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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席尔的“复原”版本不谈，原版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之中，五封信均出于修女玛丽安娜一人之手，从叙事声音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部单声道作品，书信文学独具的“说-听”这一交流特质似乎并不突出。尽管如此，《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依然与同时代的日记体文学，或自传/回忆体文学有着本质区别。
在信息传播学当中，关于“交流”（Communication）的诸多定义均源于三种要素。第一种要素是“刺激”：每一种交流行为都可被视作信息的传递；第二种要素是“意愿”：“传者以清醒的意愿，试图通过消息的传递来影响受传者的行为”。也就是说，信息的发出者（信源单位）与信息的接受者（信宿单位）处于两端，而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系统就是第三种要素——信息本身。信源、信宿和信息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基本的交流系统。同时，在信息传输和接收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干扰——“噪声”，即任何加入信号的传输和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并不是信源所欲发送的东西，比如电话的杂音。随研究的发展，“噪声”的概念也一再扩大化，任何被接收却又并非信源所欲传送的信号、消息，或任何使所欲传输的信息不易被精确编码、解码的东西都可被称为噪声。而在“香农-韦弗”模式（Shannon Weaver Model of Communication）之后，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则针对人类交流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新模式，他指出，在人的交流中，人实际上将各交流系统的要素聚合为一体，既是信源也是信宿，既是传输器也是接收器，既编码也解码，“交流其实是交流单位之间的互动行为而不是单一行为”
。
假如把这一信息传播模型应用于通信交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源和信宿就是发信者和收信者，而信息就是书信本身。在发信者和收信者之间有可能存在互动与反馈，也有可能存在噪声，即干扰源。干扰源可能来自信息本身，也可能来自具体的人物。在《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中，信息的发出者，即信件的写作者就是修女玛丽安娜。但作为信息接收者，即收信人的法国骑士却更像一个幽灵、一个模糊的影子，从未对玛丽安娜的书信有过任何正面的回复——更准确来说，他的回复并未得到文本的正面呈现，而只存在于玛丽安娜笔下的边边角角：“别在您的信件中写一些毫无意义的内容……”（L 1） [1] “希望您写给我一些篇幅较长的信件，我非常期待再次见到您。”（L 3）“您极端冷漠，只给我写了一些冷淡的信件，充满了重复的语言，信件的内容不到信纸的一半，您似乎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写完这封信。”（L 4）“您对友情的无理评判以及最后一封信件中的可笑用语使我相信，您已经收到了我写的所有信件，您阅读了所有的信件，但是它们没有引起您心灵的任何触动。”（L 5）除去这些由玛丽安娜所转述的零碎信息外，骑士的回复从未完整地在文本中出现过，仿佛骑士这个人自身就是信息传达的干扰源，成为一种空洞的、虚幻的缺席。如果说禁闭着玛丽安娜的修道院是物理性的干扰源，那骑士的缺席则成为抽象意义上的干扰源。玛丽安娜的信件虽然被送达骑士手中，但蕴含于其间的、她真正想要送出的火热感情却似乎从未被成功接收。一整部小说中，骑士对她的激情无动于衷，空留玛丽安娜一人反复地发出悲惨的呼唤：“您的冷淡令我难以忍受！”（L 5）
作为独白式的书信体小说，从外部形式来看，不管是一封信也好，还是一组信也好，同时担任“作者”的人物其实是单独存在的，他所发出的信息并未得到有效的反馈，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也并未形成任何实质上的交流。尽管人物作者反复地提及收信方，但因缺乏对方的言语介入，书信在这时已成为一种闭环式的自我交流、自我臆想。信宿单位，也就是信件的接收方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是作为异叙述的对象而存在的。然而，《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之所以被界定为“书信体”，而非日记、自传或回忆录，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表现形式以“书信”来承载，而在于它虽然是“独白”，却依旧具备信息交流的三要素——信源、信宿和信息，只不过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噪声”的干扰：收信者本身成为交流环节中的干扰源。骑士永久的沉默迫使修女玛丽安娜的信息如同无人接听的电话一样响动着忙音。“情人的缺失，让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我不再相信爱情，不能理解什么是快乐。”（L1）
此外，《葡萄牙修女的情书》的着眼点也与日记大相径庭。日记体小说所看重的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详细描述或追忆，而玛丽安娜的写作却始终在试图超越个人日常，她的文字并不指向封闭的生活，而指向敞开和对话，她一直尝试通过情书这种方式去恢复自己与情人、与往昔的联系。“当我给您写信的时候，感觉像在跟您对话，您似乎出现在我的面前。”（L 4）并且，从信件的文本表现来看，作为核心事件的“始乱终弃”几乎被当作了背景，凌驾一切的要么是玛丽安娜对骑士的期盼和怨恨，要么就是玛丽安娜对自身的痛苦和绝望的描摹——“这真是太不幸了……你曾经借助于很多途径试图使自己快乐，最终却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中，这种绝望犹如情人离开那么残酷。”（L 1）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我意识、内心情感的自发揭露和表达。当玛丽安娜在追忆骑士的昔日形象，或撷取现实中的片段以便与往昔逐一对比时，其目的也不在于记录和思考，而是抒发自身的感情，唤起骑士的共鸣。比如在第1封信中，玛丽安娜就是直接从自己的情感切入，回顾二人的初见：“自我第一眼看到你，我的生命便属于你。把生命献给你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些许的喜悦。”然而回忆很快变得痛苦，与眼前的处境交织在了一起：“每天我发出声声叹息，寻你千千万万次……可怜的玛丽安娜，算了！算了吧！莫再徒然消瘦，盼那无法相见的良人了！他远渡重洋逃离了你，在法国享尽奢华却不曾想过你的苦痛。他毫无眷恋地离开，也从不感激你为他付出的缕缕情意。”（L 1）玛丽安娜就像是另一位蝴蝶夫人，只不过这位蝴蝶夫人的希望并不是破灭在一夕之间，而是被一点点地消耗、磨损，被自己的怨恨蚕食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她一边表露热望，一边又一次次试图将无望的尊严和感情一并收回：“我非常绝望，可怜的玛丽安娜将要崩溃，在完成本信件的同时，玛丽安娜也随之失去知觉，烟消云散。请同情我吧，永别了！永别了！”（L 2）
对于玛丽安娜来说，信件是梳理自我的方式，更是建立联系的手段。使这些信件具有“交流性”的，就是玛丽安娜笔下那一位无处不在，却也无处可寻的骑士。他的消失令玛丽安娜的信件统统变成了独白，但他的永存却又使这些独白始终保有交流的特性；玛丽安娜的情感书写从首封信中的“请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来看望我”，渐渐演变为最后一封信中的“我是一个不断重复历史的疯女人，我应该离开您，不再想念您，我甚至认为自己将不再写信给您”，然而，这一与写信人物相对的收信人物——“您”（vous），从不曾离开读者的阅读视野。正如玛丽安娜所说：“……当我给您写信时，就好像我在对您说话，就好像您更真实了一些（un peu plus présent）。”（L 4）法语中的“présent”既象征着“在场”，也含有“现在”之意。信件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玛丽安娜的“招魂术”，一举抹平时间与物理的距离，令骑士的缺席成为在场。
与《葡萄牙修女的情书》类似的作品还有格拉菲尼夫人的《一位秘鲁女子的信件》。后者的篇幅长于前者，共有四十一封信，通信人也增加了一位，除了女主人公齐利亚（Zilia）与她的未婚夫阿扎（Aza），齐利亚被西班牙人绑架后的庇护人德特威尔（Déterville）也是收信人之一。不过，虽然齐利亚与两位男性人物之间的信息交流比较通畅，也都得到了回复，但阿扎与德特威尔的复信也没有在小说中得到直接呈现，就是说，《一位秘鲁女子的信件》依然是由齐利亚一个人的声音所构成。不过与《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不同的是，齐利亚的情感张力不及玛丽安娜，因此小说中“独白”的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类似于《葡萄牙修女的情书》或《一位秘鲁女子的信件》这样只存在一个写信人、一个声音的书信体小说，都可以被归类为书信体小说中的“单声道”作品。在这类作品中，我们很难区分开作者与人物的声音，抑或这样说，作者始终与人物共用“我”的声音。而当作者和单一人物完全融合时，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也就呈现出高度统一的特质，文本与潜文本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与分裂，由此造成的声音效果既单调，又强烈。
诞生于17世纪末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尽管篇幅短小、结构简单，但它首次把文学的描绘重点从外界转移到了人物的内心、情感自觉当中，骑士的冒险、英雄的荣耀统统让位给一个被弃女子的内心波澜，所有的外部事件均已沦为主体意识的背景和陪衬，从这一刻开始，“我”的重要性、“我”的失落感高于一切。然而这种重要性也好、失落感也罢，都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体现的，个人的声音既被赋予了高度的独立性，也始终保持了交流性。文学伦理的多义性、衍生性将由此而一步步打开，欧洲文学史即将进入一个气象万千的、“我”的时代。
[1] 本书所采用版本均为Gabriel de Guilleragues, Lettres Portugaises . Garnier,2015. 信件顺序随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