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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体小说是指：由一个或几个人物写的书简来推进叙述的小说；
在多名写信者共同构成的小说中，作家在不介入文本叙事的情况下，可借由不同人物的书信来记叙、描绘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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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格外强调书信的叙述功用，将书信体小说定义为：“信件在小说叙述中起关键作用，且两者具有有机联系，信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技法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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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书信体小说的构成基础实际上是一种交际图示，处于图示中不同位置上的说话者和受话者通过彼此的交流来展开叙事，而他们自身的存在范式，以及彼此之间的连接要素便是信件。书信体小说在欧洲历史上的出现与兴起自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宗教、心理与文化等原因。
评论家伊恩·瓦特于1957年出版了《小说的兴起：对笛福、理查逊与菲尔丁的研究》（
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
），这是一部探讨现代小说的里程碑式著作，以宽宏的视角、细致的剖析、深刻的见解系统梳理了18世纪的英国小说。根据瓦特的看法，最能够真实地描摹现实，并将人类各方面经验忠实重现的文学形式就是小说；这是小说有史以来初次从文学体裁叙事方式的角度被界定为“形式现实主义”（formal realism）。在对小说的现实性进行探讨时，瓦特着重指出了书信体小说的重要地位，并将这一类型小说的兴起归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伴随资本的流动和集中，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比如，伦敦的“郊区生活”就成了“私人生活的集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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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巴黎也不遑多让，“城市文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观察这一时期欧洲的城市发展，明显可以看到，一些中心城市的人口和面积在较短时间内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阶级与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加强。城市化一方面带来空间等级秩序的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却也在长久以来分割贵族和平民的天堑之上筑起了通途。中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迅速崛起，势如破竹。继英国的中产阶级起步后，法国的中产阶级也大踏步地进入了历史进程。“在法国……官僚体系日益增强，王室也愿意出售官位，这使中产阶级紧密围绕在皇室周围……农民、工匠和商家中涌现的自由职业者和商人又使中产阶级与‘大众’产生联系。”
社会人口的增长、流动、交叉与重塑，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确立，最终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变化，带动了权力再分配。与此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围绕文学产生、运作的文学场的重心也从公共生活领域转向了个人生活领域。按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属于“代表型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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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当中，公与私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臣民完全作为附庸和客体存在。而在18世纪后，王权作为文化中心的力量逐渐被分散：大城市的文化沙龙、咖啡馆、俱乐部、图书馆、博物馆……均为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借助印刷品和社交，文人引导公众展开批判、交流意见，从而创造出一个“千锤百炼而成的、让每个人在众人面前展示个人理智的场所”
。由此，在独断型话语领域之外，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对话的私人化话语空间。文化市场逐步向民众“下沉”；群体生活被中产阶级的个体家庭生活所取代，私人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慢慢推动起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一种渴望情感安全和情感理解的强烈需要油然而生，而这种需要只有通过分享个体关系的秘密才能够满足。”
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呼应的是，自17世纪末开始露出萌芽的主体意识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与壮大。宗教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真理来源于超自然的观点，转而接受了自我本身就具有揭示真理的能力。人们不再一味被动地遵循神明的暗示或命运的征兆，而是期待以积极的行动去推动个人目标的达成；“神”在“人”的面前开始越缩越小。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洛克（John Locke）则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的“白纸论”，伏尔泰（Voltaire）坚信理性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孟德斯鸠（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宣称理性是对人类自由的维护，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在理性大潮的席卷下，鼓励个人进行独立思考，从而对各个知识领域进行批判审视成为新兴趋势。在这股思潮的冲击下，上帝失去了从前无可置疑的崇高性、不可辩驳的权威性与不容撼动的根基性，与上帝捆绑在一起的君主权威再次被分散。神权与君父都不再代表唯一的真理，人们不再只是上帝的子民、君主的臣仆，他们开始看到了自身的存在，纷纷进行“内在省察”“自我授权”。这一时期，自传、日记体，以及个人游记开始兴起，而这些形式无一不是通过敞开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塑造个人形象、确认个体身份的目的。“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开使用相互重叠时，便有启蒙。”
当人们对“主体”“自我”的要求和关注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时，结合了“主体真实”与“自我表达”的书信体小说便应运而生。尤其是此前，传统小说——作为受众最广的阅读类型——已被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在各类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小说遭遇了最多的批评，然而也是小说最为广大读者追寻、阅读。”
而令小说饱受诟病的一点，就在于评论家们认为小说缺乏真实性——“我们试图将小说驱逐出社会，因为小说不能反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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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小说的批评为：缺乏自然、真实与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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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一致认为小说与真实脱节，是粗制滥造的二等文字。然而，“虚构”原就是小说的根基，如何使建立在虚构上的作品成为映照现实的镜子，是小说应对这一指控所必须做出的行动。为此，传统小说开始向四个方向裂变：历史小说、日记小说、回忆性小说，以及书信体小说。前三者都试图在历史记录中寻找“客观真实”，书信体小说则直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出了巨变，从而形成横扫欧洲的一股文学浪潮。
在书信体小说中，不管包含着多少人物，每个人物都采取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来叙事，而“我”又正是主体性的根本所在。与外视点相比，“我”可谓是天然的内视点，它代表着人对于自我的关注开始超过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一切叙述都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在传统小说中，开篇的背景陈述总会令人注意到文本之后另有声音——或是作者的声音，或是叙述者的声音，但书信体小说却把这种来自外界的声音变成了人物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几乎不会使人注意到在幕后撰写、排布每一封信件的真正的作者，这种手法带来了一种尽管虚假，却极为逼真的“真实感”。
纵然书信体小说中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叙述者，但其亲切性却便于读者与之迅速进行联结。与其他虚构性的文学体裁相比，书信中记叙的事件总是更为令人可信。尤其是，私人书信大多是写给与自己十分亲近的家庭成员或朋友的，写信者与收信人之间具有深厚的信任基础，谈论的话题也常涉及一些不宜在公共场合宣之于口的敏感事件或情感经历，这种私密性使得书信体小说被赋予了额外的真实感，自然就深入到外视角难以企及的深度。需要注意的是，书信体小说中的“我”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小说中的“我”是不同的。比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 le Décaméron ）也采用了第一人称，但它借用的实际上是《一千零一夜》（ Les Mille et Une Nuits）之中的嵌套结构（Mise en Abyme），叙述逻辑所重视的仍然是情节，并没有发展出观照自我的视角，所以读者依旧是在外部审视故事，并没能进入与人物共情的深度。
而且，由于每一封书信中所叙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在当天或近期发生的，因此叙事本身被赋予了高度的真实性。相较同样采取第一人称的小说——比如笛福的个人自传小说，尽管也向读者揭示了人物的“自我”和心理活动，但其形式通常是目前的叙述者对过去经历的自传性回忆，叙述与行为是完全剥离的，存在着极大的时间差，导致作品缺少了一种直击心理现实的即时感。但在书信体小说中，这种情况则得到了全面“校正”，当一个人物向另一个人物倾吐心声时，读者可以与他同时步入此刻、当下。“写信的思绪实际上变成了向我们公开的书本。由这种十分私密的书信引起的参与感无疑是这种技巧最有价值的艺术特征。” [7] 事实上，对于“时间”的关注正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在《到灯塔去》（ To TheLighthouse ）、《达洛维夫人》（ Mrs. Dalloway ）、《追忆似水年华》（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尤利西斯》（ Ulysses ）等作品问世之前，“意识流”这一写作形式的处女地正是由书信体小说所开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信体小说中的时间常常以现在时的面目出现——“与历史小说或者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所写的回忆录相比，更能给读者一种清新真实的感受” [8] ，而由理查逊发扬光大的创作技巧则相当注重对微小瞬间的绘制， [9] 这种对现在时的格外关注是极具现代性症候的表现，无论是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绵延”（La Durée），还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Etre），都看得到书信体小说中这一“瞬时”“即刻”的影子。
[1] Harry Shaw,“Epistolary”,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 McGraw-Hill,1970.
[2] Robert Adams Day, Told in Letters . Michigan UP,1966,p. 158.
[3]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 . Penguin Books,1983，pp.34-35.
[4] Jürgen Habermas, Critic in the Public. Routledge & Kegan Paul,1999,p. 54.
[5] Langulay de Farnesi, Sur l’application de romans . Presse d’Amsterdam,1997,p. 8.
[6] Frédéric Calas, Le Roman Epistolaire. Armand Colin，2007,p. 2.
[7] Anthony Kearney, Samuel Richards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8,p. 68.
[8]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 Gallimard,2019,p. 12.
[9]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 . Penguin Books,1983,p. 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