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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资本主义进程中个人财富的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读写教育，识字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迅速扩大，其中不仅仅包括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还囊括了中下阶层，如仆从、学徒等。外部邮政系统的逐步完善促进了通信的往来，乔治亚式建筑（Georgian Architecture）的构造则为家庭的内部增加了隐私性，为个人精神活动提供了条件与便利。比方说，理查逊的《帕梅拉》就是直观的例子——一位受宠的女仆是可以享有单独私室，有权把自己锁在里面读写信件的。书信阅读和写作渐渐深入市民生活，信件写作成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
另外，城市发展加快了阶级分化与性别分工，中产阶级妇女逐步脱离生产，成为具有空闲与消费能力的受众。她们普遍能识字读书，但囿于所受的教育，在认知体系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为此，多以隐秘情感、男女婚恋，甚至是性爱行为为主题的书信体小说就成为这些女性们打发时间的最佳读物选择。“书信体小说是献给女性的，常常是由妇女写的，女性是小说的第一读者。” [1] “从启蒙批评通过女性感知联系小说主体与情感审美后的两个世纪中，评论家已经将不同的文学风格类型对应至相应的性别中。” [2]
书信体小说从内到外、从题材到内核的隐私性必然要求其形式上的“逼真性”，为此，书信体小说作者经常采用两种技巧，一是将自己的作品冠以“历史”“回忆录”“书信集”等名称，二是假托自己不过是真实故事的搜集者，或信件的编辑。譬如说孟德斯鸠就在《波斯人信札》的序言中写道：“书中写信的波斯人曾与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他们把自己所写的大部分信件拿给我看，我都一一誊抄下来。” [3] 拉克洛同样在《危险关系》的编者序中声明：“取得这些书信的人委托我进行整理。” [4] 甚至连最为“坦诚”的卢梭，也压制了欲将《新爱洛依丝》一书纯粹归于个人虚构创作的欲望，而只是遮遮掩掩地表示，“是否真有其人，有什么要紧？” [5]
当时的文化氛围鼓励大家交流个人情感，大声朗诵私人信件的场景在巴黎的沙龙中屡见不鲜。原本与私密性、隐私性紧紧捆绑的信件成为自我表达、呈现真实的最佳工具。“私人个体的主体性和公共性一开始就密切相关……它们在‘虚构’文学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6] 书信体小说先是从私密性切开口子，接着其势不可挡的锋芒就把本来囿于私人小圈子之间的交流变成了大众潮流，并将此种趣味扩大到整个社会，使作者与读者仿佛达成了某种无形的契约，他们携手进入到一个既属于公众，却又彻底隔绝的私密空间里，在他人的袒露中重新获得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一如今日的“真人秀”“短视频”。终于，随着启蒙时代的全面来临，“小说的内容脱离了恶毒的护士、遭窃的遗嘱，以及英俊王子的艰辛探险……逐渐呈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例子” [7] 。
事实上，虽然书信的起源极其古老，但在16世纪公共媒介产生之前，通信主要是为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公共事务而服务，书信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是新闻信息的载体，其次是写作的模板。这就决定了传阅书信并不属于私人交往的范畴，而更像是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欧洲文学史上，最早被记录下来的书信出自古罗马散文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的《致阿提库斯书》（
Letters to Atticus
）、《致友人书》（
Letters to Friends
）都被保留了下来。而奥古斯都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与批评家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也曾把书信引入诗歌，创造出书信体诗文（Verse Epistle）。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彼特拉克（FrancescoPetrarca）也以拉丁文写作公开的书信集，但所谓的“书信”不过是关于政治、道德、文化与哲学话题的一些思考与短论。不过，随时间的推移，书信的侧重点渐渐出现了改变。奥维德（Ovide）的《女杰书简》（
Ars Amatoria and Heroides/Héroïdes
）第一次借神话来抒发女性感情，书信写作的重点从公共事务转向对人物内在激情的表达。有学者认为，正是奥维德的诗体书简催动了18世纪欧洲书信体小说的诞生；
也有学者更为全面地指出，书信作品的源流一是贺拉斯的道德，二是奥维德的情感。
[8]
1548年，欧洲第一部书信体小说《鱼来雁去》（ Processo de Cartas ）诞生了，作者塞居拉（Juan de Segura）通过一对被迫分开的恋人间的书信来往讲述了一个无果而终的爱情故事，不过这一部由四十四封信构成的小说并没有获得长久的关注。在私人书信出现并流行后，塞维尼夫人（Mme de Sévigné）与女儿的通信曾被视为私人交流的范本。而在英国，有一种说法是，第一部书信体小说是布雷顿（Nicholas Breton）的《一袋疯狂的信》（ A Poste with a Packet of Madde Letters ） [9] ，不过也有人认为，女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的《一名贵族与他妹妹之间的情书》（ Love-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 ）在技法上更为成熟，开创了英国书信体小说的先河。 [10] 然而毫无争议的是，出版于1669年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被学界公认为是第一部影响最广泛的书信体小说，小说以一段无望的单相思为主题，文字充满张力，感情汹涌澎湃，在出版后的五年内再版了21次，大受欢迎。在这之后，类似作品在欧洲各国纷纷涌现。
早期的书信体小说对情节结构或人物形象的处理都流于粗糙，仍带有文艺复兴时期在民间流传的“情书手册”
的痕迹，但这一切很快就得到了改变。1721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该作品利用波斯人在巴黎旅行途中与国内亲友的通信，描绘了法国社会的种种现状，也描写了神秘东方的奇闻趣事，既针砭时弊，又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出版后大受欢迎。大量的书信体小说纷起仿效，均假托外国旅行者的身份，以异乡人的口吻来进行叙事，其中比较有名的作品包括《一位土耳其人写给他君士坦丁堡朋友的信》（
Lettre d’Un Turc à Son Correspondant à Constantinople
1730）、《犹太人的信件》（
Lettres Juifs
1736）、《莫斯科人的信件》（
Lettres d’Un Moscou
1736）等。不过，此类作品——包括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在内，又回到了早期书信以交流观点、表达立场为目的的老路上，对内在的描绘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直到英国作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三部曲——《帕梅拉》（1740）、《克拉丽莎》（1748）、《格兰迪森》（1753）——诞生之后，书信体的重点才最终落在个人的内心波动与情感历练之上。理查逊率先对书信体小说的情节、人物和架构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他的作品被看作是早期现实主义的典范，“……极大丰富了小说艺术的表现力，同时也对小说文本模式的逐渐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1]
。
在理查逊热潮的推动下，书信体小说也开始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一些早于理查逊的作品得到了重新发掘，许多同时代的作品也一并获得了读者们的热情追捧。而这些作品大多迎合女性读者的口味，重点围绕着女性的欲望、性爱、恋情、婚姻、家庭等主题，“凸显了个人色彩表达力量的上升，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书信交往中个性构建的成功”
。譬如说，克雷比庸（Prosper Jolyot de Crébillon）的《M侯爵夫人写给R伯爵的信件》（
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M***Au Comte De R***...
1732）就是以一位侯爵夫人的恋爱为核心事件，详细地描绘了女主人公的激情由微澜到壮阔，最终又回归于死水的全部过程，其感受之丰富、描摹之细腻，使当时的女读者如痴如醉。而更为有趣的是，不少女性作家们也亲自执笔，进行以女性感情历程为主线的书信体小说创作。如，格拉菲尼夫人（Mme de Graffigny）出版于1747年的书信体小说《一位秘鲁女子的信件》（
Lettres d’Une Péruvienne
）便是以一位女性作为主人公，叙述她在遭到诱惑者的绑架后，向未婚夫书写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的故事。之后，李柯波尼夫人（Marie-Jeanne Riccoboni）的书信体作品也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出版于1757年的《法尼·巴特勒的来信》（
Lettres de Fanni Butler
）采用了独白的形式，描绘了女主人公甜美的爱情奇遇；出版于1759年的《米拉迪·朱丽叶·盖茨比的来信》（
Les 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则描述了一段苦恋，而这两部作品都赢得了同时代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不久后，法国作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紧跟风潮，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新爱洛依丝》（1761）。而卢梭的这部书信体小说不仅仅影响了法国作家们，就连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也受到了启发，从而创作出《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在人们纷纷对小说的“虚假性”进行指控，小说面临着没落的风险时，书信体小说“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出路。从内容上，书信体小说迎合整个社会主体性心理的爆发，将创作重点从外部历险挪至对自我与内心的关照，从形式上，它通过作者的巧妙措辞或技巧，构建出以“我”为中心的主体话语体系，用一种全新的叙事伦理与传统小说的“虚构”划清界限。
至此，书信体小说开始在全欧洲风行起来——“18世纪是信的世纪” [12] 。
由公认的影响最广泛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初版于1669年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到1782年轰动一时的拉克洛的《危险关系》，书信体文学在一个世纪中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历了纷繁的演变。而在书信体小说不断发展、演化的进程中，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声音”。早期的书信体小说里基本上只存在一个写信人，由单一的“我”构成全部文本的话语体系。然而，伴随着叙事需要的多样化、叙事技巧的丰富化，后期的书信体小说则开始由复合人物关系搭建而成，由多个“我”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来表现文本。以下几章将分别对书信体小说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经典文本进行爬梳研究——包括《葡萄牙修女的情书》《波斯人信札》，理查逊三部曲（《帕梅拉》《克拉丽莎》《格兰狄森》），以及《新爱洛依丝》和《危险关系》，通过剖析作品中的“声音”逐渐复杂化的过程，来探讨发生在作者与人物、人物与文本、文本与现实等多层面关系中所产生的文化流变，重审启蒙时代主体话语里的伦理变迁。
[1] Laurent Versini, Le Roman Epistolaire . PUF,1979,p. 60.
[2] William Ray,“Reading Women: Cultural Authority,Gender,and the Novel: The Case of Rousseau”,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 (3) 1994,p. 421.
[3]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 Gallimard,2019,p. 3.
[4]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Gallimard,2008,p. 1.
[5]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nouvelle Héloïse . 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 765.
[6]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 MIT Press,1991,p. 54.
[7] William Mead,“La Nouvelle Heloise and the Public of 1761”, Yale French Studies : (28) 1961,p.14.
[8] Julia Ginster,“Belforded Over: The Reader in Clarissa”, Clarissa and Her Readers: New Essays for the Clarissa Project . AMS Press,1999,p. 144.
[9] Robert Adams Day, Told in Letters . Michigan UP,1966,p. 20.
[10] Frédéric Calas, Le Roman Epistolaire. Armand Colin,2007,p. 16.
[11]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 . Penguin Books,1983,p. 65.
[12] George Saintsbury, A Letter Book: Selec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the History and Art of Letter-Writing . G.Bell and Sons,1922,p.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