，避免了许多无谓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争论。《左传》也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说法。在中国典籍之中，到处都讲“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的思想原则。在封建制度背景下，尽管统治阶级是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但是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毕竟对统治阶级行为方式构成了某种规范性力量。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受限于历史条件，孟子的思想虽然不能成为统治者执政的真正价值取向，但也引导许多统治者力争为自己博取历史上的好名声。譬如，唐太宗李世民也自诩“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如此等等，就在执政中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因为凡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懂得，“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因此，执政者必须意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的道理，民心所向才能保证国泰民安，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和杰出人物，如韩愈、柳宗元、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能够摆脱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怀有“保惠于庶民”（《尚书·无逸》）等服务天下百姓的远大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气，献身报国安民的事业。这些价值观念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先导，而且成为当今党员干部以身许国、执政为民的思想渊源。
（2）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的思想。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进一步阐释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既然仁政德治如此重要，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性修养。正如孟子所言，“尊贤使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呢？实际上，二者都重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制度能否保障选出合适的人才。某些制度可能过分强调制度，而忽视人的作用，结果可能会选出极端的专制者，如希特勒就是通过选票上台的；也可能选出缺乏执政能力的人，误国误民。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制度失效的后果。中国更多地采取选贤任能的用人制度，历史上凡能够有效采用选贤任能的方法时，往往就能够实现政通人和的效果，凡不能有效实施选贤任能的理念时，结果往往是人怨政息。中国的制度强调德才兼备，而且特别注重道德境界，力求“明明德于天下”。在现实中，执政者的道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德性具有引领示范效应，失德者往往会产生毁灭性的社会效应，不仅让社会进程复杂化、低劣化，而且还让社会管理本身失去信誉，让社会失去信任。在中国吏治方式中，特别强调官员的历练，目的就是发现且培养其理政的能力。在吏治的评价中，主流方法还是特别强调根据政绩来评价官吏，这就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激励，鼓励官员为老百姓、为国家社稷贡献智慧和力量。
（3）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演化源远流长，古代的许多政治范畴，譬如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一经提出便在一代代政治实践的检验和讨论中延续。中国人厌恶极端的对立，主张“有无相生”、“过犹不及”、祸福相依的中道观。《礼记》根据“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的思想，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到孔子那里就成为“和而不同”的原则。在他看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理念更加考虑长远的利益，更加具有理智的韧性。在中国人看来，有差异、矛盾和冲突是常态，但不宜采取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应该像张载所主张的那样，“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后汉书·仲长统列传》）的包容性，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得以逐步发展壮大，也让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中形成了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格局。
（4）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意识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在中国人看来，“天地革而四时成”，因此，人类社会也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故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庄子·天运》）。只有不断地变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周敦颐《太极图说》）。明代的王廷相对变革的必要性有了更真切的理解，他指出：“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慎言·御民篇》）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改革的事例，正是这些改革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维持了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当今中国人民改革创新的意识就深深扎根在中国几千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中。
（5）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中国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不尚空谈，而是主张“知行合一”，以求达到经世致用的目标。儒家反对空谈生死和鬼神的玄学，主张修身入世，在实际社会中建功立业。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原指在治学时要“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后引申扩展为要求官员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这一要求就与由西方竞选式民主造成的选举语言和实际执政脱节的现象有了明显的区别。中国发展之所以这么快，制度之所以这么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千万党员干部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牢记心中，通过实干和政绩既证明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虽然许多中国古代智慧被封建的局限性所遮蔽，但在当代却凭借伟大的社会实践日益孕育出更加灿烂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