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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体小说（epistolary novel/roman épistolaire）是兴起于17世纪末，并在18世纪风靡整个欧洲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书信体小说将“书信”与“小说”合二为一，其根源的双重性决定了它既有别于传统的小说，也不同于普通的信件；书信体小说是在以一种实践性的、社会性的姿态重置书信与小说的功能系统。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小说从来都不是悬空的能指，文本和现实也并非纯粹的机械、模仿关系，两者间存在着更为微妙的互动。不仅是现实在影响着话语建构，反过来，话语秩序也对现实生活施加着深刻的影响。近代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从诞生起就以建构性的姿态反映着现实，书信体小说则是这一建构性现实主义文学脉络上的重要源流之一。书信体小说以其第一人称的视角、私密化的题材、主观与即时的时空模式，以及天然的对话性与交流性，为整个启蒙时代发明了符合其时代精神的主体话语体系，推动并见证了西方历史从集体性社会迈向个体化社会的进程，反映出时代气息与人文伦理的变迁。
近年来，我国针对欧洲启蒙时代书信体小说的 综合性研究 并不多见，2000年至今，相关核心、CSSCI论文仅十余篇，专著仅一部；针对单一作品的研究相对较多。不过，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简略概括如下：
张德明（2002）分析了近代书信体小说在西方历史主体从集体性社会走向个体化社会这一历程中所起的话语建构作用；韩水仙（2011）集中探究了法国书信体小说对启蒙思想的传播与拓展；耿波、李东瑶（2016）指出法国书信体小说与大都会城市建立、自我意识的发展相契合，因而成为当时人们寻求自我认同的途径之一；袁荃（2017）将《克拉丽莎》作为个体文化意识形态的反映来剖析英国资产阶级道德观；黄梅（2013）也在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克拉丽莎》的人物自我结构、功用与意义；龚璇（2017）则将书信体小说置于18世纪爱尔兰政治语境中考察新教爱国主义的内在矛盾。
易丽君（2018）结合中西方书信体小说发展史，论述书信在叙事中的结构与文化功能；张鹤（2016）由书信体小说中人物的存在方式与关系角度厘清了书信人物的叙事类型；朱战炜（2015）通过理查逊三部曲探讨了书信体作为文学体裁的叙事模式；李晖、钟鸣（2006）与周荻（2015）则以三部曲中的《克拉丽莎》为蓝本阐述书信体小说中并行的叙事语言；昂智慧（2005）分析了德·曼对卢梭《新爱洛依丝》的解读，发掘语言的寓言性。
刘洋（2015）探究了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的人物创作美学；童群霖（2016）分析了《波斯人信札》中郁丝贝克的人物形象；李小鹿（2003）缕析了《帕梅拉》中女主人公的反抗精神与平等意识，以及《克拉丽莎》的狂欢化叙事特点；笔者（2014）以荣格的阴影理论分析了《危险关系》中对偶人物的内在关联。
李维屏（2002）梳理了理查逊三部曲，揭示了书信体小说的艺术特征；郑悦、郑蓉颖（2007）聚焦三部曲中的《帕梅拉》，分析理查逊在刻画人物与宣扬道德方面的小说艺术。
与国内研究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与英美学界对书信体小说的研究历史悠长，且始终热度不减，不过在研究方向上略有区分。
法国 作为启蒙运动的文化中心，从20世纪以来就开启了对书信体小说的深度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某一作家或文本的单点突破。如，比利时（法语）文论家德·曼（Paul de Man）对卢梭作品的研究，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对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经典研究，以及保利娜·克拉（Pauline Kra）和黛安娜·肖布（Diana Schaub）从女性主义角度对作品的重审……总体来说，在所有针对书信体小说的研究中，《危险关系》始终是最受关注的作品。包括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纪德（André Gide）、布托（Michel Butor）、马尔罗（André Malraux）等作家在内，都曾对《危险关系》进行过评论或研究。此外，从20世纪末开始，对于《危险关系》的研究主要向以下几个方面延展：以帕帕斯（John Pappas）为代表的学者主要关注小说中道德风俗的构成；以沃西尼（Laurent Versini）为代表的学者注重挖掘小说中的文学脉络；西耶麦克（Andrzej Siemek）等学者转向了对小说类型的亲缘分析；泰丽安（Madeleine Therrien）等学者看重的是从心理学角度解读小说人物的自我建构；而莫泽-韦里（Monique Moser-Verrey）等青年学者则把重点放在了小说中信件的功用之上。在综述性研究中，近年影响较大的是卡拉（Frédéric Calas）与埃米（Ninon Amey）对于数部法国经典书信体小说文本的主题学分析，以及对其中叙事技巧、审美观念的详细阐述。
英美 学界对于书信体小说的综合研究比法国更为丰富：辛格（Godfrey Frank Singer）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书信体小说做出了系统性整理；瓦特（Ian Watt）则在对笛福、理查逊与菲尔丁的研究中赋予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以重要的地位；克里斯蒂娜·鲁斯通（Christine Roulston）通过对理查逊、卢梭与拉克洛的对比研究来探讨18世纪的道德、性别与自我认同。而在针对单一文本的分析中，英美学者们投以最多关注的作品是理查逊三部曲中的《帕梅拉》与《克拉丽莎》。如，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吉莉恩·比尔（Gillian Beer）等学者均以《帕梅拉》为对象来分析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艺术，以及资本主义清教道德；沃纳（William Beatty Warner）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就《克拉丽莎》中女主人公遭到强暴这一核心事件的文化意义进行过著名论战。而关于作者理查逊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依然以卡尼（Anthony Kearney）、金基德-威克斯（Mark Kinkead-Weekes）、弗林（Carol Houlihan Flynn）、布罗菲（Elizabeth Brofi）、杜迪（Margaret Anne Doody）等学者的经典研究为主，近年来基默（Thomas Keymer）、萨博（Peter Sabor）的合作研究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伊格尔顿也在20世纪初（2004）对英国书信体小说进行了重新发掘。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关注法国书信体小说，影响比较大的是玛丽·麦卡尔平（Mary McAlpin）对《危险关系》的研究。此外，加拿大女作家席尔（Myriam Cyr）根据《葡萄牙修女的情书》进行历史考据，重新还原、扩写整部小说，可视为是对书信体作品研究进行复兴的一种全新形式。自2010年起，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开始连续出版丛书，从各个角度详细介绍启蒙时代的小说倾向与印刷文化。
综合看待国内外对于书信体小说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未形成系统，基本上以个案为主。法国与英美对书信体小说的研究尽管开展时间久、探讨角度多，但关注重点仍有差异和隔阂，需双向拓展、补充史料与选题。而在一切关于书信体小说的研究中，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即小说形式的根基问题，就是“声音”。早在19世纪，文学批评就已对文学作品中的“声音”投以重点关注，但在以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兴起前，对声音的探讨都是碎片化的、感性化的，而且人们往往把叙事声音与叙事视角混为一谈，未能形成有效的理论应用系统。直到热奈特在《叙事话语》（ Discours du Récit ）、《新叙事话语》（ Figures Ⅲ:Nouveau Discours du Récit ）等著作中详尽厘清了小说叙事的各种层次，打破了古典叙事的视觉比喻，引入了叙事声音（la voix）这一说法，“声音”的概念才第一次为人所熟知。不过热奈特所提出的“叙事声音”是从语法中借用的比喻，还不能够就此建立一个完整、严谨、圆满的理论框架。进入20世纪末，班菲尔德（Ann Banfield）和杜克洛（Oswald Ducrot）曾就叙事声音的层次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 [1] 在对自由间接话语的分析中，班菲尔德使用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相对论，从而否定了双重声音的说法。杜克洛则从语用学的角度驳斥了班菲尔德的说法，指出其理论工具并不适用于文学话语的分析。在这场交锋后，叙事理论界对“声音”的讨论越发精彩多变，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许多学者——经典如奥采尔（Richard Aczel），先锋如佩特伦（Sylvie Patron）——均对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提出了彻底的批驳和否定。 [2] 尽管学界对于“叙事声音”这一概念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共识，然而，由于传统叙事学的叙事声音是建立在“说-听”这一交际流程比喻之上的假设，而书信体小说这一形式自带的交际流程又恰好完全符合叙事声音所需的应用基础，再加上信件的叙事视角原就局限于第一人称内视角，因此叙事语言通常不会被卷入模糊化，或自由间接话语的标记与表征等存在大量争议的问题范畴；因此，涉及书信体文学中的声音和视角分析，学界普遍仍沿用叙事学理论方法。本书所探讨的“声音”问题，也将依照传统叙事声音的划分，将文本内部的声音简单分为作者声音、人物声音，或福楼拜式的双重声音；涉及叙事角度的分析，则基本分为第一人称内角度叙事，与第三人称外角度叙事（包括菲尔丁式第三人称全知型外角度叙事）。
从17世纪末开始，书信体小说由单声道输出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逐渐走向具有绝对复调特征的《危险关系》，由最为简单的形式走向了极端复杂的结构，其中最明显的蜕变就是人物/文本声音的复杂化，而声音又是叙事与意义互动的最直接表现模式。书信体小说中声音的流变，以及声音内部所传达的伦理观念的转变，完完整整地呈现了启蒙时代欧洲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时的文化气象，反映出随着新兴资产阶级、世俗知识分子崛起而出现的伦理变迁。本书拟立足于启蒙时代欧洲书信体小说的主体话语与精神内涵，通过梳理一系列经典文本，对声音现象进行分析与提炼，从文学史、叙事学、精神分析与文学伦理等角度分析能指与所指、道德与人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力求使文本内核与时代伦理构成通感网络，发掘启蒙时代文化转向对当今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
[1] 参见Ann Banfield,“L’Ecriture et le Non-dit”; Oswald Ducrot,“Charles Bally et Pragmatics”, Diacritics : (4) 1991.
[2] Richard Aczel,“Hearing Voices in Narrative texts”, New Literary History : (3) 1998; Sylvie Patron, Introduction à la Narratologie Postclassique . Presse du Septentrion,2018.